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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盛夏，中国慈善业是在两个喜欢炫耀的小女孩郭美美与“卢美美”带来的一场全社会道德批判风暴中度过的。
从表面上看，此次危机是对现行中国慈善不透明和这种不透明所依附的体制产生的信心危机，危机发端于一次偶然事件，然后扩散到各个层面，再通过舆论的放大到整个思想层面，此次危机演进表现出的特性，便是社会草根阶层对精英阶层的批判，尤其是卢美美事件，更是演进成为对企业精英和权力精英合谋的反思与批判。
然而我们更要提醒的是，由这场慈善危机所折射出来的，是当今公众社会正面临着更深刻的思想流变——社会认同。
九十年代以来的三大转折
如果我们从社会认同的思想流变角度推演，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思想大体经历了三次流变：第一次流变，社会主要还是停留在主义认同上。中国围绕着“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主义认同之争，在中共十五大之前上演得尤为激烈(这场关涉思想认同的全社会大讨论，在后来一本叫《交锋》的著作中反映得淋漓尽致)。
第二次流变则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路径的认同上。当经济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重心之后，各类经济流派的激辨便迅速响起，这场争论差不多伴随着整整十年，经济学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与“新左”之争，几乎是对全民进行了一次普及经济学知识的再教育，而参与争辨双方主体均是经济学者。这场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数2003年至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的五年时间。经济发展路径与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几乎吸引了全国各阶层的眼球；
以金融危机爆发为一个节点，第三次流变渐渐演进为一种新趋势，道德认同渐渐风头盛起，道德二字，再次成为思想讨论与争辨的新制高点，从国家高层呼吁“企业家身上也流着道德的血液”到社会大众对企业原罪的深挖猛追，均是在高举社会道德的旗帜下进行的。道德认同不仅成为当前各种思想争论的原初起因，而且已然成为主要的批判武器。如今我们观察这场思潮流变，其意义已经大大超越了简单的道义层面，正在强烈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从政治到法律到经济再到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国家司法领域，传统法理学上的那道“法律不承认道德”条律俨然失效，道德认同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司法审判的进程乃至结果—从西安药家鑫案的审理到云南李昌奎杀人案由死缓终审案的重新再审改判，都已经表明社会道德的盥情汹汹的撼动力量。
这种道德认同的影响力，不仅仅主导着道德批判者的话语力量，甚至已经影响到被批判者的辩护方向，换句话说，批判与被批判的双方，大家自然不自然都是从道德认同层面上展开批判与卫辩的。
比如“被批判者”卢星宇公开喊出“富二代”要做“仁二代”的提法，“仁”字本义，便是道德范畴。而批判者则直斥“第一代就不仁，何来仁二代?”
这种道德批判甚至影响到经济学者，如当年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而揭开“蓝田骗局”的知名经济学者刘枢威，其批判分析的角度也是“道德”的：“卢星宇希望富二代成为仁二代。从珠光宝气，摆POSE拍写真，在非洲给没有地基的砖墙砌砖奠基，我认为，她不可能成为仁二代，也不可能成为青年领袖。
范式构建的道德破局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社会道德批判的靶头，首先针对着堪称“社会道德模范”的慈善业。慈善公益也许是个意思含糊的词组，然而如果我们把它放置于伦理的天秤上，它显然符合好与善的价值判断，属于道德生活的价值范畴。
然而由此而引发的认同危机，我们却应该引申到更具宽度的社会道义上看待，而不仅仅从道德价值范畴。
对于处于转型社会中的国人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它使得我们每个个体都在忧虑，人的一生中是否会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它使每个人会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产生一种对生存个体的无力感，无力于个体生命质量的微不足道，它还使得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我们的社会共同体担忧，担忧在这个世界上会失去自己。而社会道义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再一次表现和确认我们自己，它把我们个人的世界与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社会道义的张扬，会使我们感到对他人负有责任，并且把这种感觉付诸行动，我们会为解救灾难和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这样做使我们感到自己生活在这社会里是有用的、有意义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对“道德模范”慈善业本身的批判，无疑是道德的，或者说是充满了道义的。显然会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意义，使我们感受到更有活力的群体生活，感受到我们自身所有的努力与奋斗，不仅仅是维持个体生存，不仅仅是为自己的生存利益斤斤计较、讨价还价，而是增添了更为实实在在的关爱的意义，为我们所爱的人，为我们共同信仰的共同体，同样也为了我们本身，实现自身特殊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丰富了我们对生活本身的感受，使我们世俗平凡的生活有了风味。当我们被灾难从太平世界的迷梦中震醒，冷静地思考人类的结局和命运，去发现人类社会到底可以承受多少苦难时，不至于只有灰暗的恐怖感弥漫在我们的心头。
话语权转移
第三次思想流变，还出现一个特点，就是话语权的转移。如果说前两次思想流变——“主义认同”和“发展路径认同”，其争辩双方主体，大致还停留在社会精英阶层，那么因公益慈善事业而引发的道德认同的激辩，已经显现了社会草根公开挑战社会精英阶层的现象。这是值得思想界充分注意的。
如今，忧思者们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来形容当前社会，例如精英分化、共识破裂、信任危机，不管是基于怎样的判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不同的社会群体均发现自身在当下社会生活明显感觉不舒适甚至不安全，这是出现各种批判性思潮兴起的动因所在。虽然从历史的发展看，或者说从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发展至“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思想的钟摆朝道德批判层面晃动是必然的。但我们何以认为，思想批判的泛道德化，就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的转型，有利于由一个利益导向型的物质时代，朝追求社会正义公平的复归呢。
当今的思想流变无疑是令人充满忧思的。首先作为社会思想守望者的社会精英，正在自我筑起比从前高得多的墙篱，正在割断自己与社会底层情感上的纽带，也渐渐失去拥抱底层的本能。长此下去，社会情绪是否会由原来的充满希望转变为弥漫着失望呢?
