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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批判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当西方国家无论采取哪种市场经济，都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命运，而出现经济滞胀和衰退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却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事实说明，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有许多独特的地方需要加以总结，提炼、升华为中国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用中国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现象，指导中国和世界的市场经济改革，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邓小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032-03
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中国设计出了一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好画卷。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第一人，是中国经济学的倡导者和开启者。他首先思考了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问题。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就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和观点，就是最早的中国经济学的雏形。那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呢？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必要性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前完成了市场化的殖民扩张，二战后进入冷战时期，进行军备竞赛。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旧的殖民体系解体，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东西方国家在和平发展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始打开对外贸易的大门，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经历了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以后，五六十年代，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下，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罗斯福新政，市场是有效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再次爆发，出现经济滞胀。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上台后，政府以供应学派为基础制定政策，开始减弱国家干预政策，转向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也转向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为此，西方经济持续了20年的发展，但最后还是导致了2007年开始的这次金融危机。
反思西方经济发展时，不难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近30年的发展中，其经历是曲折的。从效果来看，有成功也有失败。经济发展总是摇摆不定，对怎样搞市场经济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或国家干预或自由市场，始终都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其结果，看起来都很严重。可以说，就人类的认识能力来看，还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市场经济状态，只能说，看哪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做到更好一些。这就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中国经济的自身发展来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1956年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由于冷战的原因，受到西方的经济封锁，再加上底子薄，除了接受苏联的援助，别无其他选择，因此，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只能学习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模式对奠定中国的经济基础起了重要作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再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了解决商品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和人民生活贫困的现实矛盾，在理论上进行了创新和突破，选择了市场化的改革战略（李晓西，1988），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其核心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改革效果是明显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的提高。在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和政策是有效的，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是适当的。事实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了9.8%的速度（张幼文、黄仁伟等，2010），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仍保持在9%以上，对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从国内自身发展来看，构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必要的。那么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二、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所谓中国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语，1984）。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既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又要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合理的思想成果兼收并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形式表现为，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相交换所产生的交换价值，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体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它的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并趋于一致。劳动力的价值是维持劳动者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使用价值是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能创造出比自身劳动力价值要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社会财富归全体人民所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充分肯定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并将改革成果惠及全体劳动人民，确保了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19世纪40年代，批判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工资和分配理论，是在批判吸收了大卫·李嘉图的资本主义工资、分配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合理的科学成分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这样的，那么，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加以总结、提炼，形成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在构建其理论框架时，既要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观点，又要反对完全否定西方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建立在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吸收其科学、合理的成分。
当代西方经济学有很多学派，比较有影响的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对策，在有些方面也是有成效的，其合理性也有借鉴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凯恩斯主义者阿罗、卡恩等指出，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非政治家们的任意设计。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在资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实行国家干预和调节，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对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如在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时候，必要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市场之外。
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西方经济理论学派中，也有许多合理的、科学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如，供给学派认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实行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供给学派认为，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供给学派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因素，其中财政政策最为重要。在分析经济政策对行为的影响时，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意政策对经济主体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强调政策对生产活动的作用。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各方关注。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认为，它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但中国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政府却借鉴了供应学派的观点，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制定了增加有效供给的经济刺激政策。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是最大的干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对货币主义学派的合理的、科学的观点的批判吸收。由此可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科学内容，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理论基础。
三、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理论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产生，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1.农村改革的实践。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改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通过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政权，改变过去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委员会和村级生产合作组织。随之，建立了乡镇财政管理制度。从体制上解决了人民公社时期“一平二调”和生产上瞎指挥的问题，消除了“共产风”产生的根源，释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农业粮食连年丰收，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民的劳动价值通过商品交换得到了社会认可，80年代初曾经出现的农村个体户、“万元户”现象就是最好证明。正是在农村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苏南模式”的中国奇迹，“1978-1986年，当中国西部地区乡镇企业正在起步萌生之时，这里的乡镇企业已创造了年平均增长34%的苏南速度，在全国独领风骚”，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产业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客观上要求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1984-1993年，中国进行了粮食与市场相结合的“双轨制”改革，理顺了农产品价格、取消统购派购任务，改革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体制，2001年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粮食流通体制。从此以后，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试点。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共减轻负担1265亿元”，减轻农民负担，是中央财政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举措，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成功案例。2008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改革给我国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实惠。总结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供了现实依据。
2.城市改革的实践。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中国将改革重点转向了城市的企业改革。改革的内容是实行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目的是搞活企业，发展商品经济，调动城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制定的具体政策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中，采用了包干上交的经营原则，实行“放权让利”和“利改税”。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说，“这个《决定》的内容写得很好，好就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很明显，邓小平在这里指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初稿，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从1984年底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进行了企业承包制和租赁制的改革探索，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和全面开放实践，许多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1994年《公司法》颁布实施开始，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试点。“1995年，全国确定了100户试点企业按《公司法》进行制度创新。到1997年8月，全国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的达9000户左右。”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混合经济。随着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银行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进，总结城市改革的经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建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四、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本内容和发展阶段
