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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典女性诗词不仅是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渊源。古典女性诗词在传统文化的观照下，从前期的“闺怨”题材到后期明清时期的表现女性意识和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理想，直接或间接影响或促成了“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古典女性诗词;女性文学
古典诗词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学之经典，女性创作的诗词虽然被记载的比较少，但还是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女作家们创作上的斑斓多姿，为文学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她们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学的进程，她们用自己的满蘸着血与泪的真情，为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
从《诗经》中《国风·鄘风·载驰》作者许穆夫人首创爱国诗篇，到东汉的才女蔡文姬的《悲愤诗》首开文人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从唐朝涌现的四大女诗人李治、薛涛、鱼玄机、刘彩春，到宋代的苏小妹、李清照，乃至明清创作弹词和诗歌的女性作家群，那些美丽的花儿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宛若仙子，让人久久回味。因为受时代的局限，使得很多古代女性只能待字闺中，哀怨呜咽即使用诗词释怀却无法被历史记载，让后人扼腕叹息。
古典女性诗词的创作主体由贵族才女、官妇、名妓和明清文学世家构成，创作格调清婉高雅。由于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制约和影响，能接受教育的中国古代女性实在是凤毛麟角，除非特别开明的书香门第或贵族世家。只有出身贵族或书香门第的千金才有识字读书的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古代女性文学是贵族女性文学。如许穆夫人是许国国君穆公的妻子，卫宣姜的女儿，出身贵族，从小有识字吟诗的机会，能歌擅诗;蔡琰，字文姬，其父是鼎鼎大名的大儒—蔡邕。蔡文姬在家庭中耳濡目染，不仅博学能文，而且善诗赋，擅长辩才与音律;薛涛生在唐都长安，父亲薛郧是京都官员，受到家庭的教育熏陶，她幼年就习晓音律，八岁时便能吟诗作对，文采风流，而且书法卓越，笔力俊激，尤其行书颇得王羲之的笔法;东晋女诗人谢道韫，是安西将军谢奕之女，著名政治家谢安之侄女，王凝之之妻。自幼聪明好学，受浓厚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所作诗赋名气颇大。再如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父亲李格非是北宋礼部员外郎，在文坛上颇有名声，母亲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李清照十八岁嫁给赵明诚，赵是宋朝显贵赵挺之的二儿子，他们情投意合，夫妇俩诗词酬唱，共同收集整理金石文物，婚姻生活幸福。所以，李清照才华出众，工于诗词，精通音律，善作书画等便与环境的熏陶密切相关。
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明清两代出现了许多文学世家，像《红楼梦》描绘的贾府老太太、少奶奶、姑娘、丫鬟们每逢佳节盛宴，经常作诗吟对，包括日常的行酒令，诗意满满，书香氛围浓厚。明清文学世家往往以一男性或女性为首形成了该家庭中一代或数代女性的文学群体。在大家庭中，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都是诗人、词人、文学家。以明清两代的江南，一门风雅，作家辈出。最著名的要属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午梦堂，书香门第，大家风范。叶绍袁妻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为著名曲家沈之幼女，工诗词，是吴江女性诗坛的中坚人物，著有诗集《鹂吹》。沈家本为吴江望族，她与同邑文士叶绍袁（1589—1648）结婚后，生有五女八男，均有文采。著名的诗论家叶燮（1627—1703）就是她的第六子。长女叶纨纨（1610—1632）、次女叶小纨（1613—1657）、三女叶小鸾（1616—1632）、五女叶小繁、三儿媳沈宪英，以上女性均工诗词，并著有诗集。后由叶绍袁编成《午梦堂集》，流芳后世。其中尤以小纨、小鸾姊妹，最有文名。小纨不但诗词清丽秀美，而且还是一位剧作家。小鸾，更是姊妹中的佼佼者。[1]这种文学世家的繁荣，既有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人文氛围，即诗礼之邦、书香门第的文化传统，以及重视家庭教育对女性的熏陶而致。
二
中國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儒家思想中的男权主义以及由这一思想派生出来的男尊女卑封建宗法制度、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道德思想体系都限制了女性的个性发展。女性虽然和男子共同生活在中华土壤之上，然而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禁锢，社会给她们提供的思想文化背景显然是个性发展的羁绊。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少数掌握文化知识的女性从习其句读开始，不仅和男子一样要接受正统的礼教的熏染，而且还要单独接受妇女的女德教育。她们除了学习儒家的一般经典之外，还要学习《女儿经》、《列女传》、《女诫》、《女论语》、《女范捷录》、《内训》等专门科目。即便那些有才能有个性有地位的女性也毫无例外地负载着伦理道德观念的重压，几千年的文化熏陶和耳濡目染使得很多现代女性的道德束缚和封建习俗，依然无法走出封建牺牲和宗法制度的阴影。
