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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跷秧歌是我国北方地区比较普遍的民间舞蹈形式，各地的高跷队数数不胜数，而辽西高跷以它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在首批国家非物质遗产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抢救挖掘、传承创新那些优秀的民间文化艺术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辽西高跷秧歌成功的传承和创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文章在此作以粗浅的回顾。
一、辽西高跷秧歌的历史演变
高跷秧歌历史悠久，据《列子·说符》中记载，我国春秋时期宋国有个叫兰子的人就擅长跷技，到战国时期玩跷技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他们常常结队游走进行跷技表演。随着历史的进程，高跷秧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出新，名称也屡有更易，晋代称之为“长脚”，“乔人”，“双木续足之戏”；北魏时则叫“长脚技”；宋代叫“踏跷”；大约到了明代才普遍称之为“高跷秧歌”。《续阅微草堂笔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借人家飞檐为其坐席”（踩着高跷坐在人家的房檐上），可见当时高跷的高度。
辽西高跷秧歌源于当地历代的先民，他们融合了中原秧歌的精华，逐渐演化成现代的带有辽西特色的民间舞蹈形式。清朝中叶，在中原河南、山东一带已把高跷秧歌发展为“说唱秧歌”，每次演出后都有小场说唱。后来从“说唱”的角度演变成了河南曲剧，高跷秧歌反而退居其次。而辽西地区却注重高跷的表演，逐渐演变成独具特色的“辽西高跷秧歌”。 早在清朝中期，辽西的高跷秧歌就已盛行民间。据锦州的一些老艺人回忆，清末年间，锦州近郊村屯中有位远近闻名的高跷秧歌会“会头”（也叫‘拉花’），姓郭，人称“郭拉花”，每逢农历腊月二十三，他就出面组建高跷秧歌队，春节期间在村里打场表演；正月十五，全体高跷秧歌队员还要陪同村里的德高望重者去拜祭火神，并由高跷队把火神请出，沿街巡游，祈求平安。当时，在辽西一带农村，每年的这种隆重的出巡仪式必须要有高跷队的随行。
解放以后，高跷秧歌在辽西地区有了更快的发展和创新，虽然不去拜祭火神了，可每逢重要节日如“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高跷秧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形式，而且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少年、青年、老年，就连许多女性也踊跃地参加进来，打破了自古以来高跷秧歌被男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也给高跷秧歌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
1990年，锦州高跷秧歌队进京表演，获得了龙潭花会大赛的“万马奔腾杯”大奖，受到首都观众的热情欢迎；接着，他们又在沈阳国际秧歌节上连续三年夺得奖杯，被誉为“辽西高跷冠省城”，成为省城观众最喜欢的秧歌队；1997年，锦州高跷秧歌应邀参加了香港回归庆典仪式，同样受到香港各界群众及国外来宾的热烈欢迎，香港行政司长范徐丽泰还亲笔签署了颁奖证书，为祖国为辽宁为锦州赢得了荣誉。
二、辽西高跷秧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辽西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的文化娱乐需求愈来愈迫切，为辽西高跷秧歌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辽西先人的基础上，艺人们对辽西高跷秧歌的内容及形式做了大量的改造创新工作，使辽西高跷秧歌的内容更加丰富，表演形式更加多姿多采，整体美与个性美的结合更加巧妙，更加融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辽西高跷多以硬木制作，跷高一般在900厘米以上，有时可以达到2400厘米，明显高于辽南高跷。跷脚呈圆柱形，上粗下细，底部有铁箍，并在高跷底部正中钉有马掌钉，用以防滑。
