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界和媒体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成是中国共产党继提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非常形象而深刻。
　　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权力（包括公权力和私权力及介于其间的其他权力类型）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公权力是指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包括强制性税收的权力，合法实施暴力的权力等；私权力主要是指市场行为主体为利益最大化而主张的一系列权利的支撑；介于公权力和私权力之间的权力实行主体主要是社会组织。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规范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但关键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中国的改革历程，伴随着世界大转折（全球化、地球村），体现为经济大转轨（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分散决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社会大转型（由数千年的封建臣民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在发生着主动或被动的悄然变化。“第五个现代化”也因时而发、应运而生。
　　建国65年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实际是依托执政党自身的高度组织化、纪律化来实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合二为一。中国共产党依靠其强大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能力，全面主导国家的政治生活与国家治理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全能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全能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下，政府垄断所有社会资源，所有组织和个体的生存空间完全依凭于国家，市场交易主体和所有体制外的民间社会组织皆不复存在。
　　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惊人的治理效力，因垄断社会资源而来的不受任何社会力量制约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以及执政党坚持战争年代的强大政治动员机制，赋予了这种治理模式无可匹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量。它既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成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也能够在社会危机状态下制止社会秩序出现全局性崩溃。但不可否认的是，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极大地阻碍甚至窒息了经济自生自发的活力，以至于使国民经济在文革后期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家对社会的高压管制，也完全摧毁了社会的自组织秩序，使得整个社会秩序的维系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强制控制。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全能式国家治理体系只有政府治理，没有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在推动中国经济总量站在世界第二的高度的同时，也对既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实行市场经济的最大变化是利益多元化主体及其机制的形成，以及伴随的思想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发生巨大发展和变化，一方面看来，举世瞩目之成就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同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政治体制改革亟待深化、文化失根、社会失范、生态失序等问题亟须拿出宏大而系统的改革方略，这说明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怎么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諧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唯如此，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才能够更加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而不断得以完善，在此基础上的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将得到充分的保障，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才有所凭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