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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悬崖上》是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著作，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重新解读这部作品，从叙述者的位置、视点选择的角度、叙述者的不可靠性这三方面分析隐含作者如何建构男性话语权威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在悬崖上》 叙述者 叙述视点 男性权威
《在悬崖上》这部小说是以一位男性的视角来叙述自己的感情经历，作者巧妙地运用各种叙述方法使得隐含作者在叙述者的位置、视点选择的角度、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三方面不断建构男性话语权威，使男性处于权威地位。
一、叙述者的位置
众所周知，叙述者是文本中进行叙述的“人”或“主体”，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按照其在叙述中是否参与故事，将叙述者类分为“异故事”（不参与）和“同故事”（参与）;另一种分法则按叙述者是否在故事内叙述，即分为“故事外”和“故事内”。根据热奈特的分法，《在悬崖上》是“同故事+故事内”的叙述，叙述者“我”是这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整个故事的发展与“我”息息相关，同时，“我”以一种回忆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由此看来，叙事文本出现了两个叙述者，一个是故事中的“我”，另一个是回忆故事的“我”，并且在叙事层上出现叠套现象。叙述者位置的转变带来的是叙述焦点的转变，这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是此时的“我”在回忆故事，这时的叙述焦点是整个故事，而故事的主体部分是故事中的“我”，以一种限知视角进行讲述，此时的叙述焦点是故事的发展过程。
《在悬崖上》第一个叙述层是以第三人称“他”的叙述，以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在这个全知视角内交代故事的发生时间、地点和原因，隐含作者以一种俯视全局的客观态度进行叙述。“他”开始讲述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和焦点也就发生转换。故事的结尾随着“他”的再次出现，读者视角也就发生转变。同时，叙述者在结尾说：“最好星期天你们上我家去做客吧！”叙述时间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不断转换，展现的是全知叙述者对过去、现在、未来不同时间和空间转换的全方位把握。
《在悬崖上》的第二个叙述层次以故事中“我”的第一视角来叙述，“我”既是故事中的人物，也可以超于“我”这个具体人物，以这个视角来看存在于整个故事中的不同人物，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判。叙述者“我”的故事，不离开“我”身边的人和事，故事中的人和物都与“我”紧密相连。同时，叙述的时间顺序与故事发生的顺序几乎是一致的，“我”与妻子的相遇，妻子对“我”的引导和改造，加丽亚的出现，“我”在两位女性中的选择和犹豫，最后，“我”和妻子和好如初，整个故事的叙述并没有脱离“我”的视角。然而，当“我”超于这个具体人物时，我就处于高于其他叙述者的位置。在“我”看来，加丽亚是一位年轻有活力的女性，“我”逐渐被她吸引。对加丽亚叙述的过程中，我不仅了解我自己的心理而且了解其他男同事的心理，我便处于一种高于我的位置来看其他人物的心理和反应。
《在悬崖上》叙述者有多层次身份的转换，回忆故事的“我”等同于隐含作者，故事中的“我”是限知视角。在这部小说中，无论叙述者处于何种位置，整个故事的叙述都是以“我”代表的男性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女性就自然而然处于一种被观察、被叙述的被动位置，隐含作者将女性安排在边缘位置，显示了男性的叙述权威。
二、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想象
《在悬崖上》构建了一个天使与魔鬼二元对立的关系世界，代表着思想进步、实事求是的天使形象的妻子与具有诱惑力、小资產阶级思想的恶魔形象的加丽亚，这两者形成一种对立关系。
