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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与文坛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各有其不同的评判标准和游戏规则。政坛乃官场，官场上讲究的是严谨，上对上一级首长负责，下担黎民百姓冷暖，行事做人，最忌狂放，凡临事沉稳、处置机断、拿捏分寸得当的人方有可能官运亨通；而文坛正好相反，摒弃的是循规蹈矩，提倡的是张扬个性，斥恶向善，越有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越受到推崇。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进而游走自由，双双都卓有建树，委实不易。
眼下，就有这么一位：论做官，从基层干起，步步升迁，直至进入国家行政中枢，官至正厅级；说为文，诗词歌赋，散文传记，乃至长篇小说，无不涉猎，且均有代表之作，有的还获全国大奖。更有趣的是官越做越大，文则越写越多，越写越好。他，就是现任中共大庆市委副书记忽培元。
一首《共和国不会忘记》的长篇抒情诗，一下子让大庆市民们认识了这位刚走马上任的市委副书记
2005年4月初的一个早晨，北国松嫩平原悄然而至一场罕见的大雪。此时，在九号宾馆的一间客房里，来大庆走马上任不久的忽培元几乎是一夜未眠。昨夜，他从公务员手中得到一本内部印制的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诗册，题目《万人广场作证》，据公务员讲，此诗是原石油部和大庆会战中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宋振明重病期间创作完成的，可以说是宋振明同志的临终绝唱，是他以战士的情怀和非凡的品格毅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大庆的一份不寻常的精神遗产。
捧读这本诗册，联想到连日来研读大庆大会战历史及发展现实的众多文献，为铁人王进喜及几代大庆人的牺牲奉献、拼搏创造业绩而吸引……忽培元被深深的震撼了!他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当黎明的曙光透进窗纱，他披衣下床，推开窗户，眼前突现一片雪花漫空飞舞的银色世界。就在这一瞬间，如同电光火石，一下子撞击起了忽培元激情迸发的创作冲动，他快步奔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用激动得有些颤抖的手，在键盘上敲击出了《共和国不会忘记》的标题……
从这一天开始，这虔诚的“敲击”，成为他每天清晨的必修课。无论公务多么繁忙，从未间断。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也抓住不放。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一首长达6000多句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就这样一气呵成了。
《共和国不会忘记》以大庆的创业历史与火热现实为题材，以磅礴的气势，富有吟咏性的抒情章句，动人心魄地讴歌了共和国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全诗分为“序曲”和“回归、铸剑、开刃、淬火、砥柱、使命、挑战、思辨”等十六章，作者在“北国大地迎新辞旧的雪”和“松嫩平原上早春原野的风”中，回望大庆“昨日的奋斗／今日的开拓／明日的风情”，激情澎湃地赞颂了无私奉献的大庆精神，展示了王进喜、宋振明等人物形象的高尚精神和人格力量，以及“泥土与岩石呈现着”的“博大精深的情怀”……
长诗完成并开始在大庆人中传扬开后，让忽培元这位上任不久的市委副书记一下子与大庆市民们拉近了距离。此前，人们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只知道他是由中央下派来东北工作的24名干部中的一个，是从西北“转战”到东北来的，也有人注意到刚来时的他，曾对媒体讲过一些很有见地的话，比如，他说到大庆来工作是怀着“朝圣”的心情，“自大庆开发以来，累计给国家上缴一万多亿的利税，大庆一直是全国第一利税大户”，还说“大庆这些年奉献太多，而国家的投入却太少”，“像大庆这样的资源型城市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转型，不能等到资源枯竭时转型，到那时，谁为历史负责?”等等。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如今的干部么，轮换快着呢，到一个新地方，谁不会说几句“讨好”当地人的话?然而，这6000多句用心灵之火铸就的长诗则就完全不一样，没有对大庆的深入研究，没有沁入血脉的真情实感，谁能写得出?人们惊异于这位从国务院下派来的干部，不仅文才如此了得，而且从诗中字里行间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他上任不久的这座城市，有着炽热的爱和透彻的了解，他与这里的人民心灵是息息相通的。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大庆人的判断。忽培元无论是协助市委书记分管城市经济，还是分管农业、农村和宣传文教科技，他以自己勤政廉政、求真务实的一贯风格，充分运用自己熟悉农村、农业、文化教育，以及多年的从政经验，把自己分管领域的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坚持自己动手起草讲话稿和调研报告，动手撰写宣传中央和省经济方针与政策的短论随笔数十篇，以化名发表，常常工作至午夜才离开办公室。尤其在大力推进农村沼气建设工程方面，他全身心投入其中，带人外出考察，争取省里支持，亲自下去抓点，走到哪里，就把沼气宣传到哪里，被农民朋友亲切地称为“沼气书记”。在他的努力下，大庆农村的沼气建设成为全省先进，其经验在全省范围内得到推广。
