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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1944年8月在敌人的集中营牺牲。中共中央书记处获悉后，于9月上旬在延安举行了有毛泽东参加的小范围悼念活动。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后，在念到他的名字时，与会代表肃立默哀，寄托深切的悼念。
这个在延安两次被追悼的人，就是张文彬。
坚守井冈 危难中的孤胆英雄
张文彬有几个名字——张纯清、张南赤、刘宗义，都在历史文件上留下了记载。他是湖南平江县梓江乡高基村人，1910年出生。高小毕业后在长沙半工半读念完了高中。受进步书刊的启迪和周围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张文彬的思想进步很快，16岁即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8月，在平江农军英勇扑城的暴动中，张文彬是县委军事部长。彭德怀、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担任县赤卫大队党代表的张文彬率队编入红五军，担任营党代表。红五军上到井冈山，张文彬任第一大队党代表。
红五军上山20多天，就被留下来守卫井冈山。进攻之敌有18个团3万余众，武器精良。守山红军加上各县赤卫大队2500多人，以旷世罕见的勇气，依据黄洋界、八面山等山险顽强地抗击敌人。张文彬与大队长李灿指挥200余人，在三十二团一个连配合下，扼守黄洋界阵地。3个昼夜的血火激战，张文彬率官兵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军的猛攻，使之不能逾越一步。1929年1月30日，驻宁冈斜源的敌军收买反动富农陈开恩带路，沿着深山密径，攀悬崖涉小溪，从滚子坳翻到金狮面大峡谷，插到了小井。敌军在小井红军医院匆匆杀害了130多名红军伤病员，旋向黄洋界扑来。红军腹背受敌，阵地失守。是日下午，八面山、桐木岭等哨口相继被敌攻陷，红五军主力只得按原定计划撤向赣南。是时，第一大队只剩下100多人，且有20多个伤员，在大雪封山，需要越穿敌人几道封锁线的情形下，这些伤员显然无法带走。张文彬对李灿说道：“你们走，我留下照应这些同志！”听了这毅然决然的声音，李灿和官兵们感动至极：谁不明白留下来照应伤员的艰难？！然而，这20多个伤员是无论如何不能丢弃的，总得有人来管他们，在这种时候留下来，要有多么大的勇气！李灿望着他喉咙发硬低声地说：“纯清，这样太辛苦你了！”“你们安心走吧，我一定照顾好这些同志！”张文彬的声音异常坚定。
张文彬带着20多名伤员，翻山越岭，在荆竹山腹地的山窝找到一口炭窑隐蔽下来。天寒地冻，白天不敢生火冒烟，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烧起火堆，大家偎依在一起取暖。为了节省有限的粮食，每天只能喝上两餐稀饭。张文彬除了亲自煮稀饭，护理伤员，还与另处两个留下来的战士，扒开地上的积雪寻挖草药野菜。这支被饥寒和伤痛折磨着的小队伍，在张文彬的团结下，苦熬了20多天，终于渡过难关，与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带领的一支队伍会合。张文彬在危难重重的情势下，挺身留下照应伤员的英雄本色，后被美国记者尼姆 威尔斯在延安的采访中了解到。尼姆 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赞誉张文彬是“危难中的孤胆英雄。”
长沙之役 负伤不离指挥岗位
1930年6月10日，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村，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宣告成立。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下设第五军、第八军。第五军军长由彭德怀兼任，政委则由彭德怀亲自提名的张文彬出任。
在立三路线“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激昂口号声中，7月3日，红三军团以优势兵力攻占岳阳，切断了武长铁路。接着，红三军团挟岳阳之胜威攻打长沙。
以陈毅安为司令员的红五军第一纵队，是长沙攻坚战的主力。张文彬深知一纵的战斗取胜对整个战役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便向彭德怀提出来到一纵实行前沿指挥。7月27日上午，张文彬与陈毅安指挥部队，在长沙东南的梨向敌人发起猛攻。面对湘敌1个旅，红一纵队毫不畏惧地扑上去，与之奋勇拼杀。张文彬调集在岳阳战斗中缴获来的4门75型野炮，轰击敌人的地堡，再以300人的敢死队向敌人的核心阵地步步进逼。张文彬和陈毅安的指挥位置离敌人阵地太近，激战中一颗子弹击穿了张文彬的左腿，血流如注。陈毅安连忙过来替他包扎。张文彬一手压住伤处，一手推开陈毅安：“我不用你管，赶快去指挥战斗！”陈毅安大声回道：“你负了伤怎么不要管？”张文彬厉声说道：“是我要紧还是战斗要紧？你快去呀！”陈毅安听到这里，才起身对几个参谋、警卫喊道：“你们快给政委包扎！”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撕下衣袖裤腿替张文彬包好伤口，张文彬对他们说：“我没事了，大家快去参加战斗吧！“说罢以一只脚跳着走，重新站在掩体后面用望远镜观察战况，进行指挥。周围的官兵们眼见军政委如此勇敢顽强，备受鼓舞，更加奋勇地投入战斗。
7月27日下半夜起，已经夺取梨的红五军第一纵队，从小吴门突入长沙城内。随后不久，军团的其他部队也从韭菜园等处打进城内。28日清晨，红三军团胜利攻占了长沙。
