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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信贷技术创新和弹性的利率市场化定价方式，这要求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在信贷决策权的配置、监督和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等方面做出创新。文章利用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在关系型借贷中，软信息在小微企业信息中的比重很高，适宜的组织方式是将贷款决策权下放到负责软信息生产的基层，并通过博弈模型论证了具有信息优势的信贷员间同伴监督和连带责任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决策权下放的道德风险的发生。此外，组织形式的设计还需要具体化到对信贷员的激励约束安排。
关键词：社区银行；小微贷款；组织结构
DOI：10.13939/i.cnki.zgsc.2016.39.009
一、引言
社区银行选择针对小微企业的关系型借贷作为主导产品是其在激烈的银行业竞争中，基于自身相对于大中型银行的比较优势和出于风险分散考虑的自主性策略选择，并通过高收益率来覆盖高单位成本。在我国当前经济非均衡特征明显、信贷基础设施欠缺的前提下，小微企业信贷难问题很难在中、短期内靠被动机制和基于硬信息的交易型信贷技术来解决，仍需依赖于主动机制和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型借贷技术。鉴于主动机制中信息成本的乘数效应，如何降低成本的获取、加工，传递真实、有效的软信息是主动机制成功的关键，这需要银行信贷技术的创新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的调整。但是社区银行不同的经营绩效表明，很有必要对成功的社区银行的信贷技术、组织结构进行深入分析，这对其他社区银行的经营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台州市的社区银行借鉴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倡导“小客户成片做”的社区化经营模式，界定社区，与社区关键人物构建垂直型社会资本，进而利用社区内部的横向社会资本，来降低软信息获取成本，获取真实信息。具体的信贷技术创新包括贷前信息甄别的“三品三表”（人品、产品、物品和水表、电表、海关报表）调查技术，充分利用同伴审查和监督优势的保证人担保、构建稳定银企关系的存贷挂钩的积数贷款以及需求导向型的信用卡小额循环贷款等。这些技术创新以较低的成本降低了贷前信息甄别、贷后监督和契约执行的信息不对称，满足了小微企业信贷短、小、频、快的需求特征，构建了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形成了关系型借贷和社区化经营的基础，在贷款利率设定上遵循风险、成本覆盖的市场定价方式，并实行不同客户差别化定价的弹性機制，实现收益最大化。这一信贷技术和利率定价方式与基于硬信息的交易型借贷技术不同，这要求银行内部组织结构需要作出适应性的创新。这涉及信贷决策权的配置、监督和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以及银行扩张模式等方面。本文拟结合台州市社区银行的实践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内部组织机构安排创新进行研究并从理论上予以解释。
二、软信息生产与向下授权：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通过主动机制满足小微企业信贷需求的方式主要是关系型借贷。上文对关系型借贷技术和利率定价机制的详细分析表明，在社区化经营过程中，基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获取和使用软信息对小微企业风险甄别、道德风险行为监督以及市场化的弹性利率定价机制方面的重要意义。所以，获取软信息、依据软信息做决策是缺乏可信的财务报表和有效、足额的抵押品的小微企业信贷的核心。对于硬信息而言，其可量化、客观性、以及可被第三方确认的特征，意味着信息可在不同层级之间以极低的成本传递，因此，信息生产和信贷决策之间的分离或者合并不会影响对信息生产的激励。而软信息的获取需要客户经理与申请贷款的微型企业、企业主、工人、企业所在社区、相关行业长期多维度地接触，其他人短期内难以观测并确认。所以，由于软信息的难以量化、基于主观评价的随意性以及不可确认性，导致其很难在银行内部，尤其是大型银行内部不同层级之间进行传递。这就涉及软信息生产和贷款决策的分工问题，即在银行组织内部，信息生产功能和贷款决策功能应该如何分布。显然，社区化经营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经营模式，软信息的获取必然依赖于相关人员与社区的长期互动，因此，信息生产功能只能由基层客户经理来完成。所以，现在的问题则集中于贷款决策在基层或更高层级之间的分配。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硬信息和软信息的框架内，构建一个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软信息对贷款决策权在银行组织内部的分布问题。
（一）已有相关研究回顾