辽西高跷秧歌是集体表演项目，一般在50人以上，多则上百人，表演场面隆重大气，特别适合广场演出。表演者注重跷功，讲究跨、别、扔、蹲、拧等五字硬功，用身躯和高跷的紧密结合作为表演手段，用腰部动作带动全身，高跷踏地响亮的韵律与表演者脚体舞蹈的和谐一致，各式各样的道具和各种鲜艳迷人的服装，从跷技美、舞蹈美、服饰美等诸多视觉感受让人陶醉，从整体的粗犷到个体的细腻又使它凸显出浮雕般的立体美，热烈、欢快的气氛十分浓重。
辽西高跷秧歌的人物扮相和化妆也十分讲究，一般分为上装和下装，此外还有戏曲、神话中的人物，如孙悟空、沙僧、猪八戒；青蛇、白蛇；济公、瘸拐李；傻柱子、小老妈、老蒯等等。由于辽西高跷秧歌是集体表演，所以每支队伍都配有拉花人（指挥者）。
辽西高跷秧歌的伴奏乐队也独具特色，以大鼓和唢呐为主，配以大镲、小钹、捧笙、三几子等。演奏曲目多为“四平调”、“小翻车”、“柳青娘”、“句句双”、“太平歌”等，解放后，随着时尚又增加了新的曲目，如“解放区的天”、“志愿军战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在希望的田野上”、“好日子”等等。
辽西高跷秧歌在表演上以美、浪、俏、哏、逗为主要特点。表演形式有搭肩、推磨、过网、打对、燕子翻身、大跨、对跨等；打场表演时“上装一条线，下装左右串”，并可形成“十字梅”、“龙摆尾”、“三连环”、“四面斗”、“卷白菜心”、“串门”、“编蒜辨”等队形，通过这些精巧的队形变化给人一种浩大壮观的场面感，加之演员们舞动大扇的粗犷的动作，营造出火爆热烈的气氛，使辽西人那种特有的豪爽气质得以充分的展现。
总之，跷高，舞美，动作大，扭中浪；鼓点清脆，乐曲怡人是辽西高跷秧歌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三、辽西高跷秧歌的传承方式及濒危状况
几百年来，辽西高跷秧歌同其它姊妹艺术一样，生于斯，长于斯，汲取着辽西大地的营养，传承着古老质朴的民族民间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承方式：
1、家族传承。本姓祖辈爱好高跷秧歌并有一定的成就，一般都会传授给下一代，成为家族的共同爱好。大薛乡三屯村的朱秀峰聪颖过人，从父辈那里学会了高跷秧歌，10岁就绑上小高跷拌下装跟队伍演出，20多岁便跷技出众，成为“大拉花”，并担任会头。他自然成为辽西高跷秧歌的第二代传人，以后他又把跷技主动传授给下一代。
2、师徒传承。每个秧歌队里都有那么几位德高望重、跷技超人老艺人，他们会在队伍中选拔优秀的年轻队员，把自己的跷技传授给他们，形成了“师徒关系”，待老艺人“退休”后，这些年轻人便替代他们，形成了“以老带新，以新替老”的周而复始的传承习惯。
3、自然传承。在辽西地区，辽西高跷秧歌深受群众喜爱，一些爱好者在观看演出时“偷艺”，自学成才，无师自通，成为辽西高跷秧歌队伍中的新生力量。
4、组织培训。在女儿河乡金厂堡村还保留着这样一种传承方式，即由生产队或村委会统一组织高跷秧歌队的组建、培训、演出等事宜，生产队长或村委会主任自然成为高跷秧歌队的领导者和指挥者，该村的第一代传人穆焕、第二代传人史兆成等都是村干部。这种由村基层组织“行政干预”的传承方式保证了传承的有效性和有序性。
辽西高跷秧歌分布地区较广，各地都有自己的传承人。在锦州地区有以下几支代表性的传承谱系：
大薛乡三屯村——第一代传人朱秀峰；
女儿河乡金厂堡村——第一代传人何德禄；
营盘乡范屯村——第一代传人朱有余；
新民乡吉祥村——第一代传人郭拉花。
辽西高跷秧歌经过世代传承，较好地继承和保护了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并做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就锦州地区而言，辽西高跷秧歌的鼎盛时期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期间，当时全区有26支高跷秧歌队，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辽西高跷秧歌开始日显颓势，据统计，目前，全区的辽西高跷秧歌队已急遽减少到5支，挽救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已是当务之急。辽西高跷秧歌的滑坡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多种娱乐形式的出现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经济增长很快，文化事业也同步跟进，特别是国外的各种娱乐方式不断涌入，影视娱乐、广场演出、电子及网络游戏等等，使人们从过去那种单一的没有选择的境况过度到多元娱乐方式可任其选择的局面。
