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新华社、央视的大量报道中，相信很多人都了解并关心章莹颖案。
章莹颖，这个被朋友们称为“学霸”的女孩，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在中国科学院客座学习过一年，今年4月26日到达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做国际访问学者。
这个来自福建南平的姑娘很珍惜出国学习的机会。她家境并不富裕，父亲是司机，每月收入两三千元，家中还有母亲和弟弟，没有固定收入，她曾因不愿花费家里8万元，放弃前往加拿大留学的机会。
此前一个多月，章莹颖初到美国，住在学校公寓里，每月租金700美金，节俭的她想换成四人合租房，每月租金400美金。
失踪当日，她专程腾出时间，约了当地一位租房办公室经理于下午两点签订租房合同。
下午一点三十九分，她感觉有些赶不上，和对方表示自己可能会迟到十分钟左右，预计两点十分到达约定地点。
一点五十二分，章莹颖在午后的十字路口，走反了方向。四分钟后，她等的公交车来了，由于站在了公交车的另一个方向，公交司机并未理会她的停车手势。
距离约定的时间只有14分钟，等下一趟车，可能需要再花30分钟。这个不爱迟到的姑娘沿着道路走，并在路口东南角的巴士站简短停留。三分钟后，一辆黑色土星牌阿斯特拉轿车由西向东行驶，路过章莹颖身旁。开车的人名叫布伦特·克里斯滕森（Brendt Christensen），在许多照片里都有一张灿烂的笑脸，他只比章莹颖大一岁，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做物理系助教，并在执教的每个学期都获得“最佳助教”的称号。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以及一个以他为傲的母亲。
这个人第一次路过并没有停车，而是在附近兜了三分钟圈子，再绕回章莹颖所在地点，减速停在她身旁。
一分钟交谈过后，下午两点零四分，章莹颖坐上了副驾驶座位，车辆径直向北行驶。此后，亲人朋友都无法与她取得联系。
当天夜晚约九点二十四分，一位伊利诺伊大学的副教授向伊利诺伊大学警局报警称章莹颖失踪。警局搜查了她的公寓，是空的。
深夜，章莹颖失踪的消息渐渐传到国内。大学室友房丽莎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她看到微信推送里“章莹颖失踪”这几个字，以为是同名同姓，点开看到照片后，还是有些不太确信，“是不是美国人比较少，迷路了找不到人借电话”。
好友蔡烨记得，章莹颖有几次在车上睡觉睡过站了，“这一次是这样就好了”。
这是《新京报》的报道。
在大量关于章莹颖案的报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新京报》记者罗芊、潘佳锟、实习生夏偲婉采写的一篇深度报道，原标题为《寻找章莹颖的21天 “我们都是另一个章姑娘”》。
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报道之一。报道的开头就揪住了讀者的心：在陌生的舞台上，侯霄霖抱着吉他，唱了一首他写给莹颖的歌，名字叫做《孩子一样的梦想》，他闭着眼，用力弹唱：曾经的曲折，难言的快乐，还有这首，曾为你写的歌……我有孩子一样的梦想，我也能飞到远方，就算黑夜再漫长，我也能等到阳光。
侯霄霖是谁呢？他是章莹颖的男朋友。章莹颖和侯霄霖在一起八年了，他们是中山大学的“风云情侣”。两个人都爱唱歌，都是学霸。
在许多好朋友心里，章莹颖是“是很好的人，很热心”。她是中山大学环境保护协会会长，拿国家奖学金，当学习委员。当时学校流行玩“三国杀”，大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主公”，形容她身上的“霸气”。本科毕业时，她曾对朋友提起自己未来规划，非常明确——大学还是有一些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把一些不太好的东西稍微弥补一些，读硕士，读博士，以后做一个培育学生的人。出国前，房丽莎试图劝过章莹颖，要不要考虑现实的问题，比如结婚，但她坚定地要出国，“以后想回高校，做一个好老师”。
过去太过于美好，以至于寻找者们忍不住一遍遍复盘事件经过。
据新华社报道，义务为章莹颖家人提供法律咨询的华人律师王志东介绍，该案的起诉方是美国联邦，而不是伊利诺伊州，这是因为伊利诺伊州没有死刑，以联邦和联邦法院的名义起诉，可以绑架致死的罪名将罪犯判处死刑。美国检方这是在寻求对嫌犯施以最严酷的刑法。
章莹颖案，牵动了太多人，尤其是那些已经送孩子到海外留学的家长，还有那些正在谋划送孩子到海外留学的家长。
历史上很多记载似乎表明，女性相对男性更少背叛。这或许也意味着女性的防范意识没有男性那么强吧。
章莹颖在异国他乡失踪，这让其亲朋好友尤其是年迈的父母，情何以堪！
身边很多人都在谈论章莹颖案。其实，此案已经远远超出了“安全”范畴，成了一个公众话题。既然送孩子到海外留学有那么大的安全隐忧，为什么那么多家长还是趋之若鹜呢？是我们的教育不够好吗？还是仅仅想让孩子开开眼界、从而拥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在一片叹息和惋惜声中，这里，我带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来一个杂说，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和思考。既然是杂感，可能就比较个人化一些。为了避免过于松散，我的整篇文章围绕着上述那篇新闻报道而展开。
思考之一：关于“学霸”这个词汇及其他。以起点论英雄还是以终点论英雄？这是个问题。
总有一个梦想，让我们愿意付出一生。
为什么“回高校，做一个好老师”必须得出国学习呢？这和当下部分高校用人机制有关。唯文凭论，进高校，必须博士。评教授，必须欧美留学背景。
尽管钱钟书在《围城》里调侃说：“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但是，调侃归调侃，没有这“小小一方纸”，你连进高校的资格都没有。《世说新语》中说：“夜光之珠，不必采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讲的是水平，可是，现在没有人听你谈水平，人家根本就没功夫和你交流，还得赶场开会、讲座呢。少费话，拿出文凭来，简单，好操作，大家都省事，而且还貌似公平。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那是唐朝，崇拜文凭还没到今天这种程度，在用人方面，还不至于一纸文凭定取舍。
曾经，我们经历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怕流氓有文化”“大老粗吃香”的反智主义，那时流行唯成分论，现在这个所谓的知识经济、智能化时代，重视“文化”，却也走到另一个极端：唯文凭论。从前的成分迷信不正常，现在的文凭迷信更不正常，本质上还是一种身份歧视。名校崇拜，骨子里面还是面子崇拜，是一种浅薄的表现，是文化垄断派生的文凭迷信。
一听是哈佛毕业的，好，来吧，起码有面子。
“上哈佛又怎么樣？”
若干年前，出版界疯炒一本书《哈佛女孩刘亦婷》（现在这本所谓的畅销书早被人忘了），讲的是一个名叫刘亦婷的中学生，只因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便一夜成名，其父母的育子之道成了无数中国父母手中反复研习的“宝典”。一夜之间，满大街都在谈论刘亦婷，她成了中小学生成才的标准。刘母也到处客串，讲述她的育女之道。我当时就在《今晚报》上撰文说，这情形让我想起中学语文教材选过的一篇文章《伤仲永》，父母亲拿仲永的小聪明赚钱，四处活动，长大后仲永成为一般人。小天才终于没有成才。当刘亦婷的母亲四处演讲时，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女孩喊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不要做刘亦婷！”
从美国归来的一位教授质疑道：“上哈佛又怎么样？”他在“21世纪教育论坛”上指出，体现在中美教育上的两种价值观真是完全不同。在成功观上，中国人向来习惯以起点论英雄，而美国人则更喜欢以终点论英雄；在学习兴趣上，中国人向来是干一行爱一行，而美国人则是爱一行才干一行。很明显，美国对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看法是动态的、发展的，表现在学习兴趣上是主动的。有资料表明，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大学入学率均在50%以上，而“新生”入学的平均年龄却在22岁以上。在高等教育高度发达的美国，社区学院的学生大多数人年龄在25岁以上，年龄段在18至19岁的人仅占19%。大学生年龄普遍偏高的原因很简单，多数人没有选择从高中校门一步跨到大学校门的途径，而更愿意选择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再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学习的方式。西方人对成才的看法值得我们借鉴。
最近这些年，留学热没有任何降温的迹象。这和国内大学的考评机制也有一定的关系。
近些年，国内的部分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争先恐后地推行一系列带有浓重工具性色彩的考评机制，不太尊重科学和人文学术的内在要求，采取简单的量化标准作为评价和奖罚的尺度。比如说只要你出了书，就算学术成果，只要参加了国际学术会议，就可以记分；要评教授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要想评教授，必须有欧美留学背景等等。一些学术刊物趁机捞钱，一些学人开始放弃学术道德，花钱发“论文”，求人代写“论文”，甚至干脆抄袭……
按照这样的标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评不上教授啊。陈寅恪海外留学16年，先后去过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美国等多所名校游学，却连一个正经文凭都没有拿过。其侄儿陈封雄曾问过原因，陈寅恪这样回答：“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1925年，陈寅恪回国。梁启超介绍陈寅恪到清华大学当教授。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问：陈寅恪是哪一个大学的博士？梁启超说：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启超答：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曹云祥说：“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但是，梁启超力挺陈寅恪，你看我梁启超：“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后来的事实正如梁启超所言。被称作“活字典”的陈寅恪，成了一代国学大师。在清华是“教授之教授”。许多哈佛、斯坦福博士都难望其项背，许多名教授都自愿跑去听他的课呢！但是，如果按我们现在的大学用人体制，陈寅恪恐怕很难成为大学的正式教授，甚至连应聘清华的资格都没有。
当年，有这样几位报考清华大学的同学：吴晗的数学考了0分。钱钟书考了15分（有意思的是，他爸钱基博老先生曾是数学老师），比钱钟书低一级的季羡林报考清华时，想要读的专业竟是数学，但他的数学高考分数只得4分。
然而，他们，都被清华录取了。当然，据说是破格，被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
再说一个国外的例子。梵高是什么博士？什么都不是。他有文凭吗？没有。真有文凭的话，他就成不了天才的艺术家了。你看梵高的画，不管是在印刷品上，还是在美术馆里，在你和梵高相遇的那一瞬间，你就会马上被他震住。有的人还会流泪，泪流满面。
梵高的画就有这种穿透力，像子弹一样，直中人心。画布在他那里不是画布，那是舞台，是他表达内心世界的舞台。他用最独特的生命体验，来表达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具有非凡的冲击力。梵高打破了传统，来一个绘画革命。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采用这样的绘画方法，那是他独创的。去你的中庸保守，去你的按部就班，去你的贵族意识，去你的古典主义，去你的学院派，我喜欢这样画，我就这样画了。你爱看不爱，爱买不买，我只表达我自己，只表达个体。从事写作的文人不叫好，无所谓，波德莱尔有句诗：“文人是世界的敌人”。我要摧毁美术馆，我的作品不想放进去，我为什么要讨好那种审美品位？我不在乎孤军奋战。
我们老是谈论教育，也许，最该教育的是教育。
很多父母以子女是“学霸”为荣，却少人以子女幸福为荣。这是不是一种扭曲？
曾经，有这么一道高考作文题：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某网站“4220聊天室”有这样一段谈话。
A：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一个老太大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洗染店老板，小女儿嫁给雨伞店老板。老太太天天为女儿忧虑：雨天，担心洗染店的衣服晾不干；晴天，生怕雨伞店的雨伞卖不出去。后来，有一个聪明人开导她：“老太太好福气啊，雨天，小女儿生意兴隆；晴天，大女儿顾客盈门。您哪一天不快活啊！” B：妙极了！改变思维的角度和方式，我们就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
C：快乐幸福是这样得来的么？
D：阿Q！
要求以“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为话题，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所写内容必须在话题范围之内。
材料中提到的这位老太太真够幸福的了，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老板，当上了老板娘，这在现在社会也算是“成功人士”了吧？老太太也真是，女儿都出嫁了，还替女儿家的生意担忧，雨天担忧大女儿，晴天担忧小女儿。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说这叫什么？往好处说，这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往坏处说，这叫瞎操心，叫不满足，说得再严重些，这叫杞人忧天。儿孙自有儿孙福，女儿的生意会因你的担忧而好转吗？不会。再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雨天晴天，这是自然现象，是人力无法左右的。有什么好担忧的？
“祝你幸福！”“祝你快乐！”这是我们在书信和贺卡的末尾最常见的祝福语。它更多地体现了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所有的人都以快乐幸福作为他们的目的，没有例外，不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如何不同，大家都在朝着这同一目标前进。
幸福是什么？不太好说，它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满足。一个人连现状都不能满足，幸福又从何谈起？英国的生理学家曾把一根电极植入老鼠的大脑皮质下区的“满足中枢”，让老鼠踏一块特殊的踏板，电流冲进它的大脑的时候，电流的刺激使老鼠感到高兴。它用爪子踏这块踏板，每小时达到8千次，的确高兴得跳起舞来。它忘记了吃东西，弄得自己疲惫不堪。当然，老鼠只是老鼠，它的幸福感无法和复杂的人相提并论。那个老太太为什么天天为女儿忧虑？潜意识里还是嫌女儿嫁得不理想，得靠天吃饭。可是，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像那个聪明人开导的那样：老太太好福气，雨天，小女儿生意兴隆；晴天，大女儿顾客盈门，自己两头都占了“便宜”，还有啥不满足的？
这么说可能有点阿Q，但撇开阿Q的麻木、愚昧、欺负小尼姑不提，单说阿Q住在破庙、靠给人打工糊口，却还有闲情在太阳下面和人比赛捉虱子，谁又能说他没有幸福感呢？有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个渔民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一个富翁走过来很不满地对他说，这么好天气，你怎么不去打鱼？将来怎么能过上幸福生活？渔民说，依你说，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幸福？富翁说，像我这样，不为衣食住行担忧，有闲暇到海边晒太阳。渔民反问他：我不是正在海边晒太阳吗？
幸福是个感性词，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同样是半杯水，悲观主义者说“只剩半杯了”，快乐主义者则会说“还有半杯呢”。作家毛志成眼中的人间有“三苦”：一苦是，你得不到，所以你痛苦；二苦是，你付出了许多代价，得到了，却不过如此，所以你觉得痛苦；三苦是，你轻易地放弃了，后来却发现原来它在你生命中是那么重要，所以你觉得痛苦。如果你三者都没有过，那么你真的是很幸福快乐了。
“多一张票，你会跟我一起走吗？”这是影片《花样年华》中的流行语。我想篡改一下：“少一点自寻烦恼，跟幸福快乐一起私奔好吗？”
