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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供济东三省经费所需，清朝中央岁拨“东三省官兵俸饷”，由盛京户部赴京师领解以备支用，由是形成系统的“赴京领饷”制度。清前期该制度运转有序且日臻完善，有效改善了东北地方入不抵出的财政困局。清中后期以来，因中央财力匮竭，制度渐趋废弛，东三省俸饷筹措日艰。“赴京领饷”制度的兴衰隆替与清朝财政盈缩有着密切的因应关系，其制度变迁更对清代东北地方财政运作、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关系演变，以及清朝东北边疆经略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清代，盛京户部，赴京领饷，东三省官兵俸饷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52-10
财政是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既从属于政治，又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始终为施政者高度重视。在清代经济史、财政史相关研究中，东北经济史与地方财政是学界关注较多的话题之一。①但就研究时段而言，既有研究对晚清东三省财政讨论颇多，而有关清前期东北地方财政体制、财政运行及其与清朝中央财政关系等问题，则存在一定的研究盲点。②
清代东北地区作为满洲发祥地，其治理格局有别于内地直省与其他边疆地区。在清末东三省建省前的二百余年间，东北地方实行以将军都统制为中轴、郡县为附属的旗民分治管理体制，而清廷于“龙兴之地”盛京则特设盛京五部、奉天府尹等陪都机构，通过特殊的政治体制以统领与经略东北大后方。就财政管理而言，作为五部之首的盛京户部职掌东三省钱粮政令，“供应三陵，给发奉天、宁古塔、黑龙江等处官员、兵丁俸饷，及驿站钱粮、绸缎布匹等项”，成为“三省钱粮总汇”与财赋枢纽。③东北地方形成以盛京户部为主导的财政管理体系。④
盛京户部每年最大宗的经费收入，为清朝中央财政拨付的“东三省官兵俸饷”（以下简称东三省俸饷）。⑤由于东北地区本地财政入不抵出，清政府将东三省经费纳入国家财政的供给范畴，每年向盛京户部拨付此款以弥补东三省财政缺口（详后）。在财政流转上，东三省俸饷采取预拨制，每年由盛京户部“约计一年所需，预为请领”，经户部核议后拨给，继而由盛京户部遣员赴京师领回贮库，以备东三省各项支用。所有饷银支销，岁终题销报部。①以上系统的财赋运转流程，即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
从制度层面看，“赴京领饷”是衔接清朝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的制度保障，而在国家治理层面，“赴京领饷”之制则体现出清代国家之于东北地方的治理方略。因此，对于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的探究，不仅是关涉清代东北地方经济史、财政史的重要论题，更为我们理解有清一代东北边疆治理、东三省與关内一体化进程等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鉴于相关研究尚付阙如，本文拟对“赴京领饷”制度的缘起、制度运行及流变作以梳理。在此基础上，以东三省俸饷筹措为切入点，考察清朝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
一、经制经费不敷与“赴京领饷”的缘起
一项新制度的出台既是施政者对新局势的把握，亦是其对旧有制度修正、转换的结果。“赴京领饷”作为清朝特有的一项财政制度，其肇创一方面有着统治中心转移而因地制宜的历史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清廷着力缓解东北地方经制经费不敷，②以国家财力供给“龙兴重地”的现实选择。
清初迁都后国家权力中心的转移，是“赴京领饷”产生的直接动因。自顺治元年（1644年）从龙入关，清朝将王朝架构移植于京师，旧都盛京建制悉裁，原有帑藏数百万两亦前后“挽运不绝”，盛京库储既空。③与此同时，为镇守留都，清廷又以内大臣为盛京总管，统率八旗左右翼，列置驻防。但盛京驻防兵丁钱粮筹措成为一棘手问题。在辽沈政局初定而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清廷决定将之纳入中央财政的供给范畴，由国库拨付。如据内阁大库档案记载，顺治十三年二月，户部拨付盛京周围驻扎官兵春季俸银、披甲人役钱粮等共计银2.75万两，七月又拨秋季俸饷银等2.5万两，皆系“自京城起送”。④可见，彼时盛京户部尚未创设，盛京驻防官兵俸饷系由户部遣员解送，而并非由盛京方面赴京领取。顺康之际，清朝统治者加意经营东北边疆故地。设官建制方面，清廷于顺治十六年设立盛京户部掌司盛京钱粮、田土诸务。在中央统筹与调度下，盛京户部全权对接陪都乃至东三省与京师的各项财政往来。“赴京领饷”之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廷对既有筹饷、解饷方式的灵活调适。
东北地方经费之不足，是“赴京领饷”制度产生的客观原因。如前所述，东三省长期面临着入不抵出的财政困境。顺康时期，伴随东北边疆经略的推进，东北地方生齿日繁、旗民杂处，“赋税、刑名、简练士卒等事有饶于昔”。⑤东三省军事、行政、民生等各项财政支出日增，而财政收入却远不敷支用。为保障东北地方经制收支有常，清朝唯有通过财政补给予以接济。众所周知，清代财政历来重京畿而轻外省。如直省地区每年所征赋税除准许留储少量外，余款皆报解国库或候户部指拨，作为国家经制入费。但东三省由于财政先天入不敷出，其本地财政收入不仅全数抵充兵饷，每年仍定期接受由中央拨付的财政补给，即东三省俸饷。
究其原因，这与清朝对东三省的定位及其相对保守的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一方面，东三省为清朝“根本之地”，清朝统治者为确保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利益，乃长期施行“封禁”。“封禁”遏制了关内汉人的移民潮，造成东三省人口-土地比例低、农业开发进程缓慢。且在“封禁”区隔下，东北区域与中原地区的相对隔绝状态，间接导致东三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另一方面，东三省作为满洲发祥地，清朝统治者始终给予其经济政策倾斜。如赋税方面，施行轻课低税甚至无税以加惠东三省旗民。就田赋而言，清政府向东北旗人分拨大量旗地且只取低赋，东三省民地之赋亦“轻于东南各省数倍十数倍不等”。⑥而东三省颇具规模的皇庄、官庄，则因用之祭祀御供而概不课税。又如清朝的基本财政收入盐课一项，东三省盐税除晚清时期短暂征课外，长期处于无税状态，“无课者百七十余年”。①至于各项杂税等，与直省地区相比亦可称之薄赋。凡此种种，可见清廷于东北地方薄敛恤民的经济恩养之策。 不过那些诋毁法国式革命的人，似乎也有一个很“政治正确”的人道主义理由，那就是这种革命杀人如麻，太血腥残酷，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动员了民众，而民众，根据古斯塔夫·勒邦的“群体心理学”理论，是“非理性而且天性残暴的”。