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君品习酒”，当我们饮用它的时候，我们在饮用什么？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论述清楚了一个问题：一种主流的美酒之所以诞生，是由社会生活本身决定的。作为高端酱香的“君品习酒”之所以问世，是因为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不断增长，认识水平普遍提高，精神需求不断攀升，进而对更好的酒提出了需求。 　　这里的“更好”，指的就是它的审美个性。
　　对于一个厨师而言，在菜刀与宝剑之间，他会更喜欢菜刀，但当这个厨师技艺进步、事业发展，变成了星级大酒店的“行政总厨”，甚至企业领袖，他就会开始认识到宝剑的好处了。
　　中国的发展，让人人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梦”指向的，就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意味着，我们将从只考虑有无、温饱，转向考虑雅俗、审美—这就是“君品习酒”诞生的社会逻辑。
　　美酒是一种审美，而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打个比方，同样的一条草鱼，科学意义上的质量是一样的，但一般的家庭红烧，和顶级大厨制成西湖醋鱼，审美意义就大异其趣。
　　中国人的审美，核心是和谐。儒道共享的阴阳鱼图案，是中华审美的哲学源头，它的精神内核就是和谐—在运动中和谐，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辩证法，至今依旧绝对支配着中国人的审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
　　因为审美精神很难理性化，所以在西方看来，辩证和谐还带着某种“东方神秘主义”色彩。但对于中国人而言，它并不神秘，它就是一种直觉，认为这样才舒适，这样才合理，这样才符合全社会的共同向往。

　　我們都清楚，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人类个体组合而成，因为个性各异，其中必有纷争，而且绵绵不息。然而儒家哲学认为，尽管如此，人还是应该“知天命”，心有向往。
　　《论语·尧曰》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如果不理解上天赋予我们的、内在于人的特质和使命，那就不可能达到很高的修养境界。这个“天命”，就是天生内在于人的道德性，《论语》所谓“仁义礼智顺善之心”。
　　回到最原始的中国思想源头，人被认为是上天的后代，天命就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向善的，因而即便身处“春秋无义战”的动乱时代，孔子仍然始终对人类的可塑性保持乐观，并且致力于建构一种思想学说，教导人们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去顺应天命。到了他的徒孙孟子那里，更是直接提倡性善论。
　　然而理解天命并不容易，孔子五十岁才知天命。而通向善的境界更难，孔门三千弟子，只有一个人称得上“仁”，那就是英年早逝的颜回，连孔子都自认为一生并未做到“仁”。颜回年纪轻轻就被公认为“仁”，也正说明，道德性是天生予人的。
　　要去发现自身的道德性，并且弘扬它，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提高自身的修为。人人追求君子境界，即便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但在动态追寻的过程中，对社会和谐必然有利。这就形成了亲爱之情以涟漪式扩散的理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真正的酱酒大师，是可以把握中国人的精神的那些人，他们用舌尖和心灵来感受，而不仅仅依赖科学仪器。“君品习酒”就是由这些人设计的。

　　讨论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白酒的特点，正与儒家哲学若合符节。酱香白酒里有数以千计的自然微量成分，单独某一种，体现为酸甜苦辣甚至馊、臭，它们是互相冲突的，正如个性各异的人互相冲突。但正是在酒这个“社会”里，各种成分彼此礼让、兼容，随着时间进展，就像道德修养一般不断提高，日益和谐共存，形成了醇厚、柔和、优雅的饮用体验。
　　习酒最好的作品“君品习酒”，陈香舒适，细腻体净，醇厚圆润，固然仰赖酒体设计之功，但归根到底，是时光让基酒本身和谐协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精神。所以，当他们用君子品格来作为习酒的自况时，便显得如此贴切。
　　做酒与做人是一致的。
　　一群急功近利、没有工匠精神、缺乏仁爱向往、无意于自我修为的人，是做不出真正的好酒的。这在过去数十年间，已经被许多行业事件验证过。
　　所以当我们打量做酒的人时，同样要回到儒家的方法论。
　　通往君子人格的方法，《论语》概括为四个字：“文、行、忠、信”。
　　“文”是学习经典，“行”是遵守规则以及积极实践，这两者很好理解，今天的人们成长之路也必须依此而行。更重要的是“忠”和“信”。忠，是忠实于内心，不自我欺骗，做到表里如一，所以我们要不断内省；信，是不欺骗他人，这是社会结合能够维持的根本。
　　不自欺，不欺人，不欺天，想要做出美酒，外此无他途。因而我们就回到了习酒的企业文化：崇道务本，敬商爱人。
　　君品习酒，是中国审美精神、儒家哲学精神以及习酒企业文化的共同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