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家发从流沙河家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他的心情很乱。两个人相差十五岁，认识整整四十年，一起在《星星》编辑部工作，后来先后退休，每年文联做体检，都是鄢家发跟流沙河一起去。1979年俩人刚共事的时候，流沙河是一米七二，后来降到一米六三，体重也只有七十多斤。
　　最后的两年里，流沙河的嗓子一直不太好，鄢家发对记者说，频繁的讲课加重了咽喉的问题，经常发炎。没办法，流沙河喜欢讲课。从2009年开始，他一直在图书馆办公益讲座，先是讲了一年多的《庄子》，这个他最熟，后来又讲《诗经》和唐诗。他很看重这件事，这是将他的声音传送到大众的主要途径。
　　到了今年秋天，流沙河的病情加重。气管快要堵住了，里面的缝隙只有一颗绿豆这么小。流沙河的儿子余鲲向记者透露，医生本来想给他做一个喉镜检查，但是已经伸不进去了。2019年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流沙河还是走了，享年88岁。
　　实际上，流沙河这辈子就是在说话与受阻之间不断寻求表达空间，弯弯折折，还是绕开了峰峦，继续向前流淌。以前他写诗，后来写文章，研究文化和文字，还有讲课，莫不如此。
　　百家之中，流沙河独爱庄周，不似老子那般玄奥，而是从现实的淤泥和滩涂中，生出一种澄明。四川话有个词叫“散眼子”，意思是散漫闲适的人，流沙河专门写过文章，这其实来自庄子提到过的“散焉者”。它意味着独立与自由。
　　“流沙河有诗人的那种离骚之风，又有学者的那种责任与传承。他经受过很多厄运与屈辱，但是超越了这些苦难。虽然后来不写诗了，但是他研究《诗经》和宋诗，还有《周易》和《庄子》，其实是在用新的方式来‘写诗’，又往往能别出新意，有自己的见解。”鄢家发对记者说。
　　许多文化和诗歌界的人纷纷表示纪念和惋惜。《星星》诗刊前任主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梁平专门撰写文章，流沙河的一生“有过曲折和坎坷，但他在经历曲折和坎坷之后，获得的是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一辈子干干净净地作文，干干净净地做人，留给我们的也是干干净净的文学庇护和人生庇护”。

逍遥游

　　流沙河的家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很热闹的一个街区。很多人经常在街上碰到他，买菜或是遛弯儿。他在文章里形容过自己，“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拜访过他的人也说，先生的步态很特别，不太着地，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
　　余鲲记得，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荞麦面。北方的荞麦面偏甜，四川的偏苦，流沙河以此为乐，几乎是在修行。朋友邀请他聚会，流沙河不好拒绝，只有一个条件，大家吃菜，给他一碗面就行。
　　流沙河喜欢聊天，跟朋友摆龙门阵。每周，他都要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参加者包括退休的编辑记者，写诗著文的作家，还有文学爱好者。大家一起喝茶谈天，来去自由，发言随意，话题很广泛，不只是文化，也聊社会时事，有时辩论。说起过去的往事，流沙河会自嘲。“他那张乌鸦嘴1957年就惹过祸了，至今不肯噤闭。”
　　流沙河是名副其实的“书虫”，每天必须要读书，至少两个小时。房间里放着一张老式的大床，常读的书搁在床上，占据了大半边，被他看作是“命根子”。每个月一次的文化讲座，前后坚持了整整十年。
　　鄢家发对记者说，流沙河曾跟他提起过，自己虽然生活在现代，其实内心住着古人。他研究文字，也钻研方言，在文化的敲击声中听到了传统的回音。有人写信给他，商榷个别词句，他也欣然领受。无论大环境如何变化，他有意在文化的世界里筑造一座自由通畅的花园。