毋庸讳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的确与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常常显得非常过激的暴力色彩，与共和二年的“大恐怖”，有显见的关联。也正因如此，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就成了世人对法国大革命不同看法的核心分歧点。承认法国大革命及一切类似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的人，如米什莱、饶勒斯、勒费弗尔等，都能对“革命群众”或热情赞美，或至少抱持某种“同情的理解”;而诅咒革命的人则无不痛恨“革命群众”，如写《法国革命论》的埃德蒙·伯克说他们是“凶狠的野蛮人、残暴的杀人犯”，写《现代法国的起源》的伊波利特·泰纳骂他们是“走私犯、偷猎者、流浪汉、乞丐、惯犯”等“社会渣滓”。写《群体心理学》（Psychologie des foules，其转译自英文版的中文版书名为《乌合之众》，而英文译者用“Crowd”一词作书名其实也是一种别有用意的杜撰或发挥）的勒邦曾深受伯克的启示，而他描绘“革命群众”时，又全是在引述泰纳;尽管他并不同意伯克和泰纳把“革命群众”的暴行看作通常意义上的犯罪的观点，但他仍把“革命群众”的出现归咎于非理性的雅各宾党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认为是这种破坏把人变成了狼。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贬损“革命群众”的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的拥趸，也就是希望全世界的现代化都能走英美路线的人。所以对“革命群众”的这两种不同态度，实际反映的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一对对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左右对峙，是法兰西政治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之间的传统对立。这些观念性的东西之间，当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实际情况是各有各的存在理由，相互之间也应该互补共融，但讨论历史问题时，最首要的还是要注重史实。而读一读勒费弗尔的《大恐慌》，我们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对“革命群众”的指责都很不负责任，或凭空捏造，或以偏概全。勒费弗尔这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就是“大恐慌”时期的“革命群众”的形成过程和真实样貌，而他的所有论点都有非常详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些“革命群众”的出现并非对传统社会结构的“人为破坏”所致，因为根本就没有谁策划过或操纵过“大恐慌”;其次，“大恐慌”事件的参与者中也几乎看不到伯克和泰纳所说的那种“嗜血暴徒”——武装起来的村民们，无论是警戒、巡逻和盘查行人，还是驰援附近城镇或攻打领主城堡，都表现得相当克制。尽管事件几乎席卷了全国，领主城堡和封建文契也烧了不少，但杀人案查来查去也只有区区三起。如此看来，非理性的残暴实非“革命群众”的天然属性。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勒费弗尔所描述的“大恐慌”时期这种相当温和的“革命群众”，远非大革命时代“革命群众”的全部。事实上，随着大革命的激进化，“革命群众”也变得越来越暴烈了，直至变成1792年“九月屠杀”中的那群令人发指的杀人狂魔。饶是如此，说“革命群众”天性残忍仍然是一种罔顾事实的偏见，因为大革命中所有那些极端形态的“革命群众”其实都是在极端危急的形势下出现的，或者说把“革命群众”中的人变成了狼的，根本上还是大革命所面临的那种极端强大而凶悍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勒费弗尔没有论及后来的变化，只简单说了说1790—1793年间研究尚不充分的恐慌复发情况，并断言：“只要革命处于危急之中，恐慌就会持续不断。”也许，有关大革命上升过程中民众恐慌现象演进的深入探讨，有可能在“大恐慌”和“大恐怖”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从而为“大恐怖”的成因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开出一条新路？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窃以为，勒费弗尔这本书可能还蕴涵着另外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比较隐晦但又极为重要，因为它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20世纪20年代末，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立年鉴学派的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同时也有过创立心态史学的努力，分别写出了《國王神迹》（1924年）和《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这两部心态史名著。勒费弗尔写《大恐慌》时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与他们交往甚密。虽然勒氏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自己不同的学术路数，但费弗尔和布洛赫仍极重视他的研究，都为《大恐慌》写过书评。其中布洛赫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别有深意。他说：“大恐慌”因其主要起因即“匪患”的虚幻性，从来不为史家所重视，大家一般只把它看作大革命时期一个搞笑的插曲，觉得研究它远不如研究发生在巴黎街头的事情来得实在;而勒费弗尔却慧眼独具，看到了“大恐慌”这个“集体幻象”对当时法国社会状态的“征象”意义，即广大农民通过这一番瞎折腾，却也不期而然地增强了团结感，并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不简单，所以一旦“匪患”幻象烟消云散，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敢于把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身边的社会之敌：领主和他们的文契保管室，还有他们那些令人痛恨的权利”。①应该说，布洛赫这些评说的关键意思，是“大恐慌”被勒费弗尔正确地看作了当时法国“社会状态”的“征象”。而当时法国的“社会状态”又是什么？不就是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降临么？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贯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而勒费弗尔对这个观点完全赞同，同时他对“大恐慌”的基本定性也是法国农民反封建的总动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大恐慌”看作大革命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
