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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被“十全老人”乾隆皇帝盖满了印章；一些鉴定家会根据赵孟頫画中的印章材质来判定《子明卷》的真伪；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虽只有短短二十余字，却也被盖上密密麻麻的印章。
中国传统书画，讲究诗、书、画、印融于一体。印章虽小，却在方寸之间，融合了书法美、绘画美、刀法美，凝聚了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历代书画大家都非常重视用印，如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皆是自刻自用，画、字、印协调一致，相映成趣。
学古斋机构创始人、收藏家焦涌珍藏明清印章逾2000枚，其中既有明代文彭、何震、苏宣等篆刻大家的精品力作，也有丁敬、黄易、陈曼生、钱松等“西泠八家”的代表性作品。
一方印一段故事
不同于博物馆展厅里束之高阁的展品，印章收藏家则常常把玩藏品，比如焦涌，他的部分藏品就放在办公桌旁边，一有闲暇，便会欣赏一二。“好的书法家，未必懂篆刻，但好的篆刻家，一定是优秀的书法家。”焦涌边说边取下一枚邓散木的印章，邓散木先生在艺坛上有“北齐（白石）南邓”之誉，擅书法篆刻，真、行、草、篆、隶各体皆精。
这枚印章由寿山石中的桃花冻石制成，色泽红润，造型独特，印身上方雕刻着瑞兽，以示祥瑞之兆。印身刻着“丙戌十月/光谱先生/正篆/散木”。关于署名，还有一则小趣闻：邓散木原名铁，故操刀治印，常常用“铁”字来做艺名，与吴昌硕（苦铁）、王冰铁、钱瘦铁，号称“江南四铁”。后来，社会上竞相效仿，改名为“铁”的一下子出现了许多，他对此感到腻厌，易名“粪翁”，从此再也无人效尤。
“这枚印章是邓散木先生送给光谱先生的，每一枚印章背后都会有一段故事，留给后人探究考证，这也是印章的魅力之一。”在焦涌看来，篆刻家刻印时，年龄、心境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件印章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这些珍品历经百年，玩味印章，就像是与古人对话。
“比如齐白石的印章就刻著大段大段的文字，记录着他重来京华的感受经历。”齐白石这枚印章有三面都刻着大段的文字。原来，齐白石先生在京华城遇到一无赖，有些意难平，便将此记录下来。“篆刻家的性格、审美、谋篇布局都在这方寸之间的印章中显露无疑，并且这还是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呢。”焦涌说。
顽石之中有乾坤
北宋书法家米芾爱石如命，他曾对自己所收集来的奇石行跪拜礼，呼石为“石兄”；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其故事也是从一块石头开始。如曹雪芹这样的中国文人，透过一块石头，却能看出生命，看到自己，看到中国文化的大智慧，石头也被看成是和自己心灵密切相关的朋友。
在焦涌看来，玩味中国文化，有时就像是品赏一块石头。诚如苏轼所言“石文而丑”，丑在奇崛，文在细腻温软，品味石之风骨，便是体会石中文而丑之妙。“能传世的印章，大都是有名石制成，从印章中，就能体会石头之妙。”焦涌解释道，从篆刻家用的石料，也能看出他们的境遇，比如齐白石早年比较清贫，所以他早年的印章用石都不是名贵石材。
比如桃花冻石，即为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寿山石的一种，又名“桃花水”“桃花红”“浪滚桃花”，其状如片片桃花瓣，浮沉于清水中，娇艳无比。唐代诗人杜甫曾赞曰：“桃花一簇浑无主，可爱深红间浅红。”桃花冻石制成的印章，质地看起来如玉一样温润，光影穿过，影影绰绰，微妙而玲珑。
焦涌的藏品中有一枚清代书画篆刻家文鼎的闲章，便是用桃花冻石制成。这枚印章不像焦涌大多数藏品那样刻有瑞兽，它十分简约，独印身刻有一幅山水画，画中有一老者在朗朗月下，独坐于扁舟之上，悠然垂钓。远处有山，深山之中隐隐有人烟，引文为“月明满地相思”。印章则在方寸之间，将中国书法哲学之道发挥到极致。
把玩闲章之闲
印章，最初只是一种信物，与画没有关系，作为持信和凭证，广泛应用于古代贸易、封检文书。宋人初始把印押在了画上，那也只是作为一种印证之用，以表明此画的所有权。宋、元以后，因注重了书画题跋和署款，书画家们逐渐认识到印章的艺术作用，并注意在书法作品中发挥这一作用，使书、印合璧之艺术得以形成。
