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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出首超美国。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值高达3. 8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3.82万亿美元。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头号货物贸易大国，制造业功不可没，其历史意义被媒体广泛关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因为这一根据传统算法得出的结论，未能反映出中国在加工贸易中对产品提供的增加值非常有限的现实。事实上，这种以国境线为统计基础的算法，在全球贸易之初，即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的时代，较能真实反映国际贸易状况。但在全球化不断加深，跨国投资、产业转移带来的中间品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现实情况下，它往往导致重复计算，不仅扭曲了中间品贸易的本质，更夸大了全球贸易失衡的严重性。全球贸易失衡一直被定义为最主要的全球失衡，加之对汇率的问题、就业问题，乃至2008年金融危机责任论的延伸，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实际上是近年国家间经济外交的主要角力场。
2 0 1 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 C 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共同开发出了“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这一算法与传统算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统计口径上。比较而言，传统算法以各国海关统计的出入境数据作为统计基础，任何一项出口货物每出入一次边境，就会作为进口或出口进行一次计算；而新算法计算的是商业流动在垂直贸易链条中每一步骤的净额，仅计算一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中的真实增值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一项出口货物的增加值应是货物总值减去直接或间接投入。按照传统算法，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为3.87万亿美元，美国为3. 8 2万亿美元，中国进出口总额是美国的1.01倍。而按照增加值法计算，美国仍将占据第一的位置。全球真实增加值贸易规模也仅为传统统计方法的6 0%。中国2009根据增加值法计算的出口额9460亿美元中，有3975亿美元属于外国的附加值，占到总出口额的42%，也就是说，中国出口额中有近半数是外国的附加值。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德国外国附加值在出口额中占比为35%，韩国占30%，日本17%，美国为13%。该占比基本反映了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越是处于下游，外国附加值在本国产品出口额中占比越高。“OECD-WTO”的增加值统计方法不仅揭示了全球贸易规模被高估，贸易失衡被高估，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对外贸易量大利薄的现状是由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所决定的。在“OECD-WTO”数据的单个国家评论中，“OECD-WTO”表示，中国作为最终组装者，太过于依赖从美国和其它国家进口的高附加值中间品和服务，因此导致自己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加工贸易当中顺差结构被扩大。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出口中有60%是加工贸易，主要是进行零部件组装加工，然后出口至国外。这部分出口产品需要大量的中间品为基础，即需要经过多层价值增加后，产品才会进入在中国的最后一道程序---组装，之后出口到其它国家。在加工贸易中，中国对整个产品实际提供的新的增加值非常有限。由此可见，加工贸易的利益大小，关键在于制造业的效率高低。这一点，通过对中美制造业进行对比分析，会看得更清晰明了。产量上，中美制造业并驾齐驱。据美国机构HIS的计算，2010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为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19. 8%，略高于美国的19.4%。中美制造业虽然产量相近，可效率却相差甚远。根据HIS数据，2010年，美国制造业有1150万工人，而中国制造业有1亿人，美国的劳动力生产率比中国高近10倍。技术上，美国制造业仍遥遥领先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国。
制造业的振兴，对于国家经济的升级至关重要。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功地承接了全球第一次经济大转移，并通过30多年的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期间，中国沿海城市的发展成为空间经济的主要特点，东部板块发展迅速，相应带来了劳动力的转移，并以上海和香港为龙头，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带和三大城市群。制造业飞速发展，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09年4月，奥巴马在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只有制造业抗危机冲击能力最强，对保持国民经济稳、保证就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振美国制造业，应作为美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建立基于美国制造、美国能源、美国工人技能及美国价值观复兴基础上的经济，是奥巴马“四个美国”蓝图的核心内容。2012年1月24日，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再次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需要重振制造业。而欧盟经济持续低迷的现实，促使欧盟重新检讨和调整自己的产业政策，“增强型工业革命”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10年，欧盟委员会制定了《全球化时代的统一产业政策》，提出了未来工业政策的基本框架。2013年4月7日开幕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主题是“融合的工业”，“借助信息技术对工业或产业流程进行彻底的改造”。在蒸汽机、规模生产和自动化之后，发达国家已经站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头。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于促进国家的经济实力提升，乃至综合国力的提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发达国家对此尤为重视。早在2 0 0 9年12月，美国就公布了《重振美制造业框架》，强调“那些劳动力高度密集的耗费原材料的制造业并不适合‘美国制造’”。美国要“抓住未来制造业的机会”，如清洁能源产业、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纳米技术，等等。2010年8月，它公布了《制造业促进法案》，重振计划的目标是调整结构，强化优势，促进就业，保持领先。重点领域包括钢铁、汽车、生物工程、航空工业、空间技术、纳米技术、智能电网、环保节能等。其战略重点是要加速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依托科技进步和发挥既有优势，抢占全球制高点，主导全球经济，支撑未来经济发展。2012年2月，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的研究报告，从投资、劳动力和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美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五大目标及相应的对策措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明确了三大原则：一是完善先进制造业创新政策；二是加强“产业公地”建设；三是优化政府投资。五大目标：一是加快中小企业投资；二是提高劳动力技能；三是建立健全伙伴关系；四是调整优化政府投资；五是加大研发投资力度。4年后的今天，美国制造业已经逐渐回归本土，复兴在即。
