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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类型化广播的轮盘结构显现出“碎片化”信息传播与追求市场细分定位的现象，程式化的操作策略凸显了信息与娱乐传播的意义。本文探讨类型化广播的文化价值属性，它融入了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大众文化的深层烙印，其“非个性化”“模式化”等惯例做法虽然无法避免精英文化立场的质疑，但是依然代表了在传播“碎片化”的现实中，重构广播社会影响力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
【关键词】类型化 广播 消费文化 价值属性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类型化广播由广播的功能、形式和内容决定，也就是由“媒介逻辑”决定，类型化广播的界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特殊风格与准确的市场细分定位；第二是格式化循环的节目编排。其中，第一条是界定类型化广播的核心标准，概括地说类型化广播的实质是建立在某一类传媒消费人群基础上的产品专业化模式。
借鉴一般的文化产品分析研究，类型通常指种类或者形式，媒介的类型是由传播者和受众所共同感知的形象所决定的，受众对于类型的认知与其接触媒介目的、媒介传播的形式、受众意义解读和对现实的参阅等因素相关，媒介特定的类型遵循一种预期的叙事结构或行动顺序，存在基本主题和对主题的衍生变化。英国大众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指出：“类型是一种实用的设备，能够帮助任何一种大众媒介进行连续和有效的生产，并使它的产品符合受众的期望。”①我们也可以把媒介类型看成是一种用来控制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的文化设置。媒介类型因自身的逻辑、格式和语言体现出自身特征，在传受双方限定的传播共通意义空间内，对传者的文本编码与受众的解码均具备有益之处。
类型化广播作为单位传媒，它不仅具有受众品味决定传媒品味、消费主义的同质化倾向、再现和介入一般日常生活、暗含着主流价值观等一般传媒特性。同时，它的特性表现为娱乐狂欢性、受众消费体验的市场细分与媒介奇观以及与后现代性文化同构、新闻与异化等具体文化维度指涉。对于类型化广播与当代社会的关联分析越是密切，就越是能够清晰地认知其文化传播的价值属性。
一、结构主义的文化传播视角
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研究类型化广播的文化价值，主要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理论中汲取了两个基本思想：“第一，关于文化作品和实践的潜在关系使意义成为可能的‘语法’；第二，认为意义常常是内在结构与之可能的选择和组合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文本意义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是隐藏的结构。”②正因为文本结构的存在，赋予了文本及其实践更深刻的意义，结构主义的使命是揭示意义生产过程中所蕴含的规则与结构。
当代英美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认为指涉文化经济的概念给我们带来了进一步的启示，他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③
任何广播电台的节目时间表都必须通过一个有意义的快感话语结构，再去编排已经编码的信息。与一般化的广播内容采制与播出过程相比较，类型化新闻广播开启了一个具有区别性的结构：它的轮盘叙事力量来源于它的多元分立结构，即每一小时或者两小时栏目内容由多个精细分割的子栏目或者子单元构成，比如音乐、天气、新闻、推广片和商业广告等，这种大众文化传播隐含不露的意义之一就是突出信息传播与娱乐价值。
美国一些行业分析家和咨询人员认为，所有的广播都是娱乐广播，即使是新闻节目，也通过大量插播音乐娱乐的形式来安排，才能在媒体收入和收听率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最成功的新闻谈话与体育节目均要求主持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节目的娱乐价值上，美国广播史上很多口语播音员因太过于严肃、不注意播音的娱乐价值，最终导致了收入和收听率无法挽回的下降。
美国的节目运营与设计人员甚至总结出所有高收听率的电台都必须有娱乐性法则。广播中只有两种悦耳的方法——新闻谈话中的口语或者音乐，这种娱乐的氛围在美国已经成为地方性以至全国新闻广播的主要风格。美国广播市场拥有高收听率和收入份额的电台，大都采用的是谈话和音乐相结合的战略。音乐电台采用谈话节目培养受众的兴趣，维持与受众的情感关联，也正如新闻谈话和体育电台用音乐来加强口语传播一样，两者均能增强收听的愉悦感。