与他的“政绩”相呼应，他创作的那首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由北京大学和大庆石油管理局排演成了大型诗乐朗诵剧，殷之光、虹云、张家声等老艺术家和莘莘学子们在北太百年纪念堂联袂登台，激情演绎了诗中的人物和故事，现场出现了少有的轰动，以至散场许久人们仍高声唱和，情绪激昂。
喝延河水长大、土窑洞里接受人生启蒙的他，一直行走在社会和生活的第一线
忽培元是地道陕北人。
1955年12月，忽培元出生在陕西延安，他喝着延河水长大，在土窑洞里接受了朴素深刻的人生启蒙。中学毕业后，与那个年代所有同龄人一样，他到延安乡下插队，当了一名知青。知青生活虽然艰难而困苦，但从小喜爱文学的他，有着如饥似渴的精神追求，他一边深情地拥抱陕北的塬峁沟壑，一边放飞着理想的翅膀。1975年，他在插队期间入党、并在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同时，也开始了发表文学作品。以后又担任联队总支书记，带领四个大队的群众努力脱贫致富。不久，高考恢复，他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命运或许注定要他一生中将会游走于政坛与文坛，1981年大学一毕业，他便分配到延安行署(那时延安还是地区)任专员秘书，自此步入政坛。
一晃20多年过去，春风得意马蹄疾，实话实说，忽培元的从政之路走的不光是顺溜，且还多姿多彩，既有艰苦的历练，也有机遇的垂青。从延安行署的科长，到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处长，再到基层任潼关县委副书记，后又一步跨进北京，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任副局级秘书；然后重回延安，任延安市委副书记，后兼任市政协主席；8年之后再次进京，调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工作；一年之后，又被中组部选中，同另外20余名干部一道下派东北工作，任大庆市委副书记……
解读忽培元从政的红色履历，不难发现，他首先具备了一个做领导干部的优秀素质，在此基础上，又由于他的“文才”，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具有更超前的眼光和开拓性的胆识。早在延安插队担任大队支部书记时，他就在全县率先抓联产承包 责任制，抓队办企业，办了十几家厂子，被树为延安县的典型；担任潼关县委副书记期间，分管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至今被当地农民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狠抓黄金生产秩序整顿和农村产业开发，为早原上的农民打井，有效解决了农民吃水难的问题；在延安担任市委副书记期间，他抓革命纪念地建设，抓旅游开发，抓空气污染治理，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下煤窑检查安全生产，经常以两条腿代“车”，一走就是几十公里，到偏远贫困村抗贫，吃住在群众家里……正是这些丰厚的生活历程和长期担任县、市级地方官员的历练，使得他与真实、火热的生活始终保持着“零距离接触”，这无疑又为他所钟爱的业余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进入新世纪后，忽培元从政之余在已经发表和出版散文、小说、特写、报告文学达数百万字的基础上，倾心推出了又一部散文集《延安记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本40万字的散文集，可视为他成功游走在政坛与文坛之间的最好佐证。
《延安记忆》收录了忽培元2000年前后在延安工作时创作的百多篇散文。此际，正是他由在全国政协工作任上再回延安出任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生于斯长于斯，如今又重回这片红色的圣土上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忽培元心中涌动的是执政为民、一心一意为桑梓百姓谋福利的壮志，笔端流淌出的则是大爱无垠的情怀与思想火花的闪烁。白天，他四处奔忙着尽心处理繁忙的政务，把握政策，推进措施，解决各种问题，所思所想，用的是逻辑思维的头脑；夜深人静，将来自生活第一线的大事小情逐一重新梳理提炼，或描摹、或生发、或联想、或鞭笞，进而化为篇篇珠玑，此时他用的是形象思维。洋洋洒洒百多篇文章，就是这样“出笼”的。从选材上看，几乎概括了人世间的全景：从官员到诗人，从普通百姓到亲人邻居，从中国内陆到世界各地，善与恶，爱与憎，理想与现实，梦幻与人生，以及生与死的感慨，灵与肉的较量，都浓缩在这些既深刻朴素又空灵清妙的文字中……
