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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准确分析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科学总结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经验，全面推进国家安全工作的创新发展。特别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发展，更是深化了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党的十九大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确立下来，标志着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取得重大发展。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怎样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内涵？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该把握哪些重要问题？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唐永胜少将。
《领导文萃》：习近平主席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党的十九大又明确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确定下来，标志着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取得重大发展。那么，怎样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重大意义？
唐永胜：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而国家安全观念则规定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指向。总体国家安全观就为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导。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主席进一步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实际上可视为对国家安全全面系统的战略布局。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谋求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视野和大思路，对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领导文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体现出我党的一种战略自觉，是面对国家安全需求变化做出的积极的战略思考，包含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其中是否存在国际局势演变带来的深刻影响？
唐永胜：确实如此，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为创新安全理念提出了迫切要求。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安全局势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国际力量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内涵已经显示出许多新特征，国际融合与国际竞争两种趋势同时都在强化。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威胁扩散，始发于美国而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仍在发酵并导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气候变化、难民迁徙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上升、新兴大国发展虽然迅速但出现分化迹象，中东乱局复杂难解，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带来欧洲地缘关系调整、美欧国家出现社会和政治分化倾向等，诸多重大事变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迁。国际体系原有逻辑的拓展已经到某种极限，国际关系新的现实如技术信息的扩散、全球性问题空前增多、非国家角色影响显著上升等，对国际体系变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国际局势发展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中国的快速发展既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体系变迁的一个直接结果，即中国发展与变革本身就构成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强劲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日渐增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在这期间，虽然国际联系在不断增加，但竞争也会加剧，中国越是日益接近国际舞台中心，同时也就越接近国际竞争中心。这种变化前所未有，迫切要求创新国家安全理念，拓展国家安全战略视野，才能在与世界日益紧密联系中推进中国与世界彼此之间积极的战略互动，实现日益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安全。
《领导文萃》：实现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安全，是一个重要观点。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近年来中国国家安全能力不断提高，但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多，国家安全形势趋于复杂严峻，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创新安全观念的内在需求？
唐永胜：国际体系正处在加速演变时期，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总体有利，因为变化就是机遇，变化带来权力政治的进一步松动，减少体系的惯性制约，中国崛起因此面临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且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持续增强。然而中国面临的安全风险也不容低估，这种安全态势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攻坚阶段以及我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度调整时期的突出特点。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形势趋于复杂严峻，安全风险分别来自国际体系演变、大国战略博弈、周边现实及潜在热点等多个方面，也来自国内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矛盾的积累和叠加。外部风险通过内部风险发生作用，内外风险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使得危害可能成倍放大，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威胁国家安全。
其中，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构成中国安全风险的一个外部主导性因素，需要在应对风险时既要针锋相对，又要努力保持大国关系乃至整体对外关系的总体稳定。中美之间的竞争，首先是大战略的较量。随着美国战略调整，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进入新的阶段，在更深层面上和更广范围内展开，并将持续较长时期。对新一轮中美战略竞争的艰巨性和長期性，应有充分的认识。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美国金融资本的渗透扩张能力和转移危机的能力实际上空前加强，甚至越是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资本积聚效应越会明显表现出来，利益倾斜更趋严重。基于美国战略纠错与战略转向能力，其对外战略调整不会发生根本动摇，对亚太的重视只会增强不会下降，力量部署与投入只会增加不会缩减。能否成功破解“修昔底德陷阱”，考验着中国的战略筹划，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因为“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对于统筹国家安全工作，应对安全威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战略筹划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纵观世界历史，在过去很长时期里，世界主要国家的安全需求相对聚焦于生存及战争问题，缺乏系统的安全战略指导和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军事战略占有主导地位，战略家和政治家往往习惯于把军事胜利视为国家安全。二战结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家安全的内涵日益扩展，安全威胁趋向复杂多元，国家安全战略从军事战略中分离出来，并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安全决策体制也得到不断完善，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理念也不断得以深化。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变化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