几乎所有的新闻电台都以娱乐形式播出节目，而几乎全部的音乐电台都可以被看作是在提供某种形式的信息，谈话形式融合了音乐内容，音乐的形式嫁接了谈话内容，类型化电台正是通过轮盘循环的工具作用方式，对单位时间进行巧妙分隔与链接，这种节目的播出架构有效融合了信息传播与娱乐价值，在两者之间铺陈特色，从而彰显风格潮流，力图不断靠拢两者中间的距离，而非走向两者的极端。
总之，在类型化广播节目编排与产业运营的背后，存在着高度同质化的结构，轮盘结构与具体内容之间的关系，也可理解为结构（structure）与表现（performance）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内容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完全由结构之同质性（homogeneity）所决定。只有触及其背后的隐喻结构，才能深入探究类型化广播追求信息传播与娱乐化目标的操作价值。
二、文化消费的体验价值
进入消费社会，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被一种消费物质商品的动力所支配和渗透，消费开始控制社会并成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与目标。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把人们的消费行为分为量的消费阶段，质的消费阶段以及感性消费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在生活条件制约下形成的理性消费，而在第三阶段消费者重视的是购物时情感的满足与体验，而消费的则是某种商品所代表的符号意义。也就是说，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体验和经历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消费社会从“拥有”到“体验”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传媒文化的生产很大程度上是引导社会消费欲望的生产，传媒文化的广为扩散不断地刺激并创造着受众的消费欲望，而非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换言之，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欲望是被诱导出来的，消费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领域，但它常常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和扩张。
类型化广播对媒介产品消费体验人群的分类不只依据人口统计数据，同时也转向生活方式的细分研究，例如：以受众的年龄、教育和经历特征作为分类指标，把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群划作不同类别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群体。据调查，美国新闻谈话电台的听众以中年男性居多，大部分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热衷各类运动，喜爱乡村音乐和当代成人音乐。
依据人口统计资料和生活方式细分等因素对受众分类，可以获得受众作为消费者的较为清晰的画像，针对消费者的社会阶层、居住环境以及生活消费习惯等数据提供真正符合受众需求和口味的媒体产品，更容易被目标群体所接受。类型化广播的由来及兴盛发展正是建立在受众市场细分理念基础之上的。更深入地看，类型化广播作为受众传媒消费的载体之一，消费的物质性与传媒的功利性达成了完美的价值契合。广播发展早期美国的“TOP40”电台模式能够吸引从儿童到成年人各个年龄段的人，到如今，从人口统计学和生活方式细分的角度划分目标群体的电台，已经能够分出几种次级形式，美国仅音乐电台就能再细分出多达几十种之多的次级模式。回溯广播发展历史中竞争战略的深刻转型可以验证，传统广播的生产方式和法则已经失效，现在重要的是内容奇观的生产、流动与消费，因为整个传媒娱乐产业都是奇观。
媒介所承载的信息是经过剪辑和过滤的世界实体，受众解读的是已经变为符号系统的世界。“大众传媒的功能是对世界唯一叙述事件的特性进行中性化，代之以一个配备了多种相互同质、互为意义并互相参照的传媒的宇宙。在此范围内，它们互相成为内容，而这便是消费社会的总体信息。”④媒介所承载的信息是经过剪辑和过滤的世界实体，受众解读的是已经变为符号系统的世界。
三、与后现代文化同构的价值
现代化社会发展所表现出的是急速的社会变迁，工业化、官僚组织和大众政治运动，进入后现代社会，人们普遍重视物质进步、平等主义、社会改革等目标。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流行音乐研究的主流话语，它所偏好的是短暂的、当下的、肤浅的愉悦，诉诸感官而非诉求理性的形式，后现代文化具有反复无常的、缺乏逻辑的、千变万化以及快乐主义的特点。类似的观念由里欧塔德（Leo Tad）提出而且被广泛引用：“后现代主义不再有任何宏大的叙事、组织性或解释性框架，其文化美学牵涉到对传统的否定，以及对于创新、发明、瞬间享乐、玩乐与模仿的追求。”⑤类型化广播与后现代文化的汇流同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类型化广播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文化标准形式，正是建立在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
