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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汉卿的创作分为散曲和杂剧两部分。散曲常表现人生如梦、玩世不恭、随遇而安、消极避世的思想境界；而杂剧则表现出“争到头、竟到底”的抗争精神，呈现出独特的二元创作观。本文从关汉卿所处的年代、思想意识、人生体验、文学情感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出关汉卿形成二元创作观的原因，人生观对作品的影响和他的独特人格魅力。
【关键词】二元创作观 消极情绪 战斗精神 妇女形象 人格
关汉卿名不详，号已斋叟，大都人。约生于成宗大德年间，是我国13世纪伟大的戏剧家，在元代剧坛上获得了“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的至尊地位。
关汉卿的创作由杂剧和散曲两部分组成，二者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对于他创作观的研究，应从这两方面入手。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就不难发现，他创作的散曲常表现出人生如梦、玩世不恭、随遇而安、消极避世的思想境界；而他所创作的杂剧却表现出一种“争到头、竟到底”的精神。鉴于此，我们在思想深处便会发问，为何在同一个作家身上，竟出现如此迥异的二元创作观呢？它又是如何矛盾地统一于一人之身呢？我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应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看待任何事物应一分为二地看，并且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去研究，不能凭空臆想甚至杜撰。
众所周知，关汉卿生活在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当时的社会，战乱频冗、饿殍遍野，人们的思想起伏不定，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当时，蒙古贵族在政治上一直实行高压政策，作为金遗民的汉人被打入社会底层，文化人被定为最下等，元朝统治者也取消了科举进仕的途径，打翻了儒家正统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文人们处在这种环境中，整日忧愁苦闷，难慰心籍，找不到他们自己的人生坐标，于是形成了两股时代情绪，即一部分人悲观厌世、消极避世；一部分人则又不甘于被压迫和奴役，于是奋起抗击、顽强斗争。关汉卿正是生长在这种残酷而又压抑的环境中。他将这两种情绪很好的吸纳于自己的思想中，按自己思想表现的需要和自我释放的需求，写出两种不同格调的作品——散曲和杂剧。他将这两种思想积淀，随兴遣性、任意挥洒，巧妙的写出自己内心深处矛盾的两种世界观和人生的处世观，折射出他处于当时社会环境下人格和身心的分裂和扭曲。
当然，一个作家创作观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有关系，也与思想意识有关系。众所周知，语音是人的精神家园，文字是意识的有形载体。为了宣泄自己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为了关怀自身体验和主体感受，为了不泯灭自己的社会良知，关汉卿于是拿起自己手中的笔，为自己和文人寻找一条生存之道，来书写心中的本真的自我和社会世相图。于是，他写散曲小令以宣泄自己的苦闷和志趣的难以实现；写杂剧，表现自己的蔑视名利，愤世嫉俗，绝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他用语言这种符号，来书写人的本我情绪，用语言来承载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玄妙忧思。常言道：“存在决定意识”。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客观存在就有什么樣的意识反应；有什么样的心理意识，就有什么样的写作格局。而对意识的反应又绝不仅有一种模式，宛若阳光折射为七彩，存在所决定的意识也可以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思想。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当然也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品味和意趣，这些不同的创作观，当然也可以矛盾的统一于一人之身，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足为道的。