“恶魔”形象的加丽亚，是男性自身欲望的产物。加丽亚身上有迷人的气质，是“新异的花草”，注重时装搭配。“新异的花草”是一种物的指向，“物化”的譬喻，女性形象的原初所指即便有过，也被偷换抹杀了，被偷换成统治主体唾手可得又随意可弃的价值客体，偷换成物，偷换成雌伏于人的、从属性的“地位”，或从属性的文化等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女性形象变成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空洞能指”（劳拉·莫尔维语），加丽亚的身上散发着原始生命力和欲望，“我”离开妻子是因为加丽亚一步一步引诱的。她主动接近“我”，引诱我同她一起跳舞，表现了加丽亚所具有的原始生命力和诱惑力。之后是言语上的引诱：“也许将来有个人能使我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去换他的爱情——谁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句话是给我的暗示，接着是行为的引诱，主动给我买皮帽，给我塑半身像并且里面藏有纸条。这里面藏有隐含作者强大的男权思想，男性犯错误不是自己思想出现错误，而是女性的引诱才使“我”一步一步地走向“悬崖”。所有的行为在外人眼中被评判的永远只有加丽亚，“我”是被加丽亚迷惑了才犯了错误，要不就会成为一个好人，“我”永远都不会主动犯错，犯错误的永远只有女性。
加丽亚是一位年轻、有外籍背景的女性，初来设计院时被男性追捧，当加丽亚逐渐和我走近，人们开始说我们的闲话，又说“加丽亚是个道德堕落的人”。所有的人都在关注我和加丽亚的一举一动，也就说明加丽亚一直处于被观看的位置。其他男性对加丽亚的态度从主动示好到对其进行指责这一过程包含了作者对加丽亚既怕又爱的复杂感情，他一方面批判有着资产阶级气息的女性形象，但没有给予道德上的全盘否定。另一方面，他需要女性有野性、有欲望，能代替男性去冲破家庭的牢笼，发泄自我内心的苦闷。加丽亚虽然逃脱了“我”，离开了设计院，但她不能逃脱从男性文化中产生出来的道德的规范。加丽亚的逃走只是怕遭受舆论压力和不愿与我在一起，并不是自我意识真正地觉醒，通过加丽亚的话语“我不会轻易离开姑娘的地位”“也许将来有个人能使我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去换他的爱情”，表明女性始终是虚弱的、处于边缘地位，需要男性认可和认同;表明加丽亚最终必定会进入家庭，必定会对一个男人全心全意地付出自己的一切，来换取他的爱情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天使”形象的妻子，是男性理想化的产物。“她长得挺秀气，笑起来很美”，乐于助人还可以引导“我”的思想和行为。家庭中的妻子，能料理家庭，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具有牺牲精神，可以为爱情忍受一切屈辱，妻子悲苦的爱情观背后显示了她的人生哲学——活着就是为了让他人快乐，他人感到快乐自己也就无比快乐。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妻子是男性虚构出来的一种理性化女性，在双方利益冲突时，她会包容、牺牲自我并且毫无怨言，是男性主导话语的产物。在文学中，女性作为无意识被外射为一个掩盖了她们自身的象征体系。在这部小说中，妻子是一位翻身解放的新女性，却没有具体的名字，是当时社会对妻子这一身份的集体构想，代表一种集体意识，是男性的审美标准的产物。表面上，是妻子在一步步引导我、带领我，但却已经完全被放置在塑造、刻画的被动位置上，妻子所具有的一切权威并非来自自身，而是由妇女解放和担任的政治职务所赋予的。国家在政治、经济领域对男女平权的立法，目的是让妇女走出家门，投身社会。走向社会的女性受到双重压抑，一方面国家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中担任职务。另一方面，在家庭中她们要保留传统女性特质，温柔贤惠，是“父”的好女儿。抛开外部力量和权威所赋予妻子的权利，妻子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是男性的心理投射的产物，是道德的象征，是一个符号而已。 三、不可靠叙述