《延安记忆》的取材是寻常的，但忽培元却从凡人小事的描写中，时时发出黄钟大吕之声，这，正是他既会做官又善为文的不同凡响之处。
首先要当一个好“官”，其次才谈得上做个有成就的文人。然无论为官与为文，都需要一颗真诚的心
毋庸讳言，忽培元的第一身份是国家干部，第二身份才是文人。他首先要在党分派给他的各个不同的任职上，兢兢业业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创造性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兼及文学创作。忽培元的从政经历和创作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首先要做一个好“官”，这是本职，是基础。唯一与其他纯粹为官者不同的是，他需要牺牲更多的休息时间，需要“透支”更多的精力与心血。
纵览忽培元的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便可从中发现一个鲜明的印记：即每有新作品问世，大都与他此前或眼下的任职有关，紧密结合着他此前或正在任的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在尽心尽意完成好本职工作之后的一种只为自己所有的“额外”的延伸——
延安行署最初从政的生活，酿就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青春纪事》等；省委政研室开阔的视野和难得的工作阅历，成就了他的长篇文学传记《阎红彦将军》《耕耘人生——修军评传》、报告文学集《秦柏风骨》《杜鹏程一日》《难忘的历程》等；任职潼关县委副书记，积淀并催生了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雪祭》；再回延安的8年市委领导之旅，凝结成了他愈加成熟的以《延安记忆》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特写集；“转战”大庆，则促成了从未写过诗的他一气吟出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以及当下少有人能够驾驭的“赋”体散文《大庆赋》和《铁人铭》……
应该说，忽培元是幸运的。因为他多姿多彩的政坛生涯，不是所有当文人的都能经历的；而他在政坛上日积月累修炼而成的官品与人品，又能潜移默化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题材优势和他人难以重复的个人魅力。
如同他的政坛生涯中有过难得的一段在全国政协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的经历一样，他在最为拿手的传记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
这本后来荣膺全国大奖的传记作品，结构宏大，文笔细腻而优美，在一个漫长而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中国革命历史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记录与描述，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以马文瑞为代表的一批从西北贫瘠的黄土地上走出来的革命者形象。
作品的成功当然首先源于他因工作关系而得以与马文瑞能朝夕相处，耳提面命，亲身感受一位老革命家的巨细幽微。但远不仅于此，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忽培元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沿着马文瑞陕北革命的足迹先后进行了多次寻访，仅从各地县党史办、县志办搜集的文献资料就挤满了两大箱；另一方面，他把整个创作过程几乎当成了一次生命体验，忘我而纯情地投入到与传主内心深处的高度交融之中——“我的心灵像一叶小舟，日夜徜徉在那个凝固了的革命史诗深刻而感人的意境之中……当我亲历了那片群山日月晨昏的交替，风吼泉鸣的神韵，感受了一个人长久独行于羊肠小道上的孤寂与蜷缩在山窑岩崖下渴饮山泉饥啃干粮的苦涩，我终于明白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整个黄土高原所强烈展示出的这种风采，正是对西北革命斗争历史的一种概括写照。马文瑞同志正是在这异常艰苦的特殊环境里，磨练出来的一位深受西北人民爱戴的老革命家。”(忽培元《群山》“后记”)——这种作者与被写传主人物之间心灵与精神的高度融合和共鸣，浓聚成作品的一幅幅壮美的历史画卷和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作品成功最具特色的因素。 就在本文即将结束之际，从有关方面获悉，忽培元的另一部人物传记作品《耕耘人生——木刻家修军评传》又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长篇传记奖(全国仅评了6部)，并于去年岁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颁奖仪式。
