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西南方向的霞雾山高耸险峻，其巅有一座中韩友谊亭，亭柱悬联曰：“天湖半月禅授衣杖而去；太古三生愿光佛宗再来”、“霞照中韩禅风同一脉；雾润两国信众共此根”。2008年12月15日，山上梵乐回荡。三十余位身披袈裟、手持法器的韩国僧人和身着盛装、手捧茶具的韩国女子与中国人共同举行揭幕仪式。这是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友谊纪念性标志。
　　宋元以后，禅宗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迅速地在吴越大地上传播，特别其中的临济宗，主张贴近自然、结庐庵而居，远离官寺。他们追求内在修证、旷达处世的一种“心性之悦”的境界，特别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欢迎。宋元之前，吴越地区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说，到了元代，仅湖州的寺院已达三百零八座，而郊县妙喜山区更是被人称作“妙喜佛国”。其实早在唐代，书家颜真卿、诗僧皎然和茶圣陆羽、词人张志和等就在妙喜寺聚会著书，吸引一大批江东文士前来参学，其影响当时就传播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等地。
　　660多年前，从东海高丽国走来了一位中年和尚太古普愚（1301-1382），在霞雾山的天湖庵里参拜了在丛林中享有极高声誉、被杭州灵隐寺推崇为二座的临济宗十九代石屋清珙禅师（1272-1352），并向他求法。过了半个月，石屋授给他“蒙授正印，传衣法信”的袈裟禅杖，嗣法为临济宗弟子。普愚回到国内，不负所望，广泛传法，使临济宗在朝鲜半岛花开一枝，他被尊为始祖，被皇帝封为国师，中国的霞雾山也就是他们的祖庭。今天，在经历过六个多世纪风雨阻断后，又在祖庭建成了中韩友谊亭，这是在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很有意义并体现了我们国家提倡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的巨大成果。
　　1992年，寇丹先生第一次应邀访韩时，知道了韩国宗教界对石屋禅师研究很关切，迫切想知道目前他们祖庭的状况，而湖州对这一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回国后，寇丹先生和朱敏女士多次去霞雾山考察，在杂草树林中寻找天湖庵遗址和颓败的经幢、残存的僧侣灵塔。此后，他俩在河北禅学研究所和韩国《禅文化》社的支持帮助下，花了多年时间点校了石屋的《山居诗》、语录和普愚的《太古庵歌》、语录等著作，特别是收集到石屋在普愚返国后他们之间的三封通信及普愚的年谱，这都是第一次让中国佛学界知道的珍贵资料。后来，他俩把它们合编在一起并出版，在2005年10月在河北赵州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上分赠中外学者，并且把稿费全部捐献给了民间文化交流工作。
　　2006年12月，他俩参加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以“21世纪未来茶的展望”为主题的中、日、韩三方讨论会。期间，韩国《茶的世界》社崔锡焕先生应他俩的要求陪同去了首尔的北汉山瞻仰了太古普愚的灵塔、太古寺及当年高丽国皇帝敕建的显彰碑。在白雪皑皑的山谷中，他俩在纯净的清空里想到断了660年的纽带竟由两个老百姓又连接上了，这许是石屋与太古早就有的愿望呵。也由此，不少人知道了浙江湖州的霞雾山。几年来，不仅国内及东南亚，而且欧美的有关学者也来到天湖庵踏看，美国还翻译出版了石屋的《山居诗》。2012年10月，他俩又去首尔参加第七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对石屋与普愚的禅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自唐宋以来，茶禅一味把吴越间盛产的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载体媒介，通过台州、宁波、杭州、湖州影响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一衣带水的文化渊源是同一个汉文化圈的整体，也是佛教缘起说在文化交流上的因果印证。意识的禅和物质的茶相融的刹那，使人们从石屋与太古的禅风境界中得到了心灵的宁静，得到一种更朴素、更健康、更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这正是世界全人类都需要的。□
　　（本文摄影：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