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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寻找，完全是出于对人物的兴趣和探求未知的欲望。”15日，冯雪松在珠海阅潮书店聊起自己花15年写《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时说：“随着了解的深入，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于一种高尚精神的认同和追随。”
方大曾是“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曾被业界人士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冯雪松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著有《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他在2000年访问方大曾胞妹方澄敏后，拍摄制作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其后又花费了15年光阴收集资料，于口前出版了该部作品。
据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以“中外新闻学社”摄影记者及《大公报》特聘战地记者身份，第一时间赶到战火纷飞的前线，用笔和相机为武器，向社会传递着抗战的信息，他拍摄的照片被大量采用，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的发表一时广为人知。当年9月18日，他在河北蠡县发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后失踪，范长江曾撰文《忆小方》以示怀念。
“找到哥哥是方澄敏一生的期盼。”冯雪松举起一张照片说："60多年来，她个人命运门经逆转，仍然不肯放弃寻找哥哥的念头。”随后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说，方大曾的母亲并不相信儿子的失踪，直到1969年去世，她至死都不肯搬离老宅。
冯雪松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方大曾留下的装底片的盒子时的感受，坦言“就像朝圣的感觉。我们试图依照他的最后旅程，解读抗战初期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遭遇。”
冯雪松表示，方大曾与同时代的摄影家不同，方大曾不是为了满足沙龙里的显贵对风花雪月的痴迷，而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不仅留下珍贵的照片，更留下许多与之相伴的珍贵文字。
2000年冯雪松和摄制组奔走在保定、石家庄、大原、大同、蠡县等地，用镜头一路追随方大曾“最后的生命时光”。冯雪松在保定地方志办公室引见下，采访到13岁时目睹日军屠杀的见证者王逸民等6人。大家分析，日军在1937年9月24、25日在古城保定屠杀2000多人时，根据方大曾北上采访路线和计划，其有可能在保定遇难。“他的足迹频奔于战斗猛烈的前沿，观察和拍摄，却极少提及自己的处境和危险，这一点和罗伯特·卡帕有极大的不同。”冯雪松说，方大曾具备成为永远话题的所有要素，他的精神超越时代，历久弥新，他的神秘失踪和传奇经历，鼓励后辈不断探索，不断发现。
“寻找”战地记者方大曾
他的名字叫方大曾，报道“卢沟桥事变”第一人。1937，他担任上海《太公报》战地特派员，在河北蠡县寄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之后，消失在前线，成为抗口战争中以身殉国的第一名战地记者。他用25年短暂光阴，写就了一个人生传奇，被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他出生于外交官之家，原本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却选择了那个动荡年代最奔波的职业——记者；
他爱好摄影，自小就有价值7块大洋的相机，但镜头却很少对准亲朋好友，拍摄更多的是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
他大学毕业后，发起成立“中外新闻学社”，赴绥东战场采访，出乎意料地给家里寄回一张戎装照片——“母亲大人存念”，似在宣告：要将生命注入新闻事业；
方大曾留给世人的，除了837张黑白底片，还有散见于国内外各大报刊上的通讯、摄影作品。今天，我们“寻找”我们的前辈，不仅仅是缅怀一位英勇的战地记者，更是向他那悲天悯人的崇高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牺牲精神致敬。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之到长辛店来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无疑的，卢沟桥又在对抗了。记者以发稿关系，又必须当日返平，但战争既有复起，卢沟桥自然不能通过，不得已乃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路线返平……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所以我这不速之客颇易引起他们的误会，我又曾遇到一个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粱田里跑出来，并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我，喊一声‘站住！’我停住，告诉他我的来历和去向，他才叫我离他很远的走过去，但是他仍用枪口向着我，直到我的背影在前途中消逝之后……”（节选自方大曾《卢沟桥抗战记》）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方大曾第一时间从北平市区前往户沟桥、长辛店采访、拍照；11日至22日，方大曾在家里写出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23日，稿件和照片寄出；8月1日，《世界知识》杂志刊出。
