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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有四个子女,即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幼女李恒(满妹)。
胡耀邦深爱自己的孩子,这种爱更多地体现在他对子女的教育上。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家事,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因此,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认真对待和抓紧对子女的教育和管理,努力在这方面为全党树立榜样。
“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
1952年,胡耀邦夫妇在四川南充迎来了小女儿的诞生。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外孙女起名满妹。按理说,满妹是胡耀邦夫妇最小的孩子,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会备受宠爱。然而,满妹和哥哥们一样接受父母的严格要求。
据满妹回忆:我堂姐比我大十好几岁,她的衣服我没有一件可以穿的。直到我十二三岁时,身上还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两套可以换洗着穿。记得我有一件紫红底带白点的灯芯绒上衣,一穿就穿了好多年。短了,外婆就给我在袖口、下摆上接出一截又一截的黑色灯芯绒,穿了再穿。
满妹还回忆道:那年,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宁入伍,临走前叶帅带着他的女儿向真和选宁一起来向我父亲告别。选宁身着蓝白相间带飘带的海军服,英俊潇洒,样子别提有多神气了。向真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高挑飘逸,亭亭玉立。可是那天,我只有那件“镶着”一圈黑灯芯绒的旧衣服可穿。相形见绌,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衣着的寒酸。后来我请求母亲给我买一件新衣服,以便有些场合好穿。结果,妈妈不仅衣服没给我买,还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
时至今日,满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段俭朴的岁月。满妹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那种勤俭中,我体会出父母生活的达观洒脱,对自己家人的严格要求,还有对别人的大方慷慨。”
胡耀邦配有公车,但满妹兄妹除了偶尔送医院看病外,几乎没搭过父亲的便车。胡德华读书的育英学校在北京西郊,而家在市中心。若从万寿路坐公共汽车回家要两毛钱,但走两站路从公主坟上车,可以省五分钱,而走到木樨地再坐无轨电车,却只要七分钱。为了节省那一毛几分钱,年仅十来岁的胡德华,常常背着书包吭哧吭哧地从学校一直走到木樨地才乘车回家,他将每次节省下来的车钱买装矿石收音机的无线电元件。
有一年正是春暖花开时候,满妹想跟车出去玩,被胡耀邦知道了,很生气,批评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革命还要继续,不然的话有人就要革我们的命。”
“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
1966年“文革”开始后,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满妹的母亲境况更惨,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左邻右舍的同学大都去参军了,她自作主张,悄悄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满妹如愿以偿地参军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满妹对能当上兵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她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后来,满妹每每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胡德华在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当教师,在南京工作好多年。1986年,他从部队转业,想回北京。胡耀邦知道了很不高兴,说:“转业为什么要回北京呢?应该在基层多锻炼锻炼嘛!”
满妹感觉父亲是不愿以权谋私,解释说:“三哥在部队服役时间已经很长了,又一直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落下了一个痛风的毛病,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回北京对他身体有好处。再说,转业回入伍所在地,也是政策规定的嘛!”
胡耀邦责怪道:“你又帮他说话!”
满妹不服气地说:“好,我不说。但这是三哥自己的事儿,你也不要管。”
胡耀邦说:“好,我可以不管。但你们不要忘乎所以,把自己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上,绝不能搞特殊化。”
“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便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宣布:“中央给我安排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要以为天恩祖德,绝对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升温的时候。满妹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个专业,拿个学位,自己也动心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一直戴在头上的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找到满妹,问:“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
满妹考虑了很久。当她想到那次家庭会议和父亲多年的要求后,还是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胡耀邦从政期间其子女都自觉做到了“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始终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胡耀邦对自己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从未用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家族和亲属谋取过任何的利益。他说过:“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责编唐越)
胡耀邦深爱自己的孩子,这种爱更多地体现在他对子女的教育上。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家事,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因此,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认真对待和抓紧对子女的教育和管理,努力在这方面为全党树立榜样。
“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
1952年,胡耀邦夫妇在四川南充迎来了小女儿的诞生。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外孙女起名满妹。按理说,满妹是胡耀邦夫妇最小的孩子,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会备受宠爱。然而,满妹和哥哥们一样接受父母的严格要求。
据满妹回忆:我堂姐比我大十好几岁,她的衣服我没有一件可以穿的。直到我十二三岁时,身上还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两套可以换洗着穿。记得我有一件紫红底带白点的灯芯绒上衣,一穿就穿了好多年。短了,外婆就给我在袖口、下摆上接出一截又一截的黑色灯芯绒,穿了再穿。
满妹还回忆道:那年,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宁入伍,临走前叶帅带着他的女儿向真和选宁一起来向我父亲告别。选宁身着蓝白相间带飘带的海军服,英俊潇洒,样子别提有多神气了。向真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高挑飘逸,亭亭玉立。可是那天,我只有那件“镶着”一圈黑灯芯绒的旧衣服可穿。相形见绌,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衣着的寒酸。后来我请求母亲给我买一件新衣服,以便有些场合好穿。结果,妈妈不仅衣服没给我买,还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
时至今日,满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段俭朴的岁月。满妹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那种勤俭中,我体会出父母生活的达观洒脱,对自己家人的严格要求,还有对别人的大方慷慨。”
胡耀邦配有公车,但满妹兄妹除了偶尔送医院看病外,几乎没搭过父亲的便车。胡德华读书的育英学校在北京西郊,而家在市中心。若从万寿路坐公共汽车回家要两毛钱,但走两站路从公主坟上车,可以省五分钱,而走到木樨地再坐无轨电车,却只要七分钱。为了节省那一毛几分钱,年仅十来岁的胡德华,常常背着书包吭哧吭哧地从学校一直走到木樨地才乘车回家,他将每次节省下来的车钱买装矿石收音机的无线电元件。
有一年正是春暖花开时候,满妹想跟车出去玩,被胡耀邦知道了,很生气,批评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革命还要继续,不然的话有人就要革我们的命。”
“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
1966年“文革”开始后,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满妹的母亲境况更惨,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左邻右舍的同学大都去参军了,她自作主张,悄悄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满妹如愿以偿地参军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满妹对能当上兵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她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后来,满妹每每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胡德华在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当教师,在南京工作好多年。1986年,他从部队转业,想回北京。胡耀邦知道了很不高兴,说:“转业为什么要回北京呢?应该在基层多锻炼锻炼嘛!”
满妹感觉父亲是不愿以权谋私,解释说:“三哥在部队服役时间已经很长了,又一直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落下了一个痛风的毛病,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回北京对他身体有好处。再说,转业回入伍所在地,也是政策规定的嘛!”
胡耀邦责怪道:“你又帮他说话!”
满妹不服气地说:“好,我不说。但这是三哥自己的事儿,你也不要管。”
胡耀邦说:“好,我可以不管。但你们不要忘乎所以,把自己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上,绝不能搞特殊化。”
“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便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宣布:“中央给我安排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要以为天恩祖德,绝对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升温的时候。满妹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个专业,拿个学位,自己也动心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一直戴在头上的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找到满妹,问:“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
满妹考虑了很久。当她想到那次家庭会议和父亲多年的要求后,还是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胡耀邦从政期间其子女都自觉做到了“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始终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胡耀邦对自己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从未用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家族和亲属谋取过任何的利益。他说过:“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责编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