张文彬在战斗中带伤指挥的顽强作风，很快地在红五军官兵中传诵。8月28日上午9时，彭德怀、滕代远赶到红五军战地救护所，看望这位负伤不离指挥岗位的沙场骁将。
苏区肃反 遏制扩大化狂潮
1931年10月下旬，中革军委下发紧急调令，任命张文彬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项英亲自送张文彬来到红七军履新。
张文彬是在苏区军民深为关注的李明瑞事件后，临乱受命担任红七军政委的。
就在10月中旬，发生了红七军军长李明瑞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当作“改组派首领”拘押、处决的事件。李明瑞是从旧军队过来的，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广西龙州起义。因与红七军政委葛耀山存有歧见，产生不和，竟至受诬，列为肃反对象，在于都黄龙乡遭受杀害。李明瑞被杀后，在红七军引起了震动，一些师团干部也受到株连，部队官兵普遍对葛耀山意见极大。正是在这种严重局面下，中革军委将葛耀山调走，让张文彬主政红七军。
张文彬到红七军，在经过几昼夜不停的调查了解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将受到关押的干部全部放出，宣布不经过军党委批准，各团的政治保卫局不准开审和抓人。接着，由张文彬担任新成立的案审组长，会同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李明瑞问题加以调查，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李明瑞是被诬受冤的。随着案情的公开，受到牵连的干部们自然得到解脱。张文彬与这些蒙冤受屈的同志一一谈话，代表党组织加以抚慰。经过连续10多天的紧张工作，总算稳定了军心。原来有人担心红七军肃反扩大化的情形没有发生。
1932年1月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指示各地纠正肃反中的扩大化、简单化错误。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张文彬调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并参加军团党委。
让张文彬回到老部队主持军团的肃反工作，实际上是彭德怀和滕代远向中革军委提出的要求。张文彬到红七军后对李明瑞事件的妥善处理，显示了他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在全军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红三军团自从1930年11月宁都黄陂“快速整军”以来，军中肃“AB团”的运动经过了几次起落，军团所属部队有超过1500人的官兵被打成“AB团”分子，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遭到杀害，而其余人尚未得到解脱。
张文彬借助苏区中央局“纠错”的东风，得到军团党委的充分支持，在军中领导开展了切实有力的“纠错”行动。张文彬还下到各团、营检查落实“纠错”政策的落实。军团保卫局下发了今后肃反必须严格遵守的三条禁令：一、反对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危险观点;二、不可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三、党及青年团、工会组织及一切群众团体，不可自由地去打“AB团”。这三条禁令的颁发，遏制了军中的肃反扩大化狂潮。接着，张文彬将工作重心放在重大对象的案审上，亲自把关，审理那些所谓的“AB团首犯”，对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力的，甄别后从速作出政治结论，使一批批无端蒙冤的干部摆脱了政治厄运。
红三军团党委对张文彬领导军团的肃反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中革军委也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特别是周恩来多次提到：“张纯清在三军团对肃反纠错是搞得好的！”在1934年1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张文彬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红一方面军五个军团和直属单位的保卫局长当中，只有他获得了这样的政治殊荣。
西安事变 为联蒋抗日作出贡献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需要配备一名政治秘书。于是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张文彬，调任为毛泽东的秘书。
为联合西北军共同抗战，党中央决定派张文彬到十七路军向杨虎城等人进行统战工作。1936年8月，张文彬携带毛泽东给杨虎城和杜斌丞的亲笔信，作为中共中央的秘使来到西安。张文彬与杨虎城、杜斌丞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同时以抗日救亡的大道理说服杨虎城，使之与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的协议，并在西北建立了红军的秘密联络站。