古典女性诗词非常注重宣传儒家正统的妇道闺范，她们在用诗词歌赋言志传情的同时必然要反映古代正统的女性规范。她们以古代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和性格为标榜，创作了大量表现温柔敦厚、娴淑贤惠的作品。作品中传达的对爱人、丈夫浓烈真挚的爱情，以及热切的关怀和刻骨的思念。传统女性的贞洁观在这里表露无疑，丈夫离开或去世之后的深切哀悼、忍辱负重独自挑起抚育儿女的重任，以及遭到抛弃后的成为忍气吞声的弃妇等。这一切都表现了古代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深受传统文化的文以载道、宣扬教化的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女性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道德修养和文化涵养。《女诫》、《女训》、《论语》、《女范捷录》等“闺阁四书”及《改良女儿经》等不仅出自女性之手，而且经历各个朝代的修改完善与传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贞妇守节及妓女从良的咏志篇，作为衡量女性品德的标准和规范。浸透于封建文化教育的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无疑是宗法制社会压迫和禁锢女性身心的无形枷锁，接受教育的女性也无疑被戴上这一沉重的镣铐。多少女子的幸福和生活都被这一封建怪物一一吞噬，可是在古代甚至当下被女性看作是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因而在众多寡居女子创作成为古典女性诗词吟咏的题材。如宋黄淑的《咏竹》、元元氏的《补天花板》、卢氏的殉夫《绝命词》，明末清初潘翟的《哭夫子》、商景兰的《悼亡》等守贞咏志的诗篇都说明了她们在接受传统文化言志抒情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成为传统伦理道德精神的认同者与传播者。即便在那些失去贞操被迫放荡的风尘女子，尽管伦理道德对她们的实际生活已无约束能力，然而她们的创作大多仍无法摆脱传统文化观念和伦理纲常的范畴，为失贞陷入无比的痛苦哀啼中。如唐代江淮妓徐月英，她在委身烟花之后明知自己“此身何用处人伦”，但是仍不免“为失三从泣泪频”。“虽然日逐笙歌舞”却念念不忘“长羡荆钗与布裙气“（出自《叙怀》）。女主人公行动与思想矛盾造成内心极度的痛苦，正是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思想、妇女的伦理观念、诗教的艺术修养综合而成的所产生的思想与情感的深深自责。 总之。中国文化传统因为渗融进封建宗法制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思想一方面戕害着妇女的身心、左右着古代妇女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儒家的知识文化、正常的人伦道德乃至艺术才能，提高了她们的文化素质。造就了她们的个人修养，为她们言志传情的创作生涯提供了合宜的土壤。[2]
三
古典女性诗词前期以“闺怨”题材为主，后期明清时期注重表现女性意识和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
前期主要题材为“闺怨”、“宫怨”、“悲怨”，包括春愁秋恨、思夫怀远等，诸如汉代卓文君的《白头吟》，班婕妤的《团扇诗》，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悲愤诗》;唐代薛涛的《春望词四首》《酬人雨后玩竹》，宋代李清照的《声声慢》，朱淑真的《九曰》，明代黄夫人的三卷《夫人曲》等。这些诗词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每部作品都饱含作者深情，字里行间都浸透着辛酸的泪水，她们的诗作，许多甚至是用鲜血或生命换取的结果。通过诗篇抒发了她们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和幸福生活的憧憬。但由于她们遭遇了各种坎坷和挫折，丰满的理想不得不变成骨感的现实或者直接归于幻灭，于是便有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就艺术而言，古典女性诗词风格清新，情致哀怨，表现委婉含蓄，有一种怨而不怒的气度。
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中国古代前期女作家共4000余人，而明清两代就有3750余人，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90%以上，特别是清代女作家更多，约3500余家。明清女性文学创作体裁和题材丰富多彩，而且出现了女性结社和与男性文士交往，女性作家们开始走出“内言不出于阃”的传统观念，重视文学的传播功能。[3]
明清女性文学注重表现女性意识，追求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诗词歌赋、弹词戏曲是她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她们真情实感的流露，因事而发、为时而作，绝非无病呻吟。她们在申诉奉行“三纲五常”、“恪尽妇道”的苦难中，一方面表现了女性的勤劳、淳朴、机智、坚强与善良。而另一方面，她们在弹词小说中所喜用的女扮男装模式可以看作是女性书写的一种特异形态，它表现出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和追求自由理想境界的奮斗精神。