筹划今天的国家安全，确实需要有大战略思维，要超越单一领域的视野筹划国家安全，如包括超越单纯的军事领域和军事思维，也包括超越单纯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维。也就是，安全战略虽然与军事战略、与外交战略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即国家安全战略属于大战略范疇，它同国家发展战略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总体战略或者直接称为国家战略，规定和影响着国家在各领域的分支战略，包括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而军事战略或外交战略则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领导文萃》：任何观念的发展都有自身演进过程，思想观念也是如此。可否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历史上安全思想积淀的结果？
唐永胜：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非凭空产生，其思想来源根植于我国的战略传统，来源于世界先进的战略文化，更需要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积淀。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审时度势提出了各个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国家安全实践经验。当时虽然没有出台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但相关战略思想却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并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主权安全思想。在两极对峙的背景下，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传统的军事领域，威胁载体主要是敌对大国，维护安全的手段主要依赖国防和军事。毛泽东把“战争与革命”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方针，并强调，要以实力求和平，设置强大的国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并通过必要的军事斗争塑造有利的安全环境。
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理念。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要求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极大拓展了国家安全内涵，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任务，同时强调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他还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江泽民的互信互利安全理念。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国家之间相互依存趋于增加，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日益降低。国家安全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零和，而要复杂得多，是非零和，具有两重性，需要综合运用战略手段。江泽民强调要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胡锦涛的和平发展安全理念。随着综合国力的巨大跃升，中国的国际角色也发生重要改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日益复杂，国家安全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因此胡锦涛强调，要从维护战略机遇期出发，拓展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努力开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国家安全牢固基础，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在继承我党历届领导人安全思想的基础上，科学总结了维护国家安全已取得的经验，系统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从而把我党我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可以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崭新的国家安全观。
《领导文萃》：根据前面的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十分丰富，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和前瞻性思维，那么也就引申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
唐永胜：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在随后的认识和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宣示了一个使命，即以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为根本使命;明确了一个宗旨，就是以人民安全为根本宗旨;确立了一条主线，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主线;要求强化一个依托，努力构建国际安全作为依托;强调建立一个体系，就是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指出了一条道路，最终要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实际上这几个方面也可以视为对安全工作的要求或重点。
《领导文萃》：必须充分认识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国家安全的使命，是属于方向性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和实践离不开国家生存和发展总的目标牵引？
唐永胜：这一点确实很重要。维护国家安全就是要以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为根本使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的生存需求，维护和赢得更长战略机遇期，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亦就是，国家安全筹划要为国家战略的总目标服务。
《领导文萃》：关于以人民安全为根本宗旨，其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实践价值体现在哪里？
唐永胜：国家安全工作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思想充分反映了人民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主体地位。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在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这样才能奠定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实质就是要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才能让全体人民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也才能使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人民安全高于一切，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所在。 《领导文萃》：国家利益也是一个重要范畴，它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体发挥什么作用，现实中怎样科学准确界定国家利益？
