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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全面的管理体制改革：一是考核车行，规范出租车司机准入；二是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要重新思考，一些权力要下放；还有是“打黑”工作的改革，要调整打击“黑车”的管理体制。
2012年5月7日，刚刚“退居二线”的兰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前任局长颜承鲁突然被兰州市检察院带走“协助调查”。
与此同时，兰州市交通局前副局长、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简称城运处)处长杜明飞也被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杜明飞在2个多月前刚刚获得升迁，调任兰州市物价局党组书记、局长。
20多天以后，在上班时间，交通局城运处处长助理、稽查大队大队长朱连成亦被戴上手铐，从交通局位于永昌路321号的城运处办公楼里被带走。
接下来的6月，财务科长、综合科长、运输科长分别被带走，其间，该处的干部有些人被“请”到检察院，或者就在办公楼里接受办案人员的询问。
兰州市检察院一位工作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这是检察院反贪局所办的案件，几位被带走的官员已经正式批捕。因为案件还处在侦查阶段，细节不能公开。
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搜查时，从颜承鲁家里即发现现金上千万元，他挪用公款为儿子买的一套房产亦被没收。
记者同时了解到，兰州交通局正着手进行全面的管理体制改革，针对社会诟病和质疑的关键点，形成一套规范管理的思路，力争消除管理运行的灰色背景。
“接下来要形成一套规范管理的思路”
虽然表达了“清者自清，坦然面对，干好本职工作”等基本态度，但兰州市交通局的多名干部均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多层次的复杂心情——一方面，眼看着朝夕相处的同事突然出事，且都是有家有口，尚不知结果如何，难免有惋惜之心；另一方面，自己，包括家人、朋友，突然间卷入一场言论漩涡，要面对各种揣测、询问，甚至误解，深感委屈。
比如城运处90多人中，出事的有4个人，民间舆论则传播成“连锅端”，原本就怀疑他们与出租车公司、黑车行业有利益输送的一些人，比如一些出租车司机，则言之凿凿地骂整个部门。
2月16日才从皋兰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调过来的现任交通局长李文生对本刊记者说：“检察院办案是依法公正的，我们认识也很清楚。我们的干部，没有问题心里很踏实，有问题的应该接受配合。到现在为止，检察院还没有给我们通报结论，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清楚，结论出来之前，我们也没有办法发表意见。我来之后，觉得大家工作都很尽心，不管过去什么情况，对我们来说，作为交通部门，一定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他表示，接下来要形成一套规范管理的思路，包括对出租车行业，要进行全面的管理体制改革：一是考核车行，规范出租车司机准入；二是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要重新思考，一些权力要下放；还有“打黑”工作的改革，要调整打击“黑车”的管理体制。
本刊记者在采访多位出租车司机、黑车司机及出租车企业主的时候了解到，这几个面临改革的关键点，也是受诟病和质疑的所在。
兰州市纪委一位干部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交通局的另一下属部门——交通运输管理处(简称运管处)有几名干部因违规办证被纪委调查时，他们就已经发现了颜承鲁、杜明飞等人涉嫌贪腐的线索。当时因证据不足没有立案，但相关线索与当时已经确定的运管处案件一并移交检察院。颜、杜等人一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逐渐放松了警惕。而这一次，纪委并未参与，也没有走任何“双规”之类的程序，检察院拿实了证据直接抓人。
当时发现的线索，是这些领导或许与车行存在利益输送。
“今后这一块的核查认定由公司自己来做”
因为案件尚在调查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几家出租车行老板、管理人员均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他们中有人已经配合了检察院的调查询问。
其中一名企业主已在出租车行业经营近20年，经历了兰州市出租业的种种变迁。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出租车行业的矛盾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但兰州的问题更加突出一些。
他说，一般人可能认为车行以“行政特许”空手套白狼，坐收“垄断”之利，但实际上在这种行政管理模式下，企业丧失了不少自主权，增加了成本和障碍，也为行政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提供了温床。
“丧失自主权”具体表现在政府主管部门事无巨细什么都管，从承租金定价到司机接受的投诉处罚，没有弹性。
