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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就业弹性迅速下降，经济发展日益落入了“高增长、低就业”的陷阱。本文就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择其要者进行简要介绍和评析。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就业困难； 观点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19-0045-03
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派生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会直接制约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是1962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一条定律。这条定律，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所证明。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却显露出与“奥肯定律”不相协调的轨迹。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经济发展似乎进入了“高增长、低就业”的陷阱。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态势？学术界的研究见仁见智，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一、“技术进步排挤论”
对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形成机理，一些学者用技术进步的影响来解释，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使得同量产品和资本所需投入的劳动力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挤出效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就业弹性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趋势。（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还有专家断言，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就会越来越弱。（《刘国光建议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10月15日）
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肯定会在一个时期内对就业形势产生冲击，使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出现减弱，形成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局面。但用这种方法来分析90年代后中国就业形势的变化时，是否能全面充分地解释问题，人们心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虑。
首先从逻辑上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双重的。在短期内，技术进步提高了产出效率，导致生产同量产品的要素（资本、劳动、土地）投入减少，技术进步似乎是排挤就业的；在长期内，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产出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扩张社会总需求，另一方面又创造出新产品，引入新的需求，当两个因素共同作用时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加速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促进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而技术进步又是有利于就业增长的。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静动态效果的不同，导致理论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技术进步总体上减少就业和增加失业，同时也改变就业的整体结构；二是认为技术进步总体上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同时也改变就业结构；三是技术进步仅仅改变就业结构，总体上不影响就业数量的变化。可见，理论界对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认识还相当不统一，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实际效果尚难以定论。
其次从经验上看，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事例也削弱了“技术进步论”的可信度。相关研究证实，20世纪全世界新增就业岗位20多亿，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岗位是科技进步提供的。仅从20世纪后半期的经验判断，像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技术进步很快，但它们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维持了充分就业，经济的就业弹性在大多数年份几乎是我国的2—3倍。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其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明显高于中国，形成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局面。另外，就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增长轨迹而言，90年代并未出现明显的技术飞跃，经济增长依然是依赖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消耗来支撑的，在粗放式增长模式中始终未能看到技术进步的明显证据。
所以，不管是从理论逻辑上还是从实证经验上看，技术进步并不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下降的主导因素。
二、“经济结构调整论”
一种更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就业增长率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是中国经济结构快速调整的必然结果。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进行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此相适应，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效果也随之变动。有学者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第一产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明显滞后，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低，导致整体经济就业弹性较低。（王昊：《“高增长、低就业”问题的原因与对策》，《新视野》2005年第6期）也有人认为，由于政府政策导向和行为方式偏好的影响，在发展最快的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例明显减少，类似化工、建材、医药、电子信息等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多，逐步替代了原来的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这样，虽然投入了同样的资金，能够吸纳的劳动力却减少了，就业弹性系数就会下降。（刘伟：《中国经济缘何出现“奥肯悖论”现象？》，“中国金融网”2006年6月14日）还有学者提出，中国改革从90年代进入“体制内”攻坚阶段后，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使中国的保障性就业政策失效，公有制企业的利润约束机制增强，用人自主权扩大，开始向社会集中排放大量富余人员，从而导致就业弹性水平阶梯式下降。（蔡昉：《实现就业与增长同步的战略思考》，“中宏网”2006年1月5日）
从现有的常识看，这种观点的说服力至少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
首先，正常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工业）替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业）的同时，也必然会促进另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第二产业的发展与扩张，必然会催生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兴起。从事实来看，人们常以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过于缓慢，但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表明，过去常规统计中对第三产业存在着明显的漏统和低估问题（普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从31.9%提高到40.7%）。这种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并不慢，其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小。