其次，从本世纪十年开始，思想精英对社会批判一再呈现出“选择性失语”的态度。精英们追求个人成就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难怪有一种评论认为，社会精英是抵押了社会的未来而享受着现实的欢娱，这正在成为全社会的一种现实缩影么?换句话说，社会精英本身正在经历着一场关涉自身的思想危机。
幸好还有第三种变化让我们看到希望，这就是微博的力量。当传统精英正在思想流变的大潮中愈来愈给人以不负责任、毫无作为的印象时，大批正在崛起的草根思想者，通过微博的方式，发出改变现状的呼喊，这使我们看到希望，看到社会上仍然不乏理想主义者。
这是需要审视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变革图新的时代，如今虽然这湾跌宕起伏的改革激流已经逝去，但其奔腾不息的咆哮声至今回响在我们耳畔!如今社会生活进入一泓平滑宽阔的缓流，我们不禁思索，难道我们就一直可以靠挥霍前一代人留下的老本过日子?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要让社会改革理想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要使我们所处的社会变得较少不公正，较多希望，惟有做出改变。
从表面上看，此次危机是对现行中国慈善不透明和这种不透明所依附的体制产生的信心危机，危机发端于一次偶然事件，然后扩散到各个层面，再通过舆论的放大到整个思想层面，此次危机演进表现出的特性，便是社会草根阶层对精英阶层的批判，尤其是卢美美事件，更是演进成为对企业精英和权力精英合谋的反思与批判。
然而我们更要提醒的是，由这场慈善危机所折射出来的，是当今公众社会正面临着更深刻的思想流变——社会认同。
九十年代以来的三大转折
如果我们从社会认同的思想流变角度推演，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思想大体经历了三次流变：第一次流变，社会主要还是停留在主义认同上。中国围绕着“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主义认同之争，在中共十五大之前上演得尤为激烈(这场关涉思想认同的全社会大讨论，在后来一本叫《交锋》的著作中反映得淋漓尽致)。
第二次流变则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路径的认同上。当经济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重心之后，各类经济流派的激辨便迅速响起，这场争论差不多伴随着整整十年，经济学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与“新左”之争，几乎是对全民进行了一次普及经济学知识的再教育，而参与争辨双方主体均是经济学者。这场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数2003年至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的五年时间。经济发展路径与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几乎吸引了全国各阶层的眼球；
以金融危机爆发为一个节点，第三次流变渐渐演进为一种新趋势，道德认同渐渐风头盛起，道德二字，再次成为思想讨论与争辨的新制高点，从国家高层呼吁“企业家身上也流着道德的血液”到社会大众对企业原罪的深挖猛追，均是在高举社会道德的旗帜下进行的。道德认同不仅成为当前各种思想争论的原初起因，而且已然成为主要的批判武器。如今我们观察这场思潮流变，其意义已经大大超越了简单的道义层面，正在强烈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从政治到法律到经济再到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国家司法领域，传统法理学上的那道“法律不承认道德”条律俨然失效，道德认同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司法审判的进程乃至结果—从西安药家鑫案的审理到云南李昌奎杀人案由死缓终审案的重新再审改判，都已经表明社会道德的盥情汹汹的撼动力量。
这种道德认同的影响力，不仅仅主导着道德批判者的话语力量，甚至已经影响到被批判者的辩护方向，换句话说，批判与被批判的双方，大家自然不自然都是从道德认同层面上展开批判与卫辩的。
比如“被批判者”卢星宇公开喊出“富二代”要做“仁二代”的提法，“仁”字本义，便是道德范畴。而批判者则直斥“第一代就不仁，何来仁二代?”