“我们都是记者出身，但被枪指着离开的人并不多。”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纪录片导演、《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的作者冯雪松，口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想，这是战地记者才有的‘专利’，方大曾的经历和匈牙利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如出一辙。”
报道爱国救亡运动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生于北平。父亲方振东，“译学馆”毕业，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在妹妹方澄敏眼里，哥哥身材高大，脸色红润，眼睛明亮，好像天天都是乐呵呵的，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他童心未失，禀性活泼，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当朋辈们看到他一个大个子出现在欢蹦乱跳的小人群中时，就情不自禁地唤他“小方”。“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方大曾如是说。
1929年8月，就读北平市立第一中学的方大曾，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即“少年影社”，并举行公开展览。当时，他的一位同学李续刚因进行革命活动被反动学校当局挂牌开除，方大曾为了抗议，也为了留下历史见证，把那张布告拍下了。自此，方大曾逐渐懂事起来。
那对，有不少摄影沙龙，弥漫着类似改良国画或时装照的风格，方大曾自觉难以融入。他更愿意将相机镜头对准船夫、纤夫、矿工。方家门口不远处是个人力车集散地，洋车都停在那儿，但方大曾从来不坐洋车，却会给车夫拍照。
1930年，方大曾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加入“反帝大同盟”，并参与编写“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反帝新闻》。 1932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来了另一名“反帝”的成员，名叫常钟元（即著名诗人方殷）。方大曾和他共同主编《少年先锋》周刊，从编稿、写稿、印刷、校对到发行，都由两人包办。方家也成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们的接头地点。
1933年8月，方大曾从报上读到一条19人被捕的消息，其中有方殷。他急坏了，到处探听方殷的住地，打听到之后，立即跑去把全部革命书刊以及抗日救亡的文件、传单等予以清理，以致后来警宪去搜查时，一无所获。
1934年，方大曾大学毕业，先后在京津两市开展救亡工作活动。1935年，他与吴寄寒、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周勉之等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中外新闻学社”。他本人担任摄影记者，活动“版图”也从天津延伸到唐山、北戴河、秦皇岛一带。
1935年“一二·九”运动，因为身材高大、头发微黄，方大曾一度被警察误认为是外国记者，还冲他喊“你别跟他们一块搅和”。可是，凡是学生运动，方大曾每每参加。他跟着学生游行队伍，跑前跑后地拍照。
以相机和笔为武器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的炮声打响后，方大曾即到前线采访。这次长达43天的行程，他全面报道绥远抗战，用相机和笔为武器，将前线的消息及时传递到后方，写出《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绥东前线视察记》等稿件。同时，他的图片和报道，引起当时新闻业界范长江、陆诒等人的重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方大曾于7月10日离家前往卢沟桥，顺利完成采访后回到北平，写出《卢沟桥抗战记》。
28日下午3点，日军两架飞机从长辛店上空投掷炸弹。当时，方大曾正在那里采访，同行的《实报》记者宋致泉回忆：“炮声震耳欲聋……小方跑在最前边拍摄平汉路上的将士。”
在《忆小方》里，著名记者范长江写道：“他的工作情绪愈来愈高涨，身体也愈来愈结实。北方的夏季，他穿着短裤衬衣，自己带着他的小箱子行李，在平汉路前线不断地突击。他那诚挚、天真、勇敢、温和的性格，博得各方面的好感。平津陷落之后，我回到了上海，后来接到他从北方来信说：‘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还有许多摄影材料工具不能带出来，我现在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我想找一家报馆做战地记者，请你为我代找一岗位。’那时上海《大公报》正需要人，就请他担任平汉线工作……他于是开始为上海《大公报》写通讯。”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有家不能回的方大曾，迂回在长辛店、良乡、保定一带，行踪和报道随着战事而动。在保定，风闻八路军挺进热河，他急急地赶去采访，因消息不准才作罢。