这就很有意思了。既然勒费弗尔这本书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典型个案研究，同时又是一部公认的经典，那么它所传递出的每一个理论信息，尽管有的看似并不很经意，但都非常值得认真考量。本着这一看法，我注意到了一个大有深意的现象，即勒氏在高调肯定“大恐慌”的反封建意义的同时，也在时不时地强调另一个客观事实：“大恐慌”在有力地推动着“l’unité nationale”或“la solidarité nationale”——在法语里，这两个说法的意思大同小异，笼统地都可以被译为“民族团结”“国民团结”或“国家统一”，抑或是意思更详实的“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勒氏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常常有些随意：有时指的是第三等级的“阶级团结”——如在解释一些局部“匪警”何以会迅速传向四方时，勒氏说那是因为相信贵族正在利用盗匪对付第三等级的民众，“自然要呼吁加强全民族的团结，加强城市和郊区之间已初具雏形的联盟”。①有时指的是三个等级之间的“等级联合”——如勒氏称在普遍发生的乡民武装驰援城镇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民族统一有了很大进展，因为本堂神甫和领主常常走在队伍的前列”。②但他最强调的还是这一概念的“反贵族”内涵——如他在书的结尾处这样总结：“恐慌立即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其中大革命的好战激情得到了首次展示，民族团结也获得了自我表现和巩固的良机。此外，这种反应——尤其在乡村地区——转而反对贵族。”③尽管如此，从勒氏行文中对“民族的”（national）这个字眼的反复提及，我们还是能感到，他在强调“大恐慌”（实际上也是“大革命”本身）“反封建”特性的同时，另一个问题总在他心头挥之不去，那就是那个时代对于“民族国家”问题有一种特殊浓烈的关怀。 其实，“nation”这个词（有“民族”“国家”“国民”“民族国家”等多重含义），从来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关键词。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词当时除了本义之外，还带有强烈的“人民主权”或“民主”的时代意涵。“国王万岁（Vive le Roi）”和“民族万岁（Vive la Nation）”是革命之初反映政治态度对立的两个标志性口号。当西耶斯喊出“第三等级就是整个民族”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在宣示，法国革命的核心任务是要以民权取代王权，要对法兰西民族国家实施民主化改造。但在18世纪欧洲人的心目中，民主化这东西始终只是個手段，远非目的。那么什么是目的？按照卢梭和康德的意思，欧洲各民族国家之所以需要民主化，那是因为只有在欧洲各国都实现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欧洲联邦”，而只有在欧洲联邦稳固确立之后，欧洲才会享有“永久和平”——目的，就在这里。而且我们也知道，18世纪法国和欧洲的启蒙哲人都有很强的世界主义情怀，所以他们对民主化的鼓吹，显然还有更宏伟的世界性目标，最终目的无非是实现永久的世界和平。
也许有人会讥之“乌托邦”，当然所有这种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都有可能被斥为“乌托邦”。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总会有这种乌托邦的，也注定会有无数为之舍身奋斗的仁人志士。法国革命者其实就是第一批这样的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于是法国大革命就被成就为这种“乌托邦实践”的伟大开端。其实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发生的英美革命，由于其本身也是一种朝民主方向发展的事态，所以本质上也是无悖于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只是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或孤悬海外，或远隔大洋）和社会历史条件（没有足够的倒逼压力），没有让它们做成这个注定将演成世界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开端。当然法国大革命的路走得极其艰难，迟至19世纪末叶才勉强完成法国自身的政治民主化，而且这个好不容易才初步建成的现代法兰西以后还会跌跌撞撞走许多弯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显然也是这种“乌托邦实践”的继续，或者说大革命事业的继续，它有过一些可喜的发展，但现在看来仍困难重重，甚至随着英国的“脱欧”，还有可能出现一时的倒退。不过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终究开创了一个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历史伟业，事实上它也留下了许多极其重要的遗产，其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已经深入全球人心的“三词箴言”，还有那套把爱国民主情感和国际主义胸怀融为一体的“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时时在调正法国人处理国内和国际政治事务的步态，而且似乎还能长期成为整个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至此，我们大概就能有所感悟：原来法国大革命除了传统史学一贯强调的反封建意义之外，还有启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世界潮流这一层意义，而这似乎还更深刻一些，更能代表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作者简介】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道光一朝，清朝国库“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财用紧绌更甚。④为供济东三省俸饷，清廷仍综合调拨户部、内务府、各省及盛京户部款项凑补。