类型化广播起源于美国的20世纪50、60年代，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初期正式登场。那一时期盛行于英美的“波普艺术”体现出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明确抗拒，“波普艺术”是后现代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语境，鄙夷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将文化视为“世人所思、所表的最好之物”的观点，转而推崇英国文化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 “文化是全部生活方式”的定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壁垒崩塌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波普艺术”与流行音乐的融合，这一时期流行音乐本身也开始具有严肃的政治意蕴。考察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类型化广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与实践。类型化广播得以生存的根本条件是在大众范畴之内的分众化传播，它与彼时的西方社会文化潮流、受众思想观念具有一致的同构性，“即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现在与过去、历史与怀旧、虚构与真实之间界限的消解，对立双方之间的差异愈发无谓、愈发隐匿”。⑥
其次，类型化广播传播形态的创新，回应了社会转向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社会传播情境的诸多变化。
社会传播情境的变化，牵涉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人们的精神信仰、生活娱乐消费方式、信息传播形式的选择偏好以及社会主体的多元分化等各个层面。后现代社会语境所崇尚的传播形态和内容信息以及媒介个性等都是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创造性产物。如果说现代化的传媒生产方式所意指的是模式化实践，那么后现代主义信息传播方式则构建了不稳定的、多重或分散的传播主体。
流行音乐的播放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例如：饶舌音乐（Rap）作为一种后现代流行音乐，“它的互文性特征以及对其他文本的引用并不是美学枯竭的结果，支离破碎的现代主义与文艺衰亡之间也并不存在针锋相对的冲突，恰恰相反，后现代流行音乐将七零八落的碎片撷录在一起。”⑦类型化广播的目标群体细分与控制循环播出、信息传播碎片化等传播形态，不约而同地切合了后现代主义“平面化、无深度”的特征，是在无穷无尽的互文机制中完成的。
后现代主义崇尚真正根本的意义在于感性释放的“播撒”“替补”和“延宕”的范畴之中，迎合个人享乐主义的狂欢风潮。音乐广播更加确切的传播功能是情绪的感染性，营造特殊体验和意义建构的“基调”或“色彩”，它的移动性和声音伴随的背景为受众提供生活能量和积极态度，以抵御生活中不断增加的消极意义。
四、精英文化观对新闻异化反思
“标准化”“程式化”的信息碎片化传播，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可能丧失了许多艺术性的鉴赏机会，似乎越来越习惯于沉迷在看似丰富多彩的媒介文化产品中，但是却降低了艺术的审美趣味，失去了反思现存社会和发展自我的能力，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精英立场出发的观点不无理性的启蒙意义。
以全新闻电台为例，美国传播学者阿瑟·阿萨·伯杰（Arthur Asa Berger）从新闻与异化的视点出发对全新闻电台进行深入分析，他认为：“全新闻电台的出现显示出一种普遍的‘信息饥渴’能指意义，这种表征代表了美国文化严重苦闷的信号，更确切地说是压倒一切的焦虑与恐惧感的所指意义，它撕裂了很多人的心灵。”⑧社会的某些异化现象造成了人们的苦闷心理，导致人们接受信息的无力感、不安全感、冷漠感，以致难以产生认同，人们接连不断地收听新闻，就是与这种焦虑感密切相关，新闻的支离破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尽管人们能够大口吞咽精神垃圾，却从来没有充实的感觉。当人们长时间收听全新闻电台，既对世界充满好奇，难免也可能受到负面信息所带来的困扰与不快，因此，有些人陷入恶性循环，越收听新闻就越不快乐，越不快乐就越要收听新闻。 具体来看，类型化广播新闻都是由简短、新颖、快节奏的事件摘要所组成，新闻事件被孤立开来，无法将事件放入更广泛的社会语境之中，无法全面地理解新闻事件彼此的关联。这种将社会信息动态中的点点滴滴剥离其语境，重新简易包装后传播给大众，引发的长期潜在的负面效应令人深思。广播新闻精缩版的“碎片总汇”使得听众只能在各类信息并置的情形下，知晓信息浅表层表面的只鳞片爪，那些缺少相关背景知识的听众很难全面理解新闻，这种做法也许符合播出内容和结构均衡的原则，但是无法帮助听众获取新闻的深层次意义。