当然，人生是漫长的，对于人生的体验也是各有滋味的。由于体验的多元，导致了生存价值观的多元。而生存价值观的多元也决定了，作家创作方法的多元和异质。窒息在强权和高压之下的关汉卿，他无可回避的一方面重视民众文化心理，成为当时时代民众思想的传声筒和喉舌；一方面，他也需要寻找一个让自己的心灵暂时得以休憩和放松的空间，于是他便写一些聊以自慰、消极避世的作品。因为两种生存价值观的存在，他的写作观也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是进行直抒胸臆的散曲创作；另一种是反抗现实的杂剧创作。他的散曲，寓庄于谐。作品中那种罢却名利的牢骚、愤世嫉俗的壮语、与世无争的调侃、避世入隐的憧憬······都给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活生生的鲜活的立体的作家；而他的杂剧，更能曲尽其意地反映一时代的风貌。他为我们塑造出许多绚丽多彩的舞台妇女形象，揭示了社会底层的苦难和愤怒、觉醒和反抗，刨析造成主人公悲剧的社会根源。他写“争到头、竟到底”的窦娥，写机智勇敢的谭记儿，写被挤压在社会底层的赵盼儿、杜蕊娘，写冲决门第婚姻的瑞兰、燕燕······这一系列富于生活气息鲜活的妇女，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悲喜剧中的一员。这些女性，在统治者的眼里是“异端”是“不三不四”之人。鲁迅说过：异端往往是社会的先知先觉者、社会的改良者。关汉卿笔下的“顽主”、“不三不四”之人是社会的异端，是社会的改良者和历史的推动者。所不同者，只在于对之采取的态度不同罢了。在关汉卿的散曲创作中表现出一种见怪不怪、圆滑世故、以求洁身自好的思想境界；而在他的杂剧创作中则表现出一种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反映人民的心声和反抗精神的思想境界。无论是他借妇女形象之酒杯，来宣扬他自己桀骜不驯、气壮山河之块垒，还是他直抒胸臆、玩世不恭，均是他重视个体生存价值和本我人格的写照。关汉卿这两类作品，或浅斟低唱，或引吭高歌，或避世无为，或愤怒抗击，均属于雄鹰的歌唱。列宁在评价一位革命家是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借用这句话来评价关汉卿的散曲和杂剧的创作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或高或低，那都是鹰的飞行；或奋击或消沉，那都是关汉卿的笔法，他真不愧是“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的领袖人物，是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一个善于运用斗争策略和技巧的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被元代社会所抛弃的文人，关汉卿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把中国戏剧艺术推向了繁荣，他将作为伟大的戏剧艺术家被历史和社会铭记。至于他在散曲和杂剧里所呈现出的二元创作观，既是他个体因素的产物，更多的应归因于社会因素：是社会环境的挤压和摧残，导致了他思想意识的矛盾和分裂，导致了他创作方法的二元异质。这些既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黄克的《关汉卿戏剧人物论》1984年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2]袁有芬、李汉秋的《关汉卿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3]《元文类》卷五七·世界书局本
[4]周德清《中原音韵》、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83年版
【关键词】二元创作观 消极情绪 战斗精神 妇女形象 人格
关汉卿名不详，号已斋叟，大都人。约生于成宗大德年间，是我国13世纪伟大的戏剧家，在元代剧坛上获得了“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的至尊地位。
关汉卿的创作由杂剧和散曲两部分组成，二者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对于他创作观的研究，应从这两方面入手。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就不难发现，他创作的散曲常表现出人生如梦、玩世不恭、随遇而安、消极避世的思想境界；而他所创作的杂剧却表现出一种“争到头、竟到底”的精神。鉴于此，我们在思想深处便会发问，为何在同一个作家身上，竟出现如此迥异的二元创作观呢？它又是如何矛盾地统一于一人之身呢？我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应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看待任何事物应一分为二地看，并且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去研究，不能凭空臆想甚至杜撰。
众所周知，关汉卿生活在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当时的社会，战乱频冗、饿殍遍野，人们的思想起伏不定，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当时，蒙古贵族在政治上一直实行高压政策，作为金遗民的汉人被打入社会底层，文化人被定为最下等，元朝统治者也取消了科举进仕的途径，打翻了儒家正统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文人们处在这种环境中，整日忧愁苦闷，难慰心籍，找不到他们自己的人生坐标，于是形成了两股时代情绪，即一部分人悲观厌世、消极避世；一部分人则又不甘于被压迫和奴役，于是奋起抗击、顽强斗争。关汉卿正是生长在这种残酷而又压抑的环境中。他将这两种情绪很好的吸纳于自己的思想中，按自己思想表现的需要和自我释放的需求，写出两种不同格调的作品——散曲和杂剧。他将这两种思想积淀，随兴遣性、任意挥洒，巧妙的写出自己内心深处矛盾的两种世界观和人生的处世观，折射出他处于当时社会环境下人格和身心的分裂和扭曲。