目前，专家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美国制造业转型对“中国制造”影响有限。首先是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美国早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次，中国目前的制造业处于中低端层次，靠规模化取胜，而美国制造业更趋向高端化。虽然影响有限，但市场留给中国制造的时间也许并不多，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居安思危和虚心学习。我们的量值并非第一，质级还差一等，我们没有丝毫的骄傲资本。而且面临的是前有发达国家的围堵与限制，后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追赶的严酷形势。中国制造业加速转型与升级真可谓是大势所趋、大势所逼啊！在此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对技术、市场的封锁和发展中国家以更低生产成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双向挤压”，我们只能自强不息，变压力为动力，不断虚心进取。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对中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制造业升级是很好的借鉴。美国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完善先进制造业创新政策，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强“产业公地”建设，完善产业集群创新政策；统筹推进政府和社会各方投资；壮大先进制造业人才队伍的经验和措施，应是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内容。
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进入第二次经济大转移阶段，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通过30多年的发展，对全球化经济运行有了基本的经验，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效率和高储蓄率使成本更低，体制改革的积极作用也将释放出新的经济发展能量。中国在承接第二次经济大转移的过程中，必将工业继续深化发展，成为耐用消费品的全球工厂；在西方各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还可能出现世界级的高增长；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和化工业以及现代机械工业、环保工业和新能源工业将崛起；金融业及高端服务业将快速扩大。从生产模式角度看，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已经结束，但从产品、生产额和附加值角度看，中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必将崛起。
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进入第二次经济大转移阶段，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从生产模式角度看，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已经结束，但从产品、生产额和附加值角度看，中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必将崛起。
因为这一根据传统算法得出的结论，未能反映出中国在加工贸易中对产品提供的增加值非常有限的现实。事实上，这种以国境线为统计基础的算法，在全球贸易之初，即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的时代，较能真实反映国际贸易状况。但在全球化不断加深，跨国投资、产业转移带来的中间品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现实情况下，它往往导致重复计算，不仅扭曲了中间品贸易的本质，更夸大了全球贸易失衡的严重性。全球贸易失衡一直被定义为最主要的全球失衡，加之对汇率的问题、就业问题，乃至2008年金融危机责任论的延伸，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实际上是近年国家间经济外交的主要角力场。
2 0 1 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 C 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共同开发出了“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这一算法与传统算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统计口径上。比较而言，传统算法以各国海关统计的出入境数据作为统计基础，任何一项出口货物每出入一次边境，就会作为进口或出口进行一次计算；而新算法计算的是商业流动在垂直贸易链条中每一步骤的净额，仅计算一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中的真实增值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一项出口货物的增加值应是货物总值减去直接或间接投入。按照传统算法，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为3.87万亿美元，美国为3. 8 2万亿美元，中国进出口总额是美国的1.01倍。而按照增加值法计算，美国仍将占据第一的位置。全球真实增加值贸易规模也仅为传统统计方法的6 0%。中国2009根据增加值法计算的出口额9460亿美元中，有3975亿美元属于外国的附加值，占到总出口额的42%，也就是说，中国出口额中有近半数是外国的附加值。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德国外国附加值在出口额中占比为35%，韩国占30%，日本17%，美国为13%。该占比基本反映了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越是处于下游，外国附加值在本国产品出口额中占比越高。“OECD-WTO”的增加值统计方法不仅揭示了全球贸易规模被高估，贸易失衡被高估，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对外贸易量大利薄的现状是由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所决定的。在“OECD-WTO”数据的单个国家评论中，“OECD-WTO”表示，中国作为最终组装者，太过于依赖从美国和其它国家进口的高附加值中间品和服务，因此导致自己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加工贸易当中顺差结构被扩大。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出口中有60%是加工贸易，主要是进行零部件组装加工，然后出口至国外。这部分出口产品需要大量的中间品为基础，即需要经过多层价值增加后，产品才会进入在中国的最后一道程序---组装，之后出口到其它国家。在加工贸易中，中国对整个产品实际提供的新的增加值非常有限。由此可见，加工贸易的利益大小，关键在于制造业的效率高低。这一点，通过对中美制造业进行对比分析，会看得更清晰明了。产量上，中美制造业并驾齐驱。据美国机构HIS的计算，2010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为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19. 8%，略高于美国的19.4%。中美制造业虽然产量相近，可效率却相差甚远。根据HIS数据，2010年，美国制造业有1150万工人，而中国制造业有1亿人，美国的劳动力生产率比中国高近10倍。技术上，美国制造业仍遥遥领先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国。