关于“学霸”这个词，我觉得也很有问题。任何东西多了，都未必好。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没有说“学而时霸之，不亦乐乎”。所谓“学霸”，指的是考试成绩高，换句话说，考分高，如此而已。会考试不等于会生存。“学霸”本意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社会上一味看待学习成绩，这就有问题了。
按照《黄帝内经》的观点，女子每七年为一个生理周期。第二个生理周期，也就是14岁，开始月经初潮。到了第三、第四个生理周期，也就是21岁到28岁，这是生育的最佳时期，可是这时候，很多女子还正在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呢。等读完博士、留学归来，女人都奔四了。比如说，章莹颖，这个被朋友们称为“学霸”的女孩，读完了本科，读硕，然后在中国科学院客座学习过一年，再出国做访问学者。出国前，房丽莎试图劝过章莹颖，要不要考虑现实的问题，比如结婚，但她坚定地要出国，“以后想回高校，做一个好老师”。
像章莹颖这样拼的女子，多了。晚婚晚育，也有很无奈的一面。
我对教育方面的问题一直非常关注，也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旅美教育学专家黄全愈博士的几本书：《高考在美国》《中国教育的哲理困惑》（英文）、《素质教育在美国》《家庭教育在美国》。我记得《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被评为2000年度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其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信很多家长都看过这本书。
我們的中学教育是应该培养学生还是培养考生？毫无疑问，应该培养学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但是，我们的教育现状却是在培养考生。黄全愈博士说，我发现，中国的高中教育特别差，它完全以考试为中心，不是把孩子培养成学生，而是培养成考生。但美国不同，他们是培养学生，而不是培养考生。
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将165名高考“状元”拒之门外，为什么？“状元”只是考试成绩排在了第一名，并不代表他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盖茨、乔布斯，没念完本科就辍学，却打造出微软、苹果两大新技术产业，成为影响世界的高科技企业家。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创新能力，比那些拿了名校博士文凭的差么？
在我国漫长的科举考试中，曾经出过多少状元？但是，状元的文章又有多少传世的？我国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则根本没有经过科举考试，按现在的说法算是“自学成才”吧，但是那些状元们的诗文又有几个能比得上李白的？
有专家研究说，考试经常排在前第十名左右（有的讲十五名左右）的学生以后会有很大成就。黄全愈博士认为有道理。就像一个杯子，排十名或十五名的学生从老师那里得来水（知识）只装了一点点，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那些排第一第二名的人，也就是那种死读书的人，已经装到一定程度，不能再装了，所以发展的空间非常小。但是，如果一定要说考倒数的“差生”绝对没有出息，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人读书不厉害，但却成就了很多事业。我的观点是，一流的考生绝对不一定等于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考生当中也有一流的学生，不是一流的考生也可能是一流的学生。
整天被各种乱七八糟的考试题填满大脑，很容易丧失创新能力，很容易“江郎才尽”的。
江淹才尽，即后世著名的成语“江郎才尽”，说的正是创造力衰退。这个典故最早见于钟嵘的《诗品》，其中云：“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南史·江淹传》这样记载：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江郎才尽”，这个“才尽”未必是穷竭，只是文思的麻痹，没有创新能力了，再也写不出精彩的“有神”的文字。用中医的话来说，“神志外伤”，就是伤到神了。自古就有“神强必多寿”的说法，伤到了神，也伤到了寿。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说了这样的话：“人之才情精神亦复有数，多应酬以分其力，后遇大好题，作之反无力，不得精彩”。如果一个作家无所节制地疯狂码字，由“精气内销”进而“神志外伤”，“销铄精胆”进而“慼迫和气”，从养生卫气角度而言，久之“手滑”，便“不耐沉思”，无力担荷，最终会“神疲气衰”“文思浮易”，戕害自己宝贵的生命，“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
这就是为什么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论，杜甫为什么主张“庾信文章老更成” 之说，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大方无隅，大器晚成”。不是“年益高，功益深”，而是长久的积累、沉淀，不轻易出手，出手必大作。当然，不否认有的人就是天才，成名趁早的也大有人在。朱熹就认为，三十岁是一个分水岭，其时血气已定，文才也基本成熟，此后则是碌碌者，再难有大进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岁以后还在那里忙于考研、考博，哪里还有多少创新能力呢？
所以，考生与学生，虽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考生只会考试，学生要全面发展。但是，类似问题呀，我和很多朋友聊过，人家呀要么忙着赚钱，要么忙于减肥，要么忙着高升，要么忙着经营企鹅号、微信公众号的粉丝量，要么琢磨怎么样和腾讯、网易的大数据平台分成，根本没有耐心听你闲扯这些不能赚到钱的事。就连那些感冒、咳嗽、发烧的朋友，也不是“叩门”，而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发微信向我征求对策，我耐心给了他一些建议、通过中药调理，很快好了。次日，我还要问他：好了没有？好了。好了。别说感谢了，连个电话都没有。
好吧，理解万岁。但事实上，只能是谅解，理解很难。
思考之二：关于交流的困难。一个人到国外留学，忙于生计、忙于学业、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哪里还有闲心和好朋友聊天？那个累呀，外人无法体会。
深度报道《寻找章莹颖的21天 “我们都是另一个章姑娘”》，即使是免费的，也一样有很多人只去关心哪里的火锅好吃，而不是关心这样的报道。信息爆炸啊，现在的信息多到看不过来。
《南方周末》记者问：你愿意为一篇深度报道付费吗？编剧六六说：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愿意付费阅读的人，也是极少极少的。他们可能会愿意付费看电影、电视剧，甚至A片，但不愿意付费看新闻报道。（见《南方周末》2016-06-09）
“一提錢成长特别快”，很多人都这样吧。
我在拙著《毕竟是书生——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崇文书局·2009年）一书的前言部分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饭局上，朋友讲了这样一则寓言：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有一只鸟，又饥又饿，去一堆泥潭里觅食，陷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又饿又冷的鸟绝望地环顾四周，正在这时有一只牛走过来在它的头上拉了一堆屎，鸟一下子觉得温暖起来，牛屎里面又可以找到食物可以充饥，小鸟很快就填饱了肚子。吃饱了的小鸟露出头，高兴地唱起歌来，这个时候，过来一只狐狸，张开嘴把小鸟吃了。
寓言完了。朋友讲完后，问在坐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同事脱口而出，在你得意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不要忘形。朋友说，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在你头上拉屎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第二，当你一头屎的时候，闭上鸟嘴。很多人一遇上不平事、倒霉事时就到处找人嚷嚷，这个那个的，别说，说了也没有用，除了惹人烦，说多了就成祥林嫂了。
我不知道鸟闭上嘴会不会憋死，但我知道人不说话也不会郁闷死，哑巴一样活得好好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想多用嘴说话了，改用笔说话——毕竟人总是要表达的。
既然连请人或者陪人吃饭都成了负担，既然交流成了套话，不如干脆做个没用的人，“闭上鸟嘴”，静坐读书。
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这句话说得很谦虚，孔子真的无知吗？只是一种求知的心态罢了——知道得越多，越觉得无知。（《论语·子罕》）
其实，讲这个故事，我的本意是说，现在最难的是交流，尤其是语言交流。“三观”不同的人，大家坐在一起说话可以，交流就不必了。事实上，也无法交流。
马尔克斯曾经说过，他创作的前4本书加在一起卖的数量也没多少，但《百年孤独》出来后，在西班牙语世界马上成了畅销书，很快就售出一百多万册。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百年孤独》更是热销。马尔克斯不理解：自己用陌生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拉丁美洲的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被广泛地接受了？那多半是世俗化、商业化的驱使。于是，在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演说中，他表达了这种困惑：《百年孤独》在欧美上流社会热销，并不是他们理解，只不过是猎奇——对遥远的边缘世界的猎奇。
无论你看多少遍《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笔下的拉美，终究要孤独百年。怎么可能理解呢？寻找抚慰心灵的高山流水，那些美得让人心悸的东西，也许注定要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到古典世界里，才有这种可能。美学家宗白华认为：“中国古代书家在写字的时候，要让笔下‘字’表现出生命的态势”。现在的人飞速敲键盘、埋头玩手机，根本就没有任何美感，早已经远离了这种有生命的文化。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地追求效率。为了效率牺牲了文化，是无奈，也是残忍。 一个人到国外留学，同样无法摆脱孤独的命运。忙于生计、忙于学业、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哪里有闲心和好朋友聊天？那个累呀，外人无法体会。章莹颖有几次在车上睡觉睡过站了，为什么呀，累的呀。
和文学界朋友交流的时候，同样非常难。“三观”不同，几乎无法沟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机把人控制了。人家在和手机“交流”，对着手机哭，对着手机笑，对着手机说，对着手机闹，简直像个神经病。你说这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赚钱，为了生活。考试，也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可是，现代人弄拧巴了。你有没有发现，现代很多人连起码的幽默感都丧失了。元神已经离开了他的天神，只是活着，只知赚钱，只会考试，别的方面，无知无觉。
梅贻琦从1931年担任清华校长，一干就是17年。梅贻琦有“寡言君子”之称。那时的清华大学学生一不爽就喜欢驱逐校长，但对于梅校长，学生们的口号基本都是“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你看梅校长，多么幽默。人一幽默，就特别可爱。现代人，你先说批评学生，就說咱们的大学校长，还有几个人说话风趣、幽默的？
我曾经特别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不打算出版的原创文字》，或者叫《一个人的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很复杂，很喧嚣，但是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陆游有句诗叫“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这句话说的其实就是，世界终归是你个人的世界。
这其实都是一种感觉。我在云南大理曾经看到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内有监控，请微笑”。这就比“内有监控，伸手必被捉”“内有监控，请自爱”这样的恐吓性提醒，感觉舒服一点。
同样的意思，不同的语言说出来，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老年痴呆，我们知道它是世界上的一个顽症，目前人类还没有一个完全治愈的办法，在日本这个群体超过百分之十。日本有些老年人到超市里面偷东西。超市里的工作人员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老年人偷东西呢？后来一问，他们不是偷东西，他们是老年痴呆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行为是偷，他们也不知道付钱，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有人开始对“老年痴呆”这个词表达不满，说这个词缺乏对老年人应有的尊重，主张把这个词改为“老年失智”。失智，就比较中性一些。
N多年前我去大理的时候，当时在大理就看到一个“青年乌托邦”群体，以艺术为主要谋生手段，颇有理想主义色彩。当时的大理确实包容了这样一群“疯子”，一群疯子又带来世界各地的疯子，从而带动大理经济的发展。当地就宣传他们的特色是“七彩”：山是红的树是绿的，天是蓝的水是青的，花是红的房子是白的。
有时候特别羡慕古人。古人没有把湖圈起来收费，现在人聪明，这点小心眼儿呢，就是比古人聪明。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什么说“仁山智水”呢？因为山让人卑微，让人谦卑。你看《易经》里面那个谦卦，山跑到地底下去了。地在上山在下，这是谦卦，就这么一个卦爻。
我们听“凤凰传奇”的歌里面，有句歌词叫：风干了忧伤。什么叫“风干了忧伤”呢？意思就是说，忧伤是潮湿的，是属水性的。
这个水啊，不光是孔子感叹“逝者如斯夫”，老子在《道德经》里也反复说这个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云南纳西人对水是另一种态度，纳西人把水当成兄弟。请注意，水是纳西人的哥们儿。在东巴文字里面，木和石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个木头的木是女性审美的一个象征，这石是男性审美的一个象征。所以呢，水生木。
有些人活得像个空心化的“稻草人”一般，没心没肺，失魂落魄。该睡觉的时候，他在那里刷屏，对着一个手机傻乐。你说他是“稻草人”，他无所谓。事实上，就连“稻草人”是什么，他都没有见过，没有概念，所以也不生气。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漫步乡间小路，常常会看到伫立于稻浪麦涛中的“稻草人”。微风倏至，“稻草人”持扇随风摇曳。
“稻草人”原本是用来吓唬飞鸟与家禽的。可如今这办法不好使了，因为，鸟儿早就不怕“稻草人”了。鸟儿们甚至在上面睡大觉。
现在人聪明啊，有个别养鸡场的老板，为了让鸡多生蛋，晚上弄一大灯泡照那些鸡，自己不睡觉，也不让鸡睡觉，残忍啊，他把那些鸡的内分泌系统都搞紊乱了。然后，还要掏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手机确实让我们更方便了，天涯若比邻。但手机也让我们更加“心不在焉”了，各说各话，各找各妈。
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网文作家却在谈IP。一位网络文学大咖对自己的创作动机毫不讳言，“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没人把自己当作家，作家这个词‘太情怀’了。写作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份职业，作品能被发掘成IP，是每一个网络作家的梦想。”在网络作家看来，传统作家那种“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似乎是一个迂腐的笑话，他们的写作速度是每小时六千字甚至一万字以上！
