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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近两年的工作，与周恩来、邓颖超、蔡畅、陈琮英等人一起回到延安。当时延安形势危急，党内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归来让毛泽东倍感欣慰。由于此前的工作成绩与能力，任弼时很快被委以重任。1940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虽然决定没有立即公布，但此后他便开始履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责。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宣布了对任弼时的任命。此后，任弼时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但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一直没有卸任，直至1949年因病休养。
从1940年至1949年，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岗位上的任弼时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笔者选取任弼时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几项重要工作，借以追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任弼时与中央机构的调整
1940年周恩来、任弼时回到延安以后，分别向党中央汇报了详细的工作情况。不久，由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遇到了一些问题，中央便派周恩来赴重庆解决问题并参加南方局的工作。任弼时则留在了延安，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处理一些日常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任弼时发现中央机构中存在着一些诸如机构重叠、办事交错、效率低下的问题。当时还没有中央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无章可循。因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克服散漫拖沓的“游击作风”，任弼时着手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并由他本人兼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处、警卫处、总务处。制定了行政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的关系，使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的党政机关三大系统的机关工作逐渐条理化。中央办公厅系统的工作走向正轨后，任弼时又进一步抓了中央所属部委及各局的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任弼时认识到，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研究敌、友、我三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党务方面的动态，中央组织机构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于是，1941年7月30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调整中央机构的报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共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议，并且在8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调整中央组织机构的决定。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以扩大书记处的工作班子；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辖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与中央情报部。
1941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倡议实行精兵简政。中共中央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一直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经过调查研究，任弼时提出了具体的精兵简政方案。这一方案经过1943年3月16日、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議讨论，形成了一个具体的文件，即《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明确中央领导具体的分工负责地区：将许多职能类似的机关缩小规模、同类合并、合署办公，以达到精简之目的。通过这次中央机构的调整和精简，形成了中央机构的制度化，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提高了领导效能，也为全党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榜样，其意义非常深远。在此过程中。任弼时功不可没。
任弼时与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由此拉开了长达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不仅要领导各项日常工作，还要协助毛泽东进行整风运动。运动初期，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毛泽东整理历史文献、总结历史经验以指导整风运动工作。在1941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以自己的经验教训为例，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指出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同时。他还检讨自己在进入苏区后，对毛泽东主张的诱敌深入、在苏区内部击敌等方针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虽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但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也能打仗的主张表示怀疑。在会议上，任弼时诚恳的检讨与自我批评为后来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之后，整风运动在全党铺开。同年4月，任弼时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开始负责边区系统的整风工作。4月21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大礼堂，任弼时向边区系统的两千多名干部进行学习动员。在动员大会上，他向各级干部指出了整风运动所要克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的危害以及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这就是通过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方法。10月19日，以整顿“三风”为中心议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治理“三风”学习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这一议题，任弼时本着“是就是，非就非”的求实原则，反复核对事实，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却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干部恢复了名誉。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还就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做了系统的报告。这次会议历时3个多月，它不仅是边区整风的一个高潮，同时也是一次富有成果的历史总结大会。以这次会议为起点，整风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规定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标是要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理内奸。从4月起延安各个机关结束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分期分批转入了审查干部的新阶段。在当时国共摩擦、冲突不断的形势下，对干部的审查和对内奸的清查工作，是一项必要而又严肃的任务。中央决定由康生负责此项工作，并适时向党内外说明情况，讲清政策。稳定干部情绪。4月9日和4月12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题为《特务的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论述了中央这一决定的必要性，全面阐明了党的政策。会后，审干工作与清理内奸工作展开。但是，在工作的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一些人在审查干部过程中大搞逼供信，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等等。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很快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对负责这一工作的康生进行了严厉批评。及时纠正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保证了审干工作的顺利进行。
延安整风运动虽然是毛泽东发起的一次思想解 放运动，但在运动的始终，无论是在理论探索、组织管理还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任弼时都一直协助毛泽东工作，为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与党的七大
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一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虽然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就有了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动议，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党的七大始终未能如期召开。但是中央从没有放弃召开七大的想法，七大的各项筹备工作也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任弼时回国后不久就接手了这一工作，从1940年5月起，他便开始集中精力着手七大的筹备工作：准备召开会议的会场、认真审查参加会议的代表资格、准备七大所用的文件和材料，等等。
在七大的各项筹备工作中，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任弼时的工作之一。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这是七大的一次准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报告了七大的筹备情况，成立了以他为召集人的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准备委员会。准备委员会主要负责起草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为了完成这一报告，准备委员会首先对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的中央领导路线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和总结。这项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1年9月至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为成员的清算委员会。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但是草案没有提请政治局正式通过。第二阶段是整风运动期间，中央几次讨论党的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问题，编印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文件汇编，组织高级干部阅读，联系实际检讨思想作风。第三阶段是1944年4月12日和5月12日，毛泽东先后在党内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做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的结论。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在阅读了毛泽东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的同时，联系他本身长期的酝酿和思考，在毛泽东的讲演结束后，1944年5月他就在《历史草案》的基础上拟定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共9000多字，分6个部分，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的中央领导路线是错误的，这条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它所造成的恶果完全超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决定(草案)》完成以后，任弼时及时将复稿提交准备委员会。作为讨论和修改的基础。毛泽东、胡乔木、张阈天等人先后对草案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之后，经过四十多位同志的集中讨论，最后由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任弼时向全会报告了决议的起草与修改过程。
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任弼时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并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书面发言。在紧接着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被推举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的工作需要面面俱到，诸如“农村工作部”的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民族工作等等都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但是，无论是哪一项工作，他都认真对待，专心处理。遗憾的是，长期繁重的工作影响了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在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正准备冉冉升起时。他却病倒了。虽然经过短暂的治疗与休养，身体有所恢复，但他还是过早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和人民，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遗憾，更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亿万中国人民的遗憾。