比如说，不同价位、不同新旧的车，承租金都统一按照3945元收取，就造成了“有关系的开新车，没关系的开旧车”，于是就有一些司机为了拿到新车指标到处托关系找路子，就有了各种主管官员打电话递条子。
本刊记者采访的数十位来自交通、奔马、海洋、三运、大桥、德祥、友谊、南巡等车行的出租车司机，凡在近两年承租新车的司机，基本都多交了1万至4万元不等的费用给“中间人”，以获得有限的名额。企业没办法与每个出租车司机自主商议承租价，解释清楚明细，也不能每年根据具体的市场物价行情调整变动，使司机和公司之间的猜忌和矛盾加剧。
“企业甚至连核实乘客投诉的权利都没有。”一名企业主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基本每天都会接到城运处打来的电话——你们车牌号多少的司机，被乘客电话投诉，你们交500块钱罚款过来……不给解释的机会，也不核实。全市6000多辆出租车，他们稽查大队20多个人也没力量去核实。有一次一个司机觉得委屈，就去找稽查大队大队长朱连成解释，结果被他从办公室骂出来……现在好些了，前不久我们去开会，交通局说要改革，今后这一块的核查认定工作交由公司自己来做。”“车型选择还是企业自主”
还有一些企业主不满的，就是“被自愿”采用不适合的车型。
根据兰州市人民政府2009年出台的《出租汽车更新管理办法》，对出租汽车车型的要求是政府定标准、定范围——1.6升以上，双燃料，清洁能源。企业自主选择车型。
但是，“在更新车辆时必须保证20％以上的吉利远景”成了一个强制要求，有的车行甚至在组建的时候，赶上时间点，全部被要求购买了吉利远景。
企业主告诉本刊记者，这个车型的车出问题较多，价格还不便宜，维修网点少，配件不足，维修费用高。 接受本刊记者随机采访的10余名各公司的远景车司机也说，东方公司的350辆车全部是远景，司机们数次开着车堵到公司门口讨说法。公司和经销商协调，维修费打七五折，但还是不解决问题。今年就有好几十辆车被退回公司，司机宁愿承受损失一半押金的代价。
对于吉利汽车的问题，城运处出租车管理科科长王欣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他们一—个是维修网点少，一个是配件库存少，出厂件少。出租车一个月里程过万，8年过百万，技术上稍有不合适，就顶不下来。”
那为什么政府又要规定这款车型做承担“公共安全”的出租车呢?王欣说，那是因为吉利汽车在兰州建厂，是甘肃省和浙江省之间、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项目，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政府要推荐企业购买。
他强调，政府只是建议，车型选择还是企业自主。他认为现在出租车管理的—个症结就是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第一是没有全国性的法规作为依据；第二，本地的行业“管理办法”也有些老旧、粗线条，导致一些工作难做。
“黑车”是道难题
兰州市地处黄河河谷狭长地带，东西长，南北短，人口多，交通非常拥堵。按照交通局长李文生的说法，是在交通硬件上“先天不足”。
从1996年至今，不仅出租车数量被严格控制，没增加一辆，起步价7元也一直没有调整。并且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是，还实行单双号限行。300多万人口，白天平均每万人只占有10辆左右出租车，基本没有“空驶率”，运力严重不足，导致“黑车”泛滥。
在西固区，“黑车”因为起步价只有5元，比市区的“黑车”起步价低5元，就让西固的人习惯于坐“黑车”不坐出租车，正规出租车都不愿意去西固，自愿退出了那片市场。
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兰州的出租车司机普遍对“黑车”没有太强的敌视。他们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本身都“拉不完”，所以并不介意“黑车”为打不到车的市民提供“方便”。有的出租车司机甚至在退出正规车行之后，自己开起了“黑车”。
“黑车”司机也基本“懂行”，不会跟正规出租车抢客，遇到路边有客人、前后有空出租车的情况下，一般会自觉避让。
几名“黑车”司机向本刊记者透露，成为一个“行当”之后，他们圈内，也有人找各种关系每年交一万元左右的“保护费”，以保证每次被抓之后能高速度低成本地把车取回来。这一说法并未得到交通局任何一位接受本刊采访的官员确认。
为了规范市场，政府铆足了劲“打黑”，在2011年10月到12月的“百日风暴”里，兰州市交通局城运处稽查大队查获了1600多辆“黑车”。每辆车罚款—万元。
但是，“风暴”过后，“黑车”运营又慢慢抬头。稽查大队夜以继日地打，从2012年2月23日到5月31日，又是一个“百日专项行动”。
6月中旬，稽查大队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调整了对“黑车”的处罚模式一一现在对每一辆被抓获的“黑车”怎么认定、怎么处罚，都要经6人以上的稽查人员开会决定，每一份处罚结果，都要参加会议的所有人签字，保证公平公开，也保护了执法人员自己。
兰州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家庭为了出行方便而买车，目前私家车以每天150到200辆的速度递增，拥堵压力骤增。
对于根本问题的解决，兰州市政府的主攻方向是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而一些出租车公司管理人员认为，也有“不用政府花一分钱”的解决途径。