另一方面，信息碎片化拼凑导致音响报道样式也越来越少，因为音响报道的时长受制于不断循环内容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播媒介最精妙艺术的展现。音响报道与口播有声语言相比较，在声音形式的多样性、真实可信度、感染力强等方面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广播里再好的描绘也比不上原始声音的还原，精彩的广播音响带给听众的震撼与联想是其他任何媒体无法实现的。音响中所包含的丰富声音就如同文学作品中的文字一样，读者看到文字引起联想，形成意象。广播节目中音响与文字、有声语言、音乐的综合使用都是一种中介，通过中介的刺激和解码，把声音符号转化为嗅觉、味觉和视觉体验，能够为听众打开回忆和体验之窗。
综上所述，类型化广播的文化价值属性特别重视“分”的要求，从庞大纷繁的大众中，分出若干清晰的、有个性特征的小规模的收听群体。能够深刻把握这一阶段化特征的广播人，必然应该看到在这样一种“碎片化”传播背景之下的真正前景，这就是在“分众”甚至“小众”的背后新的“聚众”的趋势，可以将有着类似生活方式与文化特征的众多个体，通过广播平台聚合到一起。
显然，今天在这里探讨类型化广播的文化价值属性，是为了当下和未来更好地理解广播“分”与“聚”的辩证发展过程，先细分再归聚，以最小的传播成本获取最大化的传播收益，使广播的声音艺术成为伴随受众的一种“行为艺术”，使广播更加深远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 释
①⑤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 李琨译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302页、107页。
②③⑥⑦【英】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139页、127页。
④陈龙 《传媒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53页。
⑧阿瑟·阿萨·伯杰著、李德刚 何玉译 《媒介分析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92页。
（本文编辑：刘浩三）
【关键词】类型化 广播 消费文化 价值属性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类型化广播由广播的功能、形式和内容决定，也就是由“媒介逻辑”决定，类型化广播的界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特殊风格与准确的市场细分定位；第二是格式化循环的节目编排。其中，第一条是界定类型化广播的核心标准，概括地说类型化广播的实质是建立在某一类传媒消费人群基础上的产品专业化模式。
借鉴一般的文化产品分析研究，类型通常指种类或者形式，媒介的类型是由传播者和受众所共同感知的形象所决定的，受众对于类型的认知与其接触媒介目的、媒介传播的形式、受众意义解读和对现实的参阅等因素相关，媒介特定的类型遵循一种预期的叙事结构或行动顺序，存在基本主题和对主题的衍生变化。英国大众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指出：“类型是一种实用的设备，能够帮助任何一种大众媒介进行连续和有效的生产，并使它的产品符合受众的期望。”①我们也可以把媒介类型看成是一种用来控制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的文化设置。媒介类型因自身的逻辑、格式和语言体现出自身特征，在传受双方限定的传播共通意义空间内，对传者的文本编码与受众的解码均具备有益之处。
类型化广播作为单位传媒，它不仅具有受众品味决定传媒品味、消费主义的同质化倾向、再现和介入一般日常生活、暗含着主流价值观等一般传媒特性。同时，它的特性表现为娱乐狂欢性、受众消费体验的市场细分与媒介奇观以及与后现代性文化同构、新闻与异化等具体文化维度指涉。对于类型化广播与当代社会的关联分析越是密切，就越是能够清晰地认知其文化传播的价值属性。
一、结构主义的文化传播视角
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研究类型化广播的文化价值，主要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理论中汲取了两个基本思想：“第一，关于文化作品和实践的潜在关系使意义成为可能的‘语法’；第二，认为意义常常是内在结构与之可能的选择和组合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文本意义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是隐藏的结构。”②正因为文本结构的存在，赋予了文本及其实践更深刻的意义，结构主义的使命是揭示意义生产过程中所蕴含的规则与结构。