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党中央对于西北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重视，指派张文彬以十七路军总政治处主任的身份来到西安，参与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数月之后，蒋介石到了西安，张文彬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精心部署了纪念“一二九”运动1周年的万人游行活动，以此为契机引发各界民众对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的抗议。国民党西安当局出动警察驱赶游行队伍，打伤数十名学生，张文彬抓住机会组织更多的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这次请愿行动规模空前，而且民众情绪悲愤，秩序良好，对其后不久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捉蒋行动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出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介入事变的调解谈判，张文彬也成为代表团成员。由于有张文彬等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代表团对事变的全过程有着具体翔实的了解，对于迅速地确定释蒋的决策打下了基础。张文彬配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扎实有力地在各界开展工作，尤其是向张学良、杨虎城两部的高级军官和力主杀蒋的民众代表，宣传不能杀蒋抗日，而应该联蒋抗日的道理，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和道理说服这些人。包括张文彬在内的中共代表团的巨大努力，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有力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广东抗战 建立华南敌后战场
“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派张文彬去广东领导开辟敌后抗日战场。1937年8月上旬，张文彬自延安抵达香港，再从水路秘密进入广州。他首先派出一道从延安来的云广英赶往粤赣边界游击区，寻找项英、陈毅等人，接通粤赣边红军游击队与中央的联系。
张文彬在广州参与了中共广东省委的组建，向省委传达了建立抗日自卫团、进行游击战争培训为中心任务的中央指示。作为中共南方局的委员，张文彬提出省委以主要精力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他的主张得到了同为南方局委员的廖承志大力支持。是年10月下旬，张文彬主持在九龙召开会议，处理中共南方工作临时委员会与广州市委在工作中的意见纠纷。会议期间正式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由他担任书记，全面主持广东省委和南委的工作。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寇攻陷，以张文彬为书记的广东省委，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国民党当局限制的原则，在东宝、惠宝、琼崖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张文彬深知我党对于这些抗日武装实行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几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去电，争取中央向广东派遣了两批30多人的八路军军政干部，来到广东在各支游击队充实领导。广游二支队是成立不久的抗日武装，军政素质都相对差一些，游击习气较重。张文彬带着5名从延安来的同志，在该支队住了半个多月，亲自主持对该支队的军政训练，旨在将支队改造成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地方党组织方面，张文彬引导省委大力抓党组织的发展，运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的有利时机，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抗战先进分子入党，派遣党员到各个群众团体中担任职务。广东省委还创造了在基层以党内知识分子、积极分子为桥梁建立党支部的成功经验。自1937年10月至1939年底，广东的各级党组织发展到800多个支部，并建立了3个特委组织。1940年10月，张文彬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调任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他与方方、廖承志等人一道领导着广东、江西、闽西、闽南的抗日武装斗争。他曾在东江游击队住过3个多月，具体指导该队的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建立后，张文彬代表南委“住队”，亲自给部队讲政治课，参与部队的军事行动。
在中共南委的正确领导下，广东各地的抗日武装，至1942年5月发展到10万余人，几十次打破了日、伪、顽的联手围攻。以广东为中心区域的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敌后的三大战场之一。这一战场的开辟和巩固，张文彬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被囚敌狱坚贞不屈献忠魂