明清女性作家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的文化熏陶，加之女性自强意识的觉醒，她们创作了多种文学体裁的作品，不仅有诗词文赋，还有散曲、戏剧、弹词和小说。如著名的散曲作家吴藻，杂剧《鸳鸯梦》的创作者叶小纨，戏剧如王筠、张蘩、何珮珠、吴藻、吴兰征等，弹词如《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笔生花》作者邱心如，《梦影缘》作者郑贞华等，小说家顾太清著有《红楼梦影》。明清女作家不仅文学创作而且还进行文学评论，还有很多擅长书法、绘画和音乐。艺术修养又不断为文学创作供给营养，使很多明清女作家多才多艺。此外，清朝末年，近代的秋瑾作为女作家表现突出，成就斐然。因为在她的诗词中不仅出现了“女权主义”，而且还将思想诉诸文本和行动：她不仅控诉封建礼教对女性灵与肉的双重束缚，还时时唤起女性觉醒，主张天地人生、男女均权，进而以身许国，献身革命，如《满江红》中“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间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磋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以及《宝剑歌》和《宝刀歌》中用气势恢宏的胸怀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女性的英雄豪情。秋瑾是从古代向现代演进的一位具有承前启后的女诗人，在女性写作上，其精神不仅有别于以往女性文学，而且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五四”时期的多数女作家都在思想上受到她的影响。
总之，在古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中国女性文学走过了自己的发展历程，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无论创作主体还是思想内容、艺术境界，古代历代女作家，作为女性，她们与千万封建社会的妇女历经同样的命运;作为作家，她们表现了与男性作家同样的睿智才华，显示了她们清澈的心灵，以及为一些男子所不及的崇高品格和精神境界。古典女性诗词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直接或间接影响或促成了“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也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不同于西方的女权主义，未来也不会走向女权主义。
参考文献：
[1]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刘畅. 中国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J]. 语文建设，2015，11：14-15.
[3]张龑.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探讨[J]. 芒种，2014，13：167-168.
[4]马晓娟.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批判初探[J]. 青春岁月，2015，23：24-25.
[5]郑珊珊.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2：117-122.
[6]袁广雪，张士昌. 从文学作品看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变化[J]. 晋中学院学报，2012，04：70-74.
[7]解殿双. 古代女性诗词作品中的生命之音[J]. 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10：211.
【关键词】：传统文化;古典女性诗词;女性文学
古典诗词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学之经典，女性创作的诗词虽然被记载的比较少，但还是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女作家们创作上的斑斓多姿，为文学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她们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学的进程，她们用自己的满蘸着血与泪的真情，为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
从《诗经》中《国风·鄘风·载驰》作者许穆夫人首创爱国诗篇，到东汉的才女蔡文姬的《悲愤诗》首开文人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从唐朝涌现的四大女诗人李治、薛涛、鱼玄机、刘彩春，到宋代的苏小妹、李清照，乃至明清创作弹词和诗歌的女性作家群，那些美丽的花儿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宛若仙子，让人久久回味。因为受时代的局限，使得很多古代女性只能待字闺中，哀怨呜咽即使用诗词释怀却无法被历史记载，让后人扼腕叹息。
古典女性诗词的创作主体由贵族才女、官妇、名妓和明清文学世家构成，创作格调清婉高雅。由于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制约和影响，能接受教育的中国古代女性实在是凤毛麟角，除非特别开明的书香门第或贵族世家。只有出身贵族或书香门第的千金才有识字读书的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古代女性文学是贵族女性文学。如许穆夫人是许国国君穆公的妻子，卫宣姜的女儿，出身贵族，从小有识字吟诗的机会，能歌擅诗;蔡琰，字文姬，其父是鼎鼎大名的大儒—蔡邕。蔡文姬在家庭中耳濡目染，不仅博学能文，而且善诗赋，擅长辩才与音律;薛涛生在唐都长安，父亲薛郧是京都官员，受到家庭的教育熏陶，她幼年就习晓音律，八岁时便能吟诗作对，文采风流，而且书法卓越，笔力俊激，尤其行书颇得王羲之的笔法;东晋女诗人谢道韫，是安西将军谢奕之女，著名政治家谢安之侄女，王凝之之妻。自幼聪明好学，受浓厚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所作诗赋名气颇大。再如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父亲李格非是北宋礼部员外郎，在文坛上颇有名声，母亲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李清照十八岁嫁给赵明诚，赵是宋朝显贵赵挺之的二儿子，他们情投意合，夫妇俩诗词酬唱，共同收集整理金石文物，婚姻生活幸福。所以，李清照才华出众，工于诗词，精通音律，善作书画等便与环境的熏陶密切相关。