唐永胜：维护国家利益是贯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鲜明主线。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行为的逻辑起点，是国家安全行为的根本动力。中央强调，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理论上，一般也可将国家利益划分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益三个层次。核心利益是涉及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政治经济秩序运转正常及社会稳定安宁。对于核心利益必须坚决维护，不可能做出让步。重大利益是指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具有重要利害关系但不具有决定意义的利益，一旦受损，将严重损害国家安全，干扰国家正常发展，故需要积极有效维护。而一般利益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虽无全局性影响，但对核心和重大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需要灵活应对和有效处置。
筹划国家安全，就是要科学界定国家的利益边界。一个国家如果雄心过大，无法以现有能力实现所确立的利益目标，就会带来严重的战略风险。二战中的日本，过高估计了自身实力和武士道精神的作用，侵略中国和亚洲，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发动对美国的进攻，最后只能收获失败。约翰·柯林斯认为：“目的（我们指的是利益和目标）和手段（现有的各种力量）的脱节会产生难以估计的风险。”而如果相反，一个国家如果放弃必须坚守的目标，也会从反面带来巨大的风险，战略目标不能低于国家生存的利益底线。晚清政府1894年在朝鲜与日本爆发冲突，结果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实际已经超过了清朝生存的利益底线。最后一退再退，十几年之后，清朝走向灭亡。
邓小平曾直白地道破了其中的道理。在收回香港问题上，当时他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讲：“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收回香港与其说是实现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不如说是一个基本目标。与此相似，台湾问题也是如此，“反独促统”实现两岸统一是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如果允许台湾分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会不复存在。所以，基本目标往往体现的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领导文萃》：国家发展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发展进程之外，国家安全也不可能没有更广泛的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构筑国际安全依托就成为对大国安全的必然要求。
唐永胜：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国际条件的这一深刻变化，使得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中国的国家安全要在国际安全的大背景下实现，也越来越需要以国际安全作为重要支撑。
牢固树立开放条件下的安全思维，要善于经略更为广泛的安全网络，营造稳定务实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态势。中国将更积极参与周边区域安全机制建设，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安全的公共产品，推动构建开放、透明、平等的区域安全架构。坚持“亲、诚、惠、容”的对外战略方针，推动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这有可能也应该成为地区国家共同的行为准则。中国将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从打造经济共同体开始，进而形成安全共同體、利益共同体，最终推动建成命运共同体。
如在地区层面，可以作为的空间非常广阔，“一带一路”建设的深远影响实际将更为广泛。在东北亚方向，应努力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确保半岛稳定”的基本方向，创造条件积极推动将原有的六方会谈机制转变成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如此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美日同盟的消极影响。在东南亚方向，综合施策，不断强化与东盟国家的联系，点面结合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机制化建设。在中亚方向，可更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与有关国家共同努力稳定中亚局势，并对中国内陆战略腹地形成有力支持。在南亚方向，也应积极参与到南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之中，支持南盟在地区安全稳定中发挥更积极更具建设性作用的影响。
《领导文萃》：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还须下大气力构建与我国生存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这应该也是一项具有基础性的紧迫任务？
唐永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为构建和完善这一体系奠定了平台和基础。实际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初衷，主要在于“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
应该充分认识到，“国家安全体系的不健全，本身就是国家的不安全因素”。在目前甚至未来一定时期，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任务仍然艰巨，为此应该积极推进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保障体系、法律体系、组织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破、统合协调，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这一体系。对于国家安全的不同领域，既要维护其各自安全，更要注重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其中比较紧迫的工作是切实加强政治、国土、社会和信息等领域安全，不断强化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的基础支撑作用，重视推进生态与核等领域安全，并要创造条件更有效维护海外利益。
《领导文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且摆脱“国强必霸”的老路，需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这是否可以视为一种新的安全模式的创新？
