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往往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是非判断，这就是社会文化心理，它是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国情的重要内涵。如果某种政治决策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社会文化心理，往往就是符合了国情，就会推动社会发展。
　　民富国强向来是中国人的普遍愿望。可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日益陷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窘迫困境。面临这种“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求变革、求发展，救国家、救民族，就成为中国民众一致的意愿。
　　洋务运动打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号，认为中国的文物制度远胜西洋，唯有“船坚炮利”不及西洋，只要引进了西方的机器技术，就会实现清皇朝的“中兴”。以李鸿章们的眼界，也多少反映出西学东渐以来学习西方的社会文化心理，所以洋务运动部分地符合了当时的国情，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然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竟败给了自己根本瞧不起的日本这么一个蕞尔小邦，这就引起了社会文化心理上的震荡。原来，从制度层面上看，中国传统的体制也有不如别人之处呀！于是发生了变法维新。可是，慈禧老佛爷却不这么看，在她的观念中，只有“祖宗家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戊戌变法必然惨遭镇压。
　　庚子事变以后，举国上下都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朽，寻求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就成为民众的普遍要求。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开始搞“预备立宪”。可是革命党认为，推翻清皇朝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那么，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又向何处去呢？各个政治集团对中国国情都有自己的解读，袁世凯竟然读出中国适用帝制，各地方军阀读出拥兵自重和军阀割据。而孙中山则要为建设统一、富强、民主的中国而奋斗。这是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也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不同理解。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从此民主共和理念深入人心，谁要搞复辟倒退都行不通。袁世凯称帝遭到全民唾弃，张勋复辟流为小丑伎俩，后来的伪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一场闹剧。这就是社会文化心理的力量,说明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封建帝制了，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乃是当时最重要的国情。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人开始把中国文化放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的大格局中进行反思，从而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前途也有了新的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些党内的认识分歧，多是出自于对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心理的不同判断。中国社会发展处于什么阶段？有没有可能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凡是对国情有了准确的把握，掌握了社会民众的需求和文化心理，方针政策就会趋向正确。
　　国共之争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蒋介石以为底层百姓只是消极被动的草民，以为他可以用权术来驾驭政坛，以为中国国情允许他实行专制独裁。抗日战争胜利时，蒋介石无视走过八年抗战艰难岁月的人民大众亟需休养生息的事实，他完全没有读懂中国的国情。蒋介石认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对于通胀的承受能力远胜于西方社会。于是肆无忌惮地为筹措战争经费而滥发纸币，结果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民众“反饥饿、反内战”斗争风起云涌，广大知识阶层都站到了中共领导的反蒋统一战线一边，甚至国民党军政人员也纷纷倒戈。不识国情的蒋介石政权不倒才怪呢！
　　中国共产党重视社会调查，体察民情，呼应百姓的心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不同的方针政策。其经验说明，人民拥护、社会各界支持，是中共克敌制胜的最大的力量源泉。当然，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也有过曲折和失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心理能够接受的底线，这就是“左”的错误。
　　邓小平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完全符合全国人民求安定、求发展的要求。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曾经深深打动了亿万民众的心。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也让绝大部分中国人由衷地感到振奋。
　　最近，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策，符合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民众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迫切需求，也回应了人民群众希望看到精神文明、道德建设成就的社会文化心理。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让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