当然，一个作家创作观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有关系，也与思想意识有关系。众所周知，语音是人的精神家园，文字是意识的有形载体。为了宣泄自己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为了关怀自身体验和主体感受，为了不泯灭自己的社会良知，关汉卿于是拿起自己手中的笔，为自己和文人寻找一条生存之道，来书写心中的本真的自我和社会世相图。于是，他写散曲小令以宣泄自己的苦闷和志趣的难以实现；写杂剧，表现自己的蔑视名利，愤世嫉俗，绝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他用语言这种符号，来书写人的本我情绪，用语言来承载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玄妙忧思。常言道：“存在决定意识”。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客观存在就有什么樣的意识反应；有什么样的心理意识，就有什么样的写作格局。而对意识的反应又绝不仅有一种模式，宛若阳光折射为七彩，存在所决定的意识也可以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思想。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当然也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品味和意趣，这些不同的创作观，当然也可以矛盾的统一于一人之身，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足为道的。
当然，人生是漫长的，对于人生的体验也是各有滋味的。由于体验的多元，导致了生存价值观的多元。而生存价值观的多元也决定了，作家创作方法的多元和异质。窒息在强权和高压之下的关汉卿，他无可回避的一方面重视民众文化心理，成为当时时代民众思想的传声筒和喉舌；一方面，他也需要寻找一个让自己的心灵暂时得以休憩和放松的空间，于是他便写一些聊以自慰、消极避世的作品。因为两种生存价值观的存在，他的写作观也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是进行直抒胸臆的散曲创作；另一种是反抗现实的杂剧创作。他的散曲，寓庄于谐。作品中那种罢却名利的牢骚、愤世嫉俗的壮语、与世无争的调侃、避世入隐的憧憬······都给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活生生的鲜活的立体的作家；而他的杂剧，更能曲尽其意地反映一时代的风貌。他为我们塑造出许多绚丽多彩的舞台妇女形象，揭示了社会底层的苦难和愤怒、觉醒和反抗，刨析造成主人公悲剧的社会根源。他写“争到头、竟到底”的窦娥，写机智勇敢的谭记儿，写被挤压在社会底层的赵盼儿、杜蕊娘，写冲决门第婚姻的瑞兰、燕燕······这一系列富于生活气息鲜活的妇女，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悲喜剧中的一员。这些女性，在统治者的眼里是“异端”是“不三不四”之人。鲁迅说过：异端往往是社会的先知先觉者、社会的改良者。关汉卿笔下的“顽主”、“不三不四”之人是社会的异端，是社会的改良者和历史的推动者。所不同者，只在于对之采取的态度不同罢了。在关汉卿的散曲创作中表现出一种见怪不怪、圆滑世故、以求洁身自好的思想境界；而在他的杂剧创作中则表现出一种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反映人民的心声和反抗精神的思想境界。无论是他借妇女形象之酒杯，来宣扬他自己桀骜不驯、气壮山河之块垒，还是他直抒胸臆、玩世不恭，均是他重视个体生存价值和本我人格的写照。关汉卿这两类作品，或浅斟低唱，或引吭高歌，或避世无为，或愤怒抗击，均属于雄鹰的歌唱。列宁在评价一位革命家是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借用这句话来评价关汉卿的散曲和杂剧的创作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或高或低，那都是鹰的飞行；或奋击或消沉，那都是关汉卿的笔法，他真不愧是“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的领袖人物，是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一个善于运用斗争策略和技巧的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被元代社会所抛弃的文人，关汉卿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把中国戏剧艺术推向了繁荣，他将作为伟大的戏剧艺术家被历史和社会铭记。至于他在散曲和杂剧里所呈现出的二元创作观，既是他个体因素的产物，更多的应归因于社会因素：是社会环境的挤压和摧残，导致了他思想意识的矛盾和分裂，导致了他创作方法的二元异质。这些既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黄克的《关汉卿戏剧人物论》1984年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2]袁有芬、李汉秋的《关汉卿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3]《元文类》卷五七·世界书局本
[4]周德清《中原音韵》、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