当代英美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认为指涉文化经济的概念给我们带来了进一步的启示，他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③
任何广播电台的节目时间表都必须通过一个有意义的快感话语结构，再去编排已经编码的信息。与一般化的广播内容采制与播出过程相比较，类型化新闻广播开启了一个具有区别性的结构：它的轮盘叙事力量来源于它的多元分立结构，即每一小时或者两小时栏目内容由多个精细分割的子栏目或者子单元构成，比如音乐、天气、新闻、推广片和商业广告等，这种大众文化传播隐含不露的意义之一就是突出信息传播与娱乐价值。
美国一些行业分析家和咨询人员认为，所有的广播都是娱乐广播，即使是新闻节目，也通过大量插播音乐娱乐的形式来安排，才能在媒体收入和收听率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最成功的新闻谈话与体育节目均要求主持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节目的娱乐价值上，美国广播史上很多口语播音员因太过于严肃、不注意播音的娱乐价值，最终导致了收入和收听率无法挽回的下降。
美国的节目运营与设计人员甚至总结出所有高收听率的电台都必须有娱乐性法则。广播中只有两种悦耳的方法——新闻谈话中的口语或者音乐，这种娱乐的氛围在美国已经成为地方性以至全国新闻广播的主要风格。美国广播市场拥有高收听率和收入份额的电台，大都采用的是谈话和音乐相结合的战略。音乐电台采用谈话节目培养受众的兴趣，维持与受众的情感关联，也正如新闻谈话和体育电台用音乐来加强口语传播一样，两者均能增强收听的愉悦感。
几乎所有的新闻电台都以娱乐形式播出节目，而几乎全部的音乐电台都可以被看作是在提供某种形式的信息，谈话形式融合了音乐内容，音乐的形式嫁接了谈话内容，类型化电台正是通过轮盘循环的工具作用方式，对单位时间进行巧妙分隔与链接，这种节目的播出架构有效融合了信息传播与娱乐价值，在两者之间铺陈特色，从而彰显风格潮流，力图不断靠拢两者中间的距离，而非走向两者的极端。
总之，在类型化广播节目编排与产业运营的背后，存在着高度同质化的结构，轮盘结构与具体内容之间的关系，也可理解为结构（structure）与表现（performance）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内容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完全由结构之同质性（homogeneity）所决定。只有触及其背后的隐喻结构，才能深入探究类型化广播追求信息传播与娱乐化目标的操作价值。
二、文化消费的体验价值
进入消费社会，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被一种消费物质商品的动力所支配和渗透，消费开始控制社会并成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与目标。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把人们的消费行为分为量的消费阶段，质的消费阶段以及感性消费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在生活条件制约下形成的理性消费，而在第三阶段消费者重视的是购物时情感的满足与体验，而消费的则是某种商品所代表的符号意义。也就是说，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体验和经历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消费社会从“拥有”到“体验”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传媒文化的生产很大程度上是引导社会消费欲望的生产，传媒文化的广为扩散不断地刺激并创造着受众的消费欲望，而非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换言之，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欲望是被诱导出来的，消费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领域，但它常常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和扩张。