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Stein（2002）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软信息和硬信息的公司内部投资决策分配分析框架，根据公司内部软、硬信息生产和传递的差异，从理论上严格证明了分权的组织形式适宜于基于软信息的投资决策，而科层组织形式则适宜于基于硬信息的投资决策，因为分权的组织形式能够确保形成对软信息生产的激励。
Park and Shen（2008）和徐忠和邹传伟（2010）则将这一包含软信息和硬信息的分析框架具体应用到银行内部贷款决策权的分配上。他们的结论认为贷款决策权的分配取决于集权产生的信息成本和分权形成的代理成本直接地权衡。他们将代理成本归结为企业和分行结构的合谋以及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导致分行向资质不够的企业放贷，降低了银行的收益。但是，我们会在下一小节中证明这种合谋在横向的同伴监督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而政府对产权独立的民营银行的影响力也非常弱。根据上一节的分析，在关系型借贷技术中，软信息的生产成本是不容忽视的。而Park and Shen（2008）的模型虽然引入了软信息生产成本，但是其通过引入承包制（即总行收取固定收益，分行具有完全剩余索取权）的激励安排来排除信息成本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假定与实际的银行薪酬制度并不一致，因为实际通常采用的是分成制。徐忠和邹传伟（2010）的模型虽然引入分成制，但根本没有考虑这一信息生产成本。
因此，我们将在Park and Shen（2008）和徐忠、邹传伟（2010）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信息生产成本（由信贷员支付），并考虑基层在软信息生产上偷懒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需要引入新的激励约束条件。
（二）模型基本设置 假设在一个社区中有Ⅳ个需要贷款的企业，贷款额度标准化为1，企业得到贷款后经营成功的概率为θ，θ服从[0，1]上的均匀分布，这种分布是公共知识。银行的资金成本为rb>1，貸出利率为rl，均为外生，在有限责任下，风险中性的银行的期望利润为θrl-rh。显然，只有θ≥θo=rl/rb的企业才能给银行带来正利润。
企业的成功概率判断依赖于硬信息和软信息。我们假定企业硬信息占所需信息的比重为qΕ[0，1]，则剩余的（1-q）部分为软信息。企业硬信息比重q与企业规模、财务报表规范程度、企业所处行业和社区的信息公开水平等密切相关。假设银行分为总部和基层两级，均为风险中性，硬信息可以无成本地在两个层级之间传递，而软信息则根本无法传递。出于模型简化的需要，我们假定不存在硬信息的搜集成本。考虑到上一节多提及的、客户经理在社区地方化软信息的搜集和积累上具有明显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一旦经营达到一定规模，信息生产的边际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假定基层可以通过付出一次性的成本”来获取社区内企业的软信息。一旦付出这一成本，基层可以以概率1观测到企业成功的概率θ，但是，总部只能获得硬信息。因此，类似于徐忠、邹传伟（2010），总部只能以概率q观测到企业的经营成功概率，以（1-q）的概率看到在[0，1]上均匀分布的“噪声”。当然，如果基层不付出软信息的搜寻成本”，其面临的企业信息结构和总部是一致的。在基层报酬方面，总部采取常见的利润分成制，将入Ε[0，1]部分的利润留给基层，A的取值取决于总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和基层的激励约束条件。
（三）软信息比重和贷款决策权的配置
从实际上来看，我国的借贷利差并不可能达到以至于能够接受成功概率在0.5以下的企业的贷款申请。因此θo≥1/2的情形可能更符合实际。我们的理论模型结论表明，在关系型借贷中，软信息在小微企业信息中的比重很高，因此，适宜的组织方式是将贷款决策权下放到负责软信息生产的基层。如果决策权不下放的话，当软信息低于一定水平时，银行不会进入这一市场，从而导致软信息比重高的小微企业无法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而在向下授权的组织结构中，银行通过合适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可以获取正的利润，从而可以解决小微企业信贷难的问题。大型银行信贷决策权更为集中，从而倾向于从事信息透明的交易型借贷，而小型银行本身经营范围小，层级少，决策权通常在基层，从而有利于其开展关系型借贷。从台州市各家社区银行的实践来看，小微企业信贷决策都下放到基层。比如泰隆通过改革内部组织架构，加大对分支机构的授权，在充分发挥基层信贷员生产软信息积极性的同时，也简化了贷款申请流程，实现了72%的业务审批在基层一线完成，90%以上的贷款在半天内办妥，“使得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满足了小企业融资需求短、频、快的特点。三、信贷员之间的同伴监督与道德风险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同伴监督对道德风险的克服：台州社区银行的实践
