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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常考察美国市场的人士有一种感觉，原来美国大超市中MADE IN CHINA的商品占比在逐年减少，取而代之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同类商品，包括印度，泰国，越南和巴基斯坦等，这是差异化“比较优势”的体现，是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比较成本理论是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突破了绝对成本差异的局限性，从而解释了即使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同样可以参加国际间分工与国际贸易。比较成本差异的不同国家生产不同商品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劳动生产率较高或成本较低)的商品。差异的存在，是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这是比较成本的精髓。
比较成本理论中的成本要素包括原料成本(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人力优势)、资金成本(资本优势)等多方面综合利益结构建立起来的比较优势。比较利益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这也正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写照。
中国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削弱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具有廉价劳动力，拥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全球的初级产品制造工厂，亚太地区的采购中心。但这几年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由于多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从而推动劳动力价格上涨；第二，随着劳动保障法规的严格执行，工厂成本有所提高；第三，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大大超出了企业预期。人民币每升值1％，企业利润率将下降5～6％；第四，出口退税和利率上升，使企业成本提高。综合上述因素，企业平均成本上升在10％～20％左右，这就使中国在全球的廉价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地位在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寻找新的生产中心。在过去的一年里，数千家位于中国的外国工厂关闭，成本的增加令它们开始撤离中国而选择越南、印度等国作为新的制造中心。目前，越南工人的工资为60美元，中国则为132美元。据中国海关数据和美国海关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向越南、印尼、柬埔寨出口面料增长分别为46.8％，18.6％，12.8％；而当年美国自越南、印尼、柬埔寨服装进口分别为35.5％、8.5％、13.5％，说明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部分订单已从中国逐步外移。
中国外贸企业在当今外部成本(包括油价，农产品价格)因素大幅上升，而国际经济形势又因美国次贷危机逐显疲态的前提下，对外成交价格不可能大幅上调的现实情况下，表面上看只有二种选择：其一，提高效率，加强内部成本控制，减少利润等方式争取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从而维持中国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形象；其二，要么坐等外贸订单的逐渐减少。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目前看来成本提高大大超过了企业通过内部消化所能自行解决的程度。据统计，一般外贸企业的利润均在5～8％，根本无法内部消化10～20％的成本上升。因此，这一靠廉价劳动力形成的成本比较优势模式不能持续，并且这一模式现已不适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战略，外贸转型已势在必行。
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结构性缺陷
在对外开放初期追求比较利益，显然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它是利用了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但这个利益只是一种短期利益。理论和历史都证明，完全按照自由贸易比较利益原则建立起的国际分工模式从中长期看是一种不利于后进国家的模式，如果完全根据比较成本进行资本配置，发展中国家经济很可能出现结构性缺陷，导致贸易产品和格局的静态化，这就是所谓的“比较利益陷阱”——即陷入或陶醉于本国在自然资源、成本或既有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能自拔，过度利用了初级生产产要素，而忽略了高级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这样后进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则将自己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出现产业结构滞后，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应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满足于依附发达国家的低度化产业结构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结构，而应从本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出发，发挥内生性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进出口产业，使国际贸易与本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相一致。
调整外贸产业结构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经济经历了近20年快速发展，一直实行出口导向的粗放型战略，这与当时中国面临实际情况相协调，因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着资金和外汇的双缺口问题。然而，20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连年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流办性过剩。从国际形势看，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拖累了世界经济增长，2008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测较2007年明显下降，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外贸出口增速放缓。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的新经济背景环境下，正是外贸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点。
实现比较优势的转移和升级。人口优势是中国长期不可改变的事实，只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同步，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条件各不相同，现在沿海地区对于低端制造业已经没有了产业空间和吸纳能力，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水平还很低，劳动力、土地、资源都有空间，因此可实现比较优势的阶梯式战略转移。另外也应看到，中国不仅低端劳动力多，而且高端人才也多。出口产业应走出光靠血汗工厂、过度使用农民工的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地区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地区生产更贵或者是更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应通过运用创新理念进行产品升级。例如，多年来大量出口的箱包，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如果进行简单的技术创新，在其表面添加一块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即成为太阳能电池箱包，可在商旅中利用太阳能随时为手机，电脑充电。这样就可以解除人们经常在出国中碰到的由于各国电压和电源插座形状不同而无法为小电器充电的尴尬。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创新，箱包就从一个低附加值产品提升为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实现了产品升级。