类型化广播对媒介产品消费体验人群的分类不只依据人口统计数据，同时也转向生活方式的细分研究，例如：以受众的年龄、教育和经历特征作为分类指标，把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群划作不同类别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群体。据调查，美国新闻谈话电台的听众以中年男性居多，大部分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热衷各类运动，喜爱乡村音乐和当代成人音乐。
依据人口统计资料和生活方式细分等因素对受众分类，可以获得受众作为消费者的较为清晰的画像，针对消费者的社会阶层、居住环境以及生活消费习惯等数据提供真正符合受众需求和口味的媒体产品，更容易被目标群体所接受。类型化广播的由来及兴盛发展正是建立在受众市场细分理念基础之上的。更深入地看，类型化广播作为受众传媒消费的载体之一，消费的物质性与传媒的功利性达成了完美的价值契合。广播发展早期美国的“TOP40”电台模式能够吸引从儿童到成年人各个年龄段的人，到如今，从人口统计学和生活方式细分的角度划分目标群体的电台，已经能够分出几种次级形式，美国仅音乐电台就能再细分出多达几十种之多的次级模式。回溯广播发展历史中竞争战略的深刻转型可以验证，传统广播的生产方式和法则已经失效，现在重要的是内容奇观的生产、流动与消费，因为整个传媒娱乐产业都是奇观。
媒介所承载的信息是经过剪辑和过滤的世界实体，受众解读的是已经变为符号系统的世界。“大众传媒的功能是对世界唯一叙述事件的特性进行中性化，代之以一个配备了多种相互同质、互为意义并互相参照的传媒的宇宙。在此范围内，它们互相成为内容，而这便是消费社会的总体信息。”④媒介所承载的信息是经过剪辑和过滤的世界实体，受众解读的是已经变为符号系统的世界。
三、与后现代文化同构的价值
现代化社会发展所表现出的是急速的社会变迁，工业化、官僚组织和大众政治运动，进入后现代社会，人们普遍重视物质进步、平等主义、社会改革等目标。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流行音乐研究的主流话语，它所偏好的是短暂的、当下的、肤浅的愉悦，诉诸感官而非诉求理性的形式，后现代文化具有反复无常的、缺乏逻辑的、千变万化以及快乐主义的特点。类似的观念由里欧塔德（Leo Tad）提出而且被广泛引用：“后现代主义不再有任何宏大的叙事、组织性或解释性框架，其文化美学牵涉到对传统的否定，以及对于创新、发明、瞬间享乐、玩乐与模仿的追求。”⑤类型化广播与后现代文化的汇流同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类型化广播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文化标准形式，正是建立在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
类型化广播起源于美国的20世纪50、60年代，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初期正式登场。那一时期盛行于英美的“波普艺术”体现出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明确抗拒，“波普艺术”是后现代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语境，鄙夷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将文化视为“世人所思、所表的最好之物”的观点，转而推崇英国文化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 “文化是全部生活方式”的定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壁垒崩塌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波普艺术”与流行音乐的融合，这一时期流行音乐本身也开始具有严肃的政治意蕴。考察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类型化广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与实践。类型化广播得以生存的根本条件是在大众范畴之内的分众化传播，它与彼时的西方社会文化潮流、受众思想观念具有一致的同构性，“即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现在与过去、历史与怀旧、虚构与真实之间界限的消解，对立双方之间的差异愈发无谓、愈发隐匿”。⑥
其次，类型化广播传播形态的创新，回应了社会转向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社会传播情境的诸多变化。
社会传播情境的变化，牵涉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人们的精神信仰、生活娱乐消费方式、信息传播形式的选择偏好以及社会主体的多元分化等各个层面。后现代社会语境所崇尚的传播形态和内容信息以及媒介个性等都是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创造性产物。如果说现代化的传媒生产方式所意指的是模式化实践，那么后现代主义信息传播方式则构建了不稳定的、多重或分散的传播主体。