上文从软信息生产激励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借贷必然要求银行将信贷决策权下放到软信息生产者手中。但是，决策权的下放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小微企业信贷主要依赖于软信息，而软信息的不可确认性和不可传递性，使得信贷员有可能利用这种特性进行道德风险行为，比如接受资质不合格企业的贿赂，从而给其发放贷款，造成银行呆坏账上升。这个道德风险问题是导致很多大型银行不得不回收贷款决策权，放弃软信息贷款比重高的基层地区的市场。但是，对于以小微企业为服务对象的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等台州地区小型社区银行不可能通过回收决策权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也意味着放弃这些目标客户，它们另辟蹊径，引入信贷员之间的同伴监督机制来破解这一道德风险和贷款决策权下放之间的矛盾。
泰隆银行在对5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中，非常强调信贷调查中的“四眼原则”，即要求对50万元以下的首笔贷款申请，必须执行双人调查，除了一名经办的客户经理之外，还需要审查人或审批人随行，审查人或审批人实际上也是一名客户经理。通过双人调查，实现审查人对经办客户经理的监督，由于两位调查人对本社区的情况非常了解，这种监督的成本不高，而且对于审查人而言，其去调查的过程本身也是熟悉本社区的过程，也促进其自身的软信息生产。这种方式可以有效控制信贷人员的道德风险，降低单个信贷员违规操作的可能性。
台州银行在小本贷款的贷款决策中，引入贷审会决策机制，每笔贷款一般由3名贷审会成员参与决策，除了一名经办客户经理之外，其余是经验更为丰富的、具有审批权限的客户经理，这些贷审会成员对本地区企业的经营状况也非常清楚，从而可以有效抑制信贷员的违规操作问题。显然，在信贷决策监督中，由于软信息的不可确认性和不可传递性，只有对本地区软信息熟悉的信贷员才能花费较少的信息成本来进行监督。一个对本地区情况并不了解的人，比如来自于总部的审查人员，很难以低成本的方式来完成有效的监督。
此外，当地社区银行目前也在大力推进贷款交叉检查制度，即要求各信贷员交叉检查贷款情况，包括对经办人员提供的信息进行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检查，而且建立这类检查的责任机制，即在交叉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的贷款一旦出了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本身应该可以被检查出来的话，检查者和经办人都需要承担责任。因此，这一交叉检查制度将连带责任也引入到同伴监督机制中，从而为同伴监督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激励。
在下文中，我们将以上文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一个包含道德风险和同伴监督的理论模型，分析在连带责任安排下，低成本的同伴监督是可以自我实施的。
（二）同伴监督对道德风险的克服：基于理论模型的解释
我们考虑基层信贷员与企业之间存在合谋的可能以及分析同伴监督对道德风险的抑制作用。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对前述模型做了简单修改，将一个社区的潜在贷款需求企业数设为2Ⅳ，一个基层有两个信贷员，都拥有信贷决策权，均分基层总收益。这意味着信贷员的行为会影响其他信贷员的收益。因此一个信贷员的违规行为，会给另一个信贷员造成收入损失，即另一个信贷员负有连带责任。这是同伴监督行为能够形成的基本动机。在付出软信息生产成本之后，两个信贷员对社区内2N个潜在客户的成功概率都非常清楚，因此相互之间的监督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同伴监督机制相对于上级监督更为有效的核心所在。我们将在下面的模型中证明同伴监督的积极作用。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通过重复剔除严格劣战略来证明命题3。这表明当监督成本足够小时，两个信贷员的最优选择均是监督对方。而当监督成本足够大时，两个信贷员的最优选择均是放弃监督。同伴监督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相互之间的信息对称，从而监督成本中最核心的信息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对于一个来自总部的监督员，由于缺乏地方化信息，至少支付。的成本才能有足够的信息进行监督。这种高额的监督成本可能使得监督本身就是不经济。而对于长期在同一社区经营的信贷员而言，他们对彼此的客户非常了解，对行业的地方化信息了如指掌，关于对方是否给资质不合格的企业贷款的情况也更容易了解。所以在通过支付ν的软信息生产成本之后，就不需要支付额外的信息成本去进行监督了。因此，在连带责任机制下，即需要承担其他信贷员违规所造成的损失，信贷员会利用其低监督成本优势对其他信贷员进行有效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道德风险的发生，进而保障了贷款决策权下放的可实施性。而且，作为一个纳什均衡，这种相互监督是可自我实施的。