但较于此前，协饷调拨频次及规模均甚之。外省协饷已成为东三省俸饷来源的主体，“赴京领饷”退居次位。从历年俸饷筹措情况来看，道光初年“赴京领饷”之制尚能存续，但接踵而至的水患河工修造与回疆军需致使清朝中央财政进一步吃紧，无力负担东三省饷需。如道光三年盛京户部请饷110万两，宣宗即以国库不敷，谕令调拨浙江、湖南、山东、山西藩库地丁，及九江关、浒墅关关税银凑拨东三省俸饷。①至道光四年筹饷之时，户部奏报外库仅存银520余万两，支放京师八旗俸饷及杂款等尚形短绌，不宜再向盛京户部拨付巨额俸饷。最终，部库仅拨银30万两交与盛京户部官员赴京领回，余款则动用盛京户部元宝银100万两。②道光中叶，清朝财力不济的局面仍未有明显改观。而观之历年东三省俸饷筹措，由“赴京领饷”所得占比愈少，取之各省地丁、盐课、关税等之协饷占比愈高。鸦片战争后，清朝财政困顿，“赴京领饷”在户部与内务府财政的协作下得以勉力支撑，但二者凑拨之款多不足以负担每年俸饷之半，筹款主体全赖于外省协饷的竭力支援。如道光二十六年，东三省俸饷124.6万两，除拨内务府广储司、造办处银30万两外，其余90余万两均系外解各省地丁、盐课等项，协饷占比高达75%。③
咸同以降，清朝国库亏空已极。清廷将东三省筹饷的财政重担全面摊派至各省，“赴京领饷”之制完全废弛，东三省俸饷筹措主要依赖外省协饷。④为筹措东三省俸饷，户部依循“开源节流”的思路，一面令东三省将所有应征款项“尽数抵充该省俸饷”，⑤一面将筹饷压力分摊至更多的省份，指拨之款亦由先前之地丁、盐课、关税，扩及厘金、旗租以至驿站存剩银、河工存余银等。但随着战局的演进，各省尚无暇自顾，更疲于应对各项筹饷任务。接到解饷部文，“或将例解银两借词任意迁延”，或告以罗掘已空、无款可筹，甚或屡催罔应。⑥例如，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部拨九江关税银13.3万协济盛京户部，监督义泰方筹得银6.5万两即被粮台截留，户部遂改拨长芦盐课抵解。而余银6.8万两，却因各处屡请改拨而成为欠饷。⑦又如咸丰四年，部拨东三省俸饷98万两，至次年五月实际解到者未及半数。据盛京户部奏报，河东欠解盐课银25万两，山东未解地丁等银13万两，陕西藩司、长芦盐政及天津、九江等关协饷亦有不同程度的积欠。⑧至咸丰末年，各省欠解盛京户部历年东三省俸饷已达120余万两。⑨至同治九年（1870年），盛京户部仅存银3700余两，无力维持最基本的财政运转。⑩
伴随“赴京领饷”制度的终结，东北地方财政运转失去了基本的制度保障。而外省协饷的筹饷模式，则致使东三省沦为被动“受协”省份。{11}光绪元年（1875年）迫于盛京户部库款空虚，盛京将军崇实奏准酌定“东三省的饷”70万两，归入户部大饷，作为各省每年必须按数筹解之款，再由奉天派员赴户部支领。{12}然而，从筹饷情况来看，户部仍采取指拨协饷的方式，令各省垫付“的饷”，甚至按照各省收支大略预行指拨预收款而非实在贮库银两，不惜寅吃卯粮（参见表3）。此外，光绪初年正值东北边防孔亟，清廷除拨付东三省俸饷外，每年仍加拨北邊防经费、东三省练兵费数百万两。相关经费筹措实际仍摊派至各省，故在很大程度上对东三省俸饷筹拨造成一定的挤压。在空前的财政压力下，各省经费支绌可以想见，协饷积欠是以日甚一日，“叠经奏咨严催，终未扫数清解”。①至光绪末年，日俄战火蔓及东北，边疆形势岌岌可危。东三省官兵因兵饷短绌而兵心涣散，“武备难期振作”。②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后，盛京户部银库被俄军占据，“旧有款项业已荡然无存”，一切财政开支只得敷衍了事。③至光绪三十二年，各省协饷积欠已逾370余万两，东三省经费奇缺，财政近乎崩溃。④
“赴京领饷”缺废时期，各省协饷的解送大致有两种情况。其一，户部核议盛京户部预请饷银之时，将分拨银两分别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按应需数目，指款专拨”。⑤届时，各省将协饷解送至奉天，由盛京户部收贮。俟饷银全数报解，再由盛京户部知照吉林、黑龙江将军派员领解。⑥其二，各省先将协饷汇解于直隶，续由直隶官员解送至盛京户部。如道光四年，各省协饷到境，直隶总督蒋攸铦即遣员将饷银分15批递解出关，于奉天宁远州交送盛京户部。⑦咸同以降，协饷解送又发生一些新变化。例如，由于军兴后现银运送不畅，官运官解的协饷转由地方票号汇兑。⑧再者，随着晚清海运业的兴起，海路与陆路解饷方式并行，如同治十三年，浙江筹拨地丁银2万两“解沪附搭轮船运津”，再由天津解至盛京户部。⑨
综之，随着清中后期以来“赴京领饷”制度的运转失灵，东北地方支柱性财源乏匮。制度缺废与经费竭蹶的财政困境不仅直接影响到清廷在东北地区的施政效果，更对东北地方经济、社会、民生、边防等造成极度消极的影响。
四、结论
财政为庶政之基。“赴京领饷”作为一项财政制度，其嬗变与清朝财政盈缩有着密切的因应关系，对清代东北地方财政运作、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关系演变，以及清朝东北边疆经略产生深远影响。
“赴京领饷”始于满洲入主中原后对“根本之地”的经营与维护，是清朝统治者培护满洲根本、推行东北边疆治理的政治产物。基于本地财赋入不敷出的现实需要，清政府以国家财政为后盾，对东北龙兴之地施以丰赡供养。从制度发展脉络上看，康雍时期随着东北边疆治理的推进，清廷因地制宜地对“赴京领饷”的运作规范加以调整。经因革损益与不断完善，乾隆时期“赴京领饷”各项规制渐趋合理化，并形成定制。制度建构的同时，得益于清前期中央帑藏充盈，清朝国家财政通过“赴京领饷”的有效中转，源源不断地补给东三省军事、行政与社会、民生所需，不仅极大地缓解了东北地方需费而无帑的财政困局，亦为维护地方基层社会运行，保障清朝大后方秩序的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中后期以来，清朝财政日趋恶化。中央财政补给的波动导致“赴京领饷”制度由平稳运转而脱逸旧轨，东三省俸饷筹济维艰。财政绌乏之际，清廷多方调拨国库、内帑及各省协饷，三者间的彼此协调反映出清代国家为筹措东三省经费、推进边疆经略的不懈尝试。但受制于财力匮绌，户部、内务府与省级财政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日渐产生裂痕，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赴京领饷”的制度演变。咸丰军兴后，“赴京领饷”制度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协饷因户部财政调度能力的衰弱而失去“酌盈剂虚”之效用。自此，东三省俸饷筹措日益成为清朝中央与各省地方沉重的财政负担，东三省经费支绌甚至数度陷入财政危机。
清末新政时，清政府从行政体制、财政管理、兵备边防等方面着手，挽救危局。财政改制方面，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先后裁并盛京户部、奉天粮饷处、税捐总局等财税机构，改以奉天财政总局统筹全省之财政。光绪三十三年，奉天、吉林、黑龙江改立行省后，三省各设度支司作为本省财政总汇之枢，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财政运作格局初步形成。在整合财政机构、统一财权政令的同时，东三省仍通过筹办垦务、发展实业、振兴商务、整顿币制等举措大力推行经济新政，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张，不仅逐渐实现地方经费自筹，摆脱了对中央及外省财政援助的严重依赖，东北经济亦由此向近代化迈进。①