“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瘦得像‘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已经特别的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只手去…兵士们见到这样一个人，猛然间是认不得他是谁了。‘噢，这是军长’。……”小方在《血战居庸关·“铁汉”之泪》中这样描写十三军军长汤恩伯，他的稿子仿佛能把读者带到抗日前线，闻得到战火里的硝烟味。
9月12日，方大曾折回平汉线北段采访。18日，涿州沦陷。当时，保定吃紧，方大曾被迫退到保定东南的蠡县，并于18日当天寄出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同时寄信给邯郸的亲属，表示要继续北上采访。《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于30日在上海《大公报》刊出后，报社、家人和好友就再也没有小方的消息。
同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成立。范长江说，如果小方在，他一定会来的。
“或许，小方早就为当战地记者，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冯雪松说。
1999年，冯雪松在办公室的一堆传真里，偶然接触到“方大曾”这个名字。从一纸传真到一部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再到近日出版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冯雪松和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用了整整15年寻找小方。
“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战地摄影记者的故事，让我感动。从那时开始，我就慢慢寻找他的踪迹。”冯雪松说，“从最初对人物命运的探寻，到后来为他的精神折服，最后到追随他的理想。打动我的，除了他的才华，更有他‘铁肩担道义’的情怀。”
方大曾的遗物，最珍贵的莫过于留存在家的837张底片，历经沧海桑田，依然得以完整保留。
“单靠一张照片，如果不加文字说明，是没办法传递信息的。如果方大曾没有一定的文字写作技巧，他就没有办法传播要表达的信息。他是一个好的摄影师，也是一个好的写手，只有这两者加在一起，才会受到欢迎，甚至影响深远，这也是罗伯特·卡帕、方大曾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著名记者唐师曾说，他们都是有一技之长的硬汉，他们不屈服于金钱和暴力，就是出于自身的良知，用知识和道德做判断，他们具有同样高尚的品格。
也许，“寻找”方大曾的道路，依旧漫长；也许，我们的寻找只是对牺牲的前辈的一种纪念。不管怎样，希望方大曾的故事和作品能为更多人了解，因为他本身就是中国战地新闻报道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方大曾是“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曾被业界人士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冯雪松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著有《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他在2000年访问方大曾胞妹方澄敏后，拍摄制作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其后又花费了15年光阴收集资料，于口前出版了该部作品。
据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以“中外新闻学社”摄影记者及《大公报》特聘战地记者身份，第一时间赶到战火纷飞的前线，用笔和相机为武器，向社会传递着抗战的信息，他拍摄的照片被大量采用，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的发表一时广为人知。当年9月18日，他在河北蠡县发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后失踪，范长江曾撰文《忆小方》以示怀念。
“找到哥哥是方澄敏一生的期盼。”冯雪松举起一张照片说："60多年来，她个人命运门经逆转，仍然不肯放弃寻找哥哥的念头。”随后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说，方大曾的母亲并不相信儿子的失踪，直到1969年去世，她至死都不肯搬离老宅。
冯雪松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方大曾留下的装底片的盒子时的感受，坦言“就像朝圣的感觉。我们试图依照他的最后旅程，解读抗战初期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遭遇。”
冯雪松表示，方大曾与同时代的摄影家不同，方大曾不是为了满足沙龙里的显贵对风花雪月的痴迷，而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不仅留下珍贵的照片，更留下许多与之相伴的珍贵文字。
2000年冯雪松和摄制组奔走在保定、石家庄、大原、大同、蠡县等地，用镜头一路追随方大曾“最后的生命时光”。冯雪松在保定地方志办公室引见下，采访到13岁时目睹日军屠杀的见证者王逸民等6人。大家分析，日军在1937年9月24、25日在古城保定屠杀2000多人时，根据方大曾北上采访路线和计划，其有可能在保定遇难。“他的足迹频奔于战斗猛烈的前沿，观察和拍摄，却极少提及自己的处境和危险，这一点和罗伯特·卡帕有极大的不同。”冯雪松说，方大曾具备成为永远话题的所有要素，他的精神超越时代，历久弥新，他的神秘失踪和传奇经历，鼓励后辈不断探索，不断发现。