其次，资本深化对就业造成的影响是复杂的、多向的。制造业中一个行业的结构升级和资本密集化，会相对甚至绝对地减少就业，但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消费的扩张，又会引发一系列行业就业的增加，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领域。比如，汽车制造业是资本密集行业，但其大规模的生产与消费，会导致汽车销售、保养维修等劳动密集产业的大发展，会推动乡村家庭旅游业的发展。这就说明，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分工的深化，加工制造业的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往往呈现出交错并列的局面，大型生产厂家在保留主件生产的同时，会将零部件生产以承包和分包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小型企业或承包商生产，而这些小型企业大多又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再次，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就业制度和经济主体发生了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因素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就业弹性，而经济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则提高了就业弹性。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使得公有制企业获得了更为自主的劳动用工权，能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企业的职工数量，通过“减员增效”降低了就业弹性。可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因得到政策鼓励而迅速发展起来，雇佣的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都出现在非公有制企业里。从长期来看，针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属于短期因素，而经济产权主体的多元化过程则属于长期因素，经济制度变革因素从长期来看是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就业弹性。
鉴于这些情形，没有理由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就必然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三、“要素价格扭曲论”
不少学者指出，要素价格特别是资本价格的扭曲导致了中国GDP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资本资源、自然资源则相对匮乏,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根据经济学理论，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里，丰富的生产要素其价格相对便宜，而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格相对昂贵。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必然会更多地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而节约使用价格昂贵的生产要素。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主导产业的选择，应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符合要素的禀赋结构，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双重效果。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于延续了建国之后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并将绝大多数贷款投向国有部门，进而改变了要素的自然价格结构，出现了过度投资行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得到迅速发展，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明显，并对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直接导致了就业弹性的下降。（盛仕斌、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周天勇：《对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分析》，《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7月11日）就这种观点来说，其解释的可信度也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逻辑上的不确定性，即实际利率水平的下降具有两个相反的效应，很难分清哪个效应起的作用更大。一方面，利率水平低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显得更加便宜，企业就会更多地使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价格的下降可以使就业弹性下降，这就是实际利率下降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资本价格的低廉也可推动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产出，而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产出又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增长，这就是实际利率下降的规模效应。实际利率水平对就业影响的方向和大小，应该是这两个效应的综合结果。二是实证研究的非支持性。相关研究表明，实际的利率水平并不是影响中国就业弹性变化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增长缓慢并不是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因为，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是流向了国有企业，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和预算软约束，贷款利率的高低对于企业的经营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常进雄：《中国就业弹性的决定因素及就业影响》，《财经研究》2005年第5期）
四、“隐性失业消化论”
这种观点的含义是，在传统的权利—福利型就业模式下，以劳动力低效配置和大量隐性失业为前提，中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劳动参与率和较低的公开失业率。但随着经济制度和就业制度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消化过去的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因此在整体就业质量提高的同时，不可能快速增加新的就业。例如，有人就认为，在市场经济初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于是就形成了“名义就业量下降中的有效就业增长”。（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0期）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如果把中国的隐性失业考虑进去计算，就会发现中国经济20年来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仍然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所谓的“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矛盾，事实上并不存在。（邓志旺、蔡晓帆、郑棣华：《就业弹性系数急剧下降：事实还是假象》，《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5期）明确点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能量主要是倾注到了就业质量的提高上，所以才出现了就业数量增加的低效。
不可否认，这一观点较好地说明了改革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阐述了国有企业隐性失业人数减少和社会整体就业质量提高之间的转换机理，揭示了中国就业增长的质量效应和数量效应之间的替代关系。可是，它却无法解释中国的就业弹性为什么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巨大的差别；它也忽视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尤其是私企和外企）过度使用和剥削劳动力的问题。因此，“隐性失业消化论”也许可以说明90年代以来就业弹性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却无法揭示“高增长、低就业”奥秘的全部。
由上可见，前述几种观点尽管试图从不同侧面对中国就业困难作出解释，但从效果上看，却只能解释短期的片段的经济现象，而对中国就业弹性十多年来明显偏低和长期偏低的问题无法解释，难以提供一个逻辑统一、理论与经验吻合、说服力强的阐释框架。因此，要想弄清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形成机理，一方面，有必要加强这些观点之间的配合与互补，以便发挥出更强的整体解释效力；另一方面，更需要开展深入的研究，以便寻求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通过前面的观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高增长、低就业”模式，并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而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产物，其对中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消极的，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高增长、低就业”的发展模式，集中体现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不公平，表明经济高速增长的福利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为此，政府必须要改变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把“增长优先”改变为“就业优先”。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是和谐的、持续的和科学的。（2）“高增长、低就业”模式的出现，应该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开展多方面多视角的研究是必要的。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既然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其研究的重点就不应该放在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的自然变迁方面，而应从制度和法制环境方面去深入思考并设法堵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