四、客户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基于连带责任与低监督成本的同伴监督机制和向下授权的组织形式有效地保障了關系型借贷技术的运行。这种组织形式的设计还需要具体化到对信贷员的激励，要通过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体系来激发信贷员的努力程度、控制信贷风险。在对组织结构安排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涉及对信贷员激励机制设计的问题。比如需要针对不同的软信息比重，设定不同的激励强度，薪酬必须覆盖软信息生产成本，引入连带责任机制推动同伴监督等。这些都体现在社区银行激励约束机制安排中。
第一，建立了一套完整、公开、透明且可直接量化到个人的客户经理薪酬激励办法，与业绩、规模挂钩的绩效薪酬是其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按月考核，上不封顶，从而对客户经理形成了有效的激励。这实际上就是典型银行与客户经理之间的收入分享机制，信贷员的收益与其为银行创造的收益密切相关。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无积数的小额贷款中，泰隆银行的激励细化到每笔业务，并且非常重视业务的笔数，甚至比业务的总利润（即利息收入）更重视，比如做一笔业务给发多少钱。这和小微企业的小额信贷的特征密切相关。一是，笔数考核可以避免客户经理放弃小微企业而去追求大、中企业，后者不是社区银行经营的比较优势所在。二是，在控制经营半径之后，笔数考核可以激励客户经理在社区化经营中提高市场覆盖率，形成稳定的客户群，有效占领目标市场，并增加软信息生产量和降低软信息生产成本，从而在推动规模扩张的同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三是，根据笔数考核，可以有效覆盖软信息的生产成本@，这是小微企业客户经理薪酬设计的重要原则。
第二，信贷员个人的收益和其自身业绩相关之外，也和其所在团队的收益密切相关。这一安排也适应了小微企业关系型借贷、社区化经营的要求。在一定地理半径内提高社区覆盖率是社区化经营的核心内容之一。关系型借贷是“个人化”的交易，无法实现完全批量化生产，因此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需要由一个团队来完成“啃透”市场。一旦某一客户经理与社区关键人物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之后，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与该关键人物的垂直社会资本构建的成本则小得多，从而有效降低了总体的软信息生产成本。但这需要该客户经理的“牵线”。这种“牵线”只有在“休戚与共”的激励体系下才可以自我实施。此外，我们在上文中强调的同伴监督机制，也需要建立在“休戚与共”的连带责任下才具有可实施性，不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第三，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信贷内控制度。比如台州银行制定了“贷款三查制度”、“第一责任人制度”、“终身风险问责制度”和“信贷事后监督制度”四项核心制度，形成相应的问责体系，并由法律责任、经济与行政责任、尽职责任三个层次构成。信贷风险控制指标作为绩效指标中“质”的部分，具有一票否决效力。在该地区，同业之间地理距离极为接近，同业信息流动性强，信贷员在银行业的声誉至关重要，因此增加了其道德风险行为的机会成本。此外，如上文所述的，目前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等也在推行交叉检查，尤其是在相同级别之间的交叉检查，信息对称和低监督成本有效控制了内部的道德风险问题。
第四，鉴于小微企业信贷个别性的风险水平相对较高，泰隆银行、社区银行更新了其信贷管理理念，在收益覆盖风险的前提下，允许存在科学、合理的坏账容忍度。该理念认为：“不发放逾期贷款的信贷员不是一个好的信贷员，不但不利于信贷员的成长，而且会因信贷员的过于保守行为而丧失了许多放贷盈利的机会。”比如，台州银行相应调整了对信贷人员的约束机制，其免责制度规定在授信尽职的情况下，对所放贷款逾期率在2%以内的客户经理不予处罚（吴杰，2009）。
五、结论
针对信贷技术创新和弹性的利率市场化定价方式，这要求银行内部组织结构需要作出适应性的创新。这涉及信贷决策权的配置、监督和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以及银行扩张方式等方面。本文利用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在关系型借贷中，软信息在小微企业信息中的比重很高，适宜的组织方式是将贷款决策权下放到负责软信息生产的基层。否则，当软信息比重高于一定水平时，银行不会进入这一市场。但是，决策权的下放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信贷员有可能利用软信息不可确认的特性进行道德风险行为，比如接受资质不合格企业的贿赂，从而给其发放贷款，造成银行呆坏账上升。这个道德风险问题是导致很多大型银行不得不回收贷款决策权，放弃软信息贷款比重高的基层地区的市场。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论证了具有信息优势的信贷员间同伴监督和连带责任机制可以避免这种道德风险的发生。此外，组织形式的设计还需要具体化到对信贷员的激励，要通过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体系来激发信贷员的努力程度、控制信贷风险，这包括：建立一套完整、公开、透明且可直接量化到个人的客户经理薪酬激励办法；信贷员个人的收益和其自身业绩相关之外，也和其所在团队的收益密切相关；建立相对完善的信贷内控制度，推行交叉检查，形成由法律责任、经济与行政责任、尽职责任三个层次构成的问责体系。