手机也让我们更没有耐心了，快乐指数呢，反而没有提升。在1981年第一期的《大众电影》第32页上，有一篇只有49个字的启事，全文是：“本刊有两页黑白画页自本期起改为彩色画页，也由于画页纸张调价，故每册定价由三角二分改为三角三分，请读者鉴谅。”一本期刊每册涨价一分钱，还要郑重其事地刊登启事，想想看，当下，这个手机时代的人，会这样尊重自己微信公众号上的作者吗？不盗你的图、不“洗”你的文，就很不错了。
而且手机还让很多人不出汗了。为什么呢？躲在那个空调房里埋头玩手机，出门就坐有空调的车，20多岁的年轻人，就成了老花眼。糟糕的是，内分泌紊乱，不会出汗也害怕出汗。《素问·评热病论》上说：“汗者，精气也。”中医认为，汗为津液所化，而津血同源，且津液为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血汗同源”之说。汗液的形成与排泄是气血运行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气血运行与心肺作用有关，所以汗液应与心肺两脏的功能有关。出汗过多不好，但完全不出汗也不正常啊。 有时候，还真的怀念从前。
1981年，那时候还没有今天吓人的高房价；那时候，虽然工资不高，虽然大家还都很穷，但是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还没有手机，所以，相对来说，活得比今天的人轻松（是否比今天的人快乐，不好说），但至少活得比今天的人单纯，比今天的人有更多形而上的心灵追求。
前几天和一个10多年前的老同事喝茶，她非常怀念从前一起工作的那段时光，她说，那个时候，房价还不高，不像现在，大家手头都有几套房子，但也都背负着贷款，活得越来越累。“虽然我已经有房子了，但我还要更大的房子”，这已经不是需要，而是欲望。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千元左右，但是，活得不累，比现在快乐。
还是爱默生说得好：“当一个人对联合国问题或世界和平问题感到惊恐不安或者不满意的时候，当他希望重新得到幸福的时候，对他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找到厨房排水沟堵塞的地方，并设法将其疏通。”
思考之三：我们是否在科技中迷失了自己，忘记了来时的方向？我们需要从传统当中找到“回家的路”。
前不久，《大河报》曾经做过一个策划报道：儿歌去哪儿了？文体新闻部执行记者端子這样说，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摆在眼前：我们的儿歌正在“老”去——这些耳熟能详的儿歌都创作于几十年前——那首我们抱着孩子哼唱的《小兔子乖乖》创作于1920年，已近百年历史！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儿歌的内容也与时代离得越来越远，比如《一分钱》《采蘑菇的小姑娘》，当我们对着孩子唱起这些歌的时候，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面值一分的钱了，也无法还原山中蘑菇朵朵的场景。孩子们只靠想象，是感受不到歌中美感的，更无法领会更深的意境。
这些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儿歌，虽然朗朗上口，但是内容过时了——“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可现在有多少小孩儿看到过姥姥家门前唱的大戏啊？此时，我们只能无奈地承认：我们缺少孩子专属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儿歌。
而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成人歌曲在孩子中间的流传：“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伤不起真的伤不起……”这些成人化的歌曲确实让孩子纯洁的心灵“伤不起”。
我们弄丢的，岂止是儿歌，还有诗意。德国19世纪浪漫诗人荷尔德林，写过一首诗叫《人，诗意地栖居》。这首诗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读者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现在一再被人引用、成了经典呢？这主要是因为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这首诗作了大量的阐述，使得“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和今天流行的“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一样，成为霸屏文字，也成为很多人内心的一种向往。
可是，荷尔德林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不但没有“诗意”，相反，他当时贫病交加，连吃饭都成问题。但他借着诗人独有的敏感和直觉预见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将被颠覆，一切将被革命，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我们在科技中迷失了自己，忘记了来时的方向，那时才发现：人们需要从传统当中找到“回家的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的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那不是刻意的俯仰，而是一种“赏心乐事”的诗意栖居。陆羽喝茶就喝茶，干嘛要写一部《茶经》？他是想通过喝茶，想从形而下的茶饮纯净之中，提炼出精神境界的纯净，从而成为形而上的心灵追求，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
有人说，做个自由撰稿人就可以实现“诗意地栖居”这样的梦想。不一定。有个女性专栏作家说：成为自由撰稿人你会发现，写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写作。看起来我是在休息，我在逛街，但是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在怎么写，不像上班族，下班就没事了。
究竟什么叫“诗意地栖居”？我举个身边的例子。10多年前，有个中年人，叫冯某。这个人的经历很有意思。他原本是某银行的职工，后来，得到7万5千元补偿买断工龄，离开了单位，自己也没干什么事。不抽烟、不喝酒，就研究《老子》。他说《老子》有音乐美。他自己掏钱在一家小印刷厂印了几千本《道德经》，往外卖，也不敢署名。成本2元，一本书他说可以赚5角。
“好东西要和人分享”，他说。
他老婆跑业务，主要是和酒店联系，送家具。最近有些单，需要自己先垫资。为此，冯某把银行宿舍里的房子给卖了，然后在某单位大院内花900元租了一套房子。房子卖的时候10多万，现在能卖30多万。他无所谓，好像也不着急。老婆跑业务，他自己没有工作，女儿在上小学。我问他对未来的打算，他很轻松地说，已经给某出版公司联系，自费出《孔子·老子》一书，印1万册，自己推销卖书。
就在我替他忧虑的时候，他却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阳台看云，说在我家屋顶的上方有一朵云，非常壮观，建议我看看天。
这个就叫“诗意地栖居”。你急？人家不急。
现在，在某些人眼中，可能这样的人都成笑话了，骂他是傻子的人大有人在。政府一再提倡创新。可我们一见和我们活得不一样的人，就说人家是“傻子”，这怎么能够创新呢？
鲁迅在《而已集》中《小杂感》中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现在很多人，见到所有的一切，都能想到赚钱，都能想到利益。人生生活成了赚钱机器。从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领到奖状，那是很高兴的事。现在呢？还有那种惊喜吗？
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太聪明。谁也不傻。就你知道做生意要维护好政商关系？就你知道高攀权贵？其实，你认识的权贵再多，也没用。别人又不是你的马仔，一旦你没用了，理都不理你。最关键的是，你要持续不断地给别人带来利益，那么陌生人也可以成为熟人。否则，熟人也是陌生人。
老琢磨那些“聪明事”，眼中只有赚钱，怎么能创新？创新就是和他人不一样。有人说“乔布斯不满足用户需求，他创造用户需求”，这话其实把乔布斯神话了。乔布斯创造的是新的产品形态，并不是创造了新的需求。“能够打败谷歌的一定不是另一个谷歌”，这话的意思是说不能重复产品形态。真正能够颠覆一个行业的人，基本上都不来自于这个行业内部。 借助于高科技，電脑、网络、手机、谷歌眼镜、3D打印、阿尔法狗，现代人在许多方面都赶上甚至超过了神仙。只是，在古代凡人做神仙需要严苛修炼，从“笨功夫”做起，从来不敢取什么巧，现在则不需要了。
历史呀，有时候正是由这些傻子创造的！
城里的金融阴翳遮蔽了太多的视觉盛宴，于是，我特别想从商业区挣脱，从写字楼逃跑，去小镇住，特别想归隐——虽然很做作，原本不过芸芸众生中一介布衣，有什么好隐的？但还是想。大约是向往没有拘束的田野吧。躁动不安的心，除了原野，到哪里安放？也许古人说得对，“大音希声扫阴翳，拨开云雾见青天”。这种想法，其实是表达对“诗意地栖居”的向往和渴望。
大城市里住久了，想住小镇，因为那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最接近原生态的地方啊。那是个什么地方呢？那是一个能让一对暴脾气的夫妻也吵不了架的地方。在那里，写点儿残山剩水，完全是业余研究。业余就是业余。写作呢，我觉得就只是我的业余，不定期的写一本书，写点文字，然后呢，继续我养家糊口的工作。我写作或者研究，部分原因是为了娱乐自己，不是简单的一个卖艺人（作家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金钱的卖艺者）。我觉得这种业余的感觉反而是最好的。你看，曹雪芹著书于黄叶村。他维持生活还得靠扎风筝来卖，而不是靠写作的版税——那时候也没有版税这个概念。他也没拿到一毛钱的稿费，因为一直到曹雪芹死，《红楼梦》根本就没有出版。
做学问也是一样。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做学问一定不要用学问来谋生，必须另求谋生之道。做官与做教员，绝不能用我们所学，只能随人去敷衍。这是《吴宓日记》中记载的。
“如来”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就是说人不可以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难。
看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之后，很多人嘲笑孔乙己。其实，孔乙己是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是个“诗意地栖居”的人，虽然他的生活非常不堪。他自己都没有钱吃饭了，还在那里关心“回”字四种写法。他尽做“无用”之事。他告诉众人：偷书，不叫偷，叫窃。因为“偷”在甲骨文里面专指偷情，和心理愉悦有关，和物质无关，而窃则不然，窃的对象是物质的、有形的。
美国科学院院士、社会学研究专家谢宇教授曾说：“许多记者和学生问我对很多社会现象的看法，他们很奇怪我会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是没有，而是我不愿意公开我自己的看法。对于我没有做过研究的社会现象，我的看法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看法，没有学术价值，没有公开的必要。”
啥叫知识分子？已故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他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对他来说，研究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像业余玩游戏一样，是一种爱好。用王阳明的话来说，这叫“知行合一”。用孔夫子的话来说，这叫“士志于道”。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说，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是为思想而活着的人。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钱钟书是个大学者，可他从不招研究生，原因是，在他看来，“考我的研究生不是为了利用我就是为了害我”。
钱钟书说这样的话，往好处说，他很懂鉴人之术；往坏处说，充分表明钱是个“成熟”之人，很懂世故。
大家想想，在孔乙己面前，很多人是不是显得很没文化？
“文化”，现在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什么是文化？或者说，文化是什么呢？谁能给文化下个定义？没法定义。人人都在说文化，人人又说不清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这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可以说，文化就是百姓的日常生活；你也可以说，文化是一种基因，人类因文化而丰满，文化因人类而高尚。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属于我们，比如书法，那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
在电子信息时代感受那份来自纸上的书法魅力，感受“最美的汉字”，横看竖看，上看下看，体验与观察字的“颜值”，那是一种无言的享受。什么是美，什么是最美，其实没有也不存在一个公式，因为美是随着时间的转移、人的心境转换而变化的，而且审美本身也有差异，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一种经济叫注意力经济。就是说，你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底下的人低头玩手机，人家的注意力不在你这里。互动模式变成了：我说我的，你看你的；你很孤独，与我无关；接受与否，你自己选；是非利弊，自决自受。
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镜头：一位网友日前在清迈机场拍下了这样的一幕——一群日本学生在等飞机时，人手一本书，如同在上阅读课，所有人都在埋头读书。
相比之下，我们的学生大部分还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公共场合，几乎人人低头玩手机。很多人都喜欢玩“朋友圈”，为此可以忙得废寝忘食。
去听了几次专家讲座，发现专家就是专家，至少口才不亚于营销大使，很会利用听众的猎奇心里，找出各种噱头，哗众取宠，喧嚣浮躁，但说到自己的看法，则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头脑。
早几年，大概为了鼓励人勤奋读书，网上流传这样的心灵鸡汤，在凌晨四点半的哈佛图书馆，依然是埋头苦读的学生满座，然后煞有介事地介绍了哈佛图书馆的训言，其中两条如下：
此时打盹，你将做梦；此时学习，你将圆梦。
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天殒身之人乞求的明日。
美国私立精英大学的学生这么勤奋，怎么像国内大学的考研族？好像哪里不对劲？真的是这样吗？于是有人专门去哈佛图书馆“调研”， 询问是否有这样的训言。图书馆回答道，这似乎是网上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言，而且以中国为甚。哈佛图书馆的墙上并无此类训言。为了澄清这个说法，哈佛图书馆还专门给了一个“辟谣”专页的链接。哈佛校报报道的标题是“有传言称哈佛学生超级好学”，《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更为精粹：“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一代中国学生从哈佛传闻中获得鼓舞”。
不知道，还有多少成功励志的心灵鸡汤是杜撰的。
只要“捱过苦”、坚持努力就能成功？你之所以平凡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朋友圈”里面也不干净，忽悠的人也不少。当你跟着“保温杯事件”起哄、刷屏、点赞、叹息的时候，如果最后你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高明的营销策划、是一场对“保温杯”去库存，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傻很天真？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年来，某些犯罪呈现地域性特色。比如严打电信诈骗时人们发现，说东北话、冒充黑社会骗人的往往是河北丰宁人；以重金求子来骗人的多是江西余干人……这种呈地域性特色的犯罪不仅局限于电信诈骗，还包括制毒贩毒，比如广东‘制毒第一村’博社村。如此种种，当地许多家庭都从事一种犯罪勾当，是谓“黑金村”。