2、青黄不接。一些老艺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然而他们却愁没徒弟可带。村里的优秀的年轻人要么进大学读书，要么在外地打工，很难有机会接触这一民间艺术，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辽西高跷秧歌的学技和排演。
3、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体制致使人员分散。农民们各自忙于自家的生产经营，队员集中排练演出比较困难。此外，过去高跷秧歌队的道具、服装及各种乐器都由村上集体保管，现在大都分散到个人保管，难免出现散落和遗失。
4、资金匮乏。辽西高跷秧歌是集体性广场表演项目，需要有购买道具、服装、乐器的资金支持。现在日常的社会赞助已愈来愈少，仅限于每年一次的春节活动。
近几年，尽管政府号召恢复辽西高跷秧歌的演出，保护这一民间文化遗产，活跃城乡居民文化生活，但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收效还是不大。
四、辽西高跷秧歌未来的发展与创新
如何将辽西高跷秧歌从颓势中拯救过来，恢复它往日的辉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课题。
在我国，辽西高跷秧歌从有记载算起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追溯高跷在我国产生的源头，至少要有近千年的历史。因此，它在自身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已具有了其广泛的群众性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它自娱自乐，雅俗共赏，具备了大众审美的艺术标准。只要我们从它的群众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切入，让辽西高跷秧歌重新发挥它的民族文化艺术光芒还是指日可待的。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点开展工作：
首先，政府重视，把复苏辽西高跷秧歌纳入政府规划内的文化工程建设。政府可从工程项目的规划、投入、宣传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注入启动资金，强化公益宣传，像保护国粹京剧一样保护辽西高跷秧歌。
其次，尽快建立专业演出团体、教学及科研机构。目前，在锦州地区，还没有建立一家以辽西高跷秧歌为内容的专业演出团体、教学及科研单位，使辽西高跷秧歌还处于自生消长的民间原生态，这不利于它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对此我们可以循序渐进，比如可在专业演出团体中设立专项节目，在某些艺术院校设立专门的专业，在现有的政府或群团文化研究机构中设立专门的科研课题等。动员专业演员到民间采风，推出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设计一些新颖时尚的人物扮相……这些工作都将会给辽西高跷秧歌注入新的活力，争取更多的观众。
再次，调动社会积极性，形成产业化管理。辽西高跷秧歌是民族的文化艺术，全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它培育它。赵本山与“二人转”的复兴，就是典型的动用社会力量、将民间艺术产业化的实证。采取“企业冠名”、“股份制”等将专业团体产业化、市场化也是一条可取的途径。辽西高跷秧歌有广泛的群众性，这是它的市场空间，而它特有的民族性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著名音乐评论家金兆均曾疾呼：“挖掘、保护，进而继承和发扬优秀民间文化传统，让世界了解悠久灿烂的中华民间艺术，也让伟大的民族民间艺术走向世界，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肩负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为了让辽西高跷秧歌这一古老的民族民间艺术在新世纪焕发出青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神圣的责任，只要我们孜孜不倦地努力，科学务实地创新，辽西高跷秧歌这支民间艺术之花将长盛不衰!