关键词：社区银行；小微贷款；组织结构
DOI：10.13939/i.cnki.zgsc.2016.39.009
一、引言
社区银行选择针对小微企业的关系型借贷作为主导产品是其在激烈的银行业竞争中，基于自身相对于大中型银行的比较优势和出于风险分散考虑的自主性策略选择，并通过高收益率来覆盖高单位成本。在我国当前经济非均衡特征明显、信贷基础设施欠缺的前提下，小微企业信贷难问题很难在中、短期内靠被动机制和基于硬信息的交易型信贷技术来解决，仍需依赖于主动机制和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型借贷技术。鉴于主动机制中信息成本的乘数效应，如何降低成本的获取、加工，传递真实、有效的软信息是主动机制成功的关键，这需要银行信贷技术的创新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的调整。但是社区银行不同的经营绩效表明，很有必要对成功的社区银行的信贷技术、组织结构进行深入分析，这对其他社区银行的经营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台州市的社区银行借鉴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倡导“小客户成片做”的社区化经营模式，界定社区，与社区关键人物构建垂直型社会资本，进而利用社区内部的横向社会资本，来降低软信息获取成本，获取真实信息。具体的信贷技术创新包括贷前信息甄别的“三品三表”（人品、产品、物品和水表、电表、海关报表）调查技术，充分利用同伴审查和监督优势的保证人担保、构建稳定银企关系的存贷挂钩的积数贷款以及需求导向型的信用卡小额循环贷款等。这些技术创新以较低的成本降低了贷前信息甄别、贷后监督和契约执行的信息不对称，满足了小微企业信贷短、小、频、快的需求特征，构建了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形成了关系型借贷和社区化经营的基础，在贷款利率设定上遵循风险、成本覆盖的市场定价方式，并实行不同客户差别化定价的弹性機制，实现收益最大化。这一信贷技术和利率定价方式与基于硬信息的交易型借贷技术不同，这要求银行内部组织结构需要作出适应性的创新。这涉及信贷决策权的配置、监督和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以及银行扩张模式等方面。本文拟结合台州市社区银行的实践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内部组织机构安排创新进行研究并从理论上予以解释。
二、软信息生产与向下授权：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通过主动机制满足小微企业信贷需求的方式主要是关系型借贷。上文对关系型借贷技术和利率定价机制的详细分析表明，在社区化经营过程中，基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获取和使用软信息对小微企业风险甄别、道德风险行为监督以及市场化的弹性利率定价机制方面的重要意义。所以，获取软信息、依据软信息做决策是缺乏可信的财务报表和有效、足额的抵押品的小微企业信贷的核心。对于硬信息而言，其可量化、客观性、以及可被第三方确认的特征，意味着信息可在不同层级之间以极低的成本传递，因此，信息生产和信贷决策之间的分离或者合并不会影响对信息生产的激励。而软信息的获取需要客户经理与申请贷款的微型企业、企业主、工人、企业所在社区、相关行业长期多维度地接触，其他人短期内难以观测并确认。所以，由于软信息的难以量化、基于主观评价的随意性以及不可确认性，导致其很难在银行内部，尤其是大型银行内部不同层级之间进行传递。这就涉及软信息生产和贷款决策的分工问题，即在银行组织内部，信息生产功能和贷款决策功能应该如何分布。显然，社区化经营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经营模式，软信息的获取必然依赖于相关人员与社区的长期互动，因此，信息生产功能只能由基层客户经理来完成。所以，现在的问题则集中于贷款决策在基层或更高层级之间的分配。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硬信息和软信息的框架内，构建一个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软信息对贷款决策权在银行组织内部的分布问题。
（一）已有相关研究回顾
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Stein（2002）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软信息和硬信息的公司内部投资决策分配分析框架，根据公司内部软、硬信息生产和传递的差异，从理论上严格证明了分权的组织形式适宜于基于软信息的投资决策，而科层组织形式则适宜于基于硬信息的投资决策，因为分权的组织形式能够确保形成对软信息生产的激励。