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大家都干的事，哪怕是歪门邪道，众人也容易盲从。社会学上叫群体性行为。这就是所谓的“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在社会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中指出，在这种群体性行为中，个体智商及判断力几乎为零，完全为群体思想所控；其“群体的行为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这样的社会风气，也会影响到学校和学生。据新华网日前报道，今年6月，山东滨州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下发的奖状背面竟带有广告，引发众多学生、家长不满。多张网传图片显示，在该校颁发奖状背后，整面都是某电子产品商家的广告，有门店地址、电话、产品推介等广告内容，并称学生凭此奖状可领一份精美礼品。针对此事，目前，滨州市教育局已责令涉事学校进行整改。据悉，这是由一家主打销售教育电子产品的商家所为。
在文化界，过去，像周作人这样的学者，出书前，一般都是找个报刊先行发表文章，攒够了量，然后再结成集子，大致是一年一本集子。《常谈丛录》也是如此，先在《青年界》发表，然后收入《瓜豆集》。现在呢，都市类报纸的副刊砍的砍，压缩的压缩，甚至，连都市类报纸能存在多久都是个未知数，哪里还有闲功夫给你发文章？
三十年前，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由敢为人先的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结果责任编辑受批评，出版社领导作检讨。但此书在全国新华书店征订中，数量竟有280万册之巨，许多资深出版人都吓了一跳。现在，像这样的书，即使能出，也不可能卖那么多。
思考之四：你是重视孩子的“成才”还是“成长”？很多家长为啥总有抹不去的“天才和”“学霸”情结？
章莹颖，是个被朋友们称为“学霸”的女孩。
这些年，关于“学霸”、“少年天才”、“神童”的报道见怪不怪，其中有不少都被媒体大范围报道过。
比如去年被媒体“曝光”的“湖南神童”魏永康。
2004年8月24日央视《新闻会客厅》播出了节目《我的“神童”儿子为何肄业回家》。1983年出生的魏永康2岁就掌握了1千多个字。4岁掌握初中文化，在小学只上了二年级和六年级，1991年10月，8岁的魏永康就跳级到了县属重点中学，也“跳”过了他的童年。13岁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又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但像古时“伤仲永”一样，神童魏永康并没有在长大后延续神奇，读了3年研究生后，连硕士学位都没拿到，从“辉煌”到“泯然众人”，然后，被学校劝退了，肄业回家。
13岁时，魏永康以高分考进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湖南湘潭大学原物理系主任颜晓红说：“他可以过目成诵，就是说他看了一篇短文以后就把它复述出来，记忆力非常强。另外他思辨力很强，我们给他题目，他用非常短短的几个步骤就把这个题目做出来了。” 2000年，17岁的魏永康考入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这一次妈妈不能跟在身边，永康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2003年，魏永康从中科院肄业回到了老家。
尽管妈妈知道是自己的教育导致了现在的结果，但永康和妈妈之间仍然矛盾不断，他甚至说他恨妈妈。在答应了接受新闻会客厅的采访之后，由于再次和妈妈发生分歧，他失踪了。着急的母亲曾学梅为找儿子来到了北京。
在魏永康的生活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曾学梅反思说：“现在想起来，太心急了，拔苗助长，教育方法不对，没有全面教好。”
母亲曾学梅对他从小全方位的“悉心”教育，曾代劳他生活上的一切，包括喂饭，心无旁骛、智商极高的魏永康迅速在同龄孩子中脱颖而出。然而，考进中科院脱离了母亲的照顾后，极度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魏永康“失控”了，他完全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热了不知道脱衣服，大冬天不知道加衣服，穿着单衣、趿着拖鞋就往外跑；房间不打扫，屋子里臭烘烘；他经常一个人窝在寝室里看书，却忘了还要参加考试和撰写毕业论文，为此他有一门功课记零分，而没写毕业论文也最终让他失去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面对儿子的“失利”，母亲曾学梅深深忏悔：“是我害了他。”
我们身边这样的“神童”可能不多，但是幻想或者意淫“神童妈妈”的人真不少啊。逢人就夸我那个孩子多聪明，简直就是“神”了。“神童妈妈”曾学梅就患上了“神童綜合征”，她亲手把儿子打造成一个生活白痴，拥有一个生活弱智的儿子，她不但不担忧，相反，还得意忘形。“一俊遮百丑”，只要儿子考试能得高分，其他的都不重要。这种心态可怕啊。这是培养“考生”啊，孩子不能一辈子做考试机器吧，你想过他将来怎么样独自生活么？孩子可以不成熟，你一个母亲，也跟着不成熟，那就太不应该了。
成熟，有时候比成功还重要。
总有一些东西，让我们爱之如命，但最终，总会离我们而去。执着也没用，由不得你。因为，那是上天的意思。
人生有三宝：第一是阳光心态，第二是黄金思维，第三是正面能量。不较真，心平气和的力量，最可人。
人生有三境：低得下头，沉得住气，也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看得透人想得开事儿，脾气就不会急躁。如果脾气没了，那么福气就来啦。
人生，永远都有另外一条出路，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疗愈之乡，我们不妨把每天都看成一次修行，像猫一样生活，像狗一样工作，也可以过得坦然。你怎么样，你的世界就会怎么样。好命其实不如好心态。人生有“三好”，还有“三修”：好性格好习惯好心态，修心修性修行。厚道做人，精明做事。 一个人，要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活好每一天其实就是活好一辈子。你熟悉的人，有时候就是陌生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幸福，就是老天给什么都是享受，过去有句老话讲“中流自在心”“人间有味是清欢”。一定要说天堂，天堂在哪给我找出证据来，你说吧，是在云南的洱海呢还是在青海的青海湖？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其实，天堂的证据，就是在你认为最干净最美好的地方。
静，才决定人生的高度。
放下其实就是一种因，快乐是一种果。无知的爱有时候是一种伤害。如果你一味纵容自己，这其实是在毁灭自己。我们总说责任这个词，责任也应该有个限度，尽力而为了，然后就不用自责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是诸葛亮追求的，很多人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让梦想照亮生命的河流。有的人你看他老了、脑子糊涂了，还有的人老了但还是很优雅。
慢下来，才可能优雅。慢下来，与生命对话。
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是，天生我材未必有财啊。想开了就不生气了，一生气你就输了。幸福就是比心态，看谁活得心态好。好的心态，是让你的身体来告诉我，灵性的引导咱们的生活，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受伤了更要挺自己，别走得太快等等自己的灵魂。生活就是修炼，人生就是修炼，爱情也修炼。
顺境是人生，意境也是人生。德商比情商更重要。心素如简，人淡如菊，你若盛开，清风自来。镜明则境界静啊，镜明则千里皆明。人格，其实是最高的学问，什么都强都霸，未必好。还有个“德”配“位”的问题。你的“德”能够配上你的“位”，才好，否则，得到也是失去。你有那个智商，记忆力好，脑袋瓜聪明，野心就容易冒出来，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个，想多了，人心承受不了那么多，就容易崩溃。
心若没有归宿，你到哪里都是孤独的。如果一个人没诚实过，就不懂得生，所以，总有一种痛，能让我们瞬间长大。有时候我们想想，这些年我们爱了很多事很多人，唯独忘了爱自己。
想开了，你会对那些影响自个儿心情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折磨我。
不曾走过，怎么会懂得呢？该做的事情要现在就做，一些事情现在不做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做。
因为我们都没有翅膀，所以努力地奔跑。因为迷茫，所以叫青春。慢下来，一切都会云淡风清，不必仰望别人，自个就是风景，这就是所谓的“守住寂寞，静待花开”。因为苦，所以叫人生，这在儒家叫修行，道家叫修性，佛家叫修心。
做事不妨带着三分快意，做人还是存一点素心比较好。精明的最高境界，其实是厚道，没有糟糕的事情，只有糟糕的心情。所以心态弹性一点好，修心静心暖心，不抱怨不生气不失控，三不，这样的话就能看得开拿得起放得下。
多情却被无情恼。淡定，才能沉住气。沉不住气就不成器。不要去干拔苗助长的事。急最多能生“智”，静才能生“慧”。
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听到，但是我们平静等待：流年心绪，浅酌低唱，小鸟在前面带路，千金散尽不回来也罢。人生就是这一辈子，在最深的红尘里面，遇见任何人都是一种缘分。
神童年年有，今年略不同。说到神童的时候，不是两三岁就能够背诵圆周率就是十二三岁便读了大学。今年高考，湛江13岁女神童陈舒音考上浙大！在陈舒音的母校的官方微信上，有她的专门报道，标题是《今日的“奇迹”，明日的“巨星”》。
6岁上小学，7岁读初中，9岁以广东湛江市第13名的优异成绩考上湛江二中高一实验班，12岁参加高考，以总分620分，高出一本线135分的成绩被浙江大学医学试验班（5+3）录取。
13岁“天才少女”陈舒音已到浙大報到，这也是近年来浙大录取的年龄最小的学生。
而舒音和她的父母却始终觉得“没什么特殊”——“没有上过补习班，父母也没有额外辅导，就是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学下来。”舒音的父亲介绍说，舒音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很坐得住”。小时候，舒音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总是缠着父母给她讲故事，可不一样的是陈爸爸每次都被缠着讲三四个小时。等舒音能够独立阅读时，她更是一有空就坐下来看书。正是由于从小就有浓厚的阅读兴趣，自学能力又特别强，舒音在读小学前就掌握了小学的大部分知识。她的理解能力也特别强，高二的时候，舒音就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一些大学基础课程。
谈到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舒音说，自己想要走研究型道路，目前的规划就是认真学习，一直读到博士毕业。舒音爸爸则希望她能够成长为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的人。
说起神童，想必都会想起一个名字宁铂——“中国第一天才少年”。他曾是全国瞩目的“神童”。1977年，作为中科大少年班破格录取的第一人，宁铂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让全国不少父母为制造“神童”着迷，他自己也成了无数孩子的榜样。然而，当年的“神童”，经历了怎样的生涯路径？
不妨来看一则旧文：2011年7月11日上午，43名天才少年来到安徽省城合肥参加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复试，再过3天，他们中经过几轮筛选之后的合格成员，就将组成新一届的少年班……他们会是今年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准神童”。（2011年7月29日《新安晚报》）
《新安晚报》这篇报道称，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向他推荐智力超常儿童——宁铂。与此同时，各地发现“早慧儿童”的信件涌向党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大。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大提出创办少年班设想，并于1978年3月，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招收了700多名学生。在这些学生里面，包括破格选拔的20名少年，他们当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
时至今日，我们不禁好奇：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中国“神童”教育浪潮的“神童”今日又身在何处？放眼寰宇，与中华大地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又有哪些“神童”的故事？ 其实，宁铂的“神童”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离开科大，其间，他做过许多次离开的挣扎，但无一成功。在这25年的时间里，宁铂必须服从大家的安排，满足师长、学校、国家、媒体围观一位“神童”的嗜好，譬如他的“七步成诗”。作为一个“神童”，他必须压抑16岁甚至更早即已到来的青春期的骚动，不能说，更无处求教，因为他是宁铂。宁铂确实聪明过人，但是他的分数与神话不符，因此他还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展开搏斗，因为不这样就会让有些人觉得宁铂已经不行了。所有的事实让这位“神童”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装成一个天才的样子——在对天文学的求学之路阻断之后，他只能转向了对神秘的“星象学”的研究，但也正是由于这段经历，直到今天，宁铂的许多老同学还都是如此反映——“当时他有些神叨叨的”。
無论社会舆论如何，宁铂本人似乎对“神童”的光环并无太多的好感。早在1998年，宁铂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一期有关“神童”教育的讨论，针对“神童”教育，他表达出不予肯定的态度，而这期节目，也被传为是宁铂在向“神童”教育开炮。现如今，素有“中国第一天才少年”之称的宁铂就在离江西南昌不远的一座寺院落发出家，并且担任了该寺佛教学院的讲师。虽然宁铂的最终抉择让世人瞠目结舌，但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位僧侣的身上看到昔日“神童”的影子——“宁铂讲课的语速很快，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从不翻教材，却能说出哪个内容在教材的哪一章哪一页……”
昔日的“神童”变成了高僧，或许能够说明一个现实——宁铂需要的是一份宁静的生活，而非“神童”的路子。
中国不少家长有着抹不去的天才情结，只不过，近几年越来越“务实”了。之所以变得“务实”，是因为家长和大众不再牢牢盯住天才这个本身就无法明确定义的概念，而是关注了实实在在的高考分数；之所以变得“长远”，是因为类似中国科大的“少年班”已不解渴，“早教班”才是成才“关键”。每年高考之后，“高考第一”的报道依然如火如荼。卷面分第一、综合成绩第一、单科成绩第一，“第一”这个情结可谓根深蒂固。学校更是乐此不疲，把“第一”当噱头，宣称“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一些唯利是图的培训机构，抓住家长和学校的这个“七寸”，推出“高考第一名成才之路”讲座或分析会，赚足了银子。“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怀疑这句令家长热血沸腾的口号，最早是培训机构的巧妙营销。
由于一些父母“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心愿过强，于是便有了“教育越超前越好”一说，因而早期教育进入家庭之后就被演变成了“超早期的行为能力训练”。正是家长们的“倾囊相赠”，带来早教行业的蓬勃发展。
“第一”这个情结，和家长“望子成龙”情结不谋而合，人人都只想让孩子赢，谁都怕孩子输。家长们在对“第一”的追逐中，更多地关注孩子的“成才”，却忽视了孩子的“成长”。针对这种现象，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就这样讲：我宁可做一个快快乐乐生活在烂泥塘里面的乌龟，也不希望被人高高地供奉在庙堂之上。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3岁的“神童”陈舒音再次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原因。人们仍然关心，“神童”陈舒音的成长过程，是顺其自然还是拔苗助长？
“神童”陈舒音只是个案。
天才向左，疯子向右，我们大多数人不是天才也不是疯子，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那我们就在中间，不偏不倚，中庸心态。世界如此浮躁，你要心灵宁静，幸福说白了就是平常心呗。