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文，忽培元奉献的都是一颗真诚之心。是此，才有他在政坛与文坛上的成功游走，才有他双双取得的可观业绩。
眼下，就有这么一位：论做官，从基层干起，步步升迁，直至进入国家行政中枢，官至正厅级；说为文，诗词歌赋，散文传记，乃至长篇小说，无不涉猎，且均有代表之作，有的还获全国大奖。更有趣的是官越做越大，文则越写越多，越写越好。他，就是现任中共大庆市委副书记忽培元。
一首《共和国不会忘记》的长篇抒情诗，一下子让大庆市民们认识了这位刚走马上任的市委副书记
2005年4月初的一个早晨，北国松嫩平原悄然而至一场罕见的大雪。此时，在九号宾馆的一间客房里，来大庆走马上任不久的忽培元几乎是一夜未眠。昨夜，他从公务员手中得到一本内部印制的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诗册，题目《万人广场作证》，据公务员讲，此诗是原石油部和大庆会战中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宋振明重病期间创作完成的，可以说是宋振明同志的临终绝唱，是他以战士的情怀和非凡的品格毅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大庆的一份不寻常的精神遗产。
捧读这本诗册，联想到连日来研读大庆大会战历史及发展现实的众多文献，为铁人王进喜及几代大庆人的牺牲奉献、拼搏创造业绩而吸引……忽培元被深深的震撼了!他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当黎明的曙光透进窗纱，他披衣下床，推开窗户，眼前突现一片雪花漫空飞舞的银色世界。就在这一瞬间，如同电光火石，一下子撞击起了忽培元激情迸发的创作冲动，他快步奔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用激动得有些颤抖的手，在键盘上敲击出了《共和国不会忘记》的标题……
从这一天开始，这虔诚的“敲击”，成为他每天清晨的必修课。无论公务多么繁忙，从未间断。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也抓住不放。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一首长达6000多句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就这样一气呵成了。
《共和国不会忘记》以大庆的创业历史与火热现实为题材，以磅礴的气势，富有吟咏性的抒情章句，动人心魄地讴歌了共和国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全诗分为“序曲”和“回归、铸剑、开刃、淬火、砥柱、使命、挑战、思辨”等十六章，作者在“北国大地迎新辞旧的雪”和“松嫩平原上早春原野的风”中，回望大庆“昨日的奋斗／今日的开拓／明日的风情”，激情澎湃地赞颂了无私奉献的大庆精神，展示了王进喜、宋振明等人物形象的高尚精神和人格力量，以及“泥土与岩石呈现着”的“博大精深的情怀”……
长诗完成并开始在大庆人中传扬开后，让忽培元这位上任不久的市委副书记一下子与大庆市民们拉近了距离。此前，人们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只知道他是由中央下派来东北工作的24名干部中的一个，是从西北“转战”到东北来的，也有人注意到刚来时的他，曾对媒体讲过一些很有见地的话，比如，他说到大庆来工作是怀着“朝圣”的心情，“自大庆开发以来，累计给国家上缴一万多亿的利税，大庆一直是全国第一利税大户”，还说“大庆这些年奉献太多，而国家的投入却太少”，“像大庆这样的资源型城市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转型，不能等到资源枯竭时转型，到那时，谁为历史负责?”等等。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如今的干部么，轮换快着呢，到一个新地方，谁不会说几句“讨好”当地人的话?然而，这6000多句用心灵之火铸就的长诗则就完全不一样，没有对大庆的深入研究，没有沁入血脉的真情实感，谁能写得出?人们惊异于这位从国务院下派来的干部，不仅文才如此了得，而且从诗中字里行间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他上任不久的这座城市，有着炽热的爱和透彻的了解，他与这里的人民心灵是息息相通的。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大庆人的判断。忽培元无论是协助市委书记分管城市经济，还是分管农业、农村和宣传文教科技，他以自己勤政廉政、求真务实的一贯风格，充分运用自己熟悉农村、农业、文化教育，以及多年的从政经验，把自己分管领域的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坚持自己动手起草讲话稿和调研报告，动手撰写宣传中央和省经济方针与政策的短论随笔数十篇，以化名发表，常常工作至午夜才离开办公室。尤其在大力推进农村沼气建设工程方面，他全身心投入其中，带人外出考察，争取省里支持，亲自下去抓点，走到哪里，就把沼气宣传到哪里，被农民朋友亲切地称为“沼气书记”。在他的努力下，大庆农村的沼气建设成为全省先进，其经验在全省范围内得到推广。
