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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家发从流沙河家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他的心情很乱。两个人相差十五岁,认识整整四十年,一起在《星星》编辑部工作,后来先后退休,每年文联做体检,都是鄢家发跟流沙河一起去。1979年俩人刚共事的时候,流沙河是一米七二,后来降到一米六三,体重也只有七十多斤。
最后的两年里,流沙河的嗓子一直不太好,鄢家发对记者说,频繁的讲课加重了咽喉的问题,经常发炎。没办法,流沙河喜欢讲课。从2009年开始,他一直在图书馆办公益讲座,先是讲了一年多的《庄子》,这个他最熟,后来又讲《诗经》和唐诗。他很看重这件事,这是将他的声音传送到大众的主要途径。
到了今年秋天,流沙河的病情加重。气管快要堵住了,里面的缝隙只有一颗绿豆这么小。流沙河的儿子余鲲向记者透露,医生本来想给他做一个喉镜检查,但是已经伸不进去了。2019年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流沙河还是走了,享年88岁。
实际上,流沙河这辈子就是在说话与受阻之间不断寻求表达空间,弯弯折折,还是绕开了峰峦,继续向前流淌。以前他写诗,后来写文章,研究文化和文字,还有讲课,莫不如此。
百家之中,流沙河独爱庄周,不似老子那般玄奥,而是从现实的淤泥和滩涂中,生出一种澄明。四川话有个词叫“散眼子”,意思是散漫闲适的人,流沙河专门写过文章,这其实来自庄子提到过的“散焉者”。它意味着独立与自由。
“流沙河有诗人的那种离骚之风,又有学者的那种责任与传承。他经受过很多厄运与屈辱,但是超越了这些苦难。虽然后来不写诗了,但是他研究《诗经》和宋诗,还有《周易》和《庄子》,其实是在用新的方式来‘写诗’,又往往能别出新意,有自己的见解。”鄢家发对记者说。
许多文化和诗歌界的人纷纷表示纪念和惋惜。《星星》诗刊前任主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梁平专门撰写文章,流沙河的一生“有过曲折和坎坷,但他在经历曲折和坎坷之后,获得的是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一辈子干干净净地作文,干干净净地做人,留给我们的也是干干净净的文学庇护和人生庇护”。
逍遥游
流沙河的家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很热闹的一个街区。很多人经常在街上碰到他,买菜或是遛弯儿。他在文章里形容过自己,“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拜访过他的人也说,先生的步态很特别,不太着地,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
余鲲记得,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荞麦面。北方的荞麦面偏甜,四川的偏苦,流沙河以此为乐,几乎是在修行。朋友邀请他聚会,流沙河不好拒绝,只有一个条件,大家吃菜,给他一碗面就行。
流沙河喜欢聊天,跟朋友摆龙门阵。每周,他都要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参加者包括退休的编辑记者,写诗著文的作家,还有文学爱好者。大家一起喝茶谈天,来去自由,发言随意,话题很广泛,不只是文化,也聊社会时事,有时辩论。说起过去的往事,流沙河会自嘲。“他那张乌鸦嘴1957年就惹过祸了,至今不肯噤闭。”
流沙河是名副其实的“书虫”,每天必须要读书,至少两个小时。房间里放着一张老式的大床,常读的书搁在床上,占据了大半边,被他看作是“命根子”。每个月一次的文化讲座,前后坚持了整整十年。
鄢家发对记者说,流沙河曾跟他提起过,自己虽然生活在现代,其实内心住着古人。他研究文字,也钻研方言,在文化的敲击声中听到了传统的回音。有人写信给他,商榷个别词句,他也欣然领受。无论大环境如何变化,他有意在文化的世界里筑造一座自由通畅的花园。
人间世
余鲲出生于1967年。用流沙河的话说,儿子“生得不是时候”,这跟时代有关。当时,“右派”的帽子已经在流沙河的头上戴了整整十年,再加上“文革”开始不久,流沙河被下放到老家金堂农村,外面的高音喇叭厉声朗诵着革命口号与领袖语录。
余鲲在父亲身边长大,经历过的很多事,像是巨石压向了年轻的心底。流沙河做过各种苦力劳动。比如抬电线杆,一开始是木头的,后来变成水泥的。又比如在家具社拉大锯,拉了六年,很宽的那种原木,需要两个人合力,扯一锯,还一锯,一遍遍锯向树心。收工的时候,全身都瘫软,仿佛再也站不起来。