1942年5月下旬，得悉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破坏的信息，张文彬和中共南方工委书记方方迅速带着工委机关转移。张文彬与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人，按计划向东江游击区退走。是年6月6日路经广东大埔县的高陂镇，遇到叛徒郭潜（原南方工委组织部长）带着一群特务准备去破坏南委，张文彬等人来不及走脱，落入敌手。6月下旬，敌人将他们解押到江西泰和县的马家洲集中营。国民党江西的中统特务头目冯琦、庄祖方，知道张文彬的政治重量，轮番到“优待间”向这位中共南委副书记“表示慰问”，以高官厚禄引诱张文彬投向国民党一边。张文彬总是义正辞严斥责他们“破坏抗战，逮捕共产党人系汉奸行为！”冯琦与庄祖方知道像张文彬这样的共产党的中坚分子，并非一两次引诱就能得逞，便厚着脸皮一次又一次地前来“慰问”。张文彬当然知道他们的险恶用心，干脆不搭理他们。
冯琦这些特务头目见在张文彬身上的种种努力都化为徒劳，不由得恼羞成怒，便改换以镣铐加身，伙食差劣的重禁闭折磨张文彬，欲以生活上的磨难和与世隔绝的孤独，渐渐地消蚀他的坚强革命意志。特务们将张文彬衣服脱光，用皮鞭、扁担毒打，打得他身上没有一块好皮肉，两次痛死过去。敌人见酷刑不能使张文彬屈服，就针对他在长期艰苦斗争环境中染有肺结核病进行要挟，说只要“愿意说一句放弃政治立场的话”，就放他出去，还给到大医院治病。张文彬不为所动，轻蔑以对。特务们便加剧迫害，使得张文彬受饥挨冻，病情加剧。狱医看到张文彬的情况，也建议让张文彬住院治疗，冯琦等特务头目则以“思想顽固，态度毫无转变”为由拒绝。在敌人丧心病狂的摧残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张文彬的身体就被折磨得极为虚弱，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况。特务们仍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来到狱中对张文彬说：“你只要说一句脱离共产党，我们就马上让你起死回生。这有何难呢？”张文彬泰然自若地闭上眼睛，根本不看他们。
张文彬眼看自己活的时间已经不多，更加视死如归，只是要求同廖承志见上一面。在廖承志的绝食斗争的配合下，1944年8月25日，特务屈服了，让廖承志到张文彬的独房里去。那时张文彬已瘦得剩下一层皮，躺在木板上，不大能说话了。张文彬挣扎着坐起来，对廖承志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现在生命已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转告党中央、毛主席。”廖承志大声告诉他：“无论反动派怎么把我们灭尸销骨，党总有一天会知道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张文彬的面容露出微笑，点了一下头，用颤抖的手同廖承志紧紧握了一下。最后张文彬还用嘶哑的声音哼唱起《国际歌》，送别廖承志。
8月26日黎明，当晨光的熹微刚刚照进狱房，孱弱已极的张文彬停止了呼吸。这位壮烈一生的杰出共产党人，将他骨瘦如柴的躯体留在了敌人的集中营，而他的浩然正气，却永远留在人间。
这个在延安两次被追悼的人，就是张文彬。
坚守井冈 危难中的孤胆英雄
张文彬有几个名字——张纯清、张南赤、刘宗义，都在历史文件上留下了记载。他是湖南平江县梓江乡高基村人，1910年出生。高小毕业后在长沙半工半读念完了高中。受进步书刊的启迪和周围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张文彬的思想进步很快，16岁即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8月，在平江农军英勇扑城的暴动中，张文彬是县委军事部长。彭德怀、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担任县赤卫大队党代表的张文彬率队编入红五军，担任营党代表。红五军上到井冈山，张文彬任第一大队党代表。
红五军上山20多天，就被留下来守卫井冈山。进攻之敌有18个团3万余众，武器精良。守山红军加上各县赤卫大队2500多人，以旷世罕见的勇气，依据黄洋界、八面山等山险顽强地抗击敌人。张文彬与大队长李灿指挥200余人，在三十二团一个连配合下，扼守黄洋界阵地。3个昼夜的血火激战，张文彬率官兵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军的猛攻，使之不能逾越一步。1929年1月30日，驻宁冈斜源的敌军收买反动富农陈开恩带路，沿着深山密径，攀悬崖涉小溪，从滚子坳翻到金狮面大峡谷，插到了小井。敌军在小井红军医院匆匆杀害了130多名红军伤病员，旋向黄洋界扑来。红军腹背受敌，阵地失守。是日下午，八面山、桐木岭等哨口相继被敌攻陷，红五军主力只得按原定计划撤向赣南。是时，第一大队只剩下100多人，且有20多个伤员，在大雪封山，需要越穿敌人几道封锁线的情形下，这些伤员显然无法带走。张文彬对李灿说道：“你们走，我留下照应这些同志！”听了这毅然决然的声音，李灿和官兵们感动至极：谁不明白留下来照应伤员的艰难？！然而，这20多个伤员是无论如何不能丢弃的，总得有人来管他们，在这种时候留下来，要有多么大的勇气！李灿望着他喉咙发硬低声地说：“纯清，这样太辛苦你了！”“你们安心走吧，我一定照顾好这些同志！”张文彬的声音异常坚定。
张文彬带着20多名伤员，翻山越岭，在荆竹山腹地的山窝找到一口炭窑隐蔽下来。天寒地冻，白天不敢生火冒烟，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烧起火堆，大家偎依在一起取暖。为了节省有限的粮食，每天只能喝上两餐稀饭。张文彬除了亲自煮稀饭，护理伤员，还与另处两个留下来的战士，扒开地上的积雪寻挖草药野菜。这支被饥寒和伤痛折磨着的小队伍，在张文彬的团结下，苦熬了20多天，终于渡过难关，与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带领的一支队伍会合。张文彬在危难重重的情势下，挺身留下照应伤员的英雄本色，后被美国记者尼姆 威尔斯在延安的采访中了解到。尼姆 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赞誉张文彬是“危难中的孤胆英雄。”