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明清两代出现了许多文学世家，像《红楼梦》描绘的贾府老太太、少奶奶、姑娘、丫鬟们每逢佳节盛宴，经常作诗吟对，包括日常的行酒令，诗意满满，书香氛围浓厚。明清文学世家往往以一男性或女性为首形成了该家庭中一代或数代女性的文学群体。在大家庭中，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都是诗人、词人、文学家。以明清两代的江南，一门风雅，作家辈出。最著名的要属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午梦堂，书香门第，大家风范。叶绍袁妻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为著名曲家沈之幼女，工诗词，是吴江女性诗坛的中坚人物，著有诗集《鹂吹》。沈家本为吴江望族，她与同邑文士叶绍袁（1589—1648）结婚后，生有五女八男，均有文采。著名的诗论家叶燮（1627—1703）就是她的第六子。长女叶纨纨（1610—1632）、次女叶小纨（1613—1657）、三女叶小鸾（1616—1632）、五女叶小繁、三儿媳沈宪英，以上女性均工诗词，并著有诗集。后由叶绍袁编成《午梦堂集》，流芳后世。其中尤以小纨、小鸾姊妹，最有文名。小纨不但诗词清丽秀美，而且还是一位剧作家。小鸾，更是姊妹中的佼佼者。[1]这种文学世家的繁荣，既有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人文氛围，即诗礼之邦、书香门第的文化传统，以及重视家庭教育对女性的熏陶而致。
二
中國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儒家思想中的男权主义以及由这一思想派生出来的男尊女卑封建宗法制度、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道德思想体系都限制了女性的个性发展。女性虽然和男子共同生活在中华土壤之上，然而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禁锢，社会给她们提供的思想文化背景显然是个性发展的羁绊。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少数掌握文化知识的女性从习其句读开始，不仅和男子一样要接受正统的礼教的熏染，而且还要单独接受妇女的女德教育。她们除了学习儒家的一般经典之外，还要学习《女儿经》、《列女传》、《女诫》、《女论语》、《女范捷录》、《内训》等专门科目。即便那些有才能有个性有地位的女性也毫无例外地负载着伦理道德观念的重压，几千年的文化熏陶和耳濡目染使得很多现代女性的道德束缚和封建习俗，依然无法走出封建牺牲和宗法制度的阴影。
古典女性诗词非常注重宣传儒家正统的妇道闺范，她们在用诗词歌赋言志传情的同时必然要反映古代正统的女性规范。她们以古代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和性格为标榜，创作了大量表现温柔敦厚、娴淑贤惠的作品。作品中传达的对爱人、丈夫浓烈真挚的爱情，以及热切的关怀和刻骨的思念。传统女性的贞洁观在这里表露无疑，丈夫离开或去世之后的深切哀悼、忍辱负重独自挑起抚育儿女的重任，以及遭到抛弃后的成为忍气吞声的弃妇等。这一切都表现了古代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深受传统文化的文以载道、宣扬教化的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女性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道德修养和文化涵养。《女诫》、《女训》、《论语》、《女范捷录》等“闺阁四书”及《改良女儿经》等不仅出自女性之手，而且经历各个朝代的修改完善与传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贞妇守节及妓女从良的咏志篇，作为衡量女性品德的标准和规范。浸透于封建文化教育的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无疑是宗法制社会压迫和禁锢女性身心的无形枷锁，接受教育的女性也无疑被戴上这一沉重的镣铐。多少女子的幸福和生活都被这一封建怪物一一吞噬，可是在古代甚至当下被女性看作是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因而在众多寡居女子创作成为古典女性诗词吟咏的题材。如宋黄淑的《咏竹》、元元氏的《补天花板》、卢氏的殉夫《绝命词》，明末清初潘翟的《哭夫子》、商景兰的《悼亡》等守贞咏志的诗篇都说明了她们在接受传统文化言志抒情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成为传统伦理道德精神的认同者与传播者。即便在那些失去贞操被迫放荡的风尘女子，尽管伦理道德对她们的实际生活已无约束能力，然而她们的创作大多仍无法摆脱传统文化观念和伦理纲常的范畴，为失贞陷入无比的痛苦哀啼中。如唐代江淮妓徐月英，她在委身烟花之后明知自己“此身何用处人伦”，但是仍不免“为失三从泣泪频”。“虽然日逐笙歌舞”却念念不忘“长羡荆钗与布裙气“（出自《叙怀》）。女主人公行动与思想矛盾造成内心极度的痛苦，正是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思想、妇女的伦理观念、诗教的艺术修养综合而成的所产生的思想与情感的深深自责。 总之。中国文化传统因为渗融进封建宗法制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思想一方面戕害着妇女的身心、左右着古代妇女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儒家的知识文化、正常的人伦道德乃至艺术才能，提高了她们的文化素质。造就了她们的个人修养，为她们言志传情的创作生涯提供了合宜的土壤。[2]
三
古典女性诗词前期以“闺怨”题材为主，后期明清时期注重表现女性意识和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