（作者简介：李 立（1958-），蒙古族，现任辽宁省锦州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系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辽宁省少数民族舞蹈协会理事。作者撰写的多篇论文曾在国家和省市级报刊上发表，其中《少儿舞蹈教学是门科学》发表于国家《舞蹈》杂志；《寻找童心 追求童趣 表现童态》、《少儿舞蹈训练与德育智育体育》获辽宁省舞蹈论文评选一等奖；《社区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本和源》获中国群众文化协会论文评选三等奖；作者创编的多个成人和少儿舞蹈作品也分别在国家及省市获奖。）
一、辽西高跷秧歌的历史演变
高跷秧歌历史悠久，据《列子·说符》中记载，我国春秋时期宋国有个叫兰子的人就擅长跷技，到战国时期玩跷技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他们常常结队游走进行跷技表演。随着历史的进程，高跷秧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出新，名称也屡有更易，晋代称之为“长脚”，“乔人”，“双木续足之戏”；北魏时则叫“长脚技”；宋代叫“踏跷”；大约到了明代才普遍称之为“高跷秧歌”。《续阅微草堂笔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借人家飞檐为其坐席”（踩着高跷坐在人家的房檐上），可见当时高跷的高度。
辽西高跷秧歌源于当地历代的先民，他们融合了中原秧歌的精华，逐渐演化成现代的带有辽西特色的民间舞蹈形式。清朝中叶，在中原河南、山东一带已把高跷秧歌发展为“说唱秧歌”，每次演出后都有小场说唱。后来从“说唱”的角度演变成了河南曲剧，高跷秧歌反而退居其次。而辽西地区却注重高跷的表演，逐渐演变成独具特色的“辽西高跷秧歌”。 早在清朝中期，辽西的高跷秧歌就已盛行民间。据锦州的一些老艺人回忆，清末年间，锦州近郊村屯中有位远近闻名的高跷秧歌会“会头”（也叫‘拉花’），姓郭，人称“郭拉花”，每逢农历腊月二十三，他就出面组建高跷秧歌队，春节期间在村里打场表演；正月十五，全体高跷秧歌队员还要陪同村里的德高望重者去拜祭火神，并由高跷队把火神请出，沿街巡游，祈求平安。当时，在辽西一带农村，每年的这种隆重的出巡仪式必须要有高跷队的随行。
解放以后，高跷秧歌在辽西地区有了更快的发展和创新，虽然不去拜祭火神了，可每逢重要节日如“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高跷秧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形式，而且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少年、青年、老年，就连许多女性也踊跃地参加进来，打破了自古以来高跷秧歌被男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也给高跷秧歌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
1990年，锦州高跷秧歌队进京表演，获得了龙潭花会大赛的“万马奔腾杯”大奖，受到首都观众的热情欢迎；接着，他们又在沈阳国际秧歌节上连续三年夺得奖杯，被誉为“辽西高跷冠省城”，成为省城观众最喜欢的秧歌队；1997年，锦州高跷秧歌应邀参加了香港回归庆典仪式，同样受到香港各界群众及国外来宾的热烈欢迎，香港行政司长范徐丽泰还亲笔签署了颁奖证书，为祖国为辽宁为锦州赢得了荣誉。
二、辽西高跷秧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辽西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的文化娱乐需求愈来愈迫切，为辽西高跷秧歌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辽西先人的基础上，艺人们对辽西高跷秧歌的内容及形式做了大量的改造创新工作，使辽西高跷秧歌的内容更加丰富，表演形式更加多姿多采，整体美与个性美的结合更加巧妙，更加融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辽西高跷多以硬木制作，跷高一般在900厘米以上，有时可以达到2400厘米，明显高于辽南高跷。跷脚呈圆柱形，上粗下细，底部有铁箍，并在高跷底部正中钉有马掌钉，用以防滑。
辽西高跷秧歌是集体表演项目，一般在50人以上，多则上百人，表演场面隆重大气，特别适合广场演出。表演者注重跷功，讲究跨、别、扔、蹲、拧等五字硬功，用身躯和高跷的紧密结合作为表演手段，用腰部动作带动全身，高跷踏地响亮的韵律与表演者脚体舞蹈的和谐一致，各式各样的道具和各种鲜艳迷人的服装，从跷技美、舞蹈美、服饰美等诸多视觉感受让人陶醉，从整体的粗犷到个体的细腻又使它凸显出浮雕般的立体美，热烈、欢快的气氛十分浓重。