责任编辑史小今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就业困难； 观点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19-0045-03
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派生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会直接制约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是1962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一条定律。这条定律，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所证明。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却显露出与“奥肯定律”不相协调的轨迹。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经济发展似乎进入了“高增长、低就业”的陷阱。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态势？学术界的研究见仁见智，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一、“技术进步排挤论”
对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形成机理，一些学者用技术进步的影响来解释，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使得同量产品和资本所需投入的劳动力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挤出效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就业弹性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趋势。（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还有专家断言，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就会越来越弱。（《刘国光建议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10月15日）
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肯定会在一个时期内对就业形势产生冲击，使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出现减弱，形成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局面。但用这种方法来分析90年代后中国就业形势的变化时，是否能全面充分地解释问题，人们心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虑。
首先从逻辑上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双重的。在短期内，技术进步提高了产出效率，导致生产同量产品的要素（资本、劳动、土地）投入减少，技术进步似乎是排挤就业的；在长期内，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产出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扩张社会总需求，另一方面又创造出新产品，引入新的需求，当两个因素共同作用时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加速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促进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而技术进步又是有利于就业增长的。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静动态效果的不同，导致理论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技术进步总体上减少就业和增加失业，同时也改变就业的整体结构；二是认为技术进步总体上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同时也改变就业结构；三是技术进步仅仅改变就业结构，总体上不影响就业数量的变化。可见，理论界对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认识还相当不统一，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实际效果尚难以定论。
其次从经验上看，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事例也削弱了“技术进步论”的可信度。相关研究证实，20世纪全世界新增就业岗位20多亿，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岗位是科技进步提供的。仅从20世纪后半期的经验判断，像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技术进步很快，但它们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维持了充分就业，经济的就业弹性在大多数年份几乎是我国的2—3倍。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其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明显高于中国，形成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局面。另外，就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增长轨迹而言，90年代并未出现明显的技术飞跃，经济增长依然是依赖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消耗来支撑的，在粗放式增长模式中始终未能看到技术进步的明显证据。
所以，不管是从理论逻辑上还是从实证经验上看，技术进步并不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下降的主导因素。
二、“经济结构调整论”
一种更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就业增长率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是中国经济结构快速调整的必然结果。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进行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此相适应，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效果也随之变动。有学者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第一产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明显滞后，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低，导致整体经济就业弹性较低。（王昊：《“高增长、低就业”问题的原因与对策》，《新视野》2005年第6期）也有人认为，由于政府政策导向和行为方式偏好的影响，在发展最快的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例明显减少，类似化工、建材、医药、电子信息等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多，逐步替代了原来的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这样，虽然投入了同样的资金，能够吸纳的劳动力却减少了，就业弹性系数就会下降。（刘伟：《中国经济缘何出现“奥肯悖论”现象？》，“中国金融网”2006年6月14日）还有学者提出，中国改革从90年代进入“体制内”攻坚阶段后，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使中国的保障性就业政策失效，公有制企业的利润约束机制增强，用人自主权扩大，开始向社会集中排放大量富余人员，从而导致就业弹性水平阶梯式下降。（蔡昉：《实现就业与增长同步的战略思考》，“中宏网”2006年1月5日）
从现有的常识看，这种观点的说服力至少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
首先，正常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工业）替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业）的同时，也必然会促进另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第二产业的发展与扩张，必然会催生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兴起。从事实来看，人们常以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过于缓慢，但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表明，过去常规统计中对第三产业存在着明显的漏统和低估问题（普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从31.9%提高到40.7%）。这种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并不慢，其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小。
