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APEC结束了，但有关“APEC蓝”的牵挂还在继续。
幸运的是，中美2030减排承诺的推出，让包括北京在内的世界人民看到了留住“APEC蓝”的可能。
“起死回生”的气候谈判
“既然是惊喜，我现在就不便提前泄露了，但我相信你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惊喜……可以肯定（这个惊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北京版“庄园会”开始之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针对会议内容给好奇的媒体卖了个“大关子”。
11月12日，“最大谜底”的揭开让世界着实惊喜了一把。在结束对中国国事访问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了联合媒体发布会，会上两国元首宣布达成了“温室气体减排协议”。
这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两大“巨头”首次对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做出了具体承诺。根据协议内容，中国正式提出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同时，美国也刷新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下降17%的目标，提出到2025年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26%至28%。
突如其来的“幸福大礼包”让几近夭折的国际气候谈判看到了前行的曙光。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文章称，中美两国的承诺给原本没什么希望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注入了新的希望。“习奥两人在北京为巴黎气候变化磋商带来新的转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正在设定时间表，这让巴黎谈判成了一场值得关注的好戏”。
1992年6月4日，带着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严峻挑战的愿景，150个国家的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气候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UNFCCC）。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日后也成为了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框架。截至目前，此公约缔结国已经达到了195个。
经过近3年的艰苦谈判，踌躇满志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在日本东京达成。协议要求：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減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与此同时，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具有约束力的减排要求，而对发展中国家则没有提出具体目标，这为日后绵绵不休的“口水战”打下伏笔。
《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开始强制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也标志着人们艰难迈开了共同对抗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第一步。但“超级大国”美国却没有加入其中。
据统计，当时的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4%，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到了全球排放总量的25%以上，位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榜首，加入已成既定事实。1998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代表克林顿政府草签了该协议。万万没想到，上台后的小布什政府出尔反尔，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彻底拒绝了推动国会批准这份法律文件。美国“老大哥”的做派使得“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份行动纲领”骤然变成一堆毫无效力的白纸，小伙伴们纷纷尾随。2011年12月，加拿大政府以无力支付违法罚款为由宣布退出，日本因为核电站事故反复重申放弃25%的减排目标，对于第二期承诺闪烁其词。
随后12年的磕磕绊绊让《协议书》的谈判更像是一种无尽的折磨。发达国家“要么加入、要么放弃”的高傲、发展中国家的坚持让不少人担心这致命的停滞会让其“最后体面地死去”。所以当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时，全世界都希望在那里重温童话般美满的结局。
然而，等来的却是苦命到荒谬的结果，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最终将国际气候谈判推向了滞胀的局面。“在哥本哈根，《京都议定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位谈判代表坦言说。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否认要为其在漫长的工业化进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埋单”，逼迫发展中国家设定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甚至要求中国主动接受减排工作的国际性检查；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始终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多方的“电闪雷鸣”甚至演变成会议现场的正面交锋。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传记《艰难抉择》中回忆了这段过程：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期，她和奥巴马总统四处寻找与会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美国明白，要想在此次会议上达成有意义的协议，排放大国必须坐下来谈判，达成妥协方案，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美方了解到，中国正与印度、巴西和南非举行“四国会议”。于是，穿过嘈杂的人群，奥巴马不请自来，直接闯进了会场，他边走边喊：“总理先生，你准备好了和我见面吗？准备好了吗？”在一片尴尬和讶异的气氛中，美国成功挤进四国会议。
可惜到最后，会议也没有出台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本。留给人们的，只是混乱和焦虑，原定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不得不被迫延长至2020年。之后坎昆大会、德班大会的“原地踏步”让悲观论调甚嚣尘上，一些环境保护者和组织认为全球气候谈判早已“大势已去、岌岌可危”。
2015年，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巴黎举行。大会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缔结一个旨在取代《京都议定书》的新协议，以确保与之前的法律协议无缝对接。在面对全球气候谈判前景最黯淡的情况下，北京“温室减排协议”的重磅推出，让长达23年的努力“柳暗花明”，给巴黎大会可能取得的“历史性突破”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再出发困难重重
就在奥巴马还沉浸在达成“历史性”减排协议的欢欣鼓舞时，美国国内的反对声已一浪高过一浪。
“中美的减排协议没有得到即将控制参众两院的共和党的支持。他们认为这项协议使得中国能够继续增大温室气体的排放，但美国却不得不进行缩减。”《华盛顿邮报》表示。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就在中美刚刚达成协议之际，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发表声明指责奥巴马的气候计划不切实际，最终会成为烫手山芋丢给继任者，美国的经济不能承受“总统对煤炭发起的意识形态战争”。麦康奈尔表示，总统的行为会增加对中产阶层的压榨，导致公共事业费用的增加，“并使矿工们失去工作”。他呼吁美国民众一起抵制奥巴马达成的气候计划。