“一个人只是一颗锯齿罢了。我得铁化自己,不要让人家把我锯成一撮木渣。为此,我得拼命干活。我家养着三只母鸡,天天有蛋。我不能死于营养不良,当此光明遥遥在望之际。”流沙河在回忆录《锯齿啮痕录》里说。
七八岁的时候,余鲲就开始帮父亲干活。平时吃不上什么好的,没有油水,家里只能拿泡菜充饥。余鲲向记者回忆说,那时候饿肚子,就像三毛流浪一样,勒紧裤腰带,真的管点儿用,时间久了以后,落下腹腔静脉曲张的毛病。
余鲲小时候喜欢蟋蟀,可以说是受了流沙河的影响。房子门口本是空地,流沙河种上竹子和树木,砌了矮墙,终于算是一个院子,到了夏天,草木生长,就有了虫鸣。余鲲写日记,流沙河就帮着修改。日记里写蟋蟀,以前外面热闹,是蟋蟀在开音乐会,后来养了家禽,只剩下零星的蟋蟀声。
当“右派”的二十年里,流沙河写过很多诗,但很少有能留存下来的。其中有一首《夜捕》,描述自己跟孩子一起捉蟋蟀的故事,看起来很轻松。“儿女拉我园中去,篱边夜捕蟋蟀。静悄悄,步步侧耳听,小女握瓶,小儿照灯火。一回捕获八九个,从此荒园夜夜不闻歌。且看瓶中何所有,断腿冤虫,悲哀与寂寞。”
更多的时候,蟋蟀的鸣唱因为种种原因噤声。1958年,流沙河刚刚成为“右派”,在省文联机关监督劳动,烧水拉车,大炼钢铁,当时他写过一首长诗,整整3000行,结果手稿被收走,不知下落。
1962年,流沙河被叫到省文聯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写过叙事诗《曹雪芹》,有500行,又在“文革”期间被迫焚毁。他还写了一首长诗,1000行,却又自己烧掉了。离开成都的时候,他将手里的函件、底稿和笔记,都清理出来,过目一遍,然后撕碎焚毁。他的“前半生足足烧了一个钟头”。后来红卫兵抄家,搜罗一切“封资修”,将流沙河的藏书尽皆收走,大呼告捷。 他专门写过一首短诗,写焚书的过程,看起来很轻松,却又笑中带泪。“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睛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
连日记也不敢再写,一写就是“变天账”。他也自认跟文学绝缘,不再是文学界的人了。他拉了六年的大锯,跟同伴一起干活。为了排遣寂寞,流沙河跟同伴经常讲笑话,互相交代历史,彼此交流见闻,街头巷尾,怪事奇闻,无所不包。当官的戴高帽游街示众,造反派司令大闹派出所,如此等等。
流沙河有意将这些闲谈记下,这个习惯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多是有趣的荒诞笔记,算作对那个荒诞时代的记录。那些笑中带泪的洞察有些像契诃夫,但嬉笑背后的达观更像是庄周。《庄子》这本书与流沙河的一生结下缘分,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鲲,也是出自《逍遥游》的典故。
流沙河第一次读到《庄子》,是在1944年。当时他13岁,正在上初中,老师在台上讲《逍遥游》,鹏之大,尚不得自由。那时的流沙河还没有切身的体会,直到命运将他推向了深渊。真正读懂的时候,他已经因为组诗《草木篇》招来祸端,卷进政治的漩涡,成为年轻的“右派”。
1964年,还在读初中的吴茂华无意间读到了一本供批判的油印材料,封面上画着一个身材瘦小的人,在瑟瑟发抖,不敢面对高大的工农兵。绕过那些高亢的批判文字,吴茂华读到了里面的诗句,作者叫流沙河。一个奇兀而有趣的名字,让她想到了《西游记》里的沙僧。没想到的是,后来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齐物论
1978年,流沙河终于摘掉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岳母从省政协那里听说,女婿因为过于高兴,饮酒过量而死。事出有因,当地的确有一位“右派”,在摘帽之后喜极而泣,过度饮酒。更何况,流沙河虽然摘掉了帽子,但省文联没有立刻接收他,而当时的妻子还在狱中。所以一度搞錯。
1979年,《星星》复刊,流沙河在这本刊物担任编辑,并加入中国作协。上世纪50年代,他参与了这本诗刊的创办。鄢家发也在1979年进入《星星》工作,和流沙河成为同事。他跟记者回忆,刚开始,流沙河从乡下回到成都,还是住在一个小平房里,很拥挤,后来才搬到一座高知楼里,楼上住着作家周克芹。
在那个万物复苏的年代,诗歌在大众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文艺青年们从各地赶来,希望见一见这位经历传奇的归来诗人,还有跟流沙河一起创办《星星》的白航,过去也被打成了“右派”,然后跟流沙河一起回到了这个刊物。流沙河和白航不好拒绝这些年轻人的热情,一个老编辑开玩笑说,以后应该按照动物园的模式,让诗人待在里面不出来,想看的话得掏门票。