章莹颖，这个被朋友们称为“学霸”的女孩，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在中国科学院客座学习过一年，今年4月26日到达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做国际访问学者。
这个来自福建南平的姑娘很珍惜出国学习的机会。她家境并不富裕，父亲是司机，每月收入两三千元，家中还有母亲和弟弟，没有固定收入，她曾因不愿花费家里8万元，放弃前往加拿大留学的机会。
此前一个多月，章莹颖初到美国，住在学校公寓里，每月租金700美金，节俭的她想换成四人合租房，每月租金400美金。
失踪当日，她专程腾出时间，约了当地一位租房办公室经理于下午两点签订租房合同。
下午一点三十九分，她感觉有些赶不上，和对方表示自己可能会迟到十分钟左右，预计两点十分到达约定地点。
一点五十二分，章莹颖在午后的十字路口，走反了方向。四分钟后，她等的公交车来了，由于站在了公交车的另一个方向，公交司机并未理会她的停车手势。
距离约定的时间只有14分钟，等下一趟车，可能需要再花30分钟。这个不爱迟到的姑娘沿着道路走，并在路口东南角的巴士站简短停留。三分钟后，一辆黑色土星牌阿斯特拉轿车由西向东行驶，路过章莹颖身旁。开车的人名叫布伦特·克里斯滕森（Brendt Christensen），在许多照片里都有一张灿烂的笑脸，他只比章莹颖大一岁，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做物理系助教，并在执教的每个学期都获得“最佳助教”的称号。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以及一个以他为傲的母亲。
这个人第一次路过并没有停车，而是在附近兜了三分钟圈子，再绕回章莹颖所在地点，减速停在她身旁。
一分钟交谈过后，下午两点零四分，章莹颖坐上了副驾驶座位，车辆径直向北行驶。此后，亲人朋友都无法与她取得联系。
当天夜晚约九点二十四分，一位伊利诺伊大学的副教授向伊利诺伊大学警局报警称章莹颖失踪。警局搜查了她的公寓，是空的。
深夜，章莹颖失踪的消息渐渐传到国内。大学室友房丽莎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她看到微信推送里“章莹颖失踪”这几个字，以为是同名同姓，点开看到照片后，还是有些不太确信，“是不是美国人比较少，迷路了找不到人借电话”。
好友蔡烨记得，章莹颖有几次在车上睡觉睡过站了，“这一次是这样就好了”。
这是《新京报》的报道。
在大量关于章莹颖案的报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新京报》记者罗芊、潘佳锟、实习生夏偲婉采写的一篇深度报道，原标题为《寻找章莹颖的21天 “我们都是另一个章姑娘”》。
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报道之一。报道的开头就揪住了讀者的心：在陌生的舞台上，侯霄霖抱着吉他，唱了一首他写给莹颖的歌，名字叫做《孩子一样的梦想》，他闭着眼，用力弹唱：曾经的曲折，难言的快乐，还有这首，曾为你写的歌……我有孩子一样的梦想，我也能飞到远方，就算黑夜再漫长，我也能等到阳光。
侯霄霖是谁呢？他是章莹颖的男朋友。章莹颖和侯霄霖在一起八年了，他们是中山大学的“风云情侣”。两个人都爱唱歌，都是学霸。
在许多好朋友心里，章莹颖是“是很好的人，很热心”。她是中山大学环境保护协会会长，拿国家奖学金，当学习委员。当时学校流行玩“三国杀”，大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主公”，形容她身上的“霸气”。本科毕业时，她曾对朋友提起自己未来规划，非常明确——大学还是有一些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把一些不太好的东西稍微弥补一些，读硕士，读博士，以后做一个培育学生的人。出国前，房丽莎试图劝过章莹颖，要不要考虑现实的问题，比如结婚，但她坚定地要出国，“以后想回高校，做一个好老师”。
过去太过于美好，以至于寻找者们忍不住一遍遍复盘事件经过。
据新华社报道，义务为章莹颖家人提供法律咨询的华人律师王志东介绍，该案的起诉方是美国联邦，而不是伊利诺伊州，这是因为伊利诺伊州没有死刑，以联邦和联邦法院的名义起诉，可以绑架致死的罪名将罪犯判处死刑。美国检方这是在寻求对嫌犯施以最严酷的刑法。
章莹颖案，牵动了太多人，尤其是那些已经送孩子到海外留学的家长，还有那些正在谋划送孩子到海外留学的家长。
历史上很多记载似乎表明，女性相对男性更少背叛。这或许也意味着女性的防范意识没有男性那么强吧。
章莹颖在异国他乡失踪，这让其亲朋好友尤其是年迈的父母，情何以堪！
身边很多人都在谈论章莹颖案。其实，此案已经远远超出了“安全”范畴，成了一个公众话题。既然送孩子到海外留学有那么大的安全隐忧，为什么那么多家长还是趋之若鹜呢？是我们的教育不够好吗？还是仅仅想让孩子开开眼界、从而拥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在一片叹息和惋惜声中，这里，我带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来一个杂说，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和思考。既然是杂感，可能就比较个人化一些。为了避免过于松散，我的整篇文章围绕着上述那篇新闻报道而展开。
思考之一：关于“学霸”这个词汇及其他。以起点论英雄还是以终点论英雄？这是个问题。
总有一个梦想，让我们愿意付出一生。
为什么“回高校，做一个好老师”必须得出国学习呢？这和当下部分高校用人机制有关。唯文凭论，进高校，必须博士。评教授，必须欧美留学背景。
尽管钱钟书在《围城》里调侃说：“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但是，调侃归调侃，没有这“小小一方纸”，你连进高校的资格都没有。《世说新语》中说：“夜光之珠，不必采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讲的是水平，可是，现在没有人听你谈水平，人家根本就没功夫和你交流，还得赶场开会、讲座呢。少费话，拿出文凭来，简单，好操作，大家都省事，而且还貌似公平。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那是唐朝，崇拜文凭还没到今天这种程度，在用人方面，还不至于一纸文凭定取舍。
曾经，我们经历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怕流氓有文化”“大老粗吃香”的反智主义，那时流行唯成分论，现在这个所谓的知识经济、智能化时代，重视“文化”，却也走到另一个极端：唯文凭论。从前的成分迷信不正常，现在的文凭迷信更不正常，本质上还是一种身份歧视。名校崇拜，骨子里面还是面子崇拜，是一种浅薄的表现，是文化垄断派生的文凭迷信。
一听是哈佛毕业的，好，来吧，起码有面子。
“上哈佛又怎么樣？”
若干年前，出版界疯炒一本书《哈佛女孩刘亦婷》（现在这本所谓的畅销书早被人忘了），讲的是一个名叫刘亦婷的中学生，只因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便一夜成名，其父母的育子之道成了无数中国父母手中反复研习的“宝典”。一夜之间，满大街都在谈论刘亦婷，她成了中小学生成才的标准。刘母也到处客串，讲述她的育女之道。我当时就在《今晚报》上撰文说，这情形让我想起中学语文教材选过的一篇文章《伤仲永》，父母亲拿仲永的小聪明赚钱，四处活动，长大后仲永成为一般人。小天才终于没有成才。当刘亦婷的母亲四处演讲时，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女孩喊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不要做刘亦婷！”
从美国归来的一位教授质疑道：“上哈佛又怎么样？”他在“21世纪教育论坛”上指出，体现在中美教育上的两种价值观真是完全不同。在成功观上，中国人向来习惯以起点论英雄，而美国人则更喜欢以终点论英雄；在学习兴趣上，中国人向来是干一行爱一行，而美国人则是爱一行才干一行。很明显，美国对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看法是动态的、发展的，表现在学习兴趣上是主动的。有资料表明，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大学入学率均在50%以上，而“新生”入学的平均年龄却在22岁以上。在高等教育高度发达的美国，社区学院的学生大多数人年龄在25岁以上，年龄段在18至19岁的人仅占19%。大学生年龄普遍偏高的原因很简单，多数人没有选择从高中校门一步跨到大学校门的途径，而更愿意选择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再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学习的方式。西方人对成才的看法值得我们借鉴。
最近这些年，留学热没有任何降温的迹象。这和国内大学的考评机制也有一定的关系。
近些年，国内的部分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争先恐后地推行一系列带有浓重工具性色彩的考评机制，不太尊重科学和人文学术的内在要求，采取简单的量化标准作为评价和奖罚的尺度。比如说只要你出了书，就算学术成果，只要参加了国际学术会议，就可以记分；要评教授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要想评教授，必须有欧美留学背景等等。一些学术刊物趁机捞钱，一些学人开始放弃学术道德，花钱发“论文”，求人代写“论文”，甚至干脆抄袭……
按照这样的标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评不上教授啊。陈寅恪海外留学16年，先后去过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美国等多所名校游学，却连一个正经文凭都没有拿过。其侄儿陈封雄曾问过原因，陈寅恪这样回答：“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1925年，陈寅恪回国。梁启超介绍陈寅恪到清华大学当教授。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问：陈寅恪是哪一个大学的博士？梁启超说：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启超答：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曹云祥说：“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但是，梁启超力挺陈寅恪，你看我梁启超：“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后来的事实正如梁启超所言。被称作“活字典”的陈寅恪，成了一代国学大师。在清华是“教授之教授”。许多哈佛、斯坦福博士都难望其项背，许多名教授都自愿跑去听他的课呢！但是，如果按我们现在的大学用人体制，陈寅恪恐怕很难成为大学的正式教授，甚至连应聘清华的资格都没有。
当年，有这样几位报考清华大学的同学：吴晗的数学考了0分。钱钟书考了15分（有意思的是，他爸钱基博老先生曾是数学老师），比钱钟书低一级的季羡林报考清华时，想要读的专业竟是数学，但他的数学高考分数只得4分。
然而，他们，都被清华录取了。当然，据说是破格，被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
再说一个国外的例子。梵高是什么博士？什么都不是。他有文凭吗？没有。真有文凭的话，他就成不了天才的艺术家了。你看梵高的画，不管是在印刷品上，还是在美术馆里，在你和梵高相遇的那一瞬间，你就会马上被他震住。有的人还会流泪，泪流满面。
梵高的画就有这种穿透力，像子弹一样，直中人心。画布在他那里不是画布，那是舞台，是他表达内心世界的舞台。他用最独特的生命体验，来表达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具有非凡的冲击力。梵高打破了传统，来一个绘画革命。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采用这样的绘画方法，那是他独创的。去你的中庸保守，去你的按部就班，去你的贵族意识，去你的古典主义，去你的学院派，我喜欢这样画，我就这样画了。你爱看不爱，爱买不买，我只表达我自己，只表达个体。从事写作的文人不叫好，无所谓，波德莱尔有句诗：“文人是世界的敌人”。我要摧毁美术馆，我的作品不想放进去，我为什么要讨好那种审美品位？我不在乎孤军奋战。
我们老是谈论教育，也许，最该教育的是教育。
很多父母以子女是“学霸”为荣，却少人以子女幸福为荣。这是不是一种扭曲？
曾经，有这么一道高考作文题：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某网站“4220聊天室”有这样一段谈话。
A：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一个老太大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洗染店老板，小女儿嫁给雨伞店老板。老太太天天为女儿忧虑：雨天，担心洗染店的衣服晾不干；晴天，生怕雨伞店的雨伞卖不出去。后来，有一个聪明人开导她：“老太太好福气啊，雨天，小女儿生意兴隆；晴天，大女儿顾客盈门。您哪一天不快活啊！” B：妙极了！改变思维的角度和方式，我们就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
C：快乐幸福是这样得来的么？
D：阿Q！
要求以“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为话题，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所写内容必须在话题范围之内。
材料中提到的这位老太太真够幸福的了，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老板，当上了老板娘，这在现在社会也算是“成功人士”了吧？老太太也真是，女儿都出嫁了，还替女儿家的生意担忧，雨天担忧大女儿，晴天担忧小女儿。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说这叫什么？往好处说，这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往坏处说，这叫瞎操心，叫不满足，说得再严重些，这叫杞人忧天。儿孙自有儿孙福，女儿的生意会因你的担忧而好转吗？不会。再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雨天晴天，这是自然现象，是人力无法左右的。有什么好担忧的？
“祝你幸福！”“祝你快乐！”这是我们在书信和贺卡的末尾最常见的祝福语。它更多地体现了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所有的人都以快乐幸福作为他们的目的，没有例外，不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如何不同，大家都在朝着这同一目标前进。
幸福是什么？不太好说，它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满足。一个人连现状都不能满足，幸福又从何谈起？英国的生理学家曾把一根电极植入老鼠的大脑皮质下区的“满足中枢”，让老鼠踏一块特殊的踏板，电流冲进它的大脑的时候，电流的刺激使老鼠感到高兴。它用爪子踏这块踏板，每小时达到8千次，的确高兴得跳起舞来。它忘记了吃东西，弄得自己疲惫不堪。当然，老鼠只是老鼠，它的幸福感无法和复杂的人相提并论。那个老太太为什么天天为女儿忧虑？潜意识里还是嫌女儿嫁得不理想，得靠天吃饭。可是，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像那个聪明人开导的那样：老太太好福气，雨天，小女儿生意兴隆；晴天，大女儿顾客盈门，自己两头都占了“便宜”，还有啥不满足的？
这么说可能有点阿Q，但撇开阿Q的麻木、愚昧、欺负小尼姑不提，单说阿Q住在破庙、靠给人打工糊口，却还有闲情在太阳下面和人比赛捉虱子，谁又能说他没有幸福感呢？有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个渔民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一个富翁走过来很不满地对他说，这么好天气，你怎么不去打鱼？将来怎么能过上幸福生活？渔民说，依你说，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幸福？富翁说，像我这样，不为衣食住行担忧，有闲暇到海边晒太阳。渔民反问他：我不是正在海边晒太阳吗？
幸福是个感性词，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同样是半杯水，悲观主义者说“只剩半杯了”，快乐主义者则会说“还有半杯呢”。作家毛志成眼中的人间有“三苦”：一苦是，你得不到，所以你痛苦；二苦是，你付出了许多代价，得到了，却不过如此，所以你觉得痛苦；三苦是，你轻易地放弃了，后来却发现原来它在你生命中是那么重要，所以你觉得痛苦。如果你三者都没有过，那么你真的是很幸福快乐了。
“多一张票，你会跟我一起走吗？”这是影片《花样年华》中的流行语。我想篡改一下：“少一点自寻烦恼，跟幸福快乐一起私奔好吗？”