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涉及的是叙述者的中介作用，故事事件是叙述对象，若因为叙述者的主观性而影响了对事件的客观再现，作为中介的叙述就是不可靠的。这种主观叙述可以真实反映出叙述者本人的思维和性格特征，但它恰恰说明了这一叙述中介为何会不可靠。《在悬崖上》整个故事表面是“我”对自己行为的忏悔，然而作者叙述的重点基本上是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不直面自己的错误。读者可以看到“我”对整个故事的陈述是事实真实的陈述，但叙述者对整个故事的理解和评价又是以男性自我为中心的，完全是作者自我的叙述，从而发现这整个故事的叙述便是不可靠的。
《在悬崖上》是“隐蔽者”的叙述，叙述者以客观地描写人物、叙述故事的姿态出现，甚少站出来说自己的话，采取的是一种含而不露的方式进行叙述。叙述者在整个小说中扮演的只是一位回忆者，回忆自己之前亲身经历的整个事件，回忆的同时也是对过去的观照，从而在不自觉中对叙述进行修改，而且叙述者在回忆故事时会与真正的故事及真正发生的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隐含作者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便会不自觉地引导叙述者“我”对故事叙述。同时，作者作为一名男性，他在写作过程中男权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整个小说的叙述，叙述者在回忆中会不自觉地进行选择，这样看来，叙述的故事与真实的故事会有一定的距离。然而正是这样的距离使得叙述者可以选择叙述，甚至可以说几乎有全知叙述者的超然位置。不能否认的是叙述者依然是在叙述框架之中，但并不妨碍距离带给叙述者的权力和表现出的权威。同时，读者只能通过叙述者的转述来获知整个故事，叙述者掌握着讲述话语的绝对权威，故事中两位女性只存在故事中，她们的话语是转述出来的，她俩在叙述者这个层面没有任何话语权，女性在这个故事中是“失声”的，也就表明隐含作者的男权意识。
四、结语
《在懸崖上》作者不断变换叙述者的位置表明男性的叙述权威，在视点的选择上隐含作者对男性的叙述与对女性的叙述无形之中都在建构男性话语权威，作者通过巧妙的叙述策略不断强化男性权威，弱化女性地位和话语权威，并且始终让女性处于失语的位置。
参考文献：
[1][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解锁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申丹，王丽亚.西方叙述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王佳楠，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在悬崖上》 叙述者 叙述视点 男性权威
《在悬崖上》这部小说是以一位男性的视角来叙述自己的感情经历，作者巧妙地运用各种叙述方法使得隐含作者在叙述者的位置、视点选择的角度、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三方面不断建构男性话语权威，使男性处于权威地位。
一、叙述者的位置
众所周知，叙述者是文本中进行叙述的“人”或“主体”，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按照其在叙述中是否参与故事，将叙述者类分为“异故事”（不参与）和“同故事”（参与）;另一种分法则按叙述者是否在故事内叙述，即分为“故事外”和“故事内”。根据热奈特的分法，《在悬崖上》是“同故事+故事内”的叙述，叙述者“我”是这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整个故事的发展与“我”息息相关，同时，“我”以一种回忆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由此看来，叙事文本出现了两个叙述者，一个是故事中的“我”，另一个是回忆故事的“我”，并且在叙事层上出现叠套现象。叙述者位置的转变带来的是叙述焦点的转变，这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是此时的“我”在回忆故事，这时的叙述焦点是整个故事，而故事的主体部分是故事中的“我”，以一种限知视角进行讲述，此时的叙述焦点是故事的发展过程。