长沙之役 负伤不离指挥岗位
1930年6月10日，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村，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宣告成立。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下设第五军、第八军。第五军军长由彭德怀兼任，政委则由彭德怀亲自提名的张文彬出任。
在立三路线“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激昂口号声中，7月3日，红三军团以优势兵力攻占岳阳，切断了武长铁路。接着，红三军团挟岳阳之胜威攻打长沙。
以陈毅安为司令员的红五军第一纵队，是长沙攻坚战的主力。张文彬深知一纵的战斗取胜对整个战役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便向彭德怀提出来到一纵实行前沿指挥。7月27日上午，张文彬与陈毅安指挥部队，在长沙东南的梨向敌人发起猛攻。面对湘敌1个旅，红一纵队毫不畏惧地扑上去，与之奋勇拼杀。张文彬调集在岳阳战斗中缴获来的4门75型野炮，轰击敌人的地堡，再以300人的敢死队向敌人的核心阵地步步进逼。张文彬和陈毅安的指挥位置离敌人阵地太近，激战中一颗子弹击穿了张文彬的左腿，血流如注。陈毅安连忙过来替他包扎。张文彬一手压住伤处，一手推开陈毅安：“我不用你管，赶快去指挥战斗！”陈毅安大声回道：“你负了伤怎么不要管？”张文彬厉声说道：“是我要紧还是战斗要紧？你快去呀！”陈毅安听到这里，才起身对几个参谋、警卫喊道：“你们快给政委包扎！”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撕下衣袖裤腿替张文彬包好伤口，张文彬对他们说：“我没事了，大家快去参加战斗吧！“说罢以一只脚跳着走，重新站在掩体后面用望远镜观察战况，进行指挥。周围的官兵们眼见军政委如此勇敢顽强，备受鼓舞，更加奋勇地投入战斗。
7月27日下半夜起，已经夺取梨的红五军第一纵队，从小吴门突入长沙城内。随后不久，军团的其他部队也从韭菜园等处打进城内。28日清晨，红三军团胜利攻占了长沙。
张文彬在战斗中带伤指挥的顽强作风，很快地在红五军官兵中传诵。8月28日上午9时，彭德怀、滕代远赶到红五军战地救护所，看望这位负伤不离指挥岗位的沙场骁将。
苏区肃反 遏制扩大化狂潮
1931年10月下旬，中革军委下发紧急调令，任命张文彬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项英亲自送张文彬来到红七军履新。
张文彬是在苏区军民深为关注的李明瑞事件后，临乱受命担任红七军政委的。
就在10月中旬，发生了红七军军长李明瑞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当作“改组派首领”拘押、处决的事件。李明瑞是从旧军队过来的，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广西龙州起义。因与红七军政委葛耀山存有歧见，产生不和，竟至受诬，列为肃反对象，在于都黄龙乡遭受杀害。李明瑞被杀后，在红七军引起了震动，一些师团干部也受到株连，部队官兵普遍对葛耀山意见极大。正是在这种严重局面下，中革军委将葛耀山调走，让张文彬主政红七军。
张文彬到红七军，在经过几昼夜不停的调查了解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将受到关押的干部全部放出，宣布不经过军党委批准，各团的政治保卫局不准开审和抓人。接着，由张文彬担任新成立的案审组长，会同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李明瑞问题加以调查，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李明瑞是被诬受冤的。随着案情的公开，受到牵连的干部们自然得到解脱。张文彬与这些蒙冤受屈的同志一一谈话，代表党组织加以抚慰。经过连续10多天的紧张工作，总算稳定了军心。原来有人担心红七军肃反扩大化的情形没有发生。
1932年1月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指示各地纠正肃反中的扩大化、简单化错误。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张文彬调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并参加军团党委。
让张文彬回到老部队主持军团的肃反工作，实际上是彭德怀和滕代远向中革军委提出的要求。张文彬到红七军后对李明瑞事件的妥善处理，显示了他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在全军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红三军团自从1930年11月宁都黄陂“快速整军”以来，军中肃“AB团”的运动经过了几次起落，军团所属部队有超过1500人的官兵被打成“AB团”分子，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遭到杀害，而其余人尚未得到解脱。