幸运的是，中美2030减排承诺的推出，让包括北京在内的世界人民看到了留住“APEC蓝”的可能。
“起死回生”的气候谈判
“既然是惊喜，我现在就不便提前泄露了，但我相信你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惊喜……可以肯定（这个惊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北京版“庄园会”开始之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针对会议内容给好奇的媒体卖了个“大关子”。
11月12日，“最大谜底”的揭开让世界着实惊喜了一把。在结束对中国国事访问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了联合媒体发布会，会上两国元首宣布达成了“温室气体减排协议”。
这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两大“巨头”首次对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做出了具体承诺。根据协议内容，中国正式提出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同时，美国也刷新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下降17%的目标，提出到2025年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26%至28%。
突如其来的“幸福大礼包”让几近夭折的国际气候谈判看到了前行的曙光。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文章称，中美两国的承诺给原本没什么希望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注入了新的希望。“习奥两人在北京为巴黎气候变化磋商带来新的转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正在设定时间表，这让巴黎谈判成了一场值得关注的好戏”。
1992年6月4日，带着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严峻挑战的愿景，150个国家的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气候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UNFCCC）。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日后也成为了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框架。截至目前，此公约缔结国已经达到了195个。
经过近3年的艰苦谈判，踌躇满志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在日本东京达成。协议要求：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減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与此同时，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具有约束力的减排要求，而对发展中国家则没有提出具体目标，这为日后绵绵不休的“口水战”打下伏笔。
《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开始强制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也标志着人们艰难迈开了共同对抗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第一步。但“超级大国”美国却没有加入其中。
据统计，当时的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4%，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到了全球排放总量的25%以上，位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榜首，加入已成既定事实。1998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代表克林顿政府草签了该协议。万万没想到，上台后的小布什政府出尔反尔，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彻底拒绝了推动国会批准这份法律文件。美国“老大哥”的做派使得“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份行动纲领”骤然变成一堆毫无效力的白纸，小伙伴们纷纷尾随。2011年12月，加拿大政府以无力支付违法罚款为由宣布退出，日本因为核电站事故反复重申放弃25%的减排目标，对于第二期承诺闪烁其词。
随后12年的磕磕绊绊让《协议书》的谈判更像是一种无尽的折磨。发达国家“要么加入、要么放弃”的高傲、发展中国家的坚持让不少人担心这致命的停滞会让其“最后体面地死去”。所以当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时，全世界都希望在那里重温童话般美满的结局。
然而，等来的却是苦命到荒谬的结果，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最终将国际气候谈判推向了滞胀的局面。“在哥本哈根，《京都议定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位谈判代表坦言说。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否认要为其在漫长的工业化进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埋单”，逼迫发展中国家设定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甚至要求中国主动接受减排工作的国际性检查；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始终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多方的“电闪雷鸣”甚至演变成会议现场的正面交锋。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传记《艰难抉择》中回忆了这段过程：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期，她和奥巴马总统四处寻找与会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美国明白，要想在此次会议上达成有意义的协议，排放大国必须坐下来谈判，达成妥协方案，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美方了解到，中国正与印度、巴西和南非举行“四国会议”。于是，穿过嘈杂的人群，奥巴马不请自来，直接闯进了会场，他边走边喊：“总理先生，你准备好了和我见面吗？准备好了吗？”在一片尴尬和讶异的气氛中，美国成功挤进四国会议。
可惜到最后，会议也没有出台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本。留给人们的，只是混乱和焦虑，原定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不得不被迫延长至2020年。之后坎昆大会、德班大会的“原地踏步”让悲观论调甚嚣尘上，一些环境保护者和组织认为全球气候谈判早已“大势已去、岌岌可危”。
2015年，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巴黎举行。大会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缔结一个旨在取代《京都议定书》的新协议，以确保与之前的法律协议无缝对接。在面对全球气候谈判前景最黯淡的情况下，北京“温室减排协议”的重磅推出，让长达23年的努力“柳暗花明”，给巴黎大会可能取得的“历史性突破”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再出发困难重重
就在奥巴马还沉浸在达成“历史性”减排协议的欢欣鼓舞时，美国国内的反对声已一浪高过一浪。
“中美的减排协议没有得到即将控制参众两院的共和党的支持。他们认为这项协议使得中国能够继续增大温室气体的排放，但美国却不得不进行缩减。”《华盛顿邮报》表示。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就在中美刚刚达成协议之际，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发表声明指责奥巴马的气候计划不切实际，最终会成为烫手山芋丢给继任者，美国的经济不能承受“总统对煤炭发起的意识形态战争”。麦康奈尔表示，总统的行为会增加对中产阶层的压榨，导致公共事业费用的增加，“并使矿工们失去工作”。他呼吁美国民众一起抵制奥巴马达成的气候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