他们提出这样一种设想：增加出租车数量，放开单双号限行，同时让私家车和公务车实行单双号限行——如果市民出门伸手就能打到出租车，很多人就不会再用私家车，因为他们也会计算养车成本，而“黑车”也会自动消失，道路就会畅通，拥堵问题也能解决，行业也会更健康。
2012年5月7日，刚刚“退居二线”的兰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前任局长颜承鲁突然被兰州市检察院带走“协助调查”。
与此同时，兰州市交通局前副局长、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简称城运处)处长杜明飞也被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杜明飞在2个多月前刚刚获得升迁，调任兰州市物价局党组书记、局长。
20多天以后，在上班时间，交通局城运处处长助理、稽查大队大队长朱连成亦被戴上手铐，从交通局位于永昌路321号的城运处办公楼里被带走。
接下来的6月，财务科长、综合科长、运输科长分别被带走，其间，该处的干部有些人被“请”到检察院，或者就在办公楼里接受办案人员的询问。
兰州市检察院一位工作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这是检察院反贪局所办的案件，几位被带走的官员已经正式批捕。因为案件还处在侦查阶段，细节不能公开。
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搜查时，从颜承鲁家里即发现现金上千万元，他挪用公款为儿子买的一套房产亦被没收。
记者同时了解到，兰州交通局正着手进行全面的管理体制改革，针对社会诟病和质疑的关键点，形成一套规范管理的思路，力争消除管理运行的灰色背景。
“接下来要形成一套规范管理的思路”
虽然表达了“清者自清，坦然面对，干好本职工作”等基本态度，但兰州市交通局的多名干部均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多层次的复杂心情——一方面，眼看着朝夕相处的同事突然出事，且都是有家有口，尚不知结果如何，难免有惋惜之心；另一方面，自己，包括家人、朋友，突然间卷入一场言论漩涡，要面对各种揣测、询问，甚至误解，深感委屈。
比如城运处90多人中，出事的有4个人，民间舆论则传播成“连锅端”，原本就怀疑他们与出租车公司、黑车行业有利益输送的一些人，比如一些出租车司机，则言之凿凿地骂整个部门。
2月16日才从皋兰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调过来的现任交通局长李文生对本刊记者说：“检察院办案是依法公正的，我们认识也很清楚。我们的干部，没有问题心里很踏实，有问题的应该接受配合。到现在为止，检察院还没有给我们通报结论，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清楚，结论出来之前，我们也没有办法发表意见。我来之后，觉得大家工作都很尽心，不管过去什么情况，对我们来说，作为交通部门，一定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他表示，接下来要形成一套规范管理的思路，包括对出租车行业，要进行全面的管理体制改革：一是考核车行，规范出租车司机准入；二是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要重新思考，一些权力要下放；还有“打黑”工作的改革，要调整打击“黑车”的管理体制。
本刊记者在采访多位出租车司机、黑车司机及出租车企业主的时候了解到，这几个面临改革的关键点，也是受诟病和质疑的所在。
兰州市纪委一位干部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交通局的另一下属部门——交通运输管理处(简称运管处)有几名干部因违规办证被纪委调查时，他们就已经发现了颜承鲁、杜明飞等人涉嫌贪腐的线索。当时因证据不足没有立案，但相关线索与当时已经确定的运管处案件一并移交检察院。颜、杜等人一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逐渐放松了警惕。而这一次，纪委并未参与，也没有走任何“双规”之类的程序，检察院拿实了证据直接抓人。
当时发现的线索，是这些领导或许与车行存在利益输送。
“今后这一块的核查认定由公司自己来做”
因为案件尚在调查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几家出租车行老板、管理人员均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他们中有人已经配合了检察院的调查询问。
其中一名企业主已在出租车行业经营近20年，经历了兰州市出租业的种种变迁。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出租车行业的矛盾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但兰州的问题更加突出一些。
他说，一般人可能认为车行以“行政特许”空手套白狼，坐收“垄断”之利，但实际上在这种行政管理模式下，企业丧失了不少自主权，增加了成本和障碍，也为行政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提供了温床。
“丧失自主权”具体表现在政府主管部门事无巨细什么都管，从承租金定价到司机接受的投诉处罚，没有弹性。
比如说，不同价位、不同新旧的车，承租金都统一按照3945元收取，就造成了“有关系的开新车，没关系的开旧车”，于是就有一些司机为了拿到新车指标到处托关系找路子，就有了各种主管官员打电话递条子。