其次，资本深化对就业造成的影响是复杂的、多向的。制造业中一个行业的结构升级和资本密集化，会相对甚至绝对地减少就业，但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消费的扩张，又会引发一系列行业就业的增加，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领域。比如，汽车制造业是资本密集行业，但其大规模的生产与消费，会导致汽车销售、保养维修等劳动密集产业的大发展，会推动乡村家庭旅游业的发展。这就说明，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分工的深化，加工制造业的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往往呈现出交错并列的局面，大型生产厂家在保留主件生产的同时，会将零部件生产以承包和分包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小型企业或承包商生产，而这些小型企业大多又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再次，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就业制度和经济主体发生了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因素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就业弹性，而经济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则提高了就业弹性。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使得公有制企业获得了更为自主的劳动用工权，能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企业的职工数量，通过“减员增效”降低了就业弹性。可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因得到政策鼓励而迅速发展起来，雇佣的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都出现在非公有制企业里。从长期来看，针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属于短期因素，而经济产权主体的多元化过程则属于长期因素，经济制度变革因素从长期来看是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就业弹性。
鉴于这些情形，没有理由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就必然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三、“要素价格扭曲论”
不少学者指出，要素价格特别是资本价格的扭曲导致了中国GDP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资本资源、自然资源则相对匮乏,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根据经济学理论，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里，丰富的生产要素其价格相对便宜，而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格相对昂贵。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必然会更多地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而节约使用价格昂贵的生产要素。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主导产业的选择，应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符合要素的禀赋结构，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双重效果。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于延续了建国之后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并将绝大多数贷款投向国有部门，进而改变了要素的自然价格结构，出现了过度投资行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得到迅速发展，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明显，并对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直接导致了就业弹性的下降。（盛仕斌、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周天勇：《对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分析》，《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7月11日）就这种观点来说，其解释的可信度也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逻辑上的不确定性，即实际利率水平的下降具有两个相反的效应，很难分清哪个效应起的作用更大。一方面，利率水平低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显得更加便宜，企业就会更多地使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价格的下降可以使就业弹性下降，这就是实际利率下降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资本价格的低廉也可推动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产出，而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产出又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增长，这就是实际利率下降的规模效应。实际利率水平对就业影响的方向和大小，应该是这两个效应的综合结果。二是实证研究的非支持性。相关研究表明，实际的利率水平并不是影响中国就业弹性变化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增长缓慢并不是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因为，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是流向了国有企业，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和预算软约束，贷款利率的高低对于企业的经营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常进雄：《中国就业弹性的决定因素及就业影响》，《财经研究》2005年第5期）
四、“隐性失业消化论”
这种观点的含义是，在传统的权利—福利型就业模式下，以劳动力低效配置和大量隐性失业为前提，中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劳动参与率和较低的公开失业率。但随着经济制度和就业制度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消化过去的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因此在整体就业质量提高的同时，不可能快速增加新的就业。例如，有人就认为，在市场经济初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于是就形成了“名义就业量下降中的有效就业增长”。（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0期）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如果把中国的隐性失业考虑进去计算，就会发现中国经济20年来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仍然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所谓的“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矛盾，事实上并不存在。（邓志旺、蔡晓帆、郑棣华：《就业弹性系数急剧下降：事实还是假象》，《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5期）明确点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能量主要是倾注到了就业质量的提高上，所以才出现了就业数量增加的低效。
不可否认，这一观点较好地说明了改革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阐述了国有企业隐性失业人数减少和社会整体就业质量提高之间的转换机理，揭示了中国就业增长的质量效应和数量效应之间的替代关系。可是，它却无法解释中国的就业弹性为什么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巨大的差别；它也忽视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尤其是私企和外企）过度使用和剥削劳动力的问题。因此，“隐性失业消化论”也许可以说明90年代以来就业弹性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却无法揭示“高增长、低就业”奥秘的全部。
由上可见，前述几种观点尽管试图从不同侧面对中国就业困难作出解释，但从效果上看，却只能解释短期的片段的经济现象，而对中国就业弹性十多年来明显偏低和长期偏低的问题无法解释，难以提供一个逻辑统一、理论与经验吻合、说服力强的阐释框架。因此，要想弄清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形成机理，一方面，有必要加强这些观点之间的配合与互补，以便发挥出更强的整体解释效力；另一方面，更需要开展深入的研究，以便寻求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通过前面的观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高增长、低就业”模式，并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而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产物，其对中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消极的，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高增长、低就业”的发展模式，集中体现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不公平，表明经济高速增长的福利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为此，政府必须要改变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把“增长优先”改变为“就业优先”。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是和谐的、持续的和科学的。（2）“高增长、低就业”模式的出现，应该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开展多方面多视角的研究是必要的。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既然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其研究的重点就不应该放在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的自然变迁方面，而应从制度和法制环境方面去深入思考并设法堵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
责任编辑史小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