人间世

　　余鲲出生于1967年。用流沙河的话说，儿子“生得不是时候”，这跟时代有关。当时，“右派”的帽子已经在流沙河的头上戴了整整十年，再加上“文革”开始不久，流沙河被下放到老家金堂农村，外面的高音喇叭厉声朗诵着革命口号与领袖语录。
　　余鲲在父亲身边长大，经历过的很多事，像是巨石压向了年轻的心底。流沙河做过各种苦力劳动。比如抬电线杆，一开始是木头的，后来变成水泥的。又比如在家具社拉大锯，拉了六年，很宽的那种原木，需要两个人合力，扯一锯，还一锯，一遍遍锯向树心。收工的时候，全身都瘫软，仿佛再也站不起来。
　　“一个人只是一颗锯齿罢了。我得铁化自己，不要让人家把我锯成一撮木渣。为此，我得拼命干活。我家养着三只母鸡，天天有蛋。我不能死于营养不良，当此光明遥遥在望之际。”流沙河在回忆录《锯齿啮痕录》里说。
　　七八岁的时候，余鲲就开始帮父亲干活。平时吃不上什么好的，没有油水，家里只能拿泡菜充饥。余鲲向记者回忆说，那时候饿肚子，就像三毛流浪一样，勒紧裤腰带，真的管点儿用，时间久了以后，落下腹腔静脉曲张的毛病。
　　余鲲小时候喜欢蟋蟀，可以说是受了流沙河的影响。房子门口本是空地，流沙河种上竹子和树木，砌了矮墙，终于算是一个院子，到了夏天，草木生长，就有了虫鸣。余鲲写日记，流沙河就帮着修改。日记里写蟋蟀，以前外面热闹，是蟋蟀在开音乐会，后来养了家禽，只剩下零星的蟋蟀声。
　　当“右派”的二十年里，流沙河写过很多诗，但很少有能留存下来的。其中有一首《夜捕》，描述自己跟孩子一起捉蟋蟀的故事，看起来很轻松。“儿女拉我园中去，篱边夜捕蟋蟀。静悄悄，步步侧耳听，小女握瓶，小儿照灯火。一回捕获八九个，从此荒园夜夜不闻歌。且看瓶中何所有，断腿冤虫，悲哀与寂寞。”
　　更多的时候，蟋蟀的鸣唱因为种种原因噤声。1958年，流沙河刚刚成为“右派”，在省文联机关监督劳动，烧水拉车，大炼钢铁，当时他写过一首长诗，整整3000行，结果手稿被收走，不知下落。
　　1962年，流沙河被叫到省文聯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写过叙事诗《曹雪芹》，有500行，又在“文革”期间被迫焚毁。他还写了一首长诗，1000行，却又自己烧掉了。离开成都的时候，他将手里的函件、底稿和笔记，都清理出来，过目一遍，然后撕碎焚毁。他的“前半生足足烧了一个钟头”。后来红卫兵抄家，搜罗一切“封资修”，将流沙河的藏书尽皆收走，大呼告捷。 　　他专门写过一首短诗，写焚书的过程，看起来很轻松，却又笑中带泪。“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睛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
　　连日记也不敢再写，一写就是“变天账”。他也自认跟文学绝缘，不再是文学界的人了。他拉了六年的大锯，跟同伴一起干活。为了排遣寂寞，流沙河跟同伴经常讲笑话，互相交代历史，彼此交流见闻，街头巷尾，怪事奇闻，无所不包。当官的戴高帽游街示众，造反派司令大闹派出所，如此等等。
　　流沙河有意将这些闲谈记下，这个习惯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多是有趣的荒诞笔记，算作对那个荒诞时代的记录。那些笑中带泪的洞察有些像契诃夫，但嬉笑背后的达观更像是庄周。《庄子》这本书与流沙河的一生结下缘分，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鲲，也是出自《逍遥游》的典故。
　　流沙河第一次读到《庄子》，是在1944年。当时他13岁，正在上初中，老师在台上讲《逍遥游》，鹏之大，尚不得自由。那时的流沙河还没有切身的体会，直到命运将他推向了深渊。真正读懂的时候，他已经因为组诗《草木篇》招来祸端，卷进政治的漩涡，成为年轻的“右派”。
　　1964年，还在读初中的吴茂华无意间读到了一本供批判的油印材料，封面上画着一个身材瘦小的人，在瑟瑟发抖，不敢面对高大的工农兵。绕过那些高亢的批判文字，吴茂华读到了里面的诗句，作者叫流沙河。一个奇兀而有趣的名字，让她想到了《西游记》里的沙僧。没想到的是，后来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齐物论

