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些被人断章取义的名言。“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其中一例。这句萦绕在中国人案头的“醒世格言”，时常被拿来伤害读书人的阅读兴趣，传递灰色情绪。
　　事实上，中国人历史上一直将耕读传家奉为至上家风，这种“读书无用论”却是如何演变出来的？最早出自谁之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应当回到当时的语境及背景下去看。
　　这句诗的作者黄仲则是清代乾隆年间诗人，翻开《清史稿》，才知他幼时丧父，少年丧兄，颇负盛名却屡试不第，为谋生计，一生颠沛流离，怀才不遇，35岁就客死他乡。钱钟书写《围城》还不忘提一提他所代表的乾嘉习气。也许是因为自幼坎坷，黄仲则比同龄人要早熟。这句“百无一用是书生”出自他17岁的一篇习作《杂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其实，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对读书一直是带有崇高敬意的。古人认为文字是有灵魂的，不能随便焚烧，因此建了敬字亭。中国历史上劝人读书的文章典故浩如烟海。《颜氏家训·勉学篇》说，自古贤王圣帝还需勤奋学习，更何况是普通百姓呢？三国时孙权劝大将吕蒙平常多看看书，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忙为由推脱，孙权说你忙得过我吗？我都抽出时间来看看书。钱钟书80岁高龄依然手不释卷，出中入西，博通西语六七门，留下数千万言手稿集，渊深如海，读书之多当远迈前贤。
　　中国人习惯自谦，尤其文人，黄仲则之流平常饱读诗书，偶尔“撒娇卖萌”说“读书没用”那也是“情绪话”，不能当真，最后还不是继续著述文章嘛。试问，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书也没有读过几本书，又有什么资格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