与他的“政绩”相呼应，他创作的那首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由北京大学和大庆石油管理局排演成了大型诗乐朗诵剧，殷之光、虹云、张家声等老艺术家和莘莘学子们在北太百年纪念堂联袂登台，激情演绎了诗中的人物和故事，现场出现了少有的轰动，以至散场许久人们仍高声唱和，情绪激昂。
喝延河水长大、土窑洞里接受人生启蒙的他，一直行走在社会和生活的第一线
忽培元是地道陕北人。
1955年12月，忽培元出生在陕西延安，他喝着延河水长大，在土窑洞里接受了朴素深刻的人生启蒙。中学毕业后，与那个年代所有同龄人一样，他到延安乡下插队，当了一名知青。知青生活虽然艰难而困苦，但从小喜爱文学的他，有着如饥似渴的精神追求，他一边深情地拥抱陕北的塬峁沟壑，一边放飞着理想的翅膀。1975年，他在插队期间入党、并在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同时，也开始了发表文学作品。以后又担任联队总支书记，带领四个大队的群众努力脱贫致富。不久，高考恢复，他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命运或许注定要他一生中将会游走于政坛与文坛，1981年大学一毕业，他便分配到延安行署(那时延安还是地区)任专员秘书，自此步入政坛。
一晃20多年过去，春风得意马蹄疾，实话实说，忽培元的从政之路走的不光是顺溜，且还多姿多彩，既有艰苦的历练，也有机遇的垂青。从延安行署的科长，到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处长，再到基层任潼关县委副书记，后又一步跨进北京，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任副局级秘书；然后重回延安，任延安市委副书记，后兼任市政协主席；8年之后再次进京，调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工作；一年之后，又被中组部选中，同另外20余名干部一道下派东北工作，任大庆市委副书记……
解读忽培元从政的红色履历，不难发现，他首先具备了一个做领导干部的优秀素质，在此基础上，又由于他的“文才”，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具有更超前的眼光和开拓性的胆识。早在延安插队担任大队支部书记时，他就在全县率先抓联产承包 责任制，抓队办企业，办了十几家厂子，被树为延安县的典型；担任潼关县委副书记期间，分管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至今被当地农民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狠抓黄金生产秩序整顿和农村产业开发，为早原上的农民打井，有效解决了农民吃水难的问题；在延安担任市委副书记期间，他抓革命纪念地建设，抓旅游开发，抓空气污染治理，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下煤窑检查安全生产，经常以两条腿代“车”，一走就是几十公里，到偏远贫困村抗贫，吃住在群众家里……正是这些丰厚的生活历程和长期担任县、市级地方官员的历练，使得他与真实、火热的生活始终保持着“零距离接触”，这无疑又为他所钟爱的业余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进入新世纪后，忽培元从政之余在已经发表和出版散文、小说、特写、报告文学达数百万字的基础上，倾心推出了又一部散文集《延安记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本40万字的散文集，可视为他成功游走在政坛与文坛之间的最好佐证。
《延安记忆》收录了忽培元2000年前后在延安工作时创作的百多篇散文。此际，正是他由在全国政协工作任上再回延安出任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生于斯长于斯，如今又重回这片红色的圣土上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忽培元心中涌动的是执政为民、一心一意为桑梓百姓谋福利的壮志，笔端流淌出的则是大爱无垠的情怀与思想火花的闪烁。白天，他四处奔忙着尽心处理繁忙的政务，把握政策，推进措施，解决各种问题，所思所想，用的是逻辑思维的头脑；夜深人静，将来自生活第一线的大事小情逐一重新梳理提炼，或描摹、或生发、或联想、或鞭笞，进而化为篇篇珠玑，此时他用的是形象思维。洋洋洒洒百多篇文章，就是这样“出笼”的。从选材上看，几乎概括了人世间的全景：从官员到诗人，从普通百姓到亲人邻居，从中国内陆到世界各地，善与恶，爱与憎，理想与现实，梦幻与人生，以及生与死的感慨，灵与肉的较量，都浓缩在这些既深刻朴素又空灵清妙的文字中……
《延安记忆》的取材是寻常的，但忽培元却从凡人小事的描写中，时时发出黄钟大吕之声，这，正是他既会做官又善为文的不同凡响之处。
首先要当一个好“官”，其次才谈得上做个有成就的文人。然无论为官与为文，都需要一颗真诚的心