正如前面所述，中国经济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原则的具体应用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理论、社会保障制度理论、体制转型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现代企业制度理论（蒋南平，2009），它是由若干个经济理论组成的体系，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初步建立阶段、完善阶段和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84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雏形阶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邓小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032-03
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中国设计出了一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好画卷。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第一人，是中国经济学的倡导者和开启者。他首先思考了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问题。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就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和观点，就是最早的中国经济学的雏形。那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呢？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必要性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前完成了市场化的殖民扩张，二战后进入冷战时期，进行军备竞赛。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旧的殖民体系解体，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东西方国家在和平发展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始打开对外贸易的大门，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经历了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以后，五六十年代，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下，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罗斯福新政，市场是有效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再次爆发，出现经济滞胀。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上台后，政府以供应学派为基础制定政策，开始减弱国家干预政策，转向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也转向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为此，西方经济持续了20年的发展，但最后还是导致了2007年开始的这次金融危机。
反思西方经济发展时，不难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近30年的发展中，其经历是曲折的。从效果来看，有成功也有失败。经济发展总是摇摆不定，对怎样搞市场经济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或国家干预或自由市场，始终都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其结果，看起来都很严重。可以说，就人类的认识能力来看，还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市场经济状态，只能说，看哪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做到更好一些。这就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中国经济的自身发展来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1956年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由于冷战的原因，受到西方的经济封锁，再加上底子薄，除了接受苏联的援助，别无其他选择，因此，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只能学习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模式对奠定中国的经济基础起了重要作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再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了解决商品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和人民生活贫困的现实矛盾，在理论上进行了创新和突破，选择了市场化的改革战略（李晓西，1988），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其核心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改革效果是明显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的提高。在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和政策是有效的，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是适当的。事实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了9.8%的速度（张幼文、黄仁伟等，2010），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仍保持在9%以上，对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从国内自身发展来看，构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必要的。那么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二、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所谓中国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语，1984）。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既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又要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合理的思想成果兼收并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形式表现为，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相交换所产生的交换价值，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体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它的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并趋于一致。劳动力的价值是维持劳动者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使用价值是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能创造出比自身劳动力价值要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社会财富归全体人民所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充分肯定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并将改革成果惠及全体劳动人民，确保了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19世纪40年代，批判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工资和分配理论，是在批判吸收了大卫·李嘉图的资本主义工资、分配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合理的科学成分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这样的，那么，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加以总结、提炼，形成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在构建其理论框架时，既要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观点，又要反对完全否定西方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建立在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吸收其科学、合理的成分。
当代西方经济学有很多学派，比较有影响的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对策，在有些方面也是有成效的，其合理性也有借鉴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凯恩斯主义者阿罗、卡恩等指出，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非政治家们的任意设计。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在资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实行国家干预和调节，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对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如在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时候，必要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市场之外。
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西方经济理论学派中，也有许多合理的、科学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如，供给学派认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实行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供给学派认为，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供给学派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因素，其中财政政策最为重要。在分析经济政策对行为的影响时，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意政策对经济主体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强调政策对生产活动的作用。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各方关注。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认为，它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但中国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政府却借鉴了供应学派的观点，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制定了增加有效供给的经济刺激政策。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是最大的干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对货币主义学派的合理的、科学的观点的批判吸收。由此可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科学内容，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理论基础。
三、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理论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产生，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1.农村改革的实践。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改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通过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政权，改变过去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委员会和村级生产合作组织。随之，建立了乡镇财政管理制度。从体制上解决了人民公社时期“一平二调”和生产上瞎指挥的问题，消除了“共产风”产生的根源，释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农业粮食连年丰收，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民的劳动价值通过商品交换得到了社会认可，80年代初曾经出现的农村个体户、“万元户”现象就是最好证明。正是在农村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苏南模式”的中国奇迹，“1978-1986年，当中国西部地区乡镇企业正在起步萌生之时，这里的乡镇企业已创造了年平均增长34%的苏南速度，在全国独领风骚”，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产业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客观上要求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1984-1993年，中国进行了粮食与市场相结合的“双轨制”改革，理顺了农产品价格、取消统购派购任务，改革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体制，2001年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粮食流通体制。从此以后，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试点。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共减轻负担1265亿元”，减轻农民负担，是中央财政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举措，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成功案例。2008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改革给我国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实惠。总结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供了现实依据。
2.城市改革的实践。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中国将改革重点转向了城市的企业改革。改革的内容是实行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目的是搞活企业，发展商品经济，调动城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制定的具体政策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中，采用了包干上交的经营原则，实行“放权让利”和“利改税”。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说，“这个《决定》的内容写得很好，好就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很明显，邓小平在这里指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初稿，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从1984年底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进行了企业承包制和租赁制的改革探索，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和全面开放实践，许多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1994年《公司法》颁布实施开始，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试点。“1995年，全国确定了100户试点企业按《公司法》进行制度创新。到1997年8月，全国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的达9000户左右。”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混合经济。随着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银行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进，总结城市改革的经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建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四、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本内容和发展阶段
正如前面所述，中国经济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原则的具体应用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理论、社会保障制度理论、体制转型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现代企业制度理论（蒋南平，2009），它是由若干个经济理论组成的体系，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初步建立阶段、完善阶段和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84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雏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