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出于对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慷慨解囊支持蒋介石发动政变。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后，依然对他们大肆搜刮。其中，旧中国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就曾经两次遭到蒋介石的逼榨。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为了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和对付退守长江北岸的军阀孙传芳，急需大量军费。因此，于４月底发行了国库券三千万元，以江海关所收的二五附加税作为抵押，要求上海各银行先行垫借。这样，便有了蒋介石第一次逼勒中国银行的轶闻。
作为旧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中国银行以资金雄厚著称。蒋介石搜罗军费，自然首先想到了中国银行。１９２７年４月３０日，蒋介石的御用机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要求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先垫款一百万，于当日运往南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宋汉章只答应垫借三十万元，并与财政委员会的钱新之发生了言语冲突。蒋介石派到上海的财政专员俞飞鹏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两次致电蒋介石，提出准备置中国银行于死地的三项步骤：由蒋介石出面，电会宋汉章预购国库券一千万元；如不履行，即通缉宋汉章；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蒋介石同时派张静江、俞飞鹏两人到上海提款。张静江认为，一时还不具备没收中国银行的条件，因此出面调解，要求中国银行垫借四百万元。
当时，中国银行的决策人是在上海的副总裁张嘉璈。在得知蒋介石欲对中国银行下毒手后，张嘉璈无奈，只好答应先交付二百万元，余二百万元延期交付，由南京、浙江分行共同垫借。但是蒋介石仍然不满意，并以“该行毫无诚意”为理由，命令中国银行于两天内缴足四百万元，如仅缴二百万元，不予接受。在重重压力之下，宋汉章、张嘉璈等人不得不表示愿意与蒋介石合作，并如数垫付了四百万元军费。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但仍然难以填平蒋介石的欲壑。因为武汉国民政府于４月份以命令形式提用了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几百万元现金，蒋介石便于５月５日致电俞飞鹏、张静江等人，指责中国银行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并企图以“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为借口，采取没收中国银行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张嘉璈不得不央求钱新之、黄郛等人出面调停，黄郛当即亲赴前线，劝蒋介石“不可逼中行太甚”。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参谋陈光甫也担心，一旦中国银行损失惨重，上海的金融势必受到不利影响，于是劝蒋介石不可操之过急。
蒋介石是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才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窃取革命胜利果实的。而且上台后，他还需要江浙财团的支持。因此，陈光甫的话他不能不加以考虑。几经权衡，蒋介石只是作了一个小小的让步：期限可以延长，但数目不能减少。先交二百万元，７月和８月分别再交二百万元，并声称这是最后办法。６月９日，张嘉璈通知俞飞鹏等人，决定接受“最后办法”，并于次日如数支付二百万元。
事后，张嘉璈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轰轰烈烈，闹得全行天翻地覆，各方左右为难。实则库券总是要销，军需总是要付，以堂堂当局，何必与中行闹意气耳？原因由于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政治前途悲观在此。”
至此，中国银行总计已经垫付了六百万元，余下的四百万元蒋介石只要坐等就可以了。然而，７月４日，蒋介石借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之机到沪，要求提前支用余款，张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只得照付。至此，历时两个月的逼榨中国银行事件才算告一段落。
张嘉璈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４日丧父，７月７日蒋介石以吊唁为名来到张宅，与之略谈数十分钟，算是表示了一点“殷勤”之意。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又故伎重演，中国银行再次成为他的逼榨对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万元，而支出却需一千多万元，因此，不得不靠发行国库券维持运转。１９２８年１月，宋子文继孙科之后，出任财政部长，上任前一天，在上海的张宅宴请贝祖诒等银行家，计议发行第三次二五附加税国库券一千六百万元。１１日，有关条例出笼。但是推销工作并不理想。于是蒋介石又将主要希望寄托在江浙金融资产阶级身上。他两次致电张嘉璈，要他同交通银行行长前往南京商议推销国库券一事。张嘉璈知道此事的难度，不愿轻易介入，便复电蒋介石，要求派财政部次长张寿镛到沪接洽。
区区一个银行家居然敢如此抗命，蒋介石勃然大怒。于是致电宋子文，以无限上纲的办法，痛斥张嘉璈拒不到宁是“阻挠北伐”，并有“平日把持金融”等语，限张一个星期内承销一千万元。宋接电后以私人资格邀请张嘉璈谈话，透露电报内容。张嘉璈意识到蒋介石故态重萌，又把去年的老办法搬了出来，但是他这次却出奇地强硬，并以“感触太深、精神不济”为理由，宣布“暂时休息”，次日即隐居不出。
张嘉璈这位财神一撂桃子，宋子文便慌了手脚，他要当时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贝祖诒找到张嘉璈。无奈张嘉璈称：“无须见面，实因感触太深。一则现在朋友均是买卖性质，有利则合，无利则分；二则以首领而不知财政之艰难，不知金融之重要，动以威权相逼，此后财政金融有何希望；三则在余四面应付，百孔千疮，在人以为把推，精神上十分苦痛，不愿再周旋矣。”
为了催逼上海银行家认购国库券，蒋介石于３月４日亲自到沪召开会议。会议商定：增发国库券一千四百万，下午又决定增发纸烟捐库券一千四百万。当场通令中行垫五六百万，或者中、交两行合垫七百万。参加会议的贝祖诒坚持不允，成为僵局。