唐永胜：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走自己的路。尽管发展很快，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从这样的国情出发，既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缺乏战略自信。否则离开基本国情求安全、离开战略机遇期求安全，或者就安全求安全，都可能导致严重问题。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科学界定国家安全的利益需求，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可持续安全，积极探索不同于传统大国武力争霸的和平崛起，破解“国强必霸”的所谓规律，切实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为此还应注重以共同利益为牵引，以解决共同面对的全球性安全难题为杠杆，发展新型的国家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尤其要以制衡美国对我国防范围堵为重点，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借重、相互协调、相对稳定、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最大限度地分散由于中国实力迅速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事实发展将越来越证明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需要不断完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和安全模式。“中国不仅要在实践方面妥善处理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而且要在理论观念方面为世界做出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领导文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筹划国家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面对千头万绪的国家安全工作，要维护好国家安全，就是要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加强战略统筹，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战略能力，积极塑造有利的战略环境，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呈现出的特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筹划国家安全，怎样才能做到统筹兼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唐永胜：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面系统的安全观，体现了战略思想和战略艺术的高度统一，其中统筹兼顾是驾驭全局、应对复杂局面的基本方法。在当前时期，尤其需要注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统筹工作：
既要立足国内安全，又要放眼国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良性联动。国内大局集中表现在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努力打造平安中国;国际大局集中表现在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积极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
既要立足现实，又须着眼可能，把握好战略规避和有所作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世界。”总体来看，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但中国要有战略定力，尤其需要避免战略冒进和直接战略对抗。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必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既要重视发展，又要重视安全，保持国家战略的基本平衡。坚持把发展和安全作为国家战略的两个支柱，发展是实现安全的基础，安全是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的前提，两者不可偏废。应继续推进国内社会变革，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并通过自己的快速发展，努力提升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能力。
如一個时期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趋向复杂，并面临多样化挑战。但从总体上看，其中大多数问题毕竟属于发展中的问题，许多安全上的难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在新条件下凸显。因此，经略周边需要放在中国发展进程、崛起进程中来筹划。
《领导文萃》：破解国家安全重大难题，需要综合统筹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也需要防患于未然争取战略主动，总体国家安全观也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如何理解其中的深刻涵义？
唐永胜：国家安全所处的特殊时期，要求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勇于应对所面临的诸多风险和挑战。正如习主席指出：“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要敢于划出红线，亮明底线。”维护国家安全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必须着眼最严峻最复杂的局面，超前谋划做好应对准备，才能化解风险、趋利避害。这里必须充分发挥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的战略保障作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此，要坚持不懈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这是因为，“军事斗争准备是军队的基本实践活动，是维护和平、遏制危机、打赢战争的重要保证。”
国家生存的现实要求对国家安全可能遇到的严重挑战和面临的重大威胁具备警觉与防范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也是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
尤其须强化安全战略筹划的预见性，采取有力措施避免安全态势恶化，赢得战略主动。有效的战略筹划，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理清安全问题的基本线索和逻辑，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其生聚和扩散。还须努力把握国家安全利益实现的过程，对风险和效果严格评估，尽量减少可能付出的代价，积极创造条件应对各种威胁，维护国家安全。控制安全过程，不能简单以降低目标来规避风险，要寻求目标与手段的动态平衡;要注重分散风险，充分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变数，避免因过度投入而力不从心，顾此失彼;要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重点突破，改善安全态势。
《领导文萃》：面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应该选择采取怎样的基本姿态，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变化的世界中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进而发挥更积极更重要的国际影响？
唐永胜：根本的一点在于能够做到因势利导推进积极的可持续安全。世界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越是在关键的发展阶段，越是要善于在国际变局中把握机会，积极争取战略主动。维护国家安全也要顺应世界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更应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以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的创新，要求在深刻复杂变化的世界中顺势而为，实现国家安全目标。
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必须具有认识复杂和运用复杂的能力，这是国际局势发展的客观要求。未来一个时期维护国家安全将面临空前压力和诸多的挑战，需要做出有效的战略选择。为此尤其要保持战略清醒，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出现大的战略失误。哪些矛盾该淡化，哪些矛盾该搁置，哪些矛盾该突出，其中大有学问，大有奥妙。
中国与外部世界调整彼此的关系，是21世纪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个重大议题。大战略竞争比的是境界、比的是视野、比的是远见。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绝不能过多拘泥于国际竞争的一般技巧和计谋，关键在于，应该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的演变趋势和特征变化，洞察未来世界的可能走向，在顺应历史潮流中谋求变革和进步，实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国家安全战略的使命，不可能是为客观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一个国家不论实力多么强大谋略多么深远，也不能把自己的奇思妙想、设计蓝图强加给客观世界，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情。如果非要做不可为之的事，即使凭侥幸能够取得眼前的成功，最终还是会被历史淹没，甚至带来严重后果。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以及战略思维中的天下情怀、道德主义、注重防御等内涵，必然构成今天和平发展、兼济天下大战略的基本逻辑和历史根源。而得以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神韵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必将在未来国家安全丰富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并构成对中国民族复兴的强有力支撑。