张文彬借助苏区中央局“纠错”的东风，得到军团党委的充分支持，在军中领导开展了切实有力的“纠错”行动。张文彬还下到各团、营检查落实“纠错”政策的落实。军团保卫局下发了今后肃反必须严格遵守的三条禁令：一、反对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危险观点;二、不可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三、党及青年团、工会组织及一切群众团体，不可自由地去打“AB团”。这三条禁令的颁发，遏制了军中的肃反扩大化狂潮。接着，张文彬将工作重心放在重大对象的案审上，亲自把关，审理那些所谓的“AB团首犯”，对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力的，甄别后从速作出政治结论，使一批批无端蒙冤的干部摆脱了政治厄运。
红三军团党委对张文彬领导军团的肃反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中革军委也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特别是周恩来多次提到：“张纯清在三军团对肃反纠错是搞得好的！”在1934年1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张文彬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红一方面军五个军团和直属单位的保卫局长当中，只有他获得了这样的政治殊荣。
西安事变 为联蒋抗日作出贡献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需要配备一名政治秘书。于是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张文彬，调任为毛泽东的秘书。
为联合西北军共同抗战，党中央决定派张文彬到十七路军向杨虎城等人进行统战工作。1936年8月，张文彬携带毛泽东给杨虎城和杜斌丞的亲笔信，作为中共中央的秘使来到西安。张文彬与杨虎城、杜斌丞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同时以抗日救亡的大道理说服杨虎城，使之与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的协议，并在西北建立了红军的秘密联络站。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党中央对于西北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重视，指派张文彬以十七路军总政治处主任的身份来到西安，参与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数月之后，蒋介石到了西安，张文彬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精心部署了纪念“一二九”运动1周年的万人游行活动，以此为契机引发各界民众对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的抗议。国民党西安当局出动警察驱赶游行队伍，打伤数十名学生，张文彬抓住机会组织更多的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这次请愿行动规模空前，而且民众情绪悲愤，秩序良好，对其后不久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捉蒋行动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出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介入事变的调解谈判，张文彬也成为代表团成员。由于有张文彬等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代表团对事变的全过程有着具体翔实的了解，对于迅速地确定释蒋的决策打下了基础。张文彬配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扎实有力地在各界开展工作，尤其是向张学良、杨虎城两部的高级军官和力主杀蒋的民众代表，宣传不能杀蒋抗日，而应该联蒋抗日的道理，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和道理说服这些人。包括张文彬在内的中共代表团的巨大努力，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有力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广东抗战 建立华南敌后战场
“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派张文彬去广东领导开辟敌后抗日战场。1937年8月上旬，张文彬自延安抵达香港，再从水路秘密进入广州。他首先派出一道从延安来的云广英赶往粤赣边界游击区，寻找项英、陈毅等人，接通粤赣边红军游击队与中央的联系。