关于“学霸”这个词，我觉得也很有问题。任何东西多了，都未必好。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没有说“学而时霸之，不亦乐乎”。所谓“学霸”，指的是考试成绩高，换句话说，考分高，如此而已。会考试不等于会生存。“学霸”本意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社会上一味看待学习成绩，这就有问题了。
按照《黄帝内经》的观点，女子每七年为一个生理周期。第二个生理周期，也就是14岁，开始月经初潮。到了第三、第四个生理周期，也就是21岁到28岁，这是生育的最佳时期，可是这时候，很多女子还正在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呢。等读完博士、留学归来，女人都奔四了。比如说，章莹颖，这个被朋友们称为“学霸”的女孩，读完了本科，读硕，然后在中国科学院客座学习过一年，再出国做访问学者。出国前，房丽莎试图劝过章莹颖，要不要考虑现实的问题，比如结婚，但她坚定地要出国，“以后想回高校，做一个好老师”。
像章莹颖这样拼的女子，多了。晚婚晚育，也有很无奈的一面。
我对教育方面的问题一直非常关注，也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旅美教育学专家黄全愈博士的几本书：《高考在美国》《中国教育的哲理困惑》（英文）、《素质教育在美国》《家庭教育在美国》。我记得《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被评为2000年度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其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信很多家长都看过这本书。
我們的中学教育是应该培养学生还是培养考生？毫无疑问，应该培养学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但是，我们的教育现状却是在培养考生。黄全愈博士说，我发现，中国的高中教育特别差，它完全以考试为中心，不是把孩子培养成学生，而是培养成考生。但美国不同，他们是培养学生，而不是培养考生。
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将165名高考“状元”拒之门外，为什么？“状元”只是考试成绩排在了第一名，并不代表他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盖茨、乔布斯，没念完本科就辍学，却打造出微软、苹果两大新技术产业，成为影响世界的高科技企业家。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创新能力，比那些拿了名校博士文凭的差么？
在我国漫长的科举考试中，曾经出过多少状元？但是，状元的文章又有多少传世的？我国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则根本没有经过科举考试，按现在的说法算是“自学成才”吧，但是那些状元们的诗文又有几个能比得上李白的？
有专家研究说，考试经常排在前第十名左右（有的讲十五名左右）的学生以后会有很大成就。黄全愈博士认为有道理。就像一个杯子，排十名或十五名的学生从老师那里得来水（知识）只装了一点点，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那些排第一第二名的人，也就是那种死读书的人，已经装到一定程度，不能再装了，所以发展的空间非常小。但是，如果一定要说考倒数的“差生”绝对没有出息，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人读书不厉害，但却成就了很多事业。我的观点是，一流的考生绝对不一定等于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考生当中也有一流的学生，不是一流的考生也可能是一流的学生。
整天被各种乱七八糟的考试题填满大脑，很容易丧失创新能力，很容易“江郎才尽”的。
江淹才尽，即后世著名的成语“江郎才尽”，说的正是创造力衰退。这个典故最早见于钟嵘的《诗品》，其中云：“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南史·江淹传》这样记载：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江郎才尽”，这个“才尽”未必是穷竭，只是文思的麻痹，没有创新能力了，再也写不出精彩的“有神”的文字。用中医的话来说，“神志外伤”，就是伤到神了。自古就有“神强必多寿”的说法，伤到了神，也伤到了寿。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说了这样的话：“人之才情精神亦复有数，多应酬以分其力，后遇大好题，作之反无力，不得精彩”。如果一个作家无所节制地疯狂码字，由“精气内销”进而“神志外伤”，“销铄精胆”进而“慼迫和气”，从养生卫气角度而言，久之“手滑”，便“不耐沉思”，无力担荷，最终会“神疲气衰”“文思浮易”，戕害自己宝贵的生命，“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
这就是为什么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论，杜甫为什么主张“庾信文章老更成” 之说，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大方无隅，大器晚成”。不是“年益高，功益深”，而是长久的积累、沉淀，不轻易出手，出手必大作。当然，不否认有的人就是天才，成名趁早的也大有人在。朱熹就认为，三十岁是一个分水岭，其时血气已定，文才也基本成熟，此后则是碌碌者，再难有大进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岁以后还在那里忙于考研、考博，哪里还有多少创新能力呢？
所以，考生与学生，虽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考生只会考试，学生要全面发展。但是，类似问题呀，我和很多朋友聊过，人家呀要么忙着赚钱，要么忙于减肥，要么忙着高升，要么忙着经营企鹅号、微信公众号的粉丝量，要么琢磨怎么样和腾讯、网易的大数据平台分成，根本没有耐心听你闲扯这些不能赚到钱的事。就连那些感冒、咳嗽、发烧的朋友，也不是“叩门”，而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发微信向我征求对策，我耐心给了他一些建议、通过中药调理，很快好了。次日，我还要问他：好了没有？好了。好了。别说感谢了，连个电话都没有。
好吧，理解万岁。但事实上，只能是谅解，理解很难。
思考之二：关于交流的困难。一个人到国外留学，忙于生计、忙于学业、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哪里还有闲心和好朋友聊天？那个累呀，外人无法体会。
深度报道《寻找章莹颖的21天 “我们都是另一个章姑娘”》，即使是免费的，也一样有很多人只去关心哪里的火锅好吃，而不是关心这样的报道。信息爆炸啊，现在的信息多到看不过来。
《南方周末》记者问：你愿意为一篇深度报道付费吗？编剧六六说：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愿意付费阅读的人，也是极少极少的。他们可能会愿意付费看电影、电视剧，甚至A片，但不愿意付费看新闻报道。（见《南方周末》2016-06-09）
“一提錢成长特别快”，很多人都这样吧。
我在拙著《毕竟是书生——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崇文书局·2009年）一书的前言部分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饭局上，朋友讲了这样一则寓言：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有一只鸟，又饥又饿，去一堆泥潭里觅食，陷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又饿又冷的鸟绝望地环顾四周，正在这时有一只牛走过来在它的头上拉了一堆屎，鸟一下子觉得温暖起来，牛屎里面又可以找到食物可以充饥，小鸟很快就填饱了肚子。吃饱了的小鸟露出头，高兴地唱起歌来，这个时候，过来一只狐狸，张开嘴把小鸟吃了。
寓言完了。朋友讲完后，问在坐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同事脱口而出，在你得意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不要忘形。朋友说，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在你头上拉屎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第二，当你一头屎的时候，闭上鸟嘴。很多人一遇上不平事、倒霉事时就到处找人嚷嚷，这个那个的，别说，说了也没有用，除了惹人烦，说多了就成祥林嫂了。
我不知道鸟闭上嘴会不会憋死，但我知道人不说话也不会郁闷死，哑巴一样活得好好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想多用嘴说话了，改用笔说话——毕竟人总是要表达的。
既然连请人或者陪人吃饭都成了负担，既然交流成了套话，不如干脆做个没用的人，“闭上鸟嘴”，静坐读书。
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这句话说得很谦虚，孔子真的无知吗？只是一种求知的心态罢了——知道得越多，越觉得无知。（《论语·子罕》）
其实，讲这个故事，我的本意是说，现在最难的是交流，尤其是语言交流。“三观”不同的人，大家坐在一起说话可以，交流就不必了。事实上，也无法交流。
马尔克斯曾经说过，他创作的前4本书加在一起卖的数量也没多少，但《百年孤独》出来后，在西班牙语世界马上成了畅销书，很快就售出一百多万册。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百年孤独》更是热销。马尔克斯不理解：自己用陌生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拉丁美洲的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被广泛地接受了？那多半是世俗化、商业化的驱使。于是，在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演说中，他表达了这种困惑：《百年孤独》在欧美上流社会热销，并不是他们理解，只不过是猎奇——对遥远的边缘世界的猎奇。
无论你看多少遍《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笔下的拉美，终究要孤独百年。怎么可能理解呢？寻找抚慰心灵的高山流水，那些美得让人心悸的东西，也许注定要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到古典世界里，才有这种可能。美学家宗白华认为：“中国古代书家在写字的时候，要让笔下‘字’表现出生命的态势”。现在的人飞速敲键盘、埋头玩手机，根本就没有任何美感，早已经远离了这种有生命的文化。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地追求效率。为了效率牺牲了文化，是无奈，也是残忍。 一个人到国外留学，同样无法摆脱孤独的命运。忙于生计、忙于学业、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哪里有闲心和好朋友聊天？那个累呀，外人无法体会。章莹颖有几次在车上睡觉睡过站了，为什么呀，累的呀。
和文学界朋友交流的时候，同样非常难。“三观”不同，几乎无法沟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机把人控制了。人家在和手机“交流”，对着手机哭，对着手机笑，对着手机说，对着手机闹，简直像个神经病。你说这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赚钱，为了生活。考试，也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可是，现代人弄拧巴了。你有没有发现，现代很多人连起码的幽默感都丧失了。元神已经离开了他的天神，只是活着，只知赚钱，只会考试，别的方面，无知无觉。
梅贻琦从1931年担任清华校长，一干就是17年。梅贻琦有“寡言君子”之称。那时的清华大学学生一不爽就喜欢驱逐校长，但对于梅校长，学生们的口号基本都是“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你看梅校长，多么幽默。人一幽默，就特别可爱。现代人，你先说批评学生，就說咱们的大学校长，还有几个人说话风趣、幽默的？
我曾经特别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不打算出版的原创文字》，或者叫《一个人的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很复杂，很喧嚣，但是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陆游有句诗叫“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这句话说的其实就是，世界终归是你个人的世界。
这其实都是一种感觉。我在云南大理曾经看到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内有监控，请微笑”。这就比“内有监控，伸手必被捉”“内有监控，请自爱”这样的恐吓性提醒，感觉舒服一点。
同样的意思，不同的语言说出来，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老年痴呆，我们知道它是世界上的一个顽症，目前人类还没有一个完全治愈的办法，在日本这个群体超过百分之十。日本有些老年人到超市里面偷东西。超市里的工作人员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老年人偷东西呢？后来一问，他们不是偷东西，他们是老年痴呆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行为是偷，他们也不知道付钱，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有人开始对“老年痴呆”这个词表达不满，说这个词缺乏对老年人应有的尊重，主张把这个词改为“老年失智”。失智，就比较中性一些。
N多年前我去大理的时候，当时在大理就看到一个“青年乌托邦”群体，以艺术为主要谋生手段，颇有理想主义色彩。当时的大理确实包容了这样一群“疯子”，一群疯子又带来世界各地的疯子，从而带动大理经济的发展。当地就宣传他们的特色是“七彩”：山是红的树是绿的，天是蓝的水是青的，花是红的房子是白的。
有时候特别羡慕古人。古人没有把湖圈起来收费，现在人聪明，这点小心眼儿呢，就是比古人聪明。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什么说“仁山智水”呢？因为山让人卑微，让人谦卑。你看《易经》里面那个谦卦，山跑到地底下去了。地在上山在下，这是谦卦，就这么一个卦爻。
我们听“凤凰传奇”的歌里面，有句歌词叫：风干了忧伤。什么叫“风干了忧伤”呢？意思就是说，忧伤是潮湿的，是属水性的。
这个水啊，不光是孔子感叹“逝者如斯夫”，老子在《道德经》里也反复说这个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云南纳西人对水是另一种态度，纳西人把水当成兄弟。请注意，水是纳西人的哥们儿。在东巴文字里面，木和石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个木头的木是女性审美的一个象征，这石是男性审美的一个象征。所以呢，水生木。
有些人活得像个空心化的“稻草人”一般，没心没肺，失魂落魄。该睡觉的时候，他在那里刷屏，对着一个手机傻乐。你说他是“稻草人”，他无所谓。事实上，就连“稻草人”是什么，他都没有见过，没有概念，所以也不生气。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漫步乡间小路，常常会看到伫立于稻浪麦涛中的“稻草人”。微风倏至，“稻草人”持扇随风摇曳。
“稻草人”原本是用来吓唬飞鸟与家禽的。可如今这办法不好使了，因为，鸟儿早就不怕“稻草人”了。鸟儿们甚至在上面睡大觉。
现在人聪明啊，有个别养鸡场的老板，为了让鸡多生蛋，晚上弄一大灯泡照那些鸡，自己不睡觉，也不让鸡睡觉，残忍啊，他把那些鸡的内分泌系统都搞紊乱了。然后，还要掏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手机确实让我们更方便了，天涯若比邻。但手机也让我们更加“心不在焉”了，各说各话，各找各妈。
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网文作家却在谈IP。一位网络文学大咖对自己的创作动机毫不讳言，“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没人把自己当作家，作家这个词‘太情怀’了。写作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份职业，作品能被发掘成IP，是每一个网络作家的梦想。”在网络作家看来，传统作家那种“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似乎是一个迂腐的笑话，他们的写作速度是每小时六千字甚至一万字以上！
