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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镜鉴日本与欧陆国家经济发展教训，突破美国设在金融和其他战略产业领域的壁垒，锻造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经济数据来看，尽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呈现逐季递减趋势，但放在极为诡异的全球经济变迁与金融动荡的大环境下观察，还是一张较为值得肯定的经济成绩单。对偏好经济数据的市场主体来说，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去年的经济规模按照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已经突破了6万亿美元大关，以及投资增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CPI指数、PPI指数等关键性指标的全年表现。去年GDP增长9.2％以及创下两年来新低的第四季度8.9％的增速并未有太多的指标意义。因为在对GDP的观感有点疲劳的今天，紧盯这个单一数据的起伏，本身就是GDP情结浓厚的表现。同样，也不要认为普通民众对中国的CPI真有那么敏感，更不要动辄拿中国的猪肉价格说事，人们更关注的是自身在经济发展与财富分配的大格局中处于哪个坐标?以及一旦中国经济真有硬着陆的一天，政府与社会如何出台有效的保障机制。
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金融与货币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至多具有符号意义。中国人实在不必太过看重经济数据。
这里必须提及英国。表面看来，本轮金融危机似乎已成新老经济大国换位的催化剂。117年前的全球首席经济强国英国如今已经滑落到全球第七大经济体，排在英国前面的居然还有巴西。忧心忡忡的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十年之后英国的世界经济排名还将进一步滑落到世界第八。而单从经济数据来看，英国人并非有意唱衰自己。十年前，英国还稳居全球经济五强之列。但如今，其经济规模只及中国的2／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1巴西的经济规模约为2.51万亿美元，英国则为2.48万亿美元。假如不引入比较客观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参照系，似乎今日全球经济中心真的正在东移与南迁。不过，依然是今日全球经济与金融信息传播主导力量的英国媒体之所以热捧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实力，为的是提醒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大国必须重视正在发生的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并不表明英国果真降格为二流经济强国了。
其实，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英国尽管受累于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达尔文主义”冲击，经济难免陷入衰退泥淖。但在欧洲主要大国中，英国却是最淡定的两大强国之一(另一个是德国)。英国知道自己在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与英镑本位制之后，要想保持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既有地位，必须利用自己极为有利的地理文化优势以及依然在全球“吃得开”的一系列金融符号，同时借助美国的力量，辅之以高明的货币竞争战略，确保了英国的世界第二金融强国地位。英国人对金融领域的专注与饱含国家智慧的金融发展战略实在高明。英国人在绝对实力下滑的情况下巧妙运用金融这个力量杠杆维系竞争优势的做法，特别值得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细细领悟。
是的，在全球金融洗牌愈演愈烈、国家核心利益争夺白热化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独立的货币符号，如果不能掌握或参与制定初级产品与高端产品的定价权，即便经济规模做得再大，也难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
因此，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GDP突破6万亿美元之后何时超越美国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有效经济增长成为常态，以及如何通过适当的转换机制将增量财富转化为民生福利安排，更应站在全球经济大洗牌的角度冷静思考中国经济存在的短板。中国当镜鉴日本与欧陆国家经济发展教训，突破美国设在金融和其他战略产业领域的壁垒，锻造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为什么从最高决策层到普通市场人士都格外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担心中国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可能有一天会突然减速乃至出轨，急切找寻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有这些，均说明中国必须深切检讨这些年来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必须在超越速度与激情的基础上冷静思考中国经济大船的安全航道。
表面看来，中国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不少，例如3.18万亿美元的外储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但是中国真正拿得出手的东西其实很少。天量外储恰恰折射出中国所处的弱势分工地位，跃居世界第一的外贸在美国的强势锁定与全球经济动荡面前每每显得脆弱，中国看起来很强大的制造业不仅面临美欧和日本的打压，也越来越感受到来自要素成本较低的价值洼地国家的竞争挤压。况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已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中国经济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和资本流动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去年超过6万亿美元的GDP中至少有30％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业、汽车、电子信息以及新能源等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业领域，中国远未构筑起足以确保自身安全的技术新边疆。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要破除政府对要素价格市场化的约束。进而需要突破的是，如何打进美英等国精心构筑的资源定价体系，进而提升中国在金融分工链高端环节的地位；如何在构筑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锻造一流的工业经济体系，构建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健全金融法律制度，树立敏感的风险意识，以及进行成熟的金融监管，进而推进金融国际化步伐，以期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战略地位。
