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小将”斗争自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师，砸烂“修正主义染缸”的学校，工宣队对大学实行“上管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已显陌生的话语，依然会刺痛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的心。
　　然而，中国的教育史应该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即使如“文革”中的“教育革命”那样一段叫人不忍回顾的历史，也应像费正清、苏渭昌等学者潜心钻研一样作一些描述与记录、反思与总结。此类书中最系统的莫过于周全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了。该书围绕着“教育革命”的缘起、经过、终结与教育的拨乱反正，对“教育革命”作了批判性反思，并对其进行了理论思考，填补了对“文革”时期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空白。
　　首先，论著对“教育革命”兴起的原因既从宏观方面更从微观方面作了较为深刻的描述与分析。以“教育革命”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个人负有重大责任。他自觉不自觉地把“教育革命”作为了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把青少年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当做了工具。在教育和文艺两个领域内找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越多，批得越臭，主管这两个领域的“领导干部就越无法自辩，终被整倒”。在这里，作者实际上提出了革命胜利后如何看待意识形态领域中包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领袖人物如何在和平时期发挥积极作用这样一个命题。
　　其次，通过对“文革”前及其过程中的大量详实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分析，作者概括了“教育革命”的内涵：在教育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用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大学校”，来改造现代正规教育并进而改造现代社会；削弱文化教育以阻断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培养亦工亦农亦军亦文、能够批判资产阶级敢于“反潮流”的新人，以教育作缩小、消灭社会分工和三大差别的工具。“教育革命”认识论上的错误理论前提导致了实践的亦步亦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分子”阶级成分的错误定性成了“教育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最终既破坏了现代教育制度，也把教育的功能倒退到仅“培养与工农兵画等号的劳动者”，把教育当做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教育以人为终极目的的宗旨背道而驰。
　　最后，作者对“教育革命”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他认为突出教育为政治服务、突出生产劳动教育、贬低知识分子和知识是“教育革命”的三个特点，其思想源自于：恪守过去的农村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不正规教育经验，把现代正规教育视做“资产阶级的”；追求“公正”的超阶段的文化平均主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视做“修正主义的”；以狭隘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看待理论、文化科学知识，以致滑向蒙昧主义。这是作者对“教育革命”的理论概括与创见，也是该书浓墨重彩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