除了这些热闹,流沙河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要把过去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毕竟已经年近五十岁。他对文字有着近乎迷恋的执着,对于编辑和校对很有经验,被大家看作是编辑部的“百科全书”。对于这方面,鄢家发很有感触,他对记者回忆,经常是校对了几稿之后,流沙河仍然能发现问题。
流沙河的表达欲也上来了,陆续发表《故园六咏》等作品,这些短章有的写于“文革”时期,当时心中凄惶,又有些手痒,于是悄悄写下来,写完又焚毁,只在心中默默诵背,等到解冻时,才重新抄在纸上。这些诗节奏明快,保留了口语的痕迹,也有方言的影响,有着举重若轻的动人效果。
最著名的是一首跟孩子做游戏的诗,叫《哄小儿》。“爸爸变了棚中牛,今日又变家中马。笑跪床上四蹄爬,乖乖儿, 快来骑马马! 爸爸驮你打游击,你说好耍不好耍?小小屋中有自由,门一开,就是家天下。莫要跑到门外去,去到门外有人骂。只怪爸爸连累你,乖乖儿,快用鞭子打!”
他感受到了自由发声的快乐,积极地拥抱着社会的变化,和许多归来的同辈诗人一样,对时代投入充分的热情,写了多首政治抒情诗,有着那个时期常见的乐观情绪,甚至招致一些人的误解。
1980年,《鸭绿江》杂志举办民意测验,邀请全国的诗人和批评家,评选当年发表的优秀诗歌,流沙河的政治抒情诗《太阳》得到了最高票。1982年出版的《流沙河诗选》获得了作协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一等奖。
不只是自己,流沙河也将视角伸到了外面。当时兴起的朦胧诗受到了一些老辈诗人的批评,但流沙河的心态很包容。他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台湾诗选,惊异于对岸的诗歌水平之高,无论是意象还是技巧,都很成熟。花了一年的时间,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设专栏,详加介绍,并结集出版,影响甚广。
养生主
上世纪80年代末,流沙河停止了写诗。他意识到,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像是抛锚了一般。“一直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悄悄地告诉别人,他说他就从那个时候起,好好反省了自己和别人,作为一个诗人,很多事情是很难用文学去准确表达的。”余鲲对记者说。
他继续搜集着那些笑话和逸闻,出版了《Y先生语录》等笔记体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Y这个音,在四川话里的意思是伪劣差次,同时也因为流沙河本名姓余,这个形象有他自己的影子。
其中一个笑话是关于方言的。Y先生学粤语,发现广东人说话很有意思,比如“政治”这个词,读起来是“jing ji”。Y先生恍然大悟,为什么广东人最先富起来,上面念文件,叫突出“政治”,老广听成突出“经济”,所以腰包鼓起来了。
另外一個笑话,Y先生去出差,遇到一个老朋友,担任当地物价局局长,已经12年没有见了。老友惊呼,说Y先生变得好快,比以前老多了。Y先生回了一句,变得再快,也赶不上你管理的对象。
流沙河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文化与文字的研究上,出版了《庄子现代版》,影响很大。那些飘逸的文字被他翻译成了现代汉语。“有一夜,梦饮酒,很快乐,谁知早晨大祸临门,一场痛哭。又有一夜,梦伤心事,痛哭一场,谁知早晨出门打猎,快乐极了。做梦时不晓得是在做梦,梦中又做了一个梦,还研究那个梦是凶是吉。”
他曾跟夫人吴茂华回忆起过去的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流沙河在农场劳改,岁末时节,其他人回家过年,流沙河继续留守,红砖房子四面漏风,吹得哨响,寒冷侵入骨髓。只有一本《庄子》陪伴他。
后来,流沙河渐渐地与四川本地文化融为一体,并成为了成都的一张名片。他去世之后,儿子余鲲觉得有些遗憾,父亲其实已经备好了很多课,可以再讲一年多的时间。如今,蟋蟀不复鸣响,花园仍有余音。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4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