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经济数据来看，尽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呈现逐季递减趋势，但放在极为诡异的全球经济变迁与金融动荡的大环境下观察，还是一张较为值得肯定的经济成绩单。对偏好经济数据的市场主体来说，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去年的经济规模按照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已经突破了6万亿美元大关，以及投资增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CPI指数、PPI指数等关键性指标的全年表现。去年GDP增长9.2％以及创下两年来新低的第四季度8.9％的增速并未有太多的指标意义。因为在对GDP的观感有点疲劳的今天，紧盯这个单一数据的起伏，本身就是GDP情结浓厚的表现。同样，也不要认为普通民众对中国的CPI真有那么敏感，更不要动辄拿中国的猪肉价格说事，人们更关注的是自身在经济发展与财富分配的大格局中处于哪个坐标?以及一旦中国经济真有硬着陆的一天，政府与社会如何出台有效的保障机制。
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金融与货币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至多具有符号意义。中国人实在不必太过看重经济数据。
这里必须提及英国。表面看来，本轮金融危机似乎已成新老经济大国换位的催化剂。117年前的全球首席经济强国英国如今已经滑落到全球第七大经济体，排在英国前面的居然还有巴西。忧心忡忡的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十年之后英国的世界经济排名还将进一步滑落到世界第八。而单从经济数据来看，英国人并非有意唱衰自己。十年前，英国还稳居全球经济五强之列。但如今，其经济规模只及中国的2／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1巴西的经济规模约为2.51万亿美元，英国则为2.48万亿美元。假如不引入比较客观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参照系，似乎今日全球经济中心真的正在东移与南迁。不过，依然是今日全球经济与金融信息传播主导力量的英国媒体之所以热捧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实力，为的是提醒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大国必须重视正在发生的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并不表明英国果真降格为二流经济强国了。
其实，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英国尽管受累于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达尔文主义”冲击，经济难免陷入衰退泥淖。但在欧洲主要大国中，英国却是最淡定的两大强国之一(另一个是德国)。英国知道自己在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与英镑本位制之后，要想保持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既有地位，必须利用自己极为有利的地理文化优势以及依然在全球“吃得开”的一系列金融符号，同时借助美国的力量，辅之以高明的货币竞争战略，确保了英国的世界第二金融强国地位。英国人对金融领域的专注与饱含国家智慧的金融发展战略实在高明。英国人在绝对实力下滑的情况下巧妙运用金融这个力量杠杆维系竞争优势的做法，特别值得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细细领悟。
是的，在全球金融洗牌愈演愈烈、国家核心利益争夺白热化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独立的货币符号，如果不能掌握或参与制定初级产品与高端产品的定价权，即便经济规模做得再大，也难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
因此，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GDP突破6万亿美元之后何时超越美国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有效经济增长成为常态，以及如何通过适当的转换机制将增量财富转化为民生福利安排，更应站在全球经济大洗牌的角度冷静思考中国经济存在的短板。中国当镜鉴日本与欧陆国家经济发展教训，突破美国设在金融和其他战略产业领域的壁垒，锻造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为什么从最高决策层到普通市场人士都格外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担心中国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可能有一天会突然减速乃至出轨，急切找寻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有这些，均说明中国必须深切检讨这些年来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必须在超越速度与激情的基础上冷静思考中国经济大船的安全航道。
表面看来，中国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不少，例如3.18万亿美元的外储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但是中国真正拿得出手的东西其实很少。天量外储恰恰折射出中国所处的弱势分工地位，跃居世界第一的外贸在美国的强势锁定与全球经济动荡面前每每显得脆弱，中国看起来很强大的制造业不仅面临美欧和日本的打压，也越来越感受到来自要素成本较低的价值洼地国家的竞争挤压。况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已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中国经济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和资本流动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去年超过6万亿美元的GDP中至少有30％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业、汽车、电子信息以及新能源等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业领域，中国远未构筑起足以确保自身安全的技术新边疆。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要破除政府对要素价格市场化的约束。进而需要突破的是，如何打进美英等国精心构筑的资源定价体系，进而提升中国在金融分工链高端环节的地位；如何在构筑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锻造一流的工业经济体系，构建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健全金融法律制度，树立敏感的风险意识，以及进行成熟的金融监管，进而推进金融国际化步伐，以期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