题图 1944年，任弼时与朱德在延安
责任编辑 刘金旭
从1940年至1949年，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岗位上的任弼时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笔者选取任弼时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几项重要工作，借以追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任弼时与中央机构的调整
1940年周恩来、任弼时回到延安以后，分别向党中央汇报了详细的工作情况。不久，由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遇到了一些问题，中央便派周恩来赴重庆解决问题并参加南方局的工作。任弼时则留在了延安，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处理一些日常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任弼时发现中央机构中存在着一些诸如机构重叠、办事交错、效率低下的问题。当时还没有中央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无章可循。因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克服散漫拖沓的“游击作风”，任弼时着手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并由他本人兼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处、警卫处、总务处。制定了行政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的关系，使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的党政机关三大系统的机关工作逐渐条理化。中央办公厅系统的工作走向正轨后，任弼时又进一步抓了中央所属部委及各局的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任弼时认识到，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研究敌、友、我三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党务方面的动态，中央组织机构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于是，1941年7月30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调整中央机构的报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共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议，并且在8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调整中央组织机构的决定。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以扩大书记处的工作班子；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辖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与中央情报部。
1941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倡议实行精兵简政。中共中央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一直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经过调查研究，任弼时提出了具体的精兵简政方案。这一方案经过1943年3月16日、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議讨论，形成了一个具体的文件，即《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明确中央领导具体的分工负责地区：将许多职能类似的机关缩小规模、同类合并、合署办公，以达到精简之目的。通过这次中央机构的调整和精简，形成了中央机构的制度化，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提高了领导效能，也为全党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榜样，其意义非常深远。在此过程中。任弼时功不可没。
任弼时与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由此拉开了长达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不仅要领导各项日常工作，还要协助毛泽东进行整风运动。运动初期，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毛泽东整理历史文献、总结历史经验以指导整风运动工作。在1941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以自己的经验教训为例，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指出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同时。他还检讨自己在进入苏区后，对毛泽东主张的诱敌深入、在苏区内部击敌等方针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虽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但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也能打仗的主张表示怀疑。在会议上，任弼时诚恳的检讨与自我批评为后来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之后，整风运动在全党铺开。同年4月，任弼时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开始负责边区系统的整风工作。4月21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大礼堂，任弼时向边区系统的两千多名干部进行学习动员。在动员大会上，他向各级干部指出了整风运动所要克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的危害以及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这就是通过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方法。10月19日，以整顿“三风”为中心议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治理“三风”学习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这一议题，任弼时本着“是就是，非就非”的求实原则，反复核对事实，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却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干部恢复了名誉。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还就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做了系统的报告。这次会议历时3个多月，它不仅是边区整风的一个高潮，同时也是一次富有成果的历史总结大会。以这次会议为起点，整风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规定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标是要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理内奸。从4月起延安各个机关结束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分期分批转入了审查干部的新阶段。在当时国共摩擦、冲突不断的形势下，对干部的审查和对内奸的清查工作，是一项必要而又严肃的任务。中央决定由康生负责此项工作，并适时向党内外说明情况，讲清政策。稳定干部情绪。4月9日和4月12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题为《特务的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论述了中央这一决定的必要性，全面阐明了党的政策。会后，审干工作与清理内奸工作展开。但是，在工作的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一些人在审查干部过程中大搞逼供信，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等等。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很快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对负责这一工作的康生进行了严厉批评。及时纠正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保证了审干工作的顺利进行。
延安整风运动虽然是毛泽东发起的一次思想解 放运动，但在运动的始终，无论是在理论探索、组织管理还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任弼时都一直协助毛泽东工作，为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与党的七大
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一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虽然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就有了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动议，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党的七大始终未能如期召开。但是中央从没有放弃召开七大的想法，七大的各项筹备工作也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任弼时回国后不久就接手了这一工作，从1940年5月起，他便开始集中精力着手七大的筹备工作：准备召开会议的会场、认真审查参加会议的代表资格、准备七大所用的文件和材料，等等。
在七大的各项筹备工作中，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任弼时的工作之一。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这是七大的一次准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报告了七大的筹备情况，成立了以他为召集人的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准备委员会。准备委员会主要负责起草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为了完成这一报告，准备委员会首先对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的中央领导路线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和总结。这项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1年9月至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为成员的清算委员会。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但是草案没有提请政治局正式通过。第二阶段是整风运动期间，中央几次讨论党的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问题，编印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文件汇编，组织高级干部阅读，联系实际检讨思想作风。第三阶段是1944年4月12日和5月12日，毛泽东先后在党内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做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的结论。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在阅读了毛泽东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的同时，联系他本身长期的酝酿和思考，在毛泽东的讲演结束后，1944年5月他就在《历史草案》的基础上拟定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共9000多字，分6个部分，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的中央领导路线是错误的，这条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它所造成的恶果完全超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决定(草案)》完成以后，任弼时及时将复稿提交准备委员会。作为讨论和修改的基础。毛泽东、胡乔木、张阈天等人先后对草案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之后，经过四十多位同志的集中讨论，最后由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任弼时向全会报告了决议的起草与修改过程。
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任弼时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并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书面发言。在紧接着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被推举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的工作需要面面俱到，诸如“农村工作部”的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民族工作等等都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但是，无论是哪一项工作，他都认真对待，专心处理。遗憾的是，长期繁重的工作影响了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在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正准备冉冉升起时。他却病倒了。虽然经过短暂的治疗与休养，身体有所恢复，但他还是过早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和人民，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遗憾，更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亿万中国人民的遗憾。
题图 1944年，任弼时与朱德在延安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