《领导文萃》：习近平主席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党的十九大又明确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确定下来，标志着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取得重大发展。那么，怎样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重大意义？
唐永胜：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而国家安全观念则规定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指向。总体国家安全观就为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导。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主席进一步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实际上可视为对国家安全全面系统的战略布局。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谋求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视野和大思路，对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领导文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体现出我党的一种战略自觉，是面对国家安全需求变化做出的积极的战略思考，包含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其中是否存在国际局势演变带来的深刻影响？
唐永胜：确实如此，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为创新安全理念提出了迫切要求。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安全局势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国际力量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内涵已经显示出许多新特征，国际融合与国际竞争两种趋势同时都在强化。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威胁扩散，始发于美国而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仍在发酵并导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气候变化、难民迁徙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上升、新兴大国发展虽然迅速但出现分化迹象，中东乱局复杂难解，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带来欧洲地缘关系调整、美欧国家出现社会和政治分化倾向等，诸多重大事变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迁。国际体系原有逻辑的拓展已经到某种极限，国际关系新的现实如技术信息的扩散、全球性问题空前增多、非国家角色影响显著上升等，对国际体系变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国际局势发展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中国的快速发展既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体系变迁的一个直接结果，即中国发展与变革本身就构成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强劲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日渐增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在这期间，虽然国际联系在不断增加，但竞争也会加剧，中国越是日益接近国际舞台中心，同时也就越接近国际竞争中心。这种变化前所未有，迫切要求创新国家安全理念，拓展国家安全战略视野，才能在与世界日益紧密联系中推进中国与世界彼此之间积极的战略互动，实现日益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安全。
《领导文萃》：实现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安全，是一个重要观点。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近年来中国国家安全能力不断提高，但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多，国家安全形势趋于复杂严峻，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创新安全观念的内在需求？
唐永胜：国际体系正处在加速演变时期，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总体有利，因为变化就是机遇，变化带来权力政治的进一步松动，减少体系的惯性制约，中国崛起因此面临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且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持续增强。然而中国面临的安全风险也不容低估，这种安全态势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攻坚阶段以及我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度调整时期的突出特点。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形势趋于复杂严峻，安全风险分别来自国际体系演变、大国战略博弈、周边现实及潜在热点等多个方面，也来自国内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矛盾的积累和叠加。外部风险通过内部风险发生作用，内外风险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使得危害可能成倍放大，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威胁国家安全。
其中，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构成中国安全风险的一个外部主导性因素，需要在应对风险时既要针锋相对，又要努力保持大国关系乃至整体对外关系的总体稳定。中美之间的竞争，首先是大战略的较量。随着美国战略调整，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进入新的阶段，在更深层面上和更广范围内展开，并将持续较长时期。对新一轮中美战略竞争的艰巨性和長期性，应有充分的认识。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美国金融资本的渗透扩张能力和转移危机的能力实际上空前加强，甚至越是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资本积聚效应越会明显表现出来，利益倾斜更趋严重。基于美国战略纠错与战略转向能力，其对外战略调整不会发生根本动摇，对亚太的重视只会增强不会下降，力量部署与投入只会增加不会缩减。能否成功破解“修昔底德陷阱”，考验着中国的战略筹划，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因为“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对于统筹国家安全工作，应对安全威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战略筹划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纵观世界历史，在过去很长时期里，世界主要国家的安全需求相对聚焦于生存及战争问题，缺乏系统的安全战略指导和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军事战略占有主导地位，战略家和政治家往往习惯于把军事胜利视为国家安全。二战结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家安全的内涵日益扩展，安全威胁趋向复杂多元，国家安全战略从军事战略中分离出来，并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安全决策体制也得到不断完善，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理念也不断得以深化。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变化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