流行音乐的播放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例如：饶舌音乐（Rap）作为一种后现代流行音乐，“它的互文性特征以及对其他文本的引用并不是美学枯竭的结果，支离破碎的现代主义与文艺衰亡之间也并不存在针锋相对的冲突，恰恰相反，后现代流行音乐将七零八落的碎片撷录在一起。”⑦类型化广播的目标群体细分与控制循环播出、信息传播碎片化等传播形态，不约而同地切合了后现代主义“平面化、无深度”的特征，是在无穷无尽的互文机制中完成的。
后现代主义崇尚真正根本的意义在于感性释放的“播撒”“替补”和“延宕”的范畴之中，迎合个人享乐主义的狂欢风潮。音乐广播更加确切的传播功能是情绪的感染性，营造特殊体验和意义建构的“基调”或“色彩”，它的移动性和声音伴随的背景为受众提供生活能量和积极态度，以抵御生活中不断增加的消极意义。
四、精英文化观对新闻异化反思
“标准化”“程式化”的信息碎片化传播，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可能丧失了许多艺术性的鉴赏机会，似乎越来越习惯于沉迷在看似丰富多彩的媒介文化产品中，但是却降低了艺术的审美趣味，失去了反思现存社会和发展自我的能力，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精英立场出发的观点不无理性的启蒙意义。
以全新闻电台为例，美国传播学者阿瑟·阿萨·伯杰（Arthur Asa Berger）从新闻与异化的视点出发对全新闻电台进行深入分析，他认为：“全新闻电台的出现显示出一种普遍的‘信息饥渴’能指意义，这种表征代表了美国文化严重苦闷的信号，更确切地说是压倒一切的焦虑与恐惧感的所指意义，它撕裂了很多人的心灵。”⑧社会的某些异化现象造成了人们的苦闷心理，导致人们接受信息的无力感、不安全感、冷漠感，以致难以产生认同，人们接连不断地收听新闻，就是与这种焦虑感密切相关，新闻的支离破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尽管人们能够大口吞咽精神垃圾，却从来没有充实的感觉。当人们长时间收听全新闻电台，既对世界充满好奇，难免也可能受到负面信息所带来的困扰与不快，因此，有些人陷入恶性循环，越收听新闻就越不快乐，越不快乐就越要收听新闻。 具体来看，类型化广播新闻都是由简短、新颖、快节奏的事件摘要所组成，新闻事件被孤立开来，无法将事件放入更广泛的社会语境之中，无法全面地理解新闻事件彼此的关联。这种将社会信息动态中的点点滴滴剥离其语境，重新简易包装后传播给大众，引发的长期潜在的负面效应令人深思。广播新闻精缩版的“碎片总汇”使得听众只能在各类信息并置的情形下，知晓信息浅表层表面的只鳞片爪，那些缺少相关背景知识的听众很难全面理解新闻，这种做法也许符合播出内容和结构均衡的原则，但是无法帮助听众获取新闻的深层次意义。
另一方面，信息碎片化拼凑导致音响报道样式也越来越少，因为音响报道的时长受制于不断循环内容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播媒介最精妙艺术的展现。音响报道与口播有声语言相比较，在声音形式的多样性、真实可信度、感染力强等方面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广播里再好的描绘也比不上原始声音的还原，精彩的广播音响带给听众的震撼与联想是其他任何媒体无法实现的。音响中所包含的丰富声音就如同文学作品中的文字一样，读者看到文字引起联想，形成意象。广播节目中音响与文字、有声语言、音乐的综合使用都是一种中介，通过中介的刺激和解码，把声音符号转化为嗅觉、味觉和视觉体验，能够为听众打开回忆和体验之窗。
综上所述，类型化广播的文化价值属性特别重视“分”的要求，从庞大纷繁的大众中，分出若干清晰的、有个性特征的小规模的收听群体。能够深刻把握这一阶段化特征的广播人，必然应该看到在这样一种“碎片化”传播背景之下的真正前景，这就是在“分众”甚至“小众”的背后新的“聚众”的趋势，可以将有着类似生活方式与文化特征的众多个体，通过广播平台聚合到一起。
显然，今天在这里探讨类型化广播的文化价值属性，是为了当下和未来更好地理解广播“分”与“聚”的辩证发展过程，先细分再归聚，以最小的传播成本获取最大化的传播收益，使广播的声音艺术成为伴随受众的一种“行为艺术”，使广播更加深远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 释
①⑤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 李琨译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302页、107页。
②③⑥⑦【英】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139页、127页。
④陈龙 《传媒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53页。
⑧阿瑟·阿萨·伯杰著、李德刚 何玉译 《媒介分析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92页。
（本文编辑：刘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