毋庸讳言，忽培元的第一身份是国家干部，第二身份才是文人。他首先要在党分派给他的各个不同的任职上，兢兢业业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创造性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兼及文学创作。忽培元的从政经历和创作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首先要做一个好“官”，这是本职，是基础。唯一与其他纯粹为官者不同的是，他需要牺牲更多的休息时间，需要“透支”更多的精力与心血。
纵览忽培元的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便可从中发现一个鲜明的印记：即每有新作品问世，大都与他此前或眼下的任职有关，紧密结合着他此前或正在任的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在尽心尽意完成好本职工作之后的一种只为自己所有的“额外”的延伸——
延安行署最初从政的生活，酿就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青春纪事》等；省委政研室开阔的视野和难得的工作阅历，成就了他的长篇文学传记《阎红彦将军》《耕耘人生——修军评传》、报告文学集《秦柏风骨》《杜鹏程一日》《难忘的历程》等；任职潼关县委副书记，积淀并催生了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雪祭》；再回延安的8年市委领导之旅，凝结成了他愈加成熟的以《延安记忆》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特写集；“转战”大庆，则促成了从未写过诗的他一气吟出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以及当下少有人能够驾驭的“赋”体散文《大庆赋》和《铁人铭》……
应该说，忽培元是幸运的。因为他多姿多彩的政坛生涯，不是所有当文人的都能经历的；而他在政坛上日积月累修炼而成的官品与人品，又能潜移默化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题材优势和他人难以重复的个人魅力。
如同他的政坛生涯中有过难得的一段在全国政协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的经历一样，他在最为拿手的传记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
这本后来荣膺全国大奖的传记作品，结构宏大，文笔细腻而优美，在一个漫长而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中国革命历史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记录与描述，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以马文瑞为代表的一批从西北贫瘠的黄土地上走出来的革命者形象。
作品的成功当然首先源于他因工作关系而得以与马文瑞能朝夕相处，耳提面命，亲身感受一位老革命家的巨细幽微。但远不仅于此，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忽培元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沿着马文瑞陕北革命的足迹先后进行了多次寻访，仅从各地县党史办、县志办搜集的文献资料就挤满了两大箱；另一方面，他把整个创作过程几乎当成了一次生命体验，忘我而纯情地投入到与传主内心深处的高度交融之中——“我的心灵像一叶小舟，日夜徜徉在那个凝固了的革命史诗深刻而感人的意境之中……当我亲历了那片群山日月晨昏的交替，风吼泉鸣的神韵，感受了一个人长久独行于羊肠小道上的孤寂与蜷缩在山窑岩崖下渴饮山泉饥啃干粮的苦涩，我终于明白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整个黄土高原所强烈展示出的这种风采，正是对西北革命斗争历史的一种概括写照。马文瑞同志正是在这异常艰苦的特殊环境里，磨练出来的一位深受西北人民爱戴的老革命家。”(忽培元《群山》“后记”)——这种作者与被写传主人物之间心灵与精神的高度融合和共鸣，浓聚成作品的一幅幅壮美的历史画卷和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作品成功最具特色的因素。 就在本文即将结束之际，从有关方面获悉，忽培元的另一部人物传记作品《耕耘人生——木刻家修军评传》又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长篇传记奖(全国仅评了6部)，并于去年岁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颁奖仪式。
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文，忽培元奉献的都是一颗真诚之心。是此，才有他在政坛与文坛上的成功游走，才有他双双取得的可观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