筹划今天的国家安全，确实需要有大战略思维，要超越单一领域的视野筹划国家安全，如包括超越单纯的军事领域和军事思维，也包括超越单纯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维。也就是，安全战略虽然与军事战略、与外交战略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即国家安全战略属于大战略范疇，它同国家发展战略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总体战略或者直接称为国家战略，规定和影响着国家在各领域的分支战略，包括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而军事战略或外交战略则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领导文萃》：任何观念的发展都有自身演进过程，思想观念也是如此。可否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历史上安全思想积淀的结果？
唐永胜：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非凭空产生，其思想来源根植于我国的战略传统，来源于世界先进的战略文化，更需要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积淀。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审时度势提出了各个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国家安全实践经验。当时虽然没有出台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但相关战略思想却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并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主权安全思想。在两极对峙的背景下，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传统的军事领域，威胁载体主要是敌对大国，维护安全的手段主要依赖国防和军事。毛泽东把“战争与革命”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方针，并强调，要以实力求和平，设置强大的国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并通过必要的军事斗争塑造有利的安全环境。
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理念。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要求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极大拓展了国家安全内涵，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任务，同时强调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他还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江泽民的互信互利安全理念。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国家之间相互依存趋于增加，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日益降低。国家安全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零和，而要复杂得多，是非零和，具有两重性，需要综合运用战略手段。江泽民强调要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胡锦涛的和平发展安全理念。随着综合国力的巨大跃升，中国的国际角色也发生重要改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日益复杂，国家安全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因此胡锦涛强调，要从维护战略机遇期出发，拓展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努力开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国家安全牢固基础，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在继承我党历届领导人安全思想的基础上，科学总结了维护国家安全已取得的经验，系统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从而把我党我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可以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崭新的国家安全观。
《领导文萃》：根据前面的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十分丰富，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和前瞻性思维，那么也就引申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
唐永胜：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在随后的认识和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宣示了一个使命，即以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为根本使命;明确了一个宗旨，就是以人民安全为根本宗旨;确立了一条主线，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主线;要求强化一个依托，努力构建国际安全作为依托;强调建立一个体系，就是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指出了一条道路，最终要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实际上这几个方面也可以视为对安全工作的要求或重点。
《领导文萃》：必须充分认识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国家安全的使命，是属于方向性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和实践离不开国家生存和发展总的目标牵引？
唐永胜：这一点确实很重要。维护国家安全就是要以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为根本使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的生存需求，维护和赢得更长战略机遇期，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亦就是，国家安全筹划要为国家战略的总目标服务。
《领导文萃》：关于以人民安全为根本宗旨，其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实践价值体现在哪里？
唐永胜：国家安全工作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思想充分反映了人民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主体地位。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在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这样才能奠定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实质就是要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才能让全体人民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也才能使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人民安全高于一切，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所在。 《领导文萃》：国家利益也是一个重要范畴，它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体发挥什么作用，现实中怎样科学准确界定国家利益？