从片面迎合国际市场的发展需求转向同时兼顾国内外二大市场经济增长的需求。近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因美国次贷危机普遍开始放缓，国际市场需求已有减少的迹象。外贸企业如果仍片面迎合国际市场的 需求，忽略开拓国内市场，则会错失转型良机。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和OEM占比较高，这些产品往往根据客户设计生产，缺乏创新性，同时不少出口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应想方设法改变现状，将中国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为全球享用并一味地满足他国经济发展目标，确定自己国内的发展战略，让单为出口服务的产业转而为本国经济服务。例如，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上升，不少发达国家看到了能源危机可能对今后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纷纷加大了对国内利用太阳能项目的补贴，这样一来可逐步减少该国在经济发展中对国际原油的依赖。国际上太阳能光伏电池需求迅速增长。我国2007年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27.2％，位居世界第一，但中国每年生产出的太阳能光伏电池98％是出口的，中国自身使用量占全球市场份额仅0.71％。太阳能光伏电池是一种清洁能源，在使用过程中没有污染，但在原材料的生成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这也就是说，我国把生产中的污染留在了国内，而让发达国家享用了清洁环保的产品，从而实现了他国从传统能源向替代能源转变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应减少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二高一资”产品的出口，更多地考虑中国本国的利益和需求，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扩大内需市场，因为内需市场的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效益有着重要的影响。
强调有形的货物贸易和无形的服务贸易并重的贸易发展方向。贸易转型只关注基于制造业的货物贸易是不够的，中国要成为一个贸易强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大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至关重要。货物贸易对国际经济的依赖度较大，由于世界各经济体都有放缓和衰退的迹象，在这样的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抬头，货物贸易的技术壁垒和贸易摩擦日益增加，因此货物贸易为主体的贸易增长方式有其发展的局限性。而随着产业链拉长，各个生产环节独立出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完成整个产业链，根据资源的配置，服务于各个生产环节的服务业，将为各国提供市场空间，这也就形成了外包等形式的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具有无污染，资源消耗少，吸纳就业人口多的优点。
我国服务贸易长期逆差，运输等服务贸易占比较高，金融，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贸易占比很小。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处在工业化进程的相似阶段，两国经济具有较大的同构性，但印度在这领域具有优势。同样，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3年里平均增长了18％，但并没有影响国际巨头把海外研发中心继续迁移到这个国家。据统计，印度当前承接的这些离岸研发中心平均每年的产值已达93亿美元，并以23％的年均增速增长着。最近华尔街在亏钱，但印度的金融机构在赚大钱。华尔街投行和美国500强的跨国公司纷纷将数据密集型的“信息处理外包”工作搬到印度，以减少美国的高劳动力成本开支。因此，发展服务贸易，提升产业水平，无疑是我国外贸转型的战略抉择，使中国从“世界加工厂”变为“世界办公室”，加快实现从有形的货物贸易为主，向有形的货物贸易和无形的服务贸易并重的贸易方式转变。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风吹草动都会对我国的外贸企业产生不小的影响，产业升级和外贸企业转型是必然的，但过程需要渐进，否则，中国经济也会面临发展不协调，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比较成本理论是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突破了绝对成本差异的局限性，从而解释了即使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同样可以参加国际间分工与国际贸易。比较成本差异的不同国家生产不同商品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劳动生产率较高或成本较低)的商品。差异的存在，是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这是比较成本的精髓。
比较成本理论中的成本要素包括原料成本(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人力优势)、资金成本(资本优势)等多方面综合利益结构建立起来的比较优势。比较利益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这也正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写照。
中国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削弱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具有廉价劳动力，拥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全球的初级产品制造工厂，亚太地区的采购中心。但这几年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由于多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从而推动劳动力价格上涨；第二，随着劳动保障法规的严格执行，工厂成本有所提高；第三，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大大超出了企业预期。人民币每升值1％，企业利润率将下降5～6％；第四，出口退税和利率上升，使企业成本提高。综合上述因素，企业平均成本上升在10％～20％左右，这就使中国在全球的廉价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地位在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寻找新的生产中心。在过去的一年里，数千家位于中国的外国工厂关闭，成本的增加令它们开始撤离中国而选择越南、印度等国作为新的制造中心。目前，越南工人的工资为60美元，中国则为132美元。据中国海关数据和美国海关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向越南、印尼、柬埔寨出口面料增长分别为46.8％，18.6％，12.8％；而当年美国自越南、印尼、柬埔寨服装进口分别为35.5％、8.5％、13.5％，说明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部分订单已从中国逐步外移。
中国外贸企业在当今外部成本(包括油价，农产品价格)因素大幅上升，而国际经济形势又因美国次贷危机逐显疲态的前提下，对外成交价格不可能大幅上调的现实情况下，表面上看只有二种选择：其一，提高效率，加强内部成本控制，减少利润等方式争取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从而维持中国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形象；其二，要么坐等外贸订单的逐渐减少。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目前看来成本提高大大超过了企业通过内部消化所能自行解决的程度。据统计，一般外贸企业的利润均在5～8％，根本无法内部消化10～20％的成本上升。因此，这一靠廉价劳动力形成的成本比较优势模式不能持续，并且这一模式现已不适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战略，外贸转型已势在必行。
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结构性缺陷