前期主要题材为“闺怨”、“宫怨”、“悲怨”，包括春愁秋恨、思夫怀远等，诸如汉代卓文君的《白头吟》，班婕妤的《团扇诗》，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悲愤诗》;唐代薛涛的《春望词四首》《酬人雨后玩竹》，宋代李清照的《声声慢》，朱淑真的《九曰》，明代黄夫人的三卷《夫人曲》等。这些诗词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每部作品都饱含作者深情，字里行间都浸透着辛酸的泪水，她们的诗作，许多甚至是用鲜血或生命换取的结果。通过诗篇抒发了她们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和幸福生活的憧憬。但由于她们遭遇了各种坎坷和挫折，丰满的理想不得不变成骨感的现实或者直接归于幻灭，于是便有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就艺术而言，古典女性诗词风格清新，情致哀怨，表现委婉含蓄，有一种怨而不怒的气度。
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中国古代前期女作家共4000余人，而明清两代就有3750余人，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90%以上，特别是清代女作家更多，约3500余家。明清女性文学创作体裁和题材丰富多彩，而且出现了女性结社和与男性文士交往，女性作家们开始走出“内言不出于阃”的传统观念，重视文学的传播功能。[3]
明清女性文学注重表现女性意识，追求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诗词歌赋、弹词戏曲是她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她们真情实感的流露，因事而发、为时而作，绝非无病呻吟。她们在申诉奉行“三纲五常”、“恪尽妇道”的苦难中，一方面表现了女性的勤劳、淳朴、机智、坚强与善良。而另一方面，她们在弹词小说中所喜用的女扮男装模式可以看作是女性书写的一种特异形态，它表现出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和追求自由理想境界的奮斗精神。
明清女性作家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的文化熏陶，加之女性自强意识的觉醒，她们创作了多种文学体裁的作品，不仅有诗词文赋，还有散曲、戏剧、弹词和小说。如著名的散曲作家吴藻，杂剧《鸳鸯梦》的创作者叶小纨，戏剧如王筠、张蘩、何珮珠、吴藻、吴兰征等，弹词如《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笔生花》作者邱心如，《梦影缘》作者郑贞华等，小说家顾太清著有《红楼梦影》。明清女作家不仅文学创作而且还进行文学评论，还有很多擅长书法、绘画和音乐。艺术修养又不断为文学创作供给营养，使很多明清女作家多才多艺。此外，清朝末年，近代的秋瑾作为女作家表现突出，成就斐然。因为在她的诗词中不仅出现了“女权主义”，而且还将思想诉诸文本和行动：她不仅控诉封建礼教对女性灵与肉的双重束缚，还时时唤起女性觉醒，主张天地人生、男女均权，进而以身许国，献身革命，如《满江红》中“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间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磋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以及《宝剑歌》和《宝刀歌》中用气势恢宏的胸怀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女性的英雄豪情。秋瑾是从古代向现代演进的一位具有承前启后的女诗人，在女性写作上，其精神不仅有别于以往女性文学，而且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五四”时期的多数女作家都在思想上受到她的影响。
总之，在古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中国女性文学走过了自己的发展历程，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无论创作主体还是思想内容、艺术境界，古代历代女作家，作为女性，她们与千万封建社会的妇女历经同样的命运;作为作家，她们表现了与男性作家同样的睿智才华，显示了她们清澈的心灵，以及为一些男子所不及的崇高品格和精神境界。古典女性诗词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直接或间接影响或促成了“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也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不同于西方的女权主义，未来也不会走向女权主义。
参考文献：
[1]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刘畅. 中国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J]. 语文建设，2015，11：14-15.
[3]张龑.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探讨[J]. 芒种，2014，13：167-168.
[4]马晓娟.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批判初探[J]. 青春岁月，2015，23：24-25.
[5]郑珊珊.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2：117-122.
[6]袁广雪，张士昌. 从文学作品看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变化[J]. 晋中学院学报，2012，04：70-74.
[7]解殿双. 古代女性诗词作品中的生命之音[J]. 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