制造业的振兴，对于国家经济的升级至关重要。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功地承接了全球第一次经济大转移，并通过30多年的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期间，中国沿海城市的发展成为空间经济的主要特点，东部板块发展迅速，相应带来了劳动力的转移，并以上海和香港为龙头，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带和三大城市群。制造业飞速发展，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09年4月，奥巴马在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只有制造业抗危机冲击能力最强，对保持国民经济稳、保证就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振美国制造业，应作为美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建立基于美国制造、美国能源、美国工人技能及美国价值观复兴基础上的经济，是奥巴马“四个美国”蓝图的核心内容。2012年1月24日，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再次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需要重振制造业。而欧盟经济持续低迷的现实，促使欧盟重新检讨和调整自己的产业政策，“增强型工业革命”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10年，欧盟委员会制定了《全球化时代的统一产业政策》，提出了未来工业政策的基本框架。2013年4月7日开幕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主题是“融合的工业”，“借助信息技术对工业或产业流程进行彻底的改造”。在蒸汽机、规模生产和自动化之后，发达国家已经站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头。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于促进国家的经济实力提升，乃至综合国力的提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发达国家对此尤为重视。早在2 0 0 9年12月，美国就公布了《重振美制造业框架》，强调“那些劳动力高度密集的耗费原材料的制造业并不适合‘美国制造’”。美国要“抓住未来制造业的机会”，如清洁能源产业、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纳米技术，等等。2010年8月，它公布了《制造业促进法案》，重振计划的目标是调整结构，强化优势，促进就业，保持领先。重点领域包括钢铁、汽车、生物工程、航空工业、空间技术、纳米技术、智能电网、环保节能等。其战略重点是要加速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依托科技进步和发挥既有优势，抢占全球制高点，主导全球经济，支撑未来经济发展。2012年2月，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的研究报告，从投资、劳动力和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美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五大目标及相应的对策措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明确了三大原则：一是完善先进制造业创新政策；二是加强“产业公地”建设；三是优化政府投资。五大目标：一是加快中小企业投资；二是提高劳动力技能；三是建立健全伙伴关系；四是调整优化政府投资；五是加大研发投资力度。4年后的今天，美国制造业已经逐渐回归本土，复兴在即。
目前，专家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美国制造业转型对“中国制造”影响有限。首先是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美国早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次，中国目前的制造业处于中低端层次，靠规模化取胜，而美国制造业更趋向高端化。虽然影响有限，但市场留给中国制造的时间也许并不多，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居安思危和虚心学习。我们的量值并非第一，质级还差一等，我们没有丝毫的骄傲资本。而且面临的是前有发达国家的围堵与限制，后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追赶的严酷形势。中国制造业加速转型与升级真可谓是大势所趋、大势所逼啊！在此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对技术、市场的封锁和发展中国家以更低生产成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双向挤压”，我们只能自强不息，变压力为动力，不断虚心进取。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对中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制造业升级是很好的借鉴。美国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完善先进制造业创新政策，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强“产业公地”建设，完善产业集群创新政策；统筹推进政府和社会各方投资；壮大先进制造业人才队伍的经验和措施，应是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内容。
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进入第二次经济大转移阶段，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通过30多年的发展，对全球化经济运行有了基本的经验，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效率和高储蓄率使成本更低，体制改革的积极作用也将释放出新的经济发展能量。中国在承接第二次经济大转移的过程中，必将工业继续深化发展，成为耐用消费品的全球工厂；在西方各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还可能出现世界级的高增长；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和化工业以及现代机械工业、环保工业和新能源工业将崛起；金融业及高端服务业将快速扩大。从生产模式角度看，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已经结束，但从产品、生产额和附加值角度看，中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必将崛起。
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进入第二次经济大转移阶段，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从生产模式角度看，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已经结束，但从产品、生产额和附加值角度看，中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必将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