米芾自篆自刻，赵孟頫首创圆朱文，吾丘衍理论与时间齐头并进。书、印相映成趣，不仅使书法作品增色，活跃气氛，还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且能调整重心，补救布局上的不足，对作品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
对古代文人来说，虽然刻章不是人人都行，但闲章倒是人人必有。相传元末画家王冕偶得一块色泽斑斓的花乳石，便刻了一方“会稽佳山水”印押到画上，从此文人墨客研朱弄石遂成风气。
这种闲章无关名讳，可以随意表心迹、抒志趣，一来可以对书、画作品起补白作用；二来托其寄志，里面清晰地反映了主人的志趣、情懆、寄托、理念，印文就显得丰富多彩，不拘一格。
在焦涌的藏品中，有的闲章是以老杜诗入印，有的则是以东坡诗入文。比如篆刻家顿立夫先生的一枚闲章，印身刻着“东坡诗句/立夫取以/治印用于/书写之需/时年七十又七”，引文则是“短长肥瘦各有态”。这句诗出自于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首七言古诗《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在书法评论中是比较有名。
顿立夫先生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的徒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印鉴的制作者。他本是王福庵家的车夫兼杂役，为人忠厚、勤奋，在拉黄包车之余，一有空就潜心钻研王福庵的印稿，悄悄学习篆刻，进步很快。王福庵对顿立夫特别厚爱，破例收他为徒，并推荐他镌刻国印。
焦涌收藏顿立夫数枚印章，对其推崇备至。鲁迅先生的名章也出自顿立夫之手。“他虽做杂役，却能自學成才，终为一代大家，这在中国艺术史上并不常见。”焦涌认为，无论为人为学，顿立夫风骨奇高、志向不凡，其印作吸收汉印韵趣，朱文结体疏朗，意态生动，秀而不媚，不失大家之范。
在焦涌看来，收藏是与篆刻家的一场对话，将物态神情、自然精神和自我情感融为一体，而印章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精髓，则反映了中国美学当下圆成的观念，诚如北宋以来哲学家所探讨的命题“月印万川，处处皆圆”，蕴含着中国传统智慧，值得每一个人品味深思。
中国传统书画，讲究诗、书、画、印融于一体。印章虽小，却在方寸之间，融合了书法美、绘画美、刀法美，凝聚了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历代书画大家都非常重视用印，如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皆是自刻自用，画、字、印协调一致，相映成趣。
学古斋机构创始人、收藏家焦涌珍藏明清印章逾2000枚，其中既有明代文彭、何震、苏宣等篆刻大家的精品力作，也有丁敬、黄易、陈曼生、钱松等“西泠八家”的代表性作品。
一方印一段故事
不同于博物馆展厅里束之高阁的展品，印章收藏家则常常把玩藏品，比如焦涌，他的部分藏品就放在办公桌旁边，一有闲暇，便会欣赏一二。“好的书法家，未必懂篆刻，但好的篆刻家，一定是优秀的书法家。”焦涌边说边取下一枚邓散木的印章，邓散木先生在艺坛上有“北齐（白石）南邓”之誉，擅书法篆刻，真、行、草、篆、隶各体皆精。
这枚印章由寿山石中的桃花冻石制成，色泽红润，造型独特，印身上方雕刻着瑞兽，以示祥瑞之兆。印身刻着“丙戌十月/光谱先生/正篆/散木”。关于署名，还有一则小趣闻：邓散木原名铁，故操刀治印，常常用“铁”字来做艺名，与吴昌硕（苦铁）、王冰铁、钱瘦铁，号称“江南四铁”。后来，社会上竞相效仿，改名为“铁”的一下子出现了许多，他对此感到腻厌，易名“粪翁”，从此再也无人效尤。
“这枚印章是邓散木先生送给光谱先生的，每一枚印章背后都会有一段故事，留给后人探究考证，这也是印章的魅力之一。”在焦涌看来，篆刻家刻印时，年龄、心境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件印章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这些珍品历经百年，玩味印章，就像是与古人对话。
