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从学者李新宇的书中读到：清朝末年，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做监督时，该学堂有一次举行大考，考试的题目是《张巡论》，试卷上附有张巡的事迹介绍——
　　“……张巡是山西永济人，于唐朝开元末年考中进士，曾任真源（今河南鹿邑）令。唐玄宗重用杨国忠执政，以外戚得势，权倾朝野。有人劝张巡晋谒杨国忠以表崇敬，求取高官，但张巡坚决拒绝。当安禄山起兵叛唐，会合史思明作乱，张巡以地方官忠于职守，与部下共同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区），抵抗安史的围攻。他的英勇行为受到唐朝廷的表彰，提升为御史中丞。守城苦战，历数月之久，后弹尽粮绝，他杀妻妾以餐军士，最后城被攻破，壮烈殉职……”
　　张巡誓死不降的事迹得到朝廷的充分肯定，朝廷隆重表彰他的忠于国家的气节，为他树碑立传、修坟建庙；许多文人墨客也纷纷写文章赞扬他，韩愈就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阻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这道题其实很好答，只要顺着出题者的意思表彰张巡宁死不屈、忠君爱国的情操即可。可是，有一个叫王恺銮的学生，却对张巡的所作所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认为张巡“杀妻妾以餐军士”的做法是一种野蛮行径，是严重违反人类道德的行为，于是，他便在答卷中写道：“张巡杀妻妾，属野蛮行径，忍心害理，而无益于兵，也违男女并重之道……”
　　这份与标准答案相背离的答卷，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因为它挑战了几千年的君臣大义，弃传统纲常伦理于不顾，其结果可想而知，作文满分是100分，阅卷老师给这份卷子批了40分。
　　考试结束后，严复在检查卷子时，注意到了这篇40分的作文。严复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兴奋得连声赞叹，因为他觉得王恺銮有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于是，他在考卷上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把王恺銮叫来，仔细询问了一番，给予热情的鼓励，并自掏腰包当场奖励了王恺銮10块银元。那位评卷老师见此情形，连忙把考卷上的40分改成了90分。
　　钱穆是国学大师，晚年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在这本书中，有一部分章节是记述自己的教育经历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钱穆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四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钱穆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而且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钱穆总算是把这个题目答完了。可就在此时，铃声响起，原来交卷的时间到了，可钱穆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了，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四分之一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的话，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竟然惊讶地发现自己得了75分！
　　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思勉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却特别出色，论证合理、论据充分，作为一个中学生来讲，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
　　吕思勉素有爱才之心，便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长的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最后，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
　　从以上两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严复和吕思勉，并没有按照僵化的规定去评卷，而是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这种灵活的评判方式，无疑给了学子们自由发挥的空间，更有利于他们自由地成长。
　　民国时期的考试，虽然也有关于考试成绩方面的硬性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具有灵活性的一面，教师在评判学生的试卷时，不是机械地按照僵化思维去做，而是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给予更多的人性化关怀，从而保护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力地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
　　或许他们认为：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人的本身才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次要的。这些，不正是今天应试教育中所缺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