张嘉璈此次态度虽然强硬，但是终究不能对蒋介石的要求置之不理。３月６日，张召集中行在沪董监事讨论应对方针，决定垫款六百万，分三个月交清。９月，蒋介石致函张嘉璈，表示“融洽理解”，第二次逼勒中国银行事件仍然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为了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和对付退守长江北岸的军阀孙传芳，急需大量军费。因此，于４月底发行了国库券三千万元，以江海关所收的二五附加税作为抵押，要求上海各银行先行垫借。这样，便有了蒋介石第一次逼勒中国银行的轶闻。
作为旧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中国银行以资金雄厚著称。蒋介石搜罗军费，自然首先想到了中国银行。１９２７年４月３０日，蒋介石的御用机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要求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先垫款一百万，于当日运往南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宋汉章只答应垫借三十万元，并与财政委员会的钱新之发生了言语冲突。蒋介石派到上海的财政专员俞飞鹏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两次致电蒋介石，提出准备置中国银行于死地的三项步骤：由蒋介石出面，电会宋汉章预购国库券一千万元；如不履行，即通缉宋汉章；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蒋介石同时派张静江、俞飞鹏两人到上海提款。张静江认为，一时还不具备没收中国银行的条件，因此出面调解，要求中国银行垫借四百万元。
当时，中国银行的决策人是在上海的副总裁张嘉璈。在得知蒋介石欲对中国银行下毒手后，张嘉璈无奈，只好答应先交付二百万元，余二百万元延期交付，由南京、浙江分行共同垫借。但是蒋介石仍然不满意，并以“该行毫无诚意”为理由，命令中国银行于两天内缴足四百万元，如仅缴二百万元，不予接受。在重重压力之下，宋汉章、张嘉璈等人不得不表示愿意与蒋介石合作，并如数垫付了四百万元军费。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但仍然难以填平蒋介石的欲壑。因为武汉国民政府于４月份以命令形式提用了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几百万元现金，蒋介石便于５月５日致电俞飞鹏、张静江等人，指责中国银行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并企图以“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为借口，采取没收中国银行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张嘉璈不得不央求钱新之、黄郛等人出面调停，黄郛当即亲赴前线，劝蒋介石“不可逼中行太甚”。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参谋陈光甫也担心，一旦中国银行损失惨重，上海的金融势必受到不利影响，于是劝蒋介石不可操之过急。
蒋介石是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才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窃取革命胜利果实的。而且上台后，他还需要江浙财团的支持。因此，陈光甫的话他不能不加以考虑。几经权衡，蒋介石只是作了一个小小的让步：期限可以延长，但数目不能减少。先交二百万元，７月和８月分别再交二百万元，并声称这是最后办法。６月９日，张嘉璈通知俞飞鹏等人，决定接受“最后办法”，并于次日如数支付二百万元。
事后，张嘉璈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轰轰烈烈，闹得全行天翻地覆，各方左右为难。实则库券总是要销，军需总是要付，以堂堂当局，何必与中行闹意气耳？原因由于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政治前途悲观在此。”
至此，中国银行总计已经垫付了六百万元，余下的四百万元蒋介石只要坐等就可以了。然而，７月４日，蒋介石借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之机到沪，要求提前支用余款，张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只得照付。至此，历时两个月的逼榨中国银行事件才算告一段落。
张嘉璈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４日丧父，７月７日蒋介石以吊唁为名来到张宅，与之略谈数十分钟，算是表示了一点“殷勤”之意。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又故伎重演，中国银行再次成为他的逼榨对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万元，而支出却需一千多万元，因此，不得不靠发行国库券维持运转。１９２８年１月，宋子文继孙科之后，出任财政部长，上任前一天，在上海的张宅宴请贝祖诒等银行家，计议发行第三次二五附加税国库券一千六百万元。１１日，有关条例出笼。但是推销工作并不理想。于是蒋介石又将主要希望寄托在江浙金融资产阶级身上。他两次致电张嘉璈，要他同交通银行行长前往南京商议推销国库券一事。张嘉璈知道此事的难度，不愿轻易介入，便复电蒋介石，要求派财政部次长张寿镛到沪接洽。
区区一个银行家居然敢如此抗命，蒋介石勃然大怒。于是致电宋子文，以无限上纲的办法，痛斥张嘉璈拒不到宁是“阻挠北伐”，并有“平日把持金融”等语，限张一个星期内承销一千万元。宋接电后以私人资格邀请张嘉璈谈话，透露电报内容。张嘉璈意识到蒋介石故态重萌，又把去年的老办法搬了出来，但是他这次却出奇地强硬，并以“感触太深、精神不济”为理由，宣布“暂时休息”，次日即隐居不出。
张嘉璈这位财神一撂桃子，宋子文便慌了手脚，他要当时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贝祖诒找到张嘉璈。无奈张嘉璈称：“无须见面，实因感触太深。一则现在朋友均是买卖性质，有利则合，无利则分；二则以首领而不知财政之艰难，不知金融之重要，动以威权相逼，此后财政金融有何希望；三则在余四面应付，百孔千疮，在人以为把推，精神上十分苦痛，不愿再周旋矣。”
为了催逼上海银行家认购国库券，蒋介石于３月４日亲自到沪召开会议。会议商定：增发国库券一千四百万，下午又决定增发纸烟捐库券一千四百万。当场通令中行垫五六百万，或者中、交两行合垫七百万。参加会议的贝祖诒坚持不允，成为僵局。
张嘉璈此次态度虽然强硬，但是终究不能对蒋介石的要求置之不理。３月６日，张召集中行在沪董监事讨论应对方针，决定垫款六百万，分三个月交清。９月，蒋介石致函张嘉璈，表示“融洽理解”，第二次逼勒中国银行事件仍然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