“比如齐白石的印章就刻著大段大段的文字，记录着他重来京华的感受经历。”齐白石这枚印章有三面都刻着大段的文字。原来，齐白石先生在京华城遇到一无赖，有些意难平，便将此记录下来。“篆刻家的性格、审美、谋篇布局都在这方寸之间的印章中显露无疑，并且这还是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呢。”焦涌说。
顽石之中有乾坤
北宋书法家米芾爱石如命，他曾对自己所收集来的奇石行跪拜礼，呼石为“石兄”；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其故事也是从一块石头开始。如曹雪芹这样的中国文人，透过一块石头，却能看出生命，看到自己，看到中国文化的大智慧，石头也被看成是和自己心灵密切相关的朋友。
在焦涌看来，玩味中国文化，有时就像是品赏一块石头。诚如苏轼所言“石文而丑”，丑在奇崛，文在细腻温软，品味石之风骨，便是体会石中文而丑之妙。“能传世的印章，大都是有名石制成，从印章中，就能体会石头之妙。”焦涌解释道，从篆刻家用的石料，也能看出他们的境遇，比如齐白石早年比较清贫，所以他早年的印章用石都不是名贵石材。
比如桃花冻石，即为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寿山石的一种，又名“桃花水”“桃花红”“浪滚桃花”，其状如片片桃花瓣，浮沉于清水中，娇艳无比。唐代诗人杜甫曾赞曰：“桃花一簇浑无主，可爱深红间浅红。”桃花冻石制成的印章，质地看起来如玉一样温润，光影穿过，影影绰绰，微妙而玲珑。
焦涌的藏品中有一枚清代书画篆刻家文鼎的闲章，便是用桃花冻石制成。这枚印章不像焦涌大多数藏品那样刻有瑞兽，它十分简约，独印身刻有一幅山水画，画中有一老者在朗朗月下，独坐于扁舟之上，悠然垂钓。远处有山，深山之中隐隐有人烟，引文为“月明满地相思”。印章则在方寸之间，将中国书法哲学之道发挥到极致。
把玩闲章之闲
印章，最初只是一种信物，与画没有关系，作为持信和凭证，广泛应用于古代贸易、封检文书。宋人初始把印押在了画上，那也只是作为一种印证之用，以表明此画的所有权。宋、元以后，因注重了书画题跋和署款，书画家们逐渐认识到印章的艺术作用，并注意在书法作品中发挥这一作用，使书、印合璧之艺术得以形成。
米芾自篆自刻，赵孟頫首创圆朱文，吾丘衍理论与时间齐头并进。书、印相映成趣，不仅使书法作品增色，活跃气氛，还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且能调整重心，补救布局上的不足，对作品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
对古代文人来说，虽然刻章不是人人都行，但闲章倒是人人必有。相传元末画家王冕偶得一块色泽斑斓的花乳石，便刻了一方“会稽佳山水”印押到画上，从此文人墨客研朱弄石遂成风气。
这种闲章无关名讳，可以随意表心迹、抒志趣，一来可以对书、画作品起补白作用；二来托其寄志，里面清晰地反映了主人的志趣、情懆、寄托、理念，印文就显得丰富多彩，不拘一格。
在焦涌的藏品中，有的闲章是以老杜诗入印，有的则是以东坡诗入文。比如篆刻家顿立夫先生的一枚闲章，印身刻着“东坡诗句/立夫取以/治印用于/书写之需/时年七十又七”，引文则是“短长肥瘦各有态”。这句诗出自于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首七言古诗《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在书法评论中是比较有名。
顿立夫先生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的徒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印鉴的制作者。他本是王福庵家的车夫兼杂役，为人忠厚、勤奋，在拉黄包车之余，一有空就潜心钻研王福庵的印稿，悄悄学习篆刻，进步很快。王福庵对顿立夫特别厚爱，破例收他为徒，并推荐他镌刻国印。
焦涌收藏顿立夫数枚印章，对其推崇备至。鲁迅先生的名章也出自顿立夫之手。“他虽做杂役，却能自學成才，终为一代大家，这在中国艺术史上并不常见。”焦涌认为，无论为人为学，顿立夫风骨奇高、志向不凡，其印作吸收汉印韵趣，朱文结体疏朗，意态生动，秀而不媚，不失大家之范。
在焦涌看来，收藏是与篆刻家的一场对话，将物态神情、自然精神和自我情感融为一体，而印章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精髓，则反映了中国美学当下圆成的观念，诚如北宋以来哲学家所探讨的命题“月印万川，处处皆圆”，蕴含着中国传统智慧，值得每一个人品味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