　　1978年，流沙河终于摘掉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岳母从省政协那里听说，女婿因为过于高兴，饮酒过量而死。事出有因，当地的确有一位“右派”，在摘帽之后喜极而泣，过度饮酒。更何况，流沙河虽然摘掉了帽子，但省文联没有立刻接收他，而当时的妻子还在狱中。所以一度搞錯。
　　1979年，《星星》复刊，流沙河在这本刊物担任编辑，并加入中国作协。上世纪50年代，他参与了这本诗刊的创办。鄢家发也在1979年进入《星星》工作，和流沙河成为同事。他跟记者回忆，刚开始，流沙河从乡下回到成都，还是住在一个小平房里，很拥挤，后来才搬到一座高知楼里，楼上住着作家周克芹。
　　在那个万物复苏的年代，诗歌在大众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文艺青年们从各地赶来，希望见一见这位经历传奇的归来诗人，还有跟流沙河一起创办《星星》的白航，过去也被打成了“右派”，然后跟流沙河一起回到了这个刊物。流沙河和白航不好拒绝这些年轻人的热情，一个老编辑开玩笑说，以后应该按照动物园的模式，让诗人待在里面不出来，想看的话得掏门票。
　　除了这些热闹，流沙河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要把过去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毕竟已经年近五十岁。他对文字有着近乎迷恋的执着，对于编辑和校对很有经验，被大家看作是编辑部的“百科全书”。对于这方面，鄢家发很有感触，他对记者回忆，经常是校对了几稿之后，流沙河仍然能发现问题。
　　流沙河的表达欲也上来了，陆续发表《故园六咏》等作品，这些短章有的写于“文革”时期，当时心中凄惶，又有些手痒，于是悄悄写下来，写完又焚毁，只在心中默默诵背，等到解冻时，才重新抄在纸上。这些诗节奏明快，保留了口语的痕迹，也有方言的影响，有着举重若轻的动人效果。
　　最著名的是一首跟孩子做游戏的诗，叫《哄小儿》。“爸爸变了棚中牛，今日又变家中马。笑跪床上四蹄爬，乖乖儿， 快来骑马马！ 爸爸驮你打游击，你说好耍不好耍？小小屋中有自由，门一开，就是家天下。莫要跑到门外去，去到门外有人骂。只怪爸爸连累你，乖乖儿，快用鞭子打！”
　　他感受到了自由发声的快乐，积极地拥抱着社会的变化，和许多归来的同辈诗人一样，对时代投入充分的热情，写了多首政治抒情诗，有着那个时期常见的乐观情绪，甚至招致一些人的误解。
　　1980年，《鸭绿江》杂志举办民意测验，邀请全国的诗人和批评家，评选当年发表的优秀诗歌，流沙河的政治抒情诗《太阳》得到了最高票。1982年出版的《流沙河诗选》获得了作协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一等奖。
　　不只是自己，流沙河也将视角伸到了外面。当时兴起的朦胧诗受到了一些老辈诗人的批评，但流沙河的心态很包容。他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台湾诗选，惊异于对岸的诗歌水平之高，无论是意象还是技巧，都很成熟。花了一年的时间，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设专栏，详加介绍，并结集出版，影响甚广。

养生主

　　上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停止了写诗。他意识到，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像是抛锚了一般。“一直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悄悄地告诉别人，他说他就从那个时候起，好好反省了自己和别人，作为一个诗人，很多事情是很难用文学去准确表达的。”余鲲对记者说。
　　他继续搜集着那些笑话和逸闻，出版了《Y先生语录》等笔记体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Y这个音，在四川话里的意思是伪劣差次，同时也因为流沙河本名姓余，这个形象有他自己的影子。
　　其中一个笑话是关于方言的。Y先生学粤语，发现广东人说话很有意思，比如“政治”这个词，读起来是“jing ji”。Y先生恍然大悟，为什么广东人最先富起来，上面念文件，叫突出“政治”，老广听成突出“经济”，所以腰包鼓起来了。
　　另外一個笑话，Y先生去出差，遇到一个老朋友，担任当地物价局局长，已经12年没有见了。老友惊呼，说Y先生变得好快，比以前老多了。Y先生回了一句，变得再快，也赶不上你管理的对象。
　　流沙河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文化与文字的研究上，出版了《庄子现代版》，影响很大。那些飘逸的文字被他翻译成了现代汉语。“有一夜，梦饮酒，很快乐，谁知早晨大祸临门，一场痛哭。又有一夜，梦伤心事，痛哭一场，谁知早晨出门打猎，快乐极了。做梦时不晓得是在做梦，梦中又做了一个梦，还研究那个梦是凶是吉。”
　　他曾跟夫人吴茂华回忆起过去的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流沙河在农场劳改，岁末时节，其他人回家过年，流沙河继续留守，红砖房子四面漏风，吹得哨响，寒冷侵入骨髓。只有一本《庄子》陪伴他。
　　后来，流沙河渐渐地与四川本地文化融为一体，并成为了成都的一张名片。他去世之后，儿子余鲲觉得有些遗憾，父亲其实已经备好了很多课，可以再讲一年多的时间。如今，蟋蟀不复鸣响，花园仍有余音。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4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