这种道德批判甚至影响到经济学者，如当年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而揭开“蓝田骗局”的知名经济学者刘枢威，其批判分析的角度也是“道德”的：“卢星宇希望富二代成为仁二代。从珠光宝气，摆POSE拍写真，在非洲给没有地基的砖墙砌砖奠基，我认为，她不可能成为仁二代，也不可能成为青年领袖。
范式构建的道德破局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社会道德批判的靶头，首先针对着堪称“社会道德模范”的慈善业。慈善公益也许是个意思含糊的词组，然而如果我们把它放置于伦理的天秤上，它显然符合好与善的价值判断，属于道德生活的价值范畴。
然而由此而引发的认同危机，我们却应该引申到更具宽度的社会道义上看待，而不仅仅从道德价值范畴。
对于处于转型社会中的国人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它使得我们每个个体都在忧虑，人的一生中是否会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它使每个人会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产生一种对生存个体的无力感，无力于个体生命质量的微不足道，它还使得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我们的社会共同体担忧，担忧在这个世界上会失去自己。而社会道义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再一次表现和确认我们自己，它把我们个人的世界与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社会道义的张扬，会使我们感到对他人负有责任，并且把这种感觉付诸行动，我们会为解救灾难和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这样做使我们感到自己生活在这社会里是有用的、有意义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对“道德模范”慈善业本身的批判，无疑是道德的，或者说是充满了道义的。显然会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意义，使我们感受到更有活力的群体生活，感受到我们自身所有的努力与奋斗，不仅仅是维持个体生存，不仅仅是为自己的生存利益斤斤计较、讨价还价，而是增添了更为实实在在的关爱的意义，为我们所爱的人，为我们共同信仰的共同体，同样也为了我们本身，实现自身特殊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丰富了我们对生活本身的感受，使我们世俗平凡的生活有了风味。当我们被灾难从太平世界的迷梦中震醒，冷静地思考人类的结局和命运，去发现人类社会到底可以承受多少苦难时，不至于只有灰暗的恐怖感弥漫在我们的心头。
话语权转移
第三次思想流变，还出现一个特点，就是话语权的转移。如果说前两次思想流变——“主义认同”和“发展路径认同”，其争辩双方主体，大致还停留在社会精英阶层，那么因公益慈善事业而引发的道德认同的激辩，已经显现了社会草根公开挑战社会精英阶层的现象。这是值得思想界充分注意的。
如今，忧思者们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来形容当前社会，例如精英分化、共识破裂、信任危机，不管是基于怎样的判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不同的社会群体均发现自身在当下社会生活明显感觉不舒适甚至不安全，这是出现各种批判性思潮兴起的动因所在。虽然从历史的发展看，或者说从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发展至“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思想的钟摆朝道德批判层面晃动是必然的。但我们何以认为，思想批判的泛道德化，就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的转型，有利于由一个利益导向型的物质时代，朝追求社会正义公平的复归呢。
当今的思想流变无疑是令人充满忧思的。首先作为社会思想守望者的社会精英，正在自我筑起比从前高得多的墙篱，正在割断自己与社会底层情感上的纽带，也渐渐失去拥抱底层的本能。长此下去，社会情绪是否会由原来的充满希望转变为弥漫着失望呢?
其次，从本世纪十年开始，思想精英对社会批判一再呈现出“选择性失语”的态度。精英们追求个人成就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难怪有一种评论认为，社会精英是抵押了社会的未来而享受着现实的欢娱，这正在成为全社会的一种现实缩影么?换句话说，社会精英本身正在经历着一场关涉自身的思想危机。
幸好还有第三种变化让我们看到希望，这就是微博的力量。当传统精英正在思想流变的大潮中愈来愈给人以不负责任、毫无作为的印象时，大批正在崛起的草根思想者，通过微博的方式，发出改变现状的呼喊，这使我们看到希望，看到社会上仍然不乏理想主义者。
这是需要审视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变革图新的时代，如今虽然这湾跌宕起伏的改革激流已经逝去，但其奔腾不息的咆哮声至今回响在我们耳畔!如今社会生活进入一泓平滑宽阔的缓流，我们不禁思索，难道我们就一直可以靠挥霍前一代人留下的老本过日子?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要让社会改革理想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要使我们所处的社会变得较少不公正，较多希望，惟有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