手机也让我们更没有耐心了，快乐指数呢，反而没有提升。在1981年第一期的《大众电影》第32页上，有一篇只有49个字的启事，全文是：“本刊有两页黑白画页自本期起改为彩色画页，也由于画页纸张调价，故每册定价由三角二分改为三角三分，请读者鉴谅。”一本期刊每册涨价一分钱，还要郑重其事地刊登启事，想想看，当下，这个手机时代的人，会这样尊重自己微信公众号上的作者吗？不盗你的图、不“洗”你的文，就很不错了。
而且手机还让很多人不出汗了。为什么呢？躲在那个空调房里埋头玩手机，出门就坐有空调的车，20多岁的年轻人，就成了老花眼。糟糕的是，内分泌紊乱，不会出汗也害怕出汗。《素问·评热病论》上说：“汗者，精气也。”中医认为，汗为津液所化，而津血同源，且津液为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血汗同源”之说。汗液的形成与排泄是气血运行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气血运行与心肺作用有关，所以汗液应与心肺两脏的功能有关。出汗过多不好，但完全不出汗也不正常啊。 有时候，还真的怀念从前。
1981年，那时候还没有今天吓人的高房价；那时候，虽然工资不高，虽然大家还都很穷，但是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还没有手机，所以，相对来说，活得比今天的人轻松（是否比今天的人快乐，不好说），但至少活得比今天的人单纯，比今天的人有更多形而上的心灵追求。
前几天和一个10多年前的老同事喝茶，她非常怀念从前一起工作的那段时光，她说，那个时候，房价还不高，不像现在，大家手头都有几套房子，但也都背负着贷款，活得越来越累。“虽然我已经有房子了，但我还要更大的房子”，这已经不是需要，而是欲望。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千元左右，但是，活得不累，比现在快乐。
还是爱默生说得好：“当一个人对联合国问题或世界和平问题感到惊恐不安或者不满意的时候，当他希望重新得到幸福的时候，对他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找到厨房排水沟堵塞的地方，并设法将其疏通。”
思考之三：我们是否在科技中迷失了自己，忘记了来时的方向？我们需要从传统当中找到“回家的路”。
前不久，《大河报》曾经做过一个策划报道：儿歌去哪儿了？文体新闻部执行记者端子這样说，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摆在眼前：我们的儿歌正在“老”去——这些耳熟能详的儿歌都创作于几十年前——那首我们抱着孩子哼唱的《小兔子乖乖》创作于1920年，已近百年历史！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儿歌的内容也与时代离得越来越远，比如《一分钱》《采蘑菇的小姑娘》，当我们对着孩子唱起这些歌的时候，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面值一分的钱了，也无法还原山中蘑菇朵朵的场景。孩子们只靠想象，是感受不到歌中美感的，更无法领会更深的意境。
这些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儿歌，虽然朗朗上口，但是内容过时了——“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可现在有多少小孩儿看到过姥姥家门前唱的大戏啊？此时，我们只能无奈地承认：我们缺少孩子专属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儿歌。
而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成人歌曲在孩子中间的流传：“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伤不起真的伤不起……”这些成人化的歌曲确实让孩子纯洁的心灵“伤不起”。
我们弄丢的，岂止是儿歌，还有诗意。德国19世纪浪漫诗人荷尔德林，写过一首诗叫《人，诗意地栖居》。这首诗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读者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现在一再被人引用、成了经典呢？这主要是因为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这首诗作了大量的阐述，使得“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和今天流行的“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一样，成为霸屏文字，也成为很多人内心的一种向往。
可是，荷尔德林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不但没有“诗意”，相反，他当时贫病交加，连吃饭都成问题。但他借着诗人独有的敏感和直觉预见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将被颠覆，一切将被革命，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我们在科技中迷失了自己，忘记了来时的方向，那时才发现：人们需要从传统当中找到“回家的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的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那不是刻意的俯仰，而是一种“赏心乐事”的诗意栖居。陆羽喝茶就喝茶，干嘛要写一部《茶经》？他是想通过喝茶，想从形而下的茶饮纯净之中，提炼出精神境界的纯净，从而成为形而上的心灵追求，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
有人说，做个自由撰稿人就可以实现“诗意地栖居”这样的梦想。不一定。有个女性专栏作家说：成为自由撰稿人你会发现，写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写作。看起来我是在休息，我在逛街，但是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在怎么写，不像上班族，下班就没事了。
究竟什么叫“诗意地栖居”？我举个身边的例子。10多年前，有个中年人，叫冯某。这个人的经历很有意思。他原本是某银行的职工，后来，得到7万5千元补偿买断工龄，离开了单位，自己也没干什么事。不抽烟、不喝酒，就研究《老子》。他说《老子》有音乐美。他自己掏钱在一家小印刷厂印了几千本《道德经》，往外卖，也不敢署名。成本2元，一本书他说可以赚5角。
“好东西要和人分享”，他说。
他老婆跑业务，主要是和酒店联系，送家具。最近有些单，需要自己先垫资。为此，冯某把银行宿舍里的房子给卖了，然后在某单位大院内花900元租了一套房子。房子卖的时候10多万，现在能卖30多万。他无所谓，好像也不着急。老婆跑业务，他自己没有工作，女儿在上小学。我问他对未来的打算，他很轻松地说，已经给某出版公司联系，自费出《孔子·老子》一书，印1万册，自己推销卖书。
就在我替他忧虑的时候，他却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阳台看云，说在我家屋顶的上方有一朵云，非常壮观，建议我看看天。
这个就叫“诗意地栖居”。你急？人家不急。
现在，在某些人眼中，可能这样的人都成笑话了，骂他是傻子的人大有人在。政府一再提倡创新。可我们一见和我们活得不一样的人，就说人家是“傻子”，这怎么能够创新呢？
鲁迅在《而已集》中《小杂感》中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现在很多人，见到所有的一切，都能想到赚钱，都能想到利益。人生生活成了赚钱机器。从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领到奖状，那是很高兴的事。现在呢？还有那种惊喜吗？
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太聪明。谁也不傻。就你知道做生意要维护好政商关系？就你知道高攀权贵？其实，你认识的权贵再多，也没用。别人又不是你的马仔，一旦你没用了，理都不理你。最关键的是，你要持续不断地给别人带来利益，那么陌生人也可以成为熟人。否则，熟人也是陌生人。
老琢磨那些“聪明事”，眼中只有赚钱，怎么能创新？创新就是和他人不一样。有人说“乔布斯不满足用户需求，他创造用户需求”，这话其实把乔布斯神话了。乔布斯创造的是新的产品形态，并不是创造了新的需求。“能够打败谷歌的一定不是另一个谷歌”，这话的意思是说不能重复产品形态。真正能够颠覆一个行业的人，基本上都不来自于这个行业内部。 借助于高科技，電脑、网络、手机、谷歌眼镜、3D打印、阿尔法狗，现代人在许多方面都赶上甚至超过了神仙。只是，在古代凡人做神仙需要严苛修炼，从“笨功夫”做起，从来不敢取什么巧，现在则不需要了。
历史呀，有时候正是由这些傻子创造的！
城里的金融阴翳遮蔽了太多的视觉盛宴，于是，我特别想从商业区挣脱，从写字楼逃跑，去小镇住，特别想归隐——虽然很做作，原本不过芸芸众生中一介布衣，有什么好隐的？但还是想。大约是向往没有拘束的田野吧。躁动不安的心，除了原野，到哪里安放？也许古人说得对，“大音希声扫阴翳，拨开云雾见青天”。这种想法，其实是表达对“诗意地栖居”的向往和渴望。
大城市里住久了，想住小镇，因为那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最接近原生态的地方啊。那是个什么地方呢？那是一个能让一对暴脾气的夫妻也吵不了架的地方。在那里，写点儿残山剩水，完全是业余研究。业余就是业余。写作呢，我觉得就只是我的业余，不定期的写一本书，写点文字，然后呢，继续我养家糊口的工作。我写作或者研究，部分原因是为了娱乐自己，不是简单的一个卖艺人（作家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金钱的卖艺者）。我觉得这种业余的感觉反而是最好的。你看，曹雪芹著书于黄叶村。他维持生活还得靠扎风筝来卖，而不是靠写作的版税——那时候也没有版税这个概念。他也没拿到一毛钱的稿费，因为一直到曹雪芹死，《红楼梦》根本就没有出版。
做学问也是一样。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做学问一定不要用学问来谋生，必须另求谋生之道。做官与做教员，绝不能用我们所学，只能随人去敷衍。这是《吴宓日记》中记载的。
“如来”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就是说人不可以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难。
看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之后，很多人嘲笑孔乙己。其实，孔乙己是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是个“诗意地栖居”的人，虽然他的生活非常不堪。他自己都没有钱吃饭了，还在那里关心“回”字四种写法。他尽做“无用”之事。他告诉众人：偷书，不叫偷，叫窃。因为“偷”在甲骨文里面专指偷情，和心理愉悦有关，和物质无关，而窃则不然，窃的对象是物质的、有形的。
美国科学院院士、社会学研究专家谢宇教授曾说：“许多记者和学生问我对很多社会现象的看法，他们很奇怪我会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是没有，而是我不愿意公开我自己的看法。对于我没有做过研究的社会现象，我的看法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看法，没有学术价值，没有公开的必要。”
啥叫知识分子？已故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他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对他来说，研究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像业余玩游戏一样，是一种爱好。用王阳明的话来说，这叫“知行合一”。用孔夫子的话来说，这叫“士志于道”。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说，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是为思想而活着的人。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钱钟书是个大学者，可他从不招研究生，原因是，在他看来，“考我的研究生不是为了利用我就是为了害我”。
钱钟书说这样的话，往好处说，他很懂鉴人之术；往坏处说，充分表明钱是个“成熟”之人，很懂世故。
大家想想，在孔乙己面前，很多人是不是显得很没文化？
“文化”，现在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什么是文化？或者说，文化是什么呢？谁能给文化下个定义？没法定义。人人都在说文化，人人又说不清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这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可以说，文化就是百姓的日常生活；你也可以说，文化是一种基因，人类因文化而丰满，文化因人类而高尚。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属于我们，比如书法，那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
在电子信息时代感受那份来自纸上的书法魅力，感受“最美的汉字”，横看竖看，上看下看，体验与观察字的“颜值”，那是一种无言的享受。什么是美，什么是最美，其实没有也不存在一个公式，因为美是随着时间的转移、人的心境转换而变化的，而且审美本身也有差异，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一种经济叫注意力经济。就是说，你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底下的人低头玩手机，人家的注意力不在你这里。互动模式变成了：我说我的，你看你的；你很孤独，与我无关；接受与否，你自己选；是非利弊，自决自受。
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镜头：一位网友日前在清迈机场拍下了这样的一幕——一群日本学生在等飞机时，人手一本书，如同在上阅读课，所有人都在埋头读书。
相比之下，我们的学生大部分还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公共场合，几乎人人低头玩手机。很多人都喜欢玩“朋友圈”，为此可以忙得废寝忘食。
去听了几次专家讲座，发现专家就是专家，至少口才不亚于营销大使，很会利用听众的猎奇心里，找出各种噱头，哗众取宠，喧嚣浮躁，但说到自己的看法，则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头脑。
早几年，大概为了鼓励人勤奋读书，网上流传这样的心灵鸡汤，在凌晨四点半的哈佛图书馆，依然是埋头苦读的学生满座，然后煞有介事地介绍了哈佛图书馆的训言，其中两条如下：
此时打盹，你将做梦；此时学习，你将圆梦。
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天殒身之人乞求的明日。
美国私立精英大学的学生这么勤奋，怎么像国内大学的考研族？好像哪里不对劲？真的是这样吗？于是有人专门去哈佛图书馆“调研”， 询问是否有这样的训言。图书馆回答道，这似乎是网上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言，而且以中国为甚。哈佛图书馆的墙上并无此类训言。为了澄清这个说法，哈佛图书馆还专门给了一个“辟谣”专页的链接。哈佛校报报道的标题是“有传言称哈佛学生超级好学”，《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更为精粹：“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一代中国学生从哈佛传闻中获得鼓舞”。
不知道，还有多少成功励志的心灵鸡汤是杜撰的。
只要“捱过苦”、坚持努力就能成功？你之所以平凡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朋友圈”里面也不干净，忽悠的人也不少。当你跟着“保温杯事件”起哄、刷屏、点赞、叹息的时候，如果最后你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高明的营销策划、是一场对“保温杯”去库存，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傻很天真？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年来，某些犯罪呈现地域性特色。比如严打电信诈骗时人们发现，说东北话、冒充黑社会骗人的往往是河北丰宁人；以重金求子来骗人的多是江西余干人……这种呈地域性特色的犯罪不仅局限于电信诈骗，还包括制毒贩毒，比如广东‘制毒第一村’博社村。如此种种，当地许多家庭都从事一种犯罪勾当，是谓“黑金村”。