本刊记者采访的数十位来自交通、奔马、海洋、三运、大桥、德祥、友谊、南巡等车行的出租车司机，凡在近两年承租新车的司机，基本都多交了1万至4万元不等的费用给“中间人”，以获得有限的名额。企业没办法与每个出租车司机自主商议承租价，解释清楚明细，也不能每年根据具体的市场物价行情调整变动，使司机和公司之间的猜忌和矛盾加剧。
“企业甚至连核实乘客投诉的权利都没有。”一名企业主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基本每天都会接到城运处打来的电话——你们车牌号多少的司机，被乘客电话投诉，你们交500块钱罚款过来……不给解释的机会，也不核实。全市6000多辆出租车，他们稽查大队20多个人也没力量去核实。有一次一个司机觉得委屈，就去找稽查大队大队长朱连成解释，结果被他从办公室骂出来……现在好些了，前不久我们去开会，交通局说要改革，今后这一块的核查认定工作交由公司自己来做。”“车型选择还是企业自主”
还有一些企业主不满的，就是“被自愿”采用不适合的车型。
根据兰州市人民政府2009年出台的《出租汽车更新管理办法》，对出租汽车车型的要求是政府定标准、定范围——1.6升以上，双燃料，清洁能源。企业自主选择车型。
但是，“在更新车辆时必须保证20％以上的吉利远景”成了一个强制要求，有的车行甚至在组建的时候，赶上时间点，全部被要求购买了吉利远景。
企业主告诉本刊记者，这个车型的车出问题较多，价格还不便宜，维修网点少，配件不足，维修费用高。 接受本刊记者随机采访的10余名各公司的远景车司机也说，东方公司的350辆车全部是远景，司机们数次开着车堵到公司门口讨说法。公司和经销商协调，维修费打七五折，但还是不解决问题。今年就有好几十辆车被退回公司，司机宁愿承受损失一半押金的代价。
对于吉利汽车的问题，城运处出租车管理科科长王欣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他们一—个是维修网点少，一个是配件库存少，出厂件少。出租车一个月里程过万，8年过百万，技术上稍有不合适，就顶不下来。”
那为什么政府又要规定这款车型做承担“公共安全”的出租车呢?王欣说，那是因为吉利汽车在兰州建厂，是甘肃省和浙江省之间、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项目，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政府要推荐企业购买。
他强调，政府只是建议，车型选择还是企业自主。他认为现在出租车管理的—个症结就是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第一是没有全国性的法规作为依据；第二，本地的行业“管理办法”也有些老旧、粗线条，导致一些工作难做。
“黑车”是道难题
兰州市地处黄河河谷狭长地带，东西长，南北短，人口多，交通非常拥堵。按照交通局长李文生的说法，是在交通硬件上“先天不足”。
从1996年至今，不仅出租车数量被严格控制，没增加一辆，起步价7元也一直没有调整。并且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是，还实行单双号限行。300多万人口，白天平均每万人只占有10辆左右出租车，基本没有“空驶率”，运力严重不足，导致“黑车”泛滥。
在西固区，“黑车”因为起步价只有5元，比市区的“黑车”起步价低5元，就让西固的人习惯于坐“黑车”不坐出租车，正规出租车都不愿意去西固，自愿退出了那片市场。
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兰州的出租车司机普遍对“黑车”没有太强的敌视。他们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本身都“拉不完”，所以并不介意“黑车”为打不到车的市民提供“方便”。有的出租车司机甚至在退出正规车行之后，自己开起了“黑车”。
“黑车”司机也基本“懂行”，不会跟正规出租车抢客，遇到路边有客人、前后有空出租车的情况下，一般会自觉避让。
几名“黑车”司机向本刊记者透露，成为一个“行当”之后，他们圈内，也有人找各种关系每年交一万元左右的“保护费”，以保证每次被抓之后能高速度低成本地把车取回来。这一说法并未得到交通局任何一位接受本刊采访的官员确认。
为了规范市场，政府铆足了劲“打黑”，在2011年10月到12月的“百日风暴”里，兰州市交通局城运处稽查大队查获了1600多辆“黑车”。每辆车罚款—万元。
但是，“风暴”过后，“黑车”运营又慢慢抬头。稽查大队夜以继日地打，从2012年2月23日到5月31日，又是一个“百日专项行动”。
6月中旬，稽查大队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调整了对“黑车”的处罚模式一一现在对每一辆被抓获的“黑车”怎么认定、怎么处罚，都要经6人以上的稽查人员开会决定，每一份处罚结果，都要参加会议的所有人签字，保证公平公开，也保护了执法人员自己。
兰州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家庭为了出行方便而买车，目前私家车以每天150到200辆的速度递增，拥堵压力骤增。
对于根本问题的解决，兰州市政府的主攻方向是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而一些出租车公司管理人员认为，也有“不用政府花一分钱”的解决途径。
他们提出这样一种设想：增加出租车数量，放开单双号限行，同时让私家车和公务车实行单双号限行——如果市民出门伸手就能打到出租车，很多人就不会再用私家车，因为他们也会计算养车成本，而“黑车”也会自动消失，道路就会畅通，拥堵问题也能解决，行业也会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