Park and Shen（2008）和徐忠和邹传伟（2010）则将这一包含软信息和硬信息的分析框架具体应用到银行内部贷款决策权的分配上。他们的结论认为贷款决策权的分配取决于集权产生的信息成本和分权形成的代理成本直接地权衡。他们将代理成本归结为企业和分行结构的合谋以及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导致分行向资质不够的企业放贷，降低了银行的收益。但是，我们会在下一小节中证明这种合谋在横向的同伴监督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而政府对产权独立的民营银行的影响力也非常弱。根据上一节的分析，在关系型借贷技术中，软信息的生产成本是不容忽视的。而Park and Shen（2008）的模型虽然引入了软信息生产成本，但是其通过引入承包制（即总行收取固定收益，分行具有完全剩余索取权）的激励安排来排除信息成本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假定与实际的银行薪酬制度并不一致，因为实际通常采用的是分成制。徐忠和邹传伟（2010）的模型虽然引入分成制，但根本没有考虑这一信息生产成本。
因此，我们将在Park and Shen（2008）和徐忠、邹传伟（2010）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信息生产成本（由信贷员支付），并考虑基层在软信息生产上偷懒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需要引入新的激励约束条件。
（二）模型基本设置 假设在一个社区中有Ⅳ个需要贷款的企业，贷款额度标准化为1，企业得到贷款后经营成功的概率为θ，θ服从[0，1]上的均匀分布，这种分布是公共知识。银行的资金成本为rb>1，貸出利率为rl，均为外生，在有限责任下，风险中性的银行的期望利润为θrl-rh。显然，只有θ≥θo=rl/rb的企业才能给银行带来正利润。
企业的成功概率判断依赖于硬信息和软信息。我们假定企业硬信息占所需信息的比重为qΕ[0，1]，则剩余的（1-q）部分为软信息。企业硬信息比重q与企业规模、财务报表规范程度、企业所处行业和社区的信息公开水平等密切相关。假设银行分为总部和基层两级，均为风险中性，硬信息可以无成本地在两个层级之间传递，而软信息则根本无法传递。出于模型简化的需要，我们假定不存在硬信息的搜集成本。考虑到上一节多提及的、客户经理在社区地方化软信息的搜集和积累上具有明显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一旦经营达到一定规模，信息生产的边际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假定基层可以通过付出一次性的成本”来获取社区内企业的软信息。一旦付出这一成本，基层可以以概率1观测到企业成功的概率θ，但是，总部只能获得硬信息。因此，类似于徐忠、邹传伟（2010），总部只能以概率q观测到企业的经营成功概率，以（1-q）的概率看到在[0，1]上均匀分布的“噪声”。当然，如果基层不付出软信息的搜寻成本”，其面临的企业信息结构和总部是一致的。在基层报酬方面，总部采取常见的利润分成制，将入Ε[0，1]部分的利润留给基层，A的取值取决于总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和基层的激励约束条件。
（三）软信息比重和贷款决策权的配置
从实际上来看，我国的借贷利差并不可能达到以至于能够接受成功概率在0.5以下的企业的贷款申请。因此θo≥1/2的情形可能更符合实际。我们的理论模型结论表明，在关系型借贷中，软信息在小微企业信息中的比重很高，因此，适宜的组织方式是将贷款决策权下放到负责软信息生产的基层。如果决策权不下放的话，当软信息低于一定水平时，银行不会进入这一市场，从而导致软信息比重高的小微企业无法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而在向下授权的组织结构中，银行通过合适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可以获取正的利润，从而可以解决小微企业信贷难的问题。大型银行信贷决策权更为集中，从而倾向于从事信息透明的交易型借贷，而小型银行本身经营范围小，层级少，决策权通常在基层，从而有利于其开展关系型借贷。从台州市各家社区银行的实践来看，小微企业信贷决策都下放到基层。比如泰隆通过改革内部组织架构，加大对分支机构的授权，在充分发挥基层信贷员生产软信息积极性的同时，也简化了贷款申请流程，实现了72%的业务审批在基层一线完成，90%以上的贷款在半天内办妥，“使得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满足了小企业融资需求短、频、快的特点。三、信贷员之间的同伴监督与道德风险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同伴监督对道德风险的克服：台州社区银行的实践
上文从软信息生产激励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借贷必然要求银行将信贷决策权下放到软信息生产者手中。但是，决策权的下放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小微企业信贷主要依赖于软信息，而软信息的不可确认性和不可传递性，使得信贷员有可能利用这种特性进行道德风险行为，比如接受资质不合格企业的贿赂，从而给其发放贷款，造成银行呆坏账上升。这个道德风险问题是导致很多大型银行不得不回收贷款决策权，放弃软信息贷款比重高的基层地区的市场。但是，对于以小微企业为服务对象的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等台州地区小型社区银行不可能通过回收决策权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也意味着放弃这些目标客户，它们另辟蹊径，引入信贷员之间的同伴监督机制来破解这一道德风险和贷款决策权下放之间的矛盾。