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大家都干的事，哪怕是歪门邪道，众人也容易盲从。社会学上叫群体性行为。这就是所谓的“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在社会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中指出，在这种群体性行为中，个体智商及判断力几乎为零，完全为群体思想所控；其“群体的行为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这样的社会风气，也会影响到学校和学生。据新华网日前报道，今年6月，山东滨州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下发的奖状背面竟带有广告，引发众多学生、家长不满。多张网传图片显示，在该校颁发奖状背后，整面都是某电子产品商家的广告，有门店地址、电话、产品推介等广告内容，并称学生凭此奖状可领一份精美礼品。针对此事，目前，滨州市教育局已责令涉事学校进行整改。据悉，这是由一家主打销售教育电子产品的商家所为。
在文化界，过去，像周作人这样的学者，出书前，一般都是找个报刊先行发表文章，攒够了量，然后再结成集子，大致是一年一本集子。《常谈丛录》也是如此，先在《青年界》发表，然后收入《瓜豆集》。现在呢，都市类报纸的副刊砍的砍，压缩的压缩，甚至，连都市类报纸能存在多久都是个未知数，哪里还有闲功夫给你发文章？
三十年前，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由敢为人先的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结果责任编辑受批评，出版社领导作检讨。但此书在全国新华书店征订中，数量竟有280万册之巨，许多资深出版人都吓了一跳。现在，像这样的书，即使能出，也不可能卖那么多。
思考之四：你是重视孩子的“成才”还是“成长”？很多家长为啥总有抹不去的“天才和”“学霸”情结？
章莹颖，是个被朋友们称为“学霸”的女孩。
这些年，关于“学霸”、“少年天才”、“神童”的报道见怪不怪，其中有不少都被媒体大范围报道过。
比如去年被媒体“曝光”的“湖南神童”魏永康。
2004年8月24日央视《新闻会客厅》播出了节目《我的“神童”儿子为何肄业回家》。1983年出生的魏永康2岁就掌握了1千多个字。4岁掌握初中文化，在小学只上了二年级和六年级，1991年10月，8岁的魏永康就跳级到了县属重点中学，也“跳”过了他的童年。13岁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又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但像古时“伤仲永”一样，神童魏永康并没有在长大后延续神奇，读了3年研究生后，连硕士学位都没拿到，从“辉煌”到“泯然众人”，然后，被学校劝退了，肄业回家。
13岁时，魏永康以高分考进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湖南湘潭大学原物理系主任颜晓红说：“他可以过目成诵，就是说他看了一篇短文以后就把它复述出来，记忆力非常强。另外他思辨力很强，我们给他题目，他用非常短短的几个步骤就把这个题目做出来了。” 2000年，17岁的魏永康考入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这一次妈妈不能跟在身边，永康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2003年，魏永康从中科院肄业回到了老家。
尽管妈妈知道是自己的教育导致了现在的结果，但永康和妈妈之间仍然矛盾不断，他甚至说他恨妈妈。在答应了接受新闻会客厅的采访之后，由于再次和妈妈发生分歧，他失踪了。着急的母亲曾学梅为找儿子来到了北京。
在魏永康的生活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曾学梅反思说：“现在想起来，太心急了，拔苗助长，教育方法不对，没有全面教好。”
母亲曾学梅对他从小全方位的“悉心”教育，曾代劳他生活上的一切，包括喂饭，心无旁骛、智商极高的魏永康迅速在同龄孩子中脱颖而出。然而，考进中科院脱离了母亲的照顾后，极度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魏永康“失控”了，他完全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热了不知道脱衣服，大冬天不知道加衣服，穿着单衣、趿着拖鞋就往外跑；房间不打扫，屋子里臭烘烘；他经常一个人窝在寝室里看书，却忘了还要参加考试和撰写毕业论文，为此他有一门功课记零分，而没写毕业论文也最终让他失去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面对儿子的“失利”，母亲曾学梅深深忏悔：“是我害了他。”
我们身边这样的“神童”可能不多，但是幻想或者意淫“神童妈妈”的人真不少啊。逢人就夸我那个孩子多聪明，简直就是“神”了。“神童妈妈”曾学梅就患上了“神童綜合征”，她亲手把儿子打造成一个生活白痴，拥有一个生活弱智的儿子，她不但不担忧，相反，还得意忘形。“一俊遮百丑”，只要儿子考试能得高分，其他的都不重要。这种心态可怕啊。这是培养“考生”啊，孩子不能一辈子做考试机器吧，你想过他将来怎么样独自生活么？孩子可以不成熟，你一个母亲，也跟着不成熟，那就太不应该了。
成熟，有时候比成功还重要。
总有一些东西，让我们爱之如命，但最终，总会离我们而去。执着也没用，由不得你。因为，那是上天的意思。
人生有三宝：第一是阳光心态，第二是黄金思维，第三是正面能量。不较真，心平气和的力量，最可人。
人生有三境：低得下头，沉得住气，也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看得透人想得开事儿，脾气就不会急躁。如果脾气没了，那么福气就来啦。
人生，永远都有另外一条出路，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疗愈之乡，我们不妨把每天都看成一次修行，像猫一样生活，像狗一样工作，也可以过得坦然。你怎么样，你的世界就会怎么样。好命其实不如好心态。人生有“三好”，还有“三修”：好性格好习惯好心态，修心修性修行。厚道做人，精明做事。 一个人，要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活好每一天其实就是活好一辈子。你熟悉的人，有时候就是陌生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幸福，就是老天给什么都是享受，过去有句老话讲“中流自在心”“人间有味是清欢”。一定要说天堂，天堂在哪给我找出证据来，你说吧，是在云南的洱海呢还是在青海的青海湖？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其实，天堂的证据，就是在你认为最干净最美好的地方。
静，才决定人生的高度。
放下其实就是一种因，快乐是一种果。无知的爱有时候是一种伤害。如果你一味纵容自己，这其实是在毁灭自己。我们总说责任这个词，责任也应该有个限度，尽力而为了，然后就不用自责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是诸葛亮追求的，很多人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让梦想照亮生命的河流。有的人你看他老了、脑子糊涂了，还有的人老了但还是很优雅。
慢下来，才可能优雅。慢下来，与生命对话。
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是，天生我材未必有财啊。想开了就不生气了，一生气你就输了。幸福就是比心态，看谁活得心态好。好的心态，是让你的身体来告诉我，灵性的引导咱们的生活，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受伤了更要挺自己，别走得太快等等自己的灵魂。生活就是修炼，人生就是修炼，爱情也修炼。
顺境是人生，意境也是人生。德商比情商更重要。心素如简，人淡如菊，你若盛开，清风自来。镜明则境界静啊，镜明则千里皆明。人格，其实是最高的学问，什么都强都霸，未必好。还有个“德”配“位”的问题。你的“德”能够配上你的“位”，才好，否则，得到也是失去。你有那个智商，记忆力好，脑袋瓜聪明，野心就容易冒出来，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个，想多了，人心承受不了那么多，就容易崩溃。
心若没有归宿，你到哪里都是孤独的。如果一个人没诚实过，就不懂得生，所以，总有一种痛，能让我们瞬间长大。有时候我们想想，这些年我们爱了很多事很多人，唯独忘了爱自己。
想开了，你会对那些影响自个儿心情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折磨我。
不曾走过，怎么会懂得呢？该做的事情要现在就做，一些事情现在不做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做。
因为我们都没有翅膀，所以努力地奔跑。因为迷茫，所以叫青春。慢下来，一切都会云淡风清，不必仰望别人，自个就是风景，这就是所谓的“守住寂寞，静待花开”。因为苦，所以叫人生，这在儒家叫修行，道家叫修性，佛家叫修心。
做事不妨带着三分快意，做人还是存一点素心比较好。精明的最高境界，其实是厚道，没有糟糕的事情，只有糟糕的心情。所以心态弹性一点好，修心静心暖心，不抱怨不生气不失控，三不，这样的话就能看得开拿得起放得下。
多情却被无情恼。淡定，才能沉住气。沉不住气就不成器。不要去干拔苗助长的事。急最多能生“智”，静才能生“慧”。
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听到，但是我们平静等待：流年心绪，浅酌低唱，小鸟在前面带路，千金散尽不回来也罢。人生就是这一辈子，在最深的红尘里面，遇见任何人都是一种缘分。
神童年年有，今年略不同。说到神童的时候，不是两三岁就能够背诵圆周率就是十二三岁便读了大学。今年高考，湛江13岁女神童陈舒音考上浙大！在陈舒音的母校的官方微信上，有她的专门报道，标题是《今日的“奇迹”，明日的“巨星”》。
6岁上小学，7岁读初中，9岁以广东湛江市第13名的优异成绩考上湛江二中高一实验班，12岁参加高考，以总分620分，高出一本线135分的成绩被浙江大学医学试验班（5+3）录取。
13岁“天才少女”陈舒音已到浙大報到，这也是近年来浙大录取的年龄最小的学生。
而舒音和她的父母却始终觉得“没什么特殊”——“没有上过补习班，父母也没有额外辅导，就是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学下来。”舒音的父亲介绍说，舒音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很坐得住”。小时候，舒音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总是缠着父母给她讲故事，可不一样的是陈爸爸每次都被缠着讲三四个小时。等舒音能够独立阅读时，她更是一有空就坐下来看书。正是由于从小就有浓厚的阅读兴趣，自学能力又特别强，舒音在读小学前就掌握了小学的大部分知识。她的理解能力也特别强，高二的时候，舒音就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一些大学基础课程。
谈到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舒音说，自己想要走研究型道路，目前的规划就是认真学习，一直读到博士毕业。舒音爸爸则希望她能够成长为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的人。
说起神童，想必都会想起一个名字宁铂——“中国第一天才少年”。他曾是全国瞩目的“神童”。1977年，作为中科大少年班破格录取的第一人，宁铂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让全国不少父母为制造“神童”着迷，他自己也成了无数孩子的榜样。然而，当年的“神童”，经历了怎样的生涯路径？
不妨来看一则旧文：2011年7月11日上午，43名天才少年来到安徽省城合肥参加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复试，再过3天，他们中经过几轮筛选之后的合格成员，就将组成新一届的少年班……他们会是今年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准神童”。（2011年7月29日《新安晚报》）
《新安晚报》这篇报道称，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向他推荐智力超常儿童——宁铂。与此同时，各地发现“早慧儿童”的信件涌向党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大。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大提出创办少年班设想，并于1978年3月，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招收了700多名学生。在这些学生里面，包括破格选拔的20名少年，他们当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
时至今日，我们不禁好奇：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中国“神童”教育浪潮的“神童”今日又身在何处？放眼寰宇，与中华大地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又有哪些“神童”的故事？ 其实，宁铂的“神童”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离开科大，其间，他做过许多次离开的挣扎，但无一成功。在这25年的时间里，宁铂必须服从大家的安排，满足师长、学校、国家、媒体围观一位“神童”的嗜好，譬如他的“七步成诗”。作为一个“神童”，他必须压抑16岁甚至更早即已到来的青春期的骚动，不能说，更无处求教，因为他是宁铂。宁铂确实聪明过人，但是他的分数与神话不符，因此他还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展开搏斗，因为不这样就会让有些人觉得宁铂已经不行了。所有的事实让这位“神童”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装成一个天才的样子——在对天文学的求学之路阻断之后，他只能转向了对神秘的“星象学”的研究，但也正是由于这段经历，直到今天，宁铂的许多老同学还都是如此反映——“当时他有些神叨叨的”。
無论社会舆论如何，宁铂本人似乎对“神童”的光环并无太多的好感。早在1998年，宁铂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一期有关“神童”教育的讨论，针对“神童”教育，他表达出不予肯定的态度，而这期节目，也被传为是宁铂在向“神童”教育开炮。现如今，素有“中国第一天才少年”之称的宁铂就在离江西南昌不远的一座寺院落发出家，并且担任了该寺佛教学院的讲师。虽然宁铂的最终抉择让世人瞠目结舌，但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位僧侣的身上看到昔日“神童”的影子——“宁铂讲课的语速很快，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从不翻教材，却能说出哪个内容在教材的哪一章哪一页……”
昔日的“神童”变成了高僧，或许能够说明一个现实——宁铂需要的是一份宁静的生活，而非“神童”的路子。
中国不少家长有着抹不去的天才情结，只不过，近几年越来越“务实”了。之所以变得“务实”，是因为家长和大众不再牢牢盯住天才这个本身就无法明确定义的概念，而是关注了实实在在的高考分数；之所以变得“长远”，是因为类似中国科大的“少年班”已不解渴，“早教班”才是成才“关键”。每年高考之后，“高考第一”的报道依然如火如荼。卷面分第一、综合成绩第一、单科成绩第一，“第一”这个情结可谓根深蒂固。学校更是乐此不疲，把“第一”当噱头，宣称“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一些唯利是图的培训机构，抓住家长和学校的这个“七寸”，推出“高考第一名成才之路”讲座或分析会，赚足了银子。“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怀疑这句令家长热血沸腾的口号，最早是培训机构的巧妙营销。
由于一些父母“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心愿过强，于是便有了“教育越超前越好”一说，因而早期教育进入家庭之后就被演变成了“超早期的行为能力训练”。正是家长们的“倾囊相赠”，带来早教行业的蓬勃发展。
“第一”这个情结，和家长“望子成龙”情结不谋而合，人人都只想让孩子赢，谁都怕孩子输。家长们在对“第一”的追逐中，更多地关注孩子的“成才”，却忽视了孩子的“成长”。针对这种现象，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就这样讲：我宁可做一个快快乐乐生活在烂泥塘里面的乌龟，也不希望被人高高地供奉在庙堂之上。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3岁的“神童”陈舒音再次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原因。人们仍然关心，“神童”陈舒音的成长过程，是顺其自然还是拔苗助长？
“神童”陈舒音只是个案。
天才向左，疯子向右，我们大多数人不是天才也不是疯子，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那我们就在中间，不偏不倚，中庸心态。世界如此浮躁，你要心灵宁静，幸福说白了就是平常心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