辽西高跷秧歌的人物扮相和化妆也十分讲究，一般分为上装和下装，此外还有戏曲、神话中的人物，如孙悟空、沙僧、猪八戒；青蛇、白蛇；济公、瘸拐李；傻柱子、小老妈、老蒯等等。由于辽西高跷秧歌是集体表演，所以每支队伍都配有拉花人（指挥者）。
辽西高跷秧歌的伴奏乐队也独具特色，以大鼓和唢呐为主，配以大镲、小钹、捧笙、三几子等。演奏曲目多为“四平调”、“小翻车”、“柳青娘”、“句句双”、“太平歌”等，解放后，随着时尚又增加了新的曲目，如“解放区的天”、“志愿军战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在希望的田野上”、“好日子”等等。
辽西高跷秧歌在表演上以美、浪、俏、哏、逗为主要特点。表演形式有搭肩、推磨、过网、打对、燕子翻身、大跨、对跨等；打场表演时“上装一条线，下装左右串”，并可形成“十字梅”、“龙摆尾”、“三连环”、“四面斗”、“卷白菜心”、“串门”、“编蒜辨”等队形，通过这些精巧的队形变化给人一种浩大壮观的场面感，加之演员们舞动大扇的粗犷的动作，营造出火爆热烈的气氛，使辽西人那种特有的豪爽气质得以充分的展现。
总之，跷高，舞美，动作大，扭中浪；鼓点清脆，乐曲怡人是辽西高跷秧歌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三、辽西高跷秧歌的传承方式及濒危状况
几百年来，辽西高跷秧歌同其它姊妹艺术一样，生于斯，长于斯，汲取着辽西大地的营养，传承着古老质朴的民族民间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承方式：
1、家族传承。本姓祖辈爱好高跷秧歌并有一定的成就，一般都会传授给下一代，成为家族的共同爱好。大薛乡三屯村的朱秀峰聪颖过人，从父辈那里学会了高跷秧歌，10岁就绑上小高跷拌下装跟队伍演出，20多岁便跷技出众，成为“大拉花”，并担任会头。他自然成为辽西高跷秧歌的第二代传人，以后他又把跷技主动传授给下一代。
2、师徒传承。每个秧歌队里都有那么几位德高望重、跷技超人老艺人，他们会在队伍中选拔优秀的年轻队员，把自己的跷技传授给他们，形成了“师徒关系”，待老艺人“退休”后，这些年轻人便替代他们，形成了“以老带新，以新替老”的周而复始的传承习惯。
3、自然传承。在辽西地区，辽西高跷秧歌深受群众喜爱，一些爱好者在观看演出时“偷艺”，自学成才，无师自通，成为辽西高跷秧歌队伍中的新生力量。
4、组织培训。在女儿河乡金厂堡村还保留着这样一种传承方式，即由生产队或村委会统一组织高跷秧歌队的组建、培训、演出等事宜，生产队长或村委会主任自然成为高跷秧歌队的领导者和指挥者，该村的第一代传人穆焕、第二代传人史兆成等都是村干部。这种由村基层组织“行政干预”的传承方式保证了传承的有效性和有序性。
辽西高跷秧歌分布地区较广，各地都有自己的传承人。在锦州地区有以下几支代表性的传承谱系：
大薛乡三屯村——第一代传人朱秀峰；
女儿河乡金厂堡村——第一代传人何德禄；
营盘乡范屯村——第一代传人朱有余；
新民乡吉祥村——第一代传人郭拉花。
辽西高跷秧歌经过世代传承，较好地继承和保护了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并做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就锦州地区而言，辽西高跷秧歌的鼎盛时期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期间，当时全区有26支高跷秧歌队，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辽西高跷秧歌开始日显颓势，据统计，目前，全区的辽西高跷秧歌队已急遽减少到5支，挽救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已是当务之急。辽西高跷秧歌的滑坡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多种娱乐形式的出现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经济增长很快，文化事业也同步跟进，特别是国外的各种娱乐方式不断涌入，影视娱乐、广场演出、电子及网络游戏等等，使人们从过去那种单一的没有选择的境况过度到多元娱乐方式可任其选择的局面。
2、青黄不接。一些老艺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然而他们却愁没徒弟可带。村里的优秀的年轻人要么进大学读书，要么在外地打工，很难有机会接触这一民间艺术，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辽西高跷秧歌的学技和排演。