“寻找”战地记者方大曾
他的名字叫方大曾，报道“卢沟桥事变”第一人。1937，他担任上海《太公报》战地特派员，在河北蠡县寄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之后，消失在前线，成为抗口战争中以身殉国的第一名战地记者。他用25年短暂光阴，写就了一个人生传奇，被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他出生于外交官之家，原本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却选择了那个动荡年代最奔波的职业——记者；
他爱好摄影，自小就有价值7块大洋的相机，但镜头却很少对准亲朋好友，拍摄更多的是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
他大学毕业后，发起成立“中外新闻学社”，赴绥东战场采访，出乎意料地给家里寄回一张戎装照片——“母亲大人存念”，似在宣告：要将生命注入新闻事业；
方大曾留给世人的，除了837张黑白底片，还有散见于国内外各大报刊上的通讯、摄影作品。今天，我们“寻找”我们的前辈，不仅仅是缅怀一位英勇的战地记者，更是向他那悲天悯人的崇高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牺牲精神致敬。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之到长辛店来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无疑的，卢沟桥又在对抗了。记者以发稿关系，又必须当日返平，但战争既有复起，卢沟桥自然不能通过，不得已乃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路线返平……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所以我这不速之客颇易引起他们的误会，我又曾遇到一个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粱田里跑出来，并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我，喊一声‘站住！’我停住，告诉他我的来历和去向，他才叫我离他很远的走过去，但是他仍用枪口向着我，直到我的背影在前途中消逝之后……”（节选自方大曾《卢沟桥抗战记》）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方大曾第一时间从北平市区前往户沟桥、长辛店采访、拍照；11日至22日，方大曾在家里写出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23日，稿件和照片寄出；8月1日，《世界知识》杂志刊出。
“我们都是记者出身，但被枪指着离开的人并不多。”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纪录片导演、《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的作者冯雪松，口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想，这是战地记者才有的‘专利’，方大曾的经历和匈牙利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如出一辙。”
报道爱国救亡运动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生于北平。父亲方振东，“译学馆”毕业，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在妹妹方澄敏眼里，哥哥身材高大，脸色红润，眼睛明亮，好像天天都是乐呵呵的，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他童心未失，禀性活泼，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当朋辈们看到他一个大个子出现在欢蹦乱跳的小人群中时，就情不自禁地唤他“小方”。“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方大曾如是说。
1929年8月，就读北平市立第一中学的方大曾，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即“少年影社”，并举行公开展览。当时，他的一位同学李续刚因进行革命活动被反动学校当局挂牌开除，方大曾为了抗议，也为了留下历史见证，把那张布告拍下了。自此，方大曾逐渐懂事起来。
那对，有不少摄影沙龙，弥漫着类似改良国画或时装照的风格，方大曾自觉难以融入。他更愿意将相机镜头对准船夫、纤夫、矿工。方家门口不远处是个人力车集散地，洋车都停在那儿，但方大曾从来不坐洋车，却会给车夫拍照。
1930年，方大曾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加入“反帝大同盟”，并参与编写“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反帝新闻》。 1932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来了另一名“反帝”的成员，名叫常钟元（即著名诗人方殷）。方大曾和他共同主编《少年先锋》周刊，从编稿、写稿、印刷、校对到发行，都由两人包办。方家也成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们的接头地点。