唐永胜：维护国家利益是贯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鲜明主线。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行为的逻辑起点，是国家安全行为的根本动力。中央强调，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理论上，一般也可将国家利益划分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益三个层次。核心利益是涉及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政治经济秩序运转正常及社会稳定安宁。对于核心利益必须坚决维护，不可能做出让步。重大利益是指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具有重要利害关系但不具有决定意义的利益，一旦受损，将严重损害国家安全，干扰国家正常发展，故需要积极有效维护。而一般利益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虽无全局性影响，但对核心和重大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需要灵活应对和有效处置。
筹划国家安全，就是要科学界定国家的利益边界。一个国家如果雄心过大，无法以现有能力实现所确立的利益目标，就会带来严重的战略风险。二战中的日本，过高估计了自身实力和武士道精神的作用，侵略中国和亚洲，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发动对美国的进攻，最后只能收获失败。约翰·柯林斯认为：“目的（我们指的是利益和目标）和手段（现有的各种力量）的脱节会产生难以估计的风险。”而如果相反，一个国家如果放弃必须坚守的目标，也会从反面带来巨大的风险，战略目标不能低于国家生存的利益底线。晚清政府1894年在朝鲜与日本爆发冲突，结果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实际已经超过了清朝生存的利益底线。最后一退再退，十几年之后，清朝走向灭亡。
邓小平曾直白地道破了其中的道理。在收回香港问题上，当时他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讲：“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收回香港与其说是实现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不如说是一个基本目标。与此相似，台湾问题也是如此，“反独促统”实现两岸统一是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如果允许台湾分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会不复存在。所以，基本目标往往体现的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领导文萃》：国家发展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发展进程之外，国家安全也不可能没有更广泛的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构筑国际安全依托就成为对大国安全的必然要求。
唐永胜：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国际条件的这一深刻变化，使得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中国的国家安全要在国际安全的大背景下实现，也越来越需要以国际安全作为重要支撑。
牢固树立开放条件下的安全思维，要善于经略更为广泛的安全网络，营造稳定务实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态势。中国将更积极参与周边区域安全机制建设，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安全的公共产品，推动构建开放、透明、平等的区域安全架构。坚持“亲、诚、惠、容”的对外战略方针，推动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这有可能也应该成为地区国家共同的行为准则。中国将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从打造经济共同体开始，进而形成安全共同體、利益共同体，最终推动建成命运共同体。
如在地区层面，可以作为的空间非常广阔，“一带一路”建设的深远影响实际将更为广泛。在东北亚方向，应努力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确保半岛稳定”的基本方向，创造条件积极推动将原有的六方会谈机制转变成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如此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美日同盟的消极影响。在东南亚方向，综合施策，不断强化与东盟国家的联系，点面结合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机制化建设。在中亚方向，可更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与有关国家共同努力稳定中亚局势，并对中国内陆战略腹地形成有力支持。在南亚方向，也应积极参与到南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之中，支持南盟在地区安全稳定中发挥更积极更具建设性作用的影响。
《领导文萃》：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还须下大气力构建与我国生存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这应该也是一项具有基础性的紧迫任务？
唐永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为构建和完善这一体系奠定了平台和基础。实际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初衷，主要在于“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
应该充分认识到，“国家安全体系的不健全，本身就是国家的不安全因素”。在目前甚至未来一定时期，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任务仍然艰巨，为此应该积极推进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保障体系、法律体系、组织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破、统合协调，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这一体系。对于国家安全的不同领域，既要维护其各自安全，更要注重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其中比较紧迫的工作是切实加强政治、国土、社会和信息等领域安全，不断强化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的基础支撑作用，重视推进生态与核等领域安全，并要创造条件更有效维护海外利益。
《领导文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且摆脱“国强必霸”的老路，需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这是否可以视为一种新的安全模式的创新？
唐永胜：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走自己的路。尽管发展很快，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从这样的国情出发，既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缺乏战略自信。否则离开基本国情求安全、离开战略机遇期求安全，或者就安全求安全，都可能导致严重问题。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科学界定国家安全的利益需求，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可持续安全，积极探索不同于传统大国武力争霸的和平崛起，破解“国强必霸”的所谓规律，切实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为此还应注重以共同利益为牵引，以解决共同面对的全球性安全难题为杠杆，发展新型的国家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尤其要以制衡美国对我国防范围堵为重点，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借重、相互协调、相对稳定、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最大限度地分散由于中国实力迅速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事实发展将越来越证明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需要不断完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和安全模式。“中国不仅要在实践方面妥善处理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而且要在理论观念方面为世界做出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领导文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筹划国家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面对千头万绪的国家安全工作，要维护好国家安全，就是要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加强战略统筹，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战略能力，积极塑造有利的战略环境，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呈现出的特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筹划国家安全，怎样才能做到统筹兼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唐永胜：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面系统的安全观，体现了战略思想和战略艺术的高度统一，其中统筹兼顾是驾驭全局、应对复杂局面的基本方法。在当前时期，尤其需要注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统筹工作：