3、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体制致使人员分散。农民们各自忙于自家的生产经营，队员集中排练演出比较困难。此外，过去高跷秧歌队的道具、服装及各种乐器都由村上集体保管，现在大都分散到个人保管，难免出现散落和遗失。
4、资金匮乏。辽西高跷秧歌是集体性广场表演项目，需要有购买道具、服装、乐器的资金支持。现在日常的社会赞助已愈来愈少，仅限于每年一次的春节活动。
近几年，尽管政府号召恢复辽西高跷秧歌的演出，保护这一民间文化遗产，活跃城乡居民文化生活，但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收效还是不大。
四、辽西高跷秧歌未来的发展与创新
如何将辽西高跷秧歌从颓势中拯救过来，恢复它往日的辉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课题。
在我国，辽西高跷秧歌从有记载算起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追溯高跷在我国产生的源头，至少要有近千年的历史。因此，它在自身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已具有了其广泛的群众性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它自娱自乐，雅俗共赏，具备了大众审美的艺术标准。只要我们从它的群众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切入，让辽西高跷秧歌重新发挥它的民族文化艺术光芒还是指日可待的。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点开展工作：
首先，政府重视，把复苏辽西高跷秧歌纳入政府规划内的文化工程建设。政府可从工程项目的规划、投入、宣传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注入启动资金，强化公益宣传，像保护国粹京剧一样保护辽西高跷秧歌。
其次，尽快建立专业演出团体、教学及科研机构。目前，在锦州地区，还没有建立一家以辽西高跷秧歌为内容的专业演出团体、教学及科研单位，使辽西高跷秧歌还处于自生消长的民间原生态，这不利于它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对此我们可以循序渐进，比如可在专业演出团体中设立专项节目，在某些艺术院校设立专门的专业，在现有的政府或群团文化研究机构中设立专门的科研课题等。动员专业演员到民间采风，推出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设计一些新颖时尚的人物扮相……这些工作都将会给辽西高跷秧歌注入新的活力，争取更多的观众。
再次，调动社会积极性，形成产业化管理。辽西高跷秧歌是民族的文化艺术，全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它培育它。赵本山与“二人转”的复兴，就是典型的动用社会力量、将民间艺术产业化的实证。采取“企业冠名”、“股份制”等将专业团体产业化、市场化也是一条可取的途径。辽西高跷秧歌有广泛的群众性，这是它的市场空间，而它特有的民族性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著名音乐评论家金兆均曾疾呼：“挖掘、保护，进而继承和发扬优秀民间文化传统，让世界了解悠久灿烂的中华民间艺术，也让伟大的民族民间艺术走向世界，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肩负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为了让辽西高跷秧歌这一古老的民族民间艺术在新世纪焕发出青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神圣的责任，只要我们孜孜不倦地努力，科学务实地创新，辽西高跷秧歌这支民间艺术之花将长盛不衰!
（作者简介：李 立（1958-），蒙古族，现任辽宁省锦州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系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辽宁省少数民族舞蹈协会理事。作者撰写的多篇论文曾在国家和省市级报刊上发表，其中《少儿舞蹈教学是门科学》发表于国家《舞蹈》杂志；《寻找童心 追求童趣 表现童态》、《少儿舞蹈训练与德育智育体育》获辽宁省舞蹈论文评选一等奖；《社区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本和源》获中国群众文化协会论文评选三等奖；作者创编的多个成人和少儿舞蹈作品也分别在国家及省市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