【作者简介】何永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财政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清代，盛京户部，赴京领饷，东三省官兵俸饷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52-10
财政是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既从属于政治，又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始终为施政者高度重视。在清代经济史、财政史相关研究中，东北经济史与地方财政是学界关注较多的话题之一。①但就研究时段而言，既有研究对晚清东三省财政讨论颇多，而有关清前期东北地方财政体制、财政运行及其与清朝中央财政关系等问题，则存在一定的研究盲点。②
清代东北地区作为满洲发祥地，其治理格局有别于内地直省与其他边疆地区。在清末东三省建省前的二百余年间，东北地方实行以将军都统制为中轴、郡县为附属的旗民分治管理体制，而清廷于“龙兴之地”盛京则特设盛京五部、奉天府尹等陪都机构，通过特殊的政治体制以统领与经略东北大后方。就财政管理而言，作为五部之首的盛京户部职掌东三省钱粮政令，“供应三陵，给发奉天、宁古塔、黑龙江等处官员、兵丁俸饷，及驿站钱粮、绸缎布匹等项”，成为“三省钱粮总汇”与财赋枢纽。③东北地方形成以盛京户部为主导的财政管理体系。④
盛京户部每年最大宗的经费收入，为清朝中央财政拨付的“东三省官兵俸饷”（以下简称东三省俸饷）。⑤由于东北地区本地财政入不抵出，清政府将东三省经费纳入国家财政的供给范畴，每年向盛京户部拨付此款以弥补东三省财政缺口（详后）。在财政流转上，东三省俸饷采取预拨制，每年由盛京户部“约计一年所需，预为请领”，经户部核议后拨给，继而由盛京户部遣员赴京师领回贮库，以备东三省各项支用。所有饷银支销，岁终题销报部。①以上系统的财赋运转流程，即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
从制度层面看，“赴京领饷”是衔接清朝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的制度保障，而在国家治理层面，“赴京领饷”之制则体现出清代国家之于东北地方的治理方略。因此，对于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的探究，不仅是关涉清代东北地方经济史、财政史的重要论题，更为我们理解有清一代东北边疆治理、东三省與关内一体化进程等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鉴于相关研究尚付阙如，本文拟对“赴京领饷”制度的缘起、制度运行及流变作以梳理。在此基础上，以东三省俸饷筹措为切入点，考察清朝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
一、经制经费不敷与“赴京领饷”的缘起
一项新制度的出台既是施政者对新局势的把握，亦是其对旧有制度修正、转换的结果。“赴京领饷”作为清朝特有的一项财政制度，其肇创一方面有着统治中心转移而因地制宜的历史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清廷着力缓解东北地方经制经费不敷，②以国家财力供给“龙兴重地”的现实选择。
清初迁都后国家权力中心的转移，是“赴京领饷”产生的直接动因。自顺治元年（1644年）从龙入关，清朝将王朝架构移植于京师，旧都盛京建制悉裁，原有帑藏数百万两亦前后“挽运不绝”，盛京库储既空。③与此同时，为镇守留都，清廷又以内大臣为盛京总管，统率八旗左右翼，列置驻防。但盛京驻防兵丁钱粮筹措成为一棘手问题。在辽沈政局初定而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清廷决定将之纳入中央财政的供给范畴，由国库拨付。如据内阁大库档案记载，顺治十三年二月，户部拨付盛京周围驻扎官兵春季俸银、披甲人役钱粮等共计银2.75万两，七月又拨秋季俸饷银等2.5万两，皆系“自京城起送”。④可见，彼时盛京户部尚未创设，盛京驻防官兵俸饷系由户部遣员解送，而并非由盛京方面赴京领取。顺康之际，清朝统治者加意经营东北边疆故地。设官建制方面，清廷于顺治十六年设立盛京户部掌司盛京钱粮、田土诸务。在中央统筹与调度下，盛京户部全权对接陪都乃至东三省与京师的各项财政往来。“赴京领饷”之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廷对既有筹饷、解饷方式的灵活调适。
东北地方经费之不足，是“赴京领饷”制度产生的客观原因。如前所述，东三省长期面临着入不抵出的财政困境。顺康时期，伴随东北边疆经略的推进，东北地方生齿日繁、旗民杂处，“赋税、刑名、简练士卒等事有饶于昔”。⑤东三省军事、行政、民生等各项财政支出日增，而财政收入却远不敷支用。为保障东北地方经制收支有常，清朝唯有通过财政补给予以接济。众所周知，清代财政历来重京畿而轻外省。如直省地区每年所征赋税除准许留储少量外，余款皆报解国库或候户部指拨，作为国家经制入费。但东三省由于财政先天入不敷出，其本地财政收入不仅全数抵充兵饷，每年仍定期接受由中央拨付的财政补给，即东三省俸饷。
究其原因，这与清朝对东三省的定位及其相对保守的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一方面，东三省为清朝“根本之地”，清朝统治者为确保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利益，乃长期施行“封禁”。“封禁”遏制了关内汉人的移民潮，造成东三省人口-土地比例低、农业开发进程缓慢。且在“封禁”区隔下，东北区域与中原地区的相对隔绝状态，间接导致东三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另一方面，东三省作为满洲发祥地，清朝统治者始终给予其经济政策倾斜。如赋税方面，施行轻课低税甚至无税以加惠东三省旗民。就田赋而言，清政府向东北旗人分拨大量旗地且只取低赋，东三省民地之赋亦“轻于东南各省数倍十数倍不等”。⑥而东三省颇具规模的皇庄、官庄，则因用之祭祀御供而概不课税。又如清朝的基本财政收入盐课一项，东三省盐税除晚清时期短暂征课外，长期处于无税状态，“无课者百七十余年”。①至于各项杂税等，与直省地区相比亦可称之薄赋。凡此种种，可见清廷于东北地方薄敛恤民的经济恩养之策。 不过那些诋毁法国式革命的人，似乎也有一个很“政治正确”的人道主义理由，那就是这种革命杀人如麻，太血腥残酷，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动员了民众，而民众，根据古斯塔夫·勒邦的“群体心理学”理论，是“非理性而且天性残暴的”。毋庸讳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的确与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常常显得非常过激的暴力色彩，与共和二年的“大恐怖”，有显见的关联。也正因如此，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就成了世人对法国大革命不同看法的核心分歧点。