张文彬在广州参与了中共广东省委的组建，向省委传达了建立抗日自卫团、进行游击战争培训为中心任务的中央指示。作为中共南方局的委员，张文彬提出省委以主要精力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他的主张得到了同为南方局委员的廖承志大力支持。是年10月下旬，张文彬主持在九龙召开会议，处理中共南方工作临时委员会与广州市委在工作中的意见纠纷。会议期间正式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由他担任书记，全面主持广东省委和南委的工作。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寇攻陷，以张文彬为书记的广东省委，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国民党当局限制的原则，在东宝、惠宝、琼崖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张文彬深知我党对于这些抗日武装实行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几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去电，争取中央向广东派遣了两批30多人的八路军军政干部，来到广东在各支游击队充实领导。广游二支队是成立不久的抗日武装，军政素质都相对差一些，游击习气较重。张文彬带着5名从延安来的同志，在该支队住了半个多月，亲自主持对该支队的军政训练，旨在将支队改造成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地方党组织方面，张文彬引导省委大力抓党组织的发展，运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的有利时机，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抗战先进分子入党，派遣党员到各个群众团体中担任职务。广东省委还创造了在基层以党内知识分子、积极分子为桥梁建立党支部的成功经验。自1937年10月至1939年底，广东的各级党组织发展到800多个支部，并建立了3个特委组织。1940年10月，张文彬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调任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他与方方、廖承志等人一道领导着广东、江西、闽西、闽南的抗日武装斗争。他曾在东江游击队住过3个多月，具体指导该队的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建立后，张文彬代表南委“住队”，亲自给部队讲政治课，参与部队的军事行动。
在中共南委的正确领导下，广东各地的抗日武装，至1942年5月发展到10万余人，几十次打破了日、伪、顽的联手围攻。以广东为中心区域的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敌后的三大战场之一。这一战场的开辟和巩固，张文彬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被囚敌狱坚贞不屈献忠魂
1942年5月下旬，得悉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破坏的信息，张文彬和中共南方工委书记方方迅速带着工委机关转移。张文彬与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人，按计划向东江游击区退走。是年6月6日路经广东大埔县的高陂镇，遇到叛徒郭潜（原南方工委组织部长）带着一群特务准备去破坏南委，张文彬等人来不及走脱，落入敌手。6月下旬，敌人将他们解押到江西泰和县的马家洲集中营。国民党江西的中统特务头目冯琦、庄祖方，知道张文彬的政治重量，轮番到“优待间”向这位中共南委副书记“表示慰问”，以高官厚禄引诱张文彬投向国民党一边。张文彬总是义正辞严斥责他们“破坏抗战，逮捕共产党人系汉奸行为！”冯琦与庄祖方知道像张文彬这样的共产党的中坚分子，并非一两次引诱就能得逞，便厚着脸皮一次又一次地前来“慰问”。张文彬当然知道他们的险恶用心，干脆不搭理他们。
冯琦这些特务头目见在张文彬身上的种种努力都化为徒劳，不由得恼羞成怒，便改换以镣铐加身，伙食差劣的重禁闭折磨张文彬，欲以生活上的磨难和与世隔绝的孤独，渐渐地消蚀他的坚强革命意志。特务们将张文彬衣服脱光，用皮鞭、扁担毒打，打得他身上没有一块好皮肉，两次痛死过去。敌人见酷刑不能使张文彬屈服，就针对他在长期艰苦斗争环境中染有肺结核病进行要挟，说只要“愿意说一句放弃政治立场的话”，就放他出去，还给到大医院治病。张文彬不为所动，轻蔑以对。特务们便加剧迫害，使得张文彬受饥挨冻，病情加剧。狱医看到张文彬的情况，也建议让张文彬住院治疗，冯琦等特务头目则以“思想顽固，态度毫无转变”为由拒绝。在敌人丧心病狂的摧残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张文彬的身体就被折磨得极为虚弱，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况。特务们仍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来到狱中对张文彬说：“你只要说一句脱离共产党，我们就马上让你起死回生。这有何难呢？”张文彬泰然自若地闭上眼睛，根本不看他们。
张文彬眼看自己活的时间已经不多，更加视死如归，只是要求同廖承志见上一面。在廖承志的绝食斗争的配合下，1944年8月25日，特务屈服了，让廖承志到张文彬的独房里去。那时张文彬已瘦得剩下一层皮，躺在木板上，不大能说话了。张文彬挣扎着坐起来，对廖承志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现在生命已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转告党中央、毛主席。”廖承志大声告诉他：“无论反动派怎么把我们灭尸销骨，党总有一天会知道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张文彬的面容露出微笑，点了一下头，用颤抖的手同廖承志紧紧握了一下。最后张文彬还用嘶哑的声音哼唱起《国际歌》，送别廖承志。
8月26日黎明，当晨光的熹微刚刚照进狱房，孱弱已极的张文彬停止了呼吸。这位壮烈一生的杰出共产党人，将他骨瘦如柴的躯体留在了敌人的集中营，而他的浩然正气，却永远留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