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9日早上，接到好友林伯工告知其父林同奇教授去逝的消息后我甚感突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林教授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他心态平和，加上伯工、立和夫妇以及家人的悉心照料，是能够更加长寿的。自然规律的无情，令我们感到十分无奈。这一天，我内心仿佛失去了什么，一直有些不安。我的记忆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到林教授身上。
　　我和林教授认识是通过波士顿多年的朋友於毅朗先生介绍的。从十几年前第一次见面，我就被林教授和蔼可敬的长者风度感染。他为人谦和、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我虽然工作在马里兰州和纽约，但是也会不时向林教授请教。每次来到波士顿，只要有机会就会和於毅朗、范越苏夫妇一起看望林教授和林伯母，当面向林教授請教。虽然因为居住在两地不经常见面，林教授对我十分关心，我经常收到他的问候。他关心我的工作，也关心我写作的进展。
　　林教授1923年生于北京。1946年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执教。此后在洛阳外语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执教长达35年。1984年来美后先后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所、燕京学社和东亚系做中国思想和哲学史的研究近30年，是近代中国学的前行者。林教授倾其后半生致力于对中国文化去向的寻求。他在中美和两岸三地用中英文发表了很多深具影响的文章。林教授虽然学养深厚，但是治学严谨。一次我就西方人文主义的一个观点打电话向林教授请教，林教授在电话里已经给我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他还是说：这么复杂的问题，电话里说不清楚。你把你的想法用邮件写给我，我再来回复你。这让我深深感到他做学问的认真和严肃。2010年1月，林教授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人文寻求录》，我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本书。读完这本书，我获益匪浅。
　　每次见到的林教授，他都是惜时如金、言简意赅、少于闲谈。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学术思考上。林教授说，“我荒废了差不多四十年时光。”正是这停滞空白的四十年中间，中国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反右”运动中他被侥幸只是划为“中右”，虽逃脱了送到乡下劳动改造的命运，但还是受了处分。以后“文革”中不得不下放“五七干校”劳动，这一系列对中国知识分子严重的精神摧残，“使我不仅不敢‘言’，而且更可悲的是几乎不敢‘思’长达三十年之久，我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直到1984年，年逾六十的林教授来到哈佛大学，才开始了学术上的第二春。
　　林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很长时间中国与世界隔绝。六十年代以来，就在中国越来越封闭的同时，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却取得了越来越富有成果的发展。以至于这种发展令中国国内的学者陷入一种窘迫的境地，即中国的学者不仅仅要更多地去了解国外，还必须借鉴海外研究中国的成果来重新认识中国。林教授的研究正是具有这方面的意义。在哈佛三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翻译介绍了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柯文（Paul Cohen）教授写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为初开国门的中国学者们打开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视角。柯文教授是新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今天，《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本书几乎己成为历史学或海外汉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在最后的十年学术生涯中林教授又将主要精力投放到对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思想的研究和诠释中，他是将史华慈在汉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推手。林教授研究史华慈的独特观点得到了著名哈佛学者杜维明先生以及清华大学国际汉学（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历史系副教授程钢等的高度评价。
　　林同奇教授之所以具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治学严谨、为人谦虚的特点，用杜维明先生的话说：与其说是出于西方的专业精神，不如说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他虽然涉猎很广，但是下笔却十分谨慎，从不跨越自己的知识范围；他宁可精读细研，使其对事物的观察更准确更深刻；他往往对他所研究的人的思想进行探索直到自己认为可以放心为止，为此认为有必要尽量和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本人进行核对。他有良好的学术自省习惯，一经发现自己的错误就毫不犹豫地指出并加以改正。林教授一生躬行孔子的教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为后辈树立了一个谦恭的榜样。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著作思想深刻、内容充实、信息量大，读后受益匪浅。当年在外语学院教英语时，他常常告诉别人对文字的理解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必须要明白每个文字的词根出处和原来的意思才算是真的理解了，我们教书的人不可以肚子里只有半瓶子水就上台去讲课，那是会误人子弟的。
　　当林教授的《人文寻求录》文稿都基本编修完了的时候，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平静心态。那一段时间里他数次用他熟悉的古韵律和福州话吟唱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儿子问他为什么不把书名直接叫做《人文寻求》而要叫做《人文寻求录》呢？他說，“人文寻求是一个几代先贤和同仁们都一直孜孜以求的大课题，我仅仅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些探讨，起那么个大名字不符合实际。我把人文寻求当做我的终极追求，而此书则仅仅是把我曾做的一些相关探讨记录下来供别人参考而已，这也正像苏轼先生的诗中说的那样，‘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儿子林伯工常常和我们谈起父亲生活中故事。他说父亲治学严谨，但在生活中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非常喜欢交响乐，还喜欢唱歌，他说这是他治疗胃病而得来的一个收获。因为音乐可以使他从全神贯注的工作中整个松弛下来。有一次，喜欢唱歌还救了他一命。那时的学校生活设施很简陋，全校只有一个洗澡的澡堂。为此学校规定星期一、三、五为男性洗澡日，到了星期二、四、六则为女性洗澡日。可是林教授经常不记得日期。一日他觉得应该是男性洗澡的日子了，就拿着洗澡用具去了澡堂。又可巧澡堂没人，管理员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于是他就大摇大摆地进到里边，跳到水池里洗了起来，一边洗还一边大声地唱起歌来。正在洗唱得意的时候，忽然叽叽喳喳进来一群女学员，双方都吓了一大跳，结果他才尴尬地发现那天本应是女性洗澡的日子。所幸他对生活细节的忘性在整个学院都是出了名的，而他一直引颈高歌的习惯也消除了别人对他的可能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