承认法国大革命及一切类似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的人，如米什莱、饶勒斯、勒费弗尔等，都能对“革命群众”或热情赞美，或至少抱持某种“同情的理解”;而诅咒革命的人则无不痛恨“革命群众”，如写《法国革命论》的埃德蒙·伯克说他们是“凶狠的野蛮人、残暴的杀人犯”，写《现代法国的起源》的伊波利特·泰纳骂他们是“走私犯、偷猎者、流浪汉、乞丐、惯犯”等“社会渣滓”。写《群体心理学》（Psychologie des foules，其转译自英文版的中文版书名为《乌合之众》，而英文译者用“Crowd”一词作书名其实也是一种别有用意的杜撰或发挥）的勒邦曾深受伯克的启示，而他描绘“革命群众”时，又全是在引述泰纳;尽管他并不同意伯克和泰纳把“革命群众”的暴行看作通常意义上的犯罪的观点，但他仍把“革命群众”的出现归咎于非理性的雅各宾党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认为是这种破坏把人变成了狼。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贬损“革命群众”的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的拥趸，也就是希望全世界的现代化都能走英美路线的人。所以对“革命群众”的这两种不同态度，实际反映的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一对对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左右对峙，是法兰西政治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之间的传统对立。这些观念性的东西之间，当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实际情况是各有各的存在理由，相互之间也应该互补共融，但讨论历史问题时，最首要的还是要注重史实。而读一读勒费弗尔的《大恐慌》，我们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对“革命群众”的指责都很不负责任，或凭空捏造，或以偏概全。勒费弗尔这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就是“大恐慌”时期的“革命群众”的形成过程和真实样貌，而他的所有论点都有非常详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些“革命群众”的出现并非对传统社会结构的“人为破坏”所致，因为根本就没有谁策划过或操纵过“大恐慌”;其次，“大恐慌”事件的参与者中也几乎看不到伯克和泰纳所说的那种“嗜血暴徒”——武装起来的村民们，无论是警戒、巡逻和盘查行人，还是驰援附近城镇或攻打领主城堡，都表现得相当克制。尽管事件几乎席卷了全国，领主城堡和封建文契也烧了不少，但杀人案查来查去也只有区区三起。如此看来，非理性的残暴实非“革命群众”的天然属性。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勒费弗尔所描述的“大恐慌”时期这种相当温和的“革命群众”，远非大革命时代“革命群众”的全部。事实上，随着大革命的激进化，“革命群众”也变得越来越暴烈了，直至变成1792年“九月屠杀”中的那群令人发指的杀人狂魔。饶是如此，说“革命群众”天性残忍仍然是一种罔顾事实的偏见，因为大革命中所有那些极端形态的“革命群众”其实都是在极端危急的形势下出现的，或者说把“革命群众”中的人变成了狼的，根本上还是大革命所面临的那种极端强大而凶悍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勒费弗尔没有论及后来的变化，只简单说了说1790—1793年间研究尚不充分的恐慌复发情况，并断言：“只要革命处于危急之中，恐慌就会持续不断。”也许，有关大革命上升过程中民众恐慌现象演进的深入探讨，有可能在“大恐慌”和“大恐怖”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从而为“大恐怖”的成因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开出一条新路？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窃以为，勒费弗尔这本书可能还蕴涵着另外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比较隐晦但又极为重要，因为它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20世纪20年代末，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立年鉴学派的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同时也有过创立心态史学的努力，分别写出了《國王神迹》（1924年）和《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这两部心态史名著。勒费弗尔写《大恐慌》时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与他们交往甚密。虽然勒氏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自己不同的学术路数，但费弗尔和布洛赫仍极重视他的研究，都为《大恐慌》写过书评。其中布洛赫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别有深意。他说：“大恐慌”因其主要起因即“匪患”的虚幻性，从来不为史家所重视，大家一般只把它看作大革命时期一个搞笑的插曲，觉得研究它远不如研究发生在巴黎街头的事情来得实在;而勒费弗尔却慧眼独具，看到了“大恐慌”这个“集体幻象”对当时法国社会状态的“征象”意义，即广大农民通过这一番瞎折腾，却也不期而然地增强了团结感，并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不简单，所以一旦“匪患”幻象烟消云散，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敢于把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身边的社会之敌：领主和他们的文契保管室，还有他们那些令人痛恨的权利”。①应该说，布洛赫这些评说的关键意思，是“大恐慌”被勒费弗尔正确地看作了当时法国“社会状态”的“征象”。而当时法国的“社会状态”又是什么？不就是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降临么？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贯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而勒费弗尔对这个观点完全赞同，同时他对“大恐慌”的基本定性也是法国农民反封建的总动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大恐慌”看作大革命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