既要立足国内安全，又要放眼国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良性联动。国内大局集中表现在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努力打造平安中国;国际大局集中表现在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积极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
既要立足现实，又须着眼可能，把握好战略规避和有所作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世界。”总体来看，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但中国要有战略定力，尤其需要避免战略冒进和直接战略对抗。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必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既要重视发展，又要重视安全，保持国家战略的基本平衡。坚持把发展和安全作为国家战略的两个支柱，发展是实现安全的基础，安全是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的前提，两者不可偏废。应继续推进国内社会变革，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并通过自己的快速发展，努力提升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能力。
如一個时期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趋向复杂，并面临多样化挑战。但从总体上看，其中大多数问题毕竟属于发展中的问题，许多安全上的难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在新条件下凸显。因此，经略周边需要放在中国发展进程、崛起进程中来筹划。
《领导文萃》：破解国家安全重大难题，需要综合统筹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也需要防患于未然争取战略主动，总体国家安全观也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如何理解其中的深刻涵义？
唐永胜：国家安全所处的特殊时期，要求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勇于应对所面临的诸多风险和挑战。正如习主席指出：“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要敢于划出红线，亮明底线。”维护国家安全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必须着眼最严峻最复杂的局面，超前谋划做好应对准备，才能化解风险、趋利避害。这里必须充分发挥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的战略保障作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此，要坚持不懈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这是因为，“军事斗争准备是军队的基本实践活动，是维护和平、遏制危机、打赢战争的重要保证。”
国家生存的现实要求对国家安全可能遇到的严重挑战和面临的重大威胁具备警觉与防范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也是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
尤其须强化安全战略筹划的预见性，采取有力措施避免安全态势恶化，赢得战略主动。有效的战略筹划，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理清安全问题的基本线索和逻辑，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其生聚和扩散。还须努力把握国家安全利益实现的过程，对风险和效果严格评估，尽量减少可能付出的代价，积极创造条件应对各种威胁，维护国家安全。控制安全过程，不能简单以降低目标来规避风险，要寻求目标与手段的动态平衡;要注重分散风险，充分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变数，避免因过度投入而力不从心，顾此失彼;要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重点突破，改善安全态势。
《领导文萃》：面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应该选择采取怎样的基本姿态，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变化的世界中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进而发挥更积极更重要的国际影响？
唐永胜：根本的一点在于能够做到因势利导推进积极的可持续安全。世界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越是在关键的发展阶段，越是要善于在国际变局中把握机会，积极争取战略主动。维护国家安全也要顺应世界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更应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以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的创新，要求在深刻复杂变化的世界中顺势而为，实现国家安全目标。
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必须具有认识复杂和运用复杂的能力，这是国际局势发展的客观要求。未来一个时期维护国家安全将面临空前压力和诸多的挑战，需要做出有效的战略选择。为此尤其要保持战略清醒，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出现大的战略失误。哪些矛盾该淡化，哪些矛盾该搁置，哪些矛盾该突出，其中大有学问，大有奥妙。
中国与外部世界调整彼此的关系，是21世纪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个重大议题。大战略竞争比的是境界、比的是视野、比的是远见。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绝不能过多拘泥于国际竞争的一般技巧和计谋，关键在于，应该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的演变趋势和特征变化，洞察未来世界的可能走向，在顺应历史潮流中谋求变革和进步，实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国家安全战略的使命，不可能是为客观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一个国家不论实力多么强大谋略多么深远，也不能把自己的奇思妙想、设计蓝图强加给客观世界，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情。如果非要做不可为之的事，即使凭侥幸能够取得眼前的成功，最终还是会被历史淹没，甚至带来严重后果。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以及战略思维中的天下情怀、道德主义、注重防御等内涵，必然构成今天和平发展、兼济天下大战略的基本逻辑和历史根源。而得以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神韵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必将在未来国家安全丰富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并构成对中国民族复兴的强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