在对外开放初期追求比较利益，显然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它是利用了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但这个利益只是一种短期利益。理论和历史都证明，完全按照自由贸易比较利益原则建立起的国际分工模式从中长期看是一种不利于后进国家的模式，如果完全根据比较成本进行资本配置，发展中国家经济很可能出现结构性缺陷，导致贸易产品和格局的静态化，这就是所谓的“比较利益陷阱”——即陷入或陶醉于本国在自然资源、成本或既有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能自拔，过度利用了初级生产产要素，而忽略了高级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这样后进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则将自己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出现产业结构滞后，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应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满足于依附发达国家的低度化产业结构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结构，而应从本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出发，发挥内生性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进出口产业，使国际贸易与本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相一致。
调整外贸产业结构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经济经历了近20年快速发展，一直实行出口导向的粗放型战略，这与当时中国面临实际情况相协调，因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着资金和外汇的双缺口问题。然而，20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连年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流办性过剩。从国际形势看，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拖累了世界经济增长，2008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测较2007年明显下降，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外贸出口增速放缓。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的新经济背景环境下，正是外贸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点。
实现比较优势的转移和升级。人口优势是中国长期不可改变的事实，只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同步，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条件各不相同，现在沿海地区对于低端制造业已经没有了产业空间和吸纳能力，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水平还很低，劳动力、土地、资源都有空间，因此可实现比较优势的阶梯式战略转移。另外也应看到，中国不仅低端劳动力多，而且高端人才也多。出口产业应走出光靠血汗工厂、过度使用农民工的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地区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地区生产更贵或者是更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应通过运用创新理念进行产品升级。例如，多年来大量出口的箱包，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如果进行简单的技术创新，在其表面添加一块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即成为太阳能电池箱包，可在商旅中利用太阳能随时为手机，电脑充电。这样就可以解除人们经常在出国中碰到的由于各国电压和电源插座形状不同而无法为小电器充电的尴尬。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创新，箱包就从一个低附加值产品提升为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实现了产品升级。
从片面迎合国际市场的发展需求转向同时兼顾国内外二大市场经济增长的需求。近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因美国次贷危机普遍开始放缓，国际市场需求已有减少的迹象。外贸企业如果仍片面迎合国际市场的 需求，忽略开拓国内市场，则会错失转型良机。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和OEM占比较高，这些产品往往根据客户设计生产，缺乏创新性，同时不少出口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应想方设法改变现状，将中国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为全球享用并一味地满足他国经济发展目标，确定自己国内的发展战略，让单为出口服务的产业转而为本国经济服务。例如，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上升，不少发达国家看到了能源危机可能对今后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纷纷加大了对国内利用太阳能项目的补贴，这样一来可逐步减少该国在经济发展中对国际原油的依赖。国际上太阳能光伏电池需求迅速增长。我国2007年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27.2％，位居世界第一，但中国每年生产出的太阳能光伏电池98％是出口的，中国自身使用量占全球市场份额仅0.71％。太阳能光伏电池是一种清洁能源，在使用过程中没有污染，但在原材料的生成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这也就是说，我国把生产中的污染留在了国内，而让发达国家享用了清洁环保的产品，从而实现了他国从传统能源向替代能源转变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应减少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二高一资”产品的出口，更多地考虑中国本国的利益和需求，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扩大内需市场，因为内需市场的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效益有着重要的影响。
强调有形的货物贸易和无形的服务贸易并重的贸易发展方向。贸易转型只关注基于制造业的货物贸易是不够的，中国要成为一个贸易强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大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至关重要。货物贸易对国际经济的依赖度较大，由于世界各经济体都有放缓和衰退的迹象，在这样的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抬头，货物贸易的技术壁垒和贸易摩擦日益增加，因此货物贸易为主体的贸易增长方式有其发展的局限性。而随着产业链拉长，各个生产环节独立出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完成整个产业链，根据资源的配置，服务于各个生产环节的服务业，将为各国提供市场空间，这也就形成了外包等形式的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具有无污染，资源消耗少，吸纳就业人口多的优点。
我国服务贸易长期逆差，运输等服务贸易占比较高，金融，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贸易占比很小。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处在工业化进程的相似阶段，两国经济具有较大的同构性，但印度在这领域具有优势。同样，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3年里平均增长了18％，但并没有影响国际巨头把海外研发中心继续迁移到这个国家。据统计，印度当前承接的这些离岸研发中心平均每年的产值已达93亿美元，并以23％的年均增速增长着。最近华尔街在亏钱，但印度的金融机构在赚大钱。华尔街投行和美国500强的跨国公司纷纷将数据密集型的“信息处理外包”工作搬到印度，以减少美国的高劳动力成本开支。因此，发展服务贸易，提升产业水平，无疑是我国外贸转型的战略抉择，使中国从“世界加工厂”变为“世界办公室”，加快实现从有形的货物贸易为主，向有形的货物贸易和无形的服务贸易并重的贸易方式转变。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风吹草动都会对我国的外贸企业产生不小的影响，产业升级和外贸企业转型是必然的，但过程需要渐进，否则，中国经济也会面临发展不协调，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