《在悬崖上》第一个叙述层是以第三人称“他”的叙述，以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在这个全知视角内交代故事的发生时间、地点和原因，隐含作者以一种俯视全局的客观态度进行叙述。“他”开始讲述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和焦点也就发生转换。故事的结尾随着“他”的再次出现，读者视角也就发生转变。同时，叙述者在结尾说：“最好星期天你们上我家去做客吧！”叙述时间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不断转换，展现的是全知叙述者对过去、现在、未来不同时间和空间转换的全方位把握。
《在悬崖上》的第二个叙述层次以故事中“我”的第一视角来叙述，“我”既是故事中的人物，也可以超于“我”这个具体人物，以这个视角来看存在于整个故事中的不同人物，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判。叙述者“我”的故事，不离开“我”身边的人和事，故事中的人和物都与“我”紧密相连。同时，叙述的时间顺序与故事发生的顺序几乎是一致的，“我”与妻子的相遇，妻子对“我”的引导和改造，加丽亚的出现，“我”在两位女性中的选择和犹豫，最后，“我”和妻子和好如初，整个故事的叙述并没有脱离“我”的视角。然而，当“我”超于这个具体人物时，我就处于高于其他叙述者的位置。在“我”看来，加丽亚是一位年轻有活力的女性，“我”逐渐被她吸引。对加丽亚叙述的过程中，我不仅了解我自己的心理而且了解其他男同事的心理，我便处于一种高于我的位置来看其他人物的心理和反应。
《在悬崖上》叙述者有多层次身份的转换，回忆故事的“我”等同于隐含作者，故事中的“我”是限知视角。在这部小说中，无论叙述者处于何种位置，整个故事的叙述都是以“我”代表的男性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女性就自然而然处于一种被观察、被叙述的被动位置，隐含作者将女性安排在边缘位置，显示了男性的叙述权威。
二、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想象
《在悬崖上》构建了一个天使与魔鬼二元对立的关系世界，代表着思想进步、实事求是的天使形象的妻子与具有诱惑力、小资產阶级思想的恶魔形象的加丽亚，这两者形成一种对立关系。
“恶魔”形象的加丽亚，是男性自身欲望的产物。加丽亚身上有迷人的气质，是“新异的花草”，注重时装搭配。“新异的花草”是一种物的指向，“物化”的譬喻，女性形象的原初所指即便有过，也被偷换抹杀了，被偷换成统治主体唾手可得又随意可弃的价值客体，偷换成物，偷换成雌伏于人的、从属性的“地位”，或从属性的文化等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女性形象变成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空洞能指”（劳拉·莫尔维语），加丽亚的身上散发着原始生命力和欲望，“我”离开妻子是因为加丽亚一步一步引诱的。她主动接近“我”，引诱我同她一起跳舞，表现了加丽亚所具有的原始生命力和诱惑力。之后是言语上的引诱：“也许将来有个人能使我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去换他的爱情——谁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句话是给我的暗示，接着是行为的引诱，主动给我买皮帽，给我塑半身像并且里面藏有纸条。这里面藏有隐含作者强大的男权思想，男性犯错误不是自己思想出现错误，而是女性的引诱才使“我”一步一步地走向“悬崖”。所有的行为在外人眼中被评判的永远只有加丽亚，“我”是被加丽亚迷惑了才犯了错误，要不就会成为一个好人，“我”永远都不会主动犯错，犯错误的永远只有女性。
加丽亚是一位年轻、有外籍背景的女性，初来设计院时被男性追捧，当加丽亚逐渐和我走近，人们开始说我们的闲话，又说“加丽亚是个道德堕落的人”。所有的人都在关注我和加丽亚的一举一动，也就说明加丽亚一直处于被观看的位置。其他男性对加丽亚的态度从主动示好到对其进行指责这一过程包含了作者对加丽亚既怕又爱的复杂感情，他一方面批判有着资产阶级气息的女性形象，但没有给予道德上的全盘否定。另一方面，他需要女性有野性、有欲望，能代替男性去冲破家庭的牢笼，发泄自我内心的苦闷。加丽亚虽然逃脱了“我”，离开了设计院，但她不能逃脱从男性文化中产生出来的道德的规范。加丽亚的逃走只是怕遭受舆论压力和不愿与我在一起，并不是自我意识真正地觉醒，通过加丽亚的话语“我不会轻易离开姑娘的地位”“也许将来有个人能使我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去换他的爱情”，表明女性始终是虚弱的、处于边缘地位，需要男性认可和认同;表明加丽亚最终必定会进入家庭，必定会对一个男人全心全意地付出自己的一切，来换取他的爱情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天使”形象的妻子，是男性理想化的产物。