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又在盛传证监会主席变动的消息了。
　　2002年底笔者在南开大学参加一个金融学术会议时，听到了周小川下尚福林上的正式新闻，上午轮到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发言，他开场白竟是与学术无关的两句慨叹：“刚听到证监会主席变动的消息，10年换了4个主席，这也折射出中国证券市场的曲折发展……”
　　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尚福林。咱草民评价这些“大人物”是犯忌的事，但他们在台上时的作为乃至一言一行，又实在与亿万投资人利害攸关，而每每在市场的敏感时间，他们会更多地被我等草民议论，事实上四次主席职位的人事变动都发生在市场的敏感阶段。1995年3月刘鸿儒卸任，是在经历过
　　“3·27”国债事件，中国证券市场陷于发展困惑之际；1997年5月周正庆任主席，证监会升格为正部级，之后不久证券市场要为国企改制(乃至脱困)服务成为红头文件里的指导方针；2002年底尚福林上任，又是在股市从2200点跌至1400点，关于“国有股减持”问题全民讨论陷入僵局，市场发展进退维谷。
　　前四任主席卸任后，周小川从不谈论资本市场，周道炯也绝少谈及，而作为公认的金融学者的刘鸿儒，虽时或论及资本市场，但也多定位于学术的视角。只有周正庆经常发言，特别是在市场问题突显时，他的言论总让人觉出鲜明的针对性。或许这与他们离任时的心态存在某些关系吧——按草民的朴素的标准，似乎只有周正庆老先生是“到点退休”的，也是功德圆满的，因而以“成功经验”发言也很有说服力。从周道炯后来的回忆文章里读到，他是“突然”被国务院领导找去委以重任的，他都觉得“突然”，正在安排重要会见的刘鸿儒也自会觉得卸任的“突然”。周小川的卸任也留下了“壮志未酬”的背影——据参与股权分置改革(那时叫国有股减持)的核心人士透露，经过近一年的媒体讨论和民间征集方案，到2002年年中周小川已下决心启动这项改革了，思路是沿续他搞转配股上市的“先易后难”原则，从百余家民企控股的上市公司人手，绕开“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若试点证明全流通后大股东权益没受损，即开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改革。方案报到国务院，国务院领导说要开“十六大”了，等这重大会议过后再议。可周小川也没想到“十六大”后不久就确定他任央行行长。尚福林上任证监会主席，差不多两年半后才启动股权分置改革。
　　近读刘纪鹏教授的博客文章，《亟待开展对教育者的教育》，我想我们的市场监管者和相关决策者也确实都有一个在实际工作中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过程，也当然有一个被资本市场“教育”或自我教育的过程。从1000点涨到6000点，用了1年半时间，从6000点跌到1800点，用了10个月时间。我们的监管目标是“防止股市大起大落”，却既没防住大起，更没管过大落。问题是经历一轮与监管目标不一致的大起大落后，可能好不容易换来的监管经验又再无用武之地了。
　　应该说，中国资本市场已是第二次“推倒重来”了，再“重来”一次，绝不该再是对人的指望，而是对监管体制革命的呼唤。所谓“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先得落实在监管体制上，否则，这市场依然是人治特征明显的政策市，依然是事实上监管失效的大起大落的投机场。
　　坊间“变动”证监会主席的消息真伪不重要，重要的是刘鸿儒老先生的感叹将止于哪位证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