泰隆银行在对5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中，非常强调信贷调查中的“四眼原则”，即要求对50万元以下的首笔贷款申请，必须执行双人调查，除了一名经办的客户经理之外，还需要审查人或审批人随行，审查人或审批人实际上也是一名客户经理。通过双人调查，实现审查人对经办客户经理的监督，由于两位调查人对本社区的情况非常了解，这种监督的成本不高，而且对于审查人而言，其去调查的过程本身也是熟悉本社区的过程，也促进其自身的软信息生产。这种方式可以有效控制信贷人员的道德风险，降低单个信贷员违规操作的可能性。
台州银行在小本贷款的贷款决策中，引入贷审会决策机制，每笔贷款一般由3名贷审会成员参与决策，除了一名经办客户经理之外，其余是经验更为丰富的、具有审批权限的客户经理，这些贷审会成员对本地区企业的经营状况也非常清楚，从而可以有效抑制信贷员的违规操作问题。显然，在信贷决策监督中，由于软信息的不可确认性和不可传递性，只有对本地区软信息熟悉的信贷员才能花费较少的信息成本来进行监督。一个对本地区情况并不了解的人，比如来自于总部的审查人员，很难以低成本的方式来完成有效的监督。
此外，当地社区银行目前也在大力推进贷款交叉检查制度，即要求各信贷员交叉检查贷款情况，包括对经办人员提供的信息进行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检查，而且建立这类检查的责任机制，即在交叉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的贷款一旦出了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本身应该可以被检查出来的话，检查者和经办人都需要承担责任。因此，这一交叉检查制度将连带责任也引入到同伴监督机制中，从而为同伴监督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激励。
在下文中，我们将以上文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一个包含道德风险和同伴监督的理论模型，分析在连带责任安排下，低成本的同伴监督是可以自我实施的。
（二）同伴监督对道德风险的克服：基于理论模型的解释
我们考虑基层信贷员与企业之间存在合谋的可能以及分析同伴监督对道德风险的抑制作用。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对前述模型做了简单修改，将一个社区的潜在贷款需求企业数设为2Ⅳ，一个基层有两个信贷员，都拥有信贷决策权，均分基层总收益。这意味着信贷员的行为会影响其他信贷员的收益。因此一个信贷员的违规行为，会给另一个信贷员造成收入损失，即另一个信贷员负有连带责任。这是同伴监督行为能够形成的基本动机。在付出软信息生产成本之后，两个信贷员对社区内2N个潜在客户的成功概率都非常清楚，因此相互之间的监督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同伴监督机制相对于上级监督更为有效的核心所在。我们将在下面的模型中证明同伴监督的积极作用。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通过重复剔除严格劣战略来证明命题3。这表明当监督成本足够小时，两个信贷员的最优选择均是监督对方。而当监督成本足够大时，两个信贷员的最优选择均是放弃监督。同伴监督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相互之间的信息对称，从而监督成本中最核心的信息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对于一个来自总部的监督员，由于缺乏地方化信息，至少支付。的成本才能有足够的信息进行监督。这种高额的监督成本可能使得监督本身就是不经济。而对于长期在同一社区经营的信贷员而言，他们对彼此的客户非常了解，对行业的地方化信息了如指掌，关于对方是否给资质不合格的企业贷款的情况也更容易了解。所以在通过支付ν的软信息生产成本之后，就不需要支付额外的信息成本去进行监督了。因此，在连带责任机制下，即需要承担其他信贷员违规所造成的损失，信贷员会利用其低监督成本优势对其他信贷员进行有效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道德风险的发生，进而保障了贷款决策权下放的可实施性。而且，作为一个纳什均衡，这种相互监督是可自我实施的。
四、客户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基于连带责任与低监督成本的同伴监督机制和向下授权的组织形式有效地保障了關系型借贷技术的运行。这种组织形式的设计还需要具体化到对信贷员的激励，要通过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体系来激发信贷员的努力程度、控制信贷风险。在对组织结构安排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涉及对信贷员激励机制设计的问题。比如需要针对不同的软信息比重，设定不同的激励强度，薪酬必须覆盖软信息生产成本，引入连带责任机制推动同伴监督等。这些都体现在社区银行激励约束机制安排中。