“她长得挺秀气，笑起来很美”，乐于助人还可以引导“我”的思想和行为。家庭中的妻子，能料理家庭，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具有牺牲精神，可以为爱情忍受一切屈辱，妻子悲苦的爱情观背后显示了她的人生哲学——活着就是为了让他人快乐，他人感到快乐自己也就无比快乐。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妻子是男性虚构出来的一种理性化女性，在双方利益冲突时，她会包容、牺牲自我并且毫无怨言，是男性主导话语的产物。在文学中，女性作为无意识被外射为一个掩盖了她们自身的象征体系。在这部小说中，妻子是一位翻身解放的新女性，却没有具体的名字，是当时社会对妻子这一身份的集体构想，代表一种集体意识，是男性的审美标准的产物。表面上，是妻子在一步步引导我、带领我，但却已经完全被放置在塑造、刻画的被动位置上，妻子所具有的一切权威并非来自自身，而是由妇女解放和担任的政治职务所赋予的。国家在政治、经济领域对男女平权的立法，目的是让妇女走出家门，投身社会。走向社会的女性受到双重压抑，一方面国家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中担任职务。另一方面，在家庭中她们要保留传统女性特质，温柔贤惠，是“父”的好女儿。抛开外部力量和权威所赋予妻子的权利，妻子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是男性的心理投射的产物，是道德的象征，是一个符号而已。 三、不可靠叙述
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涉及的是叙述者的中介作用，故事事件是叙述对象，若因为叙述者的主观性而影响了对事件的客观再现，作为中介的叙述就是不可靠的。这种主观叙述可以真实反映出叙述者本人的思维和性格特征，但它恰恰说明了这一叙述中介为何会不可靠。《在悬崖上》整个故事表面是“我”对自己行为的忏悔，然而作者叙述的重点基本上是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不直面自己的错误。读者可以看到“我”对整个故事的陈述是事实真实的陈述，但叙述者对整个故事的理解和评价又是以男性自我为中心的，完全是作者自我的叙述，从而发现这整个故事的叙述便是不可靠的。
《在悬崖上》是“隐蔽者”的叙述，叙述者以客观地描写人物、叙述故事的姿态出现，甚少站出来说自己的话，采取的是一种含而不露的方式进行叙述。叙述者在整个小说中扮演的只是一位回忆者，回忆自己之前亲身经历的整个事件，回忆的同时也是对过去的观照，从而在不自觉中对叙述进行修改，而且叙述者在回忆故事时会与真正的故事及真正发生的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隐含作者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便会不自觉地引导叙述者“我”对故事叙述。同时，作者作为一名男性，他在写作过程中男权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整个小说的叙述，叙述者在回忆中会不自觉地进行选择，这样看来，叙述的故事与真实的故事会有一定的距离。然而正是这样的距离使得叙述者可以选择叙述，甚至可以说几乎有全知叙述者的超然位置。不能否认的是叙述者依然是在叙述框架之中，但并不妨碍距离带给叙述者的权力和表现出的权威。同时，读者只能通过叙述者的转述来获知整个故事，叙述者掌握着讲述话语的绝对权威，故事中两位女性只存在故事中，她们的话语是转述出来的，她俩在叙述者这个层面没有任何话语权，女性在这个故事中是“失声”的，也就表明隐含作者的男权意识。
四、结语
《在懸崖上》作者不断变换叙述者的位置表明男性的叙述权威，在视点的选择上隐含作者对男性的叙述与对女性的叙述无形之中都在建构男性话语权威，作者通过巧妙的叙述策略不断强化男性权威，弱化女性地位和话语权威，并且始终让女性处于失语的位置。
参考文献：
[1][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解锁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申丹，王丽亚.西方叙述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王佳楠，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