这就很有意思了。既然勒费弗尔这本书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典型个案研究，同时又是一部公认的经典，那么它所传递出的每一个理论信息，尽管有的看似并不很经意，但都非常值得认真考量。本着这一看法，我注意到了一个大有深意的现象，即勒氏在高调肯定“大恐慌”的反封建意义的同时，也在时不时地强调另一个客观事实：“大恐慌”在有力地推动着“l’unité nationale”或“la solidarité nationale”——在法语里，这两个说法的意思大同小异，笼统地都可以被译为“民族团结”“国民团结”或“国家统一”，抑或是意思更详实的“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勒氏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常常有些随意：有时指的是第三等级的“阶级团结”——如在解释一些局部“匪警”何以会迅速传向四方时，勒氏说那是因为相信贵族正在利用盗匪对付第三等级的民众，“自然要呼吁加强全民族的团结，加强城市和郊区之间已初具雏形的联盟”。①有时指的是三个等级之间的“等级联合”——如勒氏称在普遍发生的乡民武装驰援城镇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民族统一有了很大进展，因为本堂神甫和领主常常走在队伍的前列”。②但他最强调的还是这一概念的“反贵族”内涵——如他在书的结尾处这样总结：“恐慌立即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其中大革命的好战激情得到了首次展示，民族团结也获得了自我表现和巩固的良机。此外，这种反应——尤其在乡村地区——转而反对贵族。”③尽管如此，从勒氏行文中对“民族的”（national）这个字眼的反复提及，我们还是能感到，他在强调“大恐慌”（实际上也是“大革命”本身）“反封建”特性的同时，另一个问题总在他心头挥之不去，那就是那个时代对于“民族国家”问题有一种特殊浓烈的关怀。 其实，“nation”这个词（有“民族”“国家”“国民”“民族国家”等多重含义），从来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关键词。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词当时除了本义之外，还带有强烈的“人民主权”或“民主”的时代意涵。“国王万岁（Vive le Roi）”和“民族万岁（Vive la Nation）”是革命之初反映政治态度对立的两个标志性口号。当西耶斯喊出“第三等级就是整个民族”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在宣示，法国革命的核心任务是要以民权取代王权，要对法兰西民族国家实施民主化改造。但在18世纪欧洲人的心目中，民主化这东西始终只是個手段，远非目的。那么什么是目的？按照卢梭和康德的意思，欧洲各民族国家之所以需要民主化，那是因为只有在欧洲各国都实现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欧洲联邦”，而只有在欧洲联邦稳固确立之后，欧洲才会享有“永久和平”——目的，就在这里。而且我们也知道，18世纪法国和欧洲的启蒙哲人都有很强的世界主义情怀，所以他们对民主化的鼓吹，显然还有更宏伟的世界性目标，最终目的无非是实现永久的世界和平。
也许有人会讥之“乌托邦”，当然所有这种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都有可能被斥为“乌托邦”。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总会有这种乌托邦的，也注定会有无数为之舍身奋斗的仁人志士。法国革命者其实就是第一批这样的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于是法国大革命就被成就为这种“乌托邦实践”的伟大开端。其实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发生的英美革命，由于其本身也是一种朝民主方向发展的事态，所以本质上也是无悖于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只是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或孤悬海外，或远隔大洋）和社会历史条件（没有足够的倒逼压力），没有让它们做成这个注定将演成世界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开端。当然法国大革命的路走得极其艰难，迟至19世纪末叶才勉强完成法国自身的政治民主化，而且这个好不容易才初步建成的现代法兰西以后还会跌跌撞撞走许多弯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显然也是这种“乌托邦实践”的继续，或者说大革命事业的继续，它有过一些可喜的发展，但现在看来仍困难重重，甚至随着英国的“脱欧”，还有可能出现一时的倒退。不过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终究开创了一个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历史伟业，事实上它也留下了许多极其重要的遗产，其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已经深入全球人心的“三词箴言”，还有那套把爱国民主情感和国际主义胸怀融为一体的“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时时在调正法国人处理国内和国际政治事务的步态，而且似乎还能长期成为整个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至此，我们大概就能有所感悟：原来法国大革命除了传统史学一贯强调的反封建意义之外，还有启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世界潮流这一层意义，而这似乎还更深刻一些，更能代表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作者简介】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道光一朝，清朝国库“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财用紧绌更甚。④为供济东三省俸饷，清廷仍综合调拨户部、内务府、各省及盛京户部款项凑补。但较于此前，协饷调拨频次及规模均甚之。外省协饷已成为东三省俸饷来源的主体，“赴京领饷”退居次位。从历年俸饷筹措情况来看，道光初年“赴京领饷”之制尚能存续，但接踵而至的水患河工修造与回疆军需致使清朝中央财政进一步吃紧，无力负担东三省饷需。如道光三年盛京户部请饷110万两，宣宗即以国库不敷，谕令调拨浙江、湖南、山东、山西藩库地丁，及九江关、浒墅关关税银凑拨东三省俸饷。①至道光四年筹饷之时，户部奏报外库仅存银520余万两，支放京师八旗俸饷及杂款等尚形短绌，不宜再向盛京户部拨付巨额俸饷。最终，部库仅拨银30万两交与盛京户部官员赴京领回，余款则动用盛京户部元宝银100万两。②道光中叶，清朝财力不济的局面仍未有明显改观。而观之历年东三省俸饷筹措，由“赴京领饷”所得占比愈少，取之各省地丁、盐课、关税等之协饷占比愈高。鸦片战争后，清朝财政困顿，“赴京领饷”在户部与内务府财政的协作下得以勉力支撑，但二者凑拨之款多不足以负担每年俸饷之半，筹款主体全赖于外省协饷的竭力支援。如道光二十六年，东三省俸饷124.6万两，除拨内务府广储司、造办处银30万两外，其余90余万两均系外解各省地丁、盐课等项，协饷占比高达75%。③