第一，建立了一套完整、公开、透明且可直接量化到个人的客户经理薪酬激励办法，与业绩、规模挂钩的绩效薪酬是其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按月考核，上不封顶，从而对客户经理形成了有效的激励。这实际上就是典型银行与客户经理之间的收入分享机制，信贷员的收益与其为银行创造的收益密切相关。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无积数的小额贷款中，泰隆银行的激励细化到每笔业务，并且非常重视业务的笔数，甚至比业务的总利润（即利息收入）更重视，比如做一笔业务给发多少钱。这和小微企业的小额信贷的特征密切相关。一是，笔数考核可以避免客户经理放弃小微企业而去追求大、中企业，后者不是社区银行经营的比较优势所在。二是，在控制经营半径之后，笔数考核可以激励客户经理在社区化经营中提高市场覆盖率，形成稳定的客户群，有效占领目标市场，并增加软信息生产量和降低软信息生产成本，从而在推动规模扩张的同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三是，根据笔数考核，可以有效覆盖软信息的生产成本@，这是小微企业客户经理薪酬设计的重要原则。
第二，信贷员个人的收益和其自身业绩相关之外，也和其所在团队的收益密切相关。这一安排也适应了小微企业关系型借贷、社区化经营的要求。在一定地理半径内提高社区覆盖率是社区化经营的核心内容之一。关系型借贷是“个人化”的交易，无法实现完全批量化生产，因此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需要由一个团队来完成“啃透”市场。一旦某一客户经理与社区关键人物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之后，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与该关键人物的垂直社会资本构建的成本则小得多，从而有效降低了总体的软信息生产成本。但这需要该客户经理的“牵线”。这种“牵线”只有在“休戚与共”的激励体系下才可以自我实施。此外，我们在上文中强调的同伴监督机制，也需要建立在“休戚与共”的连带责任下才具有可实施性，不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第三，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信贷内控制度。比如台州银行制定了“贷款三查制度”、“第一责任人制度”、“终身风险问责制度”和“信贷事后监督制度”四项核心制度，形成相应的问责体系，并由法律责任、经济与行政责任、尽职责任三个层次构成。信贷风险控制指标作为绩效指标中“质”的部分，具有一票否决效力。在该地区，同业之间地理距离极为接近，同业信息流动性强，信贷员在银行业的声誉至关重要，因此增加了其道德风险行为的机会成本。此外，如上文所述的，目前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等也在推行交叉检查，尤其是在相同级别之间的交叉检查，信息对称和低监督成本有效控制了内部的道德风险问题。
第四，鉴于小微企业信贷个别性的风险水平相对较高，泰隆银行、社区银行更新了其信贷管理理念，在收益覆盖风险的前提下，允许存在科学、合理的坏账容忍度。该理念认为：“不发放逾期贷款的信贷员不是一个好的信贷员，不但不利于信贷员的成长，而且会因信贷员的过于保守行为而丧失了许多放贷盈利的机会。”比如，台州银行相应调整了对信贷人员的约束机制，其免责制度规定在授信尽职的情况下，对所放贷款逾期率在2%以内的客户经理不予处罚（吴杰，2009）。
五、结论
针对信贷技术创新和弹性的利率市场化定价方式，这要求银行内部组织结构需要作出适应性的创新。这涉及信贷决策权的配置、监督和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以及银行扩张方式等方面。本文利用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在关系型借贷中，软信息在小微企业信息中的比重很高，适宜的组织方式是将贷款决策权下放到负责软信息生产的基层。否则，当软信息比重高于一定水平时，银行不会进入这一市场。但是，决策权的下放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信贷员有可能利用软信息不可确认的特性进行道德风险行为，比如接受资质不合格企业的贿赂，从而给其发放贷款，造成银行呆坏账上升。这个道德风险问题是导致很多大型银行不得不回收贷款决策权，放弃软信息贷款比重高的基层地区的市场。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论证了具有信息优势的信贷员间同伴监督和连带责任机制可以避免这种道德风险的发生。此外，组织形式的设计还需要具体化到对信贷员的激励，要通过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体系来激发信贷员的努力程度、控制信贷风险，这包括：建立一套完整、公开、透明且可直接量化到个人的客户经理薪酬激励办法；信贷员个人的收益和其自身业绩相关之外，也和其所在团队的收益密切相关；建立相对完善的信贷内控制度，推行交叉检查，形成由法律责任、经济与行政责任、尽职责任三个层次构成的问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