1933年8月，方大曾从报上读到一条19人被捕的消息，其中有方殷。他急坏了，到处探听方殷的住地，打听到之后，立即跑去把全部革命书刊以及抗日救亡的文件、传单等予以清理，以致后来警宪去搜查时，一无所获。
1934年，方大曾大学毕业，先后在京津两市开展救亡工作活动。1935年，他与吴寄寒、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周勉之等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中外新闻学社”。他本人担任摄影记者，活动“版图”也从天津延伸到唐山、北戴河、秦皇岛一带。
1935年“一二·九”运动，因为身材高大、头发微黄，方大曾一度被警察误认为是外国记者，还冲他喊“你别跟他们一块搅和”。可是，凡是学生运动，方大曾每每参加。他跟着学生游行队伍，跑前跑后地拍照。
以相机和笔为武器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的炮声打响后，方大曾即到前线采访。这次长达43天的行程，他全面报道绥远抗战，用相机和笔为武器，将前线的消息及时传递到后方，写出《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绥东前线视察记》等稿件。同时，他的图片和报道，引起当时新闻业界范长江、陆诒等人的重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方大曾于7月10日离家前往卢沟桥，顺利完成采访后回到北平，写出《卢沟桥抗战记》。
28日下午3点，日军两架飞机从长辛店上空投掷炸弹。当时，方大曾正在那里采访，同行的《实报》记者宋致泉回忆：“炮声震耳欲聋……小方跑在最前边拍摄平汉路上的将士。”
在《忆小方》里，著名记者范长江写道：“他的工作情绪愈来愈高涨，身体也愈来愈结实。北方的夏季，他穿着短裤衬衣，自己带着他的小箱子行李，在平汉路前线不断地突击。他那诚挚、天真、勇敢、温和的性格，博得各方面的好感。平津陷落之后，我回到了上海，后来接到他从北方来信说：‘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还有许多摄影材料工具不能带出来，我现在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我想找一家报馆做战地记者，请你为我代找一岗位。’那时上海《大公报》正需要人，就请他担任平汉线工作……他于是开始为上海《大公报》写通讯。”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有家不能回的方大曾，迂回在长辛店、良乡、保定一带，行踪和报道随着战事而动。在保定，风闻八路军挺进热河，他急急地赶去采访，因消息不准才作罢。
“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瘦得像‘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已经特别的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只手去…兵士们见到这样一个人，猛然间是认不得他是谁了。‘噢，这是军长’。……”小方在《血战居庸关·“铁汉”之泪》中这样描写十三军军长汤恩伯，他的稿子仿佛能把读者带到抗日前线，闻得到战火里的硝烟味。
9月12日，方大曾折回平汉线北段采访。18日，涿州沦陷。当时，保定吃紧，方大曾被迫退到保定东南的蠡县，并于18日当天寄出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同时寄信给邯郸的亲属，表示要继续北上采访。《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于30日在上海《大公报》刊出后，报社、家人和好友就再也没有小方的消息。
同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成立。范长江说，如果小方在，他一定会来的。
“或许，小方早就为当战地记者，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冯雪松说。
1999年，冯雪松在办公室的一堆传真里，偶然接触到“方大曾”这个名字。从一纸传真到一部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再到近日出版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冯雪松和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用了整整15年寻找小方。
“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战地摄影记者的故事，让我感动。从那时开始，我就慢慢寻找他的踪迹。”冯雪松说，“从最初对人物命运的探寻，到后来为他的精神折服，最后到追随他的理想。打动我的，除了他的才华，更有他‘铁肩担道义’的情怀。”
方大曾的遗物，最珍贵的莫过于留存在家的837张底片，历经沧海桑田，依然得以完整保留。
“单靠一张照片，如果不加文字说明，是没办法传递信息的。如果方大曾没有一定的文字写作技巧，他就没有办法传播要表达的信息。他是一个好的摄影师，也是一个好的写手，只有这两者加在一起，才会受到欢迎，甚至影响深远，这也是罗伯特·卡帕、方大曾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著名记者唐师曾说，他们都是有一技之长的硬汉，他们不屈服于金钱和暴力，就是出于自身的良知，用知识和道德做判断，他们具有同样高尚的品格。
也许，“寻找”方大曾的道路，依旧漫长；也许，我们的寻找只是对牺牲的前辈的一种纪念。不管怎样，希望方大曾的故事和作品能为更多人了解，因为他本身就是中国战地新闻报道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