咸同以降，清朝国库亏空已极。清廷将东三省筹饷的财政重担全面摊派至各省，“赴京领饷”之制完全废弛，东三省俸饷筹措主要依赖外省协饷。④为筹措东三省俸饷，户部依循“开源节流”的思路，一面令东三省将所有应征款项“尽数抵充该省俸饷”，⑤一面将筹饷压力分摊至更多的省份，指拨之款亦由先前之地丁、盐课、关税，扩及厘金、旗租以至驿站存剩银、河工存余银等。但随着战局的演进，各省尚无暇自顾，更疲于应对各项筹饷任务。接到解饷部文，“或将例解银两借词任意迁延”，或告以罗掘已空、无款可筹，甚或屡催罔应。⑥例如，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部拨九江关税银13.3万协济盛京户部，监督义泰方筹得银6.5万两即被粮台截留，户部遂改拨长芦盐课抵解。而余银6.8万两，却因各处屡请改拨而成为欠饷。⑦又如咸丰四年，部拨东三省俸饷98万两，至次年五月实际解到者未及半数。据盛京户部奏报，河东欠解盐课银25万两，山东未解地丁等银13万两，陕西藩司、长芦盐政及天津、九江等关协饷亦有不同程度的积欠。⑧至咸丰末年，各省欠解盛京户部历年东三省俸饷已达120余万两。⑨至同治九年（1870年），盛京户部仅存银3700余两，无力维持最基本的财政运转。⑩
伴随“赴京领饷”制度的终结，东北地方财政运转失去了基本的制度保障。而外省协饷的筹饷模式，则致使东三省沦为被动“受协”省份。{11}光绪元年（1875年）迫于盛京户部库款空虚，盛京将军崇实奏准酌定“东三省的饷”70万两，归入户部大饷，作为各省每年必须按数筹解之款，再由奉天派员赴户部支领。{12}然而，从筹饷情况来看，户部仍采取指拨协饷的方式，令各省垫付“的饷”，甚至按照各省收支大略预行指拨预收款而非实在贮库银两，不惜寅吃卯粮（参见表3）。此外，光绪初年正值东北边防孔亟，清廷除拨付东三省俸饷外，每年仍加拨北邊防经费、东三省练兵费数百万两。相关经费筹措实际仍摊派至各省，故在很大程度上对东三省俸饷筹拨造成一定的挤压。在空前的财政压力下，各省经费支绌可以想见，协饷积欠是以日甚一日，“叠经奏咨严催，终未扫数清解”。①至光绪末年，日俄战火蔓及东北，边疆形势岌岌可危。东三省官兵因兵饷短绌而兵心涣散，“武备难期振作”。②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后，盛京户部银库被俄军占据，“旧有款项业已荡然无存”，一切财政开支只得敷衍了事。③至光绪三十二年，各省协饷积欠已逾370余万两，东三省经费奇缺，财政近乎崩溃。④
“赴京领饷”缺废时期，各省协饷的解送大致有两种情况。其一，户部核议盛京户部预请饷银之时，将分拨银两分别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按应需数目，指款专拨”。⑤届时，各省将协饷解送至奉天，由盛京户部收贮。俟饷银全数报解，再由盛京户部知照吉林、黑龙江将军派员领解。⑥其二，各省先将协饷汇解于直隶，续由直隶官员解送至盛京户部。如道光四年，各省协饷到境，直隶总督蒋攸铦即遣员将饷银分15批递解出关，于奉天宁远州交送盛京户部。⑦咸同以降，协饷解送又发生一些新变化。例如，由于军兴后现银运送不畅，官运官解的协饷转由地方票号汇兑。⑧再者，随着晚清海运业的兴起，海路与陆路解饷方式并行，如同治十三年，浙江筹拨地丁银2万两“解沪附搭轮船运津”，再由天津解至盛京户部。⑨
综之，随着清中后期以来“赴京领饷”制度的运转失灵，东北地方支柱性财源乏匮。制度缺废与经费竭蹶的财政困境不仅直接影响到清廷在东北地区的施政效果，更对东北地方经济、社会、民生、边防等造成极度消极的影响。
四、结论
财政为庶政之基。“赴京领饷”作为一项财政制度，其嬗变与清朝财政盈缩有着密切的因应关系，对清代东北地方财政运作、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关系演变，以及清朝东北边疆经略产生深远影响。
“赴京领饷”始于满洲入主中原后对“根本之地”的经营与维护，是清朝统治者培护满洲根本、推行东北边疆治理的政治产物。基于本地财赋入不敷出的现实需要，清政府以国家财政为后盾，对东北龙兴之地施以丰赡供养。从制度发展脉络上看，康雍时期随着东北边疆治理的推进，清廷因地制宜地对“赴京领饷”的运作规范加以调整。经因革损益与不断完善，乾隆时期“赴京领饷”各项规制渐趋合理化，并形成定制。制度建构的同时，得益于清前期中央帑藏充盈，清朝国家财政通过“赴京领饷”的有效中转，源源不断地补给东三省军事、行政与社会、民生所需，不仅极大地缓解了东北地方需费而无帑的财政困局，亦为维护地方基层社会运行，保障清朝大后方秩序的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中后期以来，清朝财政日趋恶化。中央财政补给的波动导致“赴京领饷”制度由平稳运转而脱逸旧轨，东三省俸饷筹济维艰。财政绌乏之际，清廷多方调拨国库、内帑及各省协饷，三者间的彼此协调反映出清代国家为筹措东三省经费、推进边疆经略的不懈尝试。但受制于财力匮绌，户部、内务府与省级财政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日渐产生裂痕，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赴京领饷”的制度演变。咸丰军兴后，“赴京领饷”制度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协饷因户部财政调度能力的衰弱而失去“酌盈剂虚”之效用。自此，东三省俸饷筹措日益成为清朝中央与各省地方沉重的财政负担，东三省经费支绌甚至数度陷入财政危机。
清末新政时，清政府从行政体制、财政管理、兵备边防等方面着手，挽救危局。财政改制方面，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先后裁并盛京户部、奉天粮饷处、税捐总局等财税机构，改以奉天财政总局统筹全省之财政。光绪三十三年，奉天、吉林、黑龙江改立行省后，三省各设度支司作为本省财政总汇之枢，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财政运作格局初步形成。在整合财政机构、统一财权政令的同时，东三省仍通过筹办垦务、发展实业、振兴商务、整顿币制等举措大力推行经济新政，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张，不仅逐渐实现地方经费自筹，摆脱了对中央及外省财政援助的严重依赖，东北经济亦由此向近代化迈进。①
【作者简介】何永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财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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