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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裁缝，是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师，在他们的手中，服饰有了时代的特征，承载着当时人们的情感与追求。上海裁缝，不仅要手巧，还要心巧，懂得时代的潮流，懂得各色人等的心思，懂得衣服不仅仅是衣服，还是一种文化。
幼年时家里有一本时装杂志，母亲照着上面的样子，自己测量剪裁，在缝纫机上制作服装。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内地小镇上，穿这样的一身衣裳，简直是时尚得不得了。杂志的全称如今我已经忘记了，但一定有“上海”两个字样，而且，家里来自上海的服装杂志不止一本，每本都翻得发皱，纸张像被煮熟了一样，吸满了小家庭的烟火气。
这样的情景，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改革开放后，单调的蓝灰，再也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上海引领了最早的服装时尚，内地爱美的人，趋之若鹜，纷纷效仿。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上海第一次走在服装时尚的最前沿，摩登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初——191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皇朝被推翻，西方思潮涌入，而服饰，是最容易体现人们观念变革的物品。革命人士和拥抱新社会的年轻人们，需要用穿着打扮来体现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再加上上海华洋杂居，让这里自然成为了中国服装变革的温床。
裁缝哪里都有，但上海裁缝，不能再墨守成规，老样子的衣服客人已经不要了，上海裁缝必须要创新，做出客人要的新样子，而且还要做得好。
孙中山先生的中山装，就是在上海裁缝的手中逐渐演变形成的。关于中山装设计细节的记载有多个版本，但基本的过程已经得到公认：当年孙中山在日本与上海之间往返，他带着日本学生制服、铁路工人工装，或者英国猎装之类的服装，要上海的裁缝以这些制服为基础，加上他自己的设计，最终完善成为了后来我们看到的中山装。
女性服装的变革，更加离不开上海裁缝，如今中国女装的代表——旗袍，就是在上海滩上各家裁缝店里，一步一步演变而来。
上海裁缝，是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师，在他们的手中，服饰有了时代的特征，承载着当时人们的情感与追求。上海裁缝，不仅要手巧，还要心巧，懂得时代的潮流，懂得各色人等的心思，懂得衣服不仅仅是衣服，还是一种文化。
现在，上海仍然是中国时装行业最重要的据点，每年的上海时装周上，本土设计师都会拿出自己的作品，上海设计师延续了上海裁缝兼容并包、大胆创新的传统，保持了中西合璧的上海特色。
只有手艺没有心思的，一定不是上海裁缝。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不同地方来的人带着自己的看家本事闯世界，而江南人，双手灵活、心思细密，他们擅长的是手工活计。宁波、扬州、苏州一带来的裁缝师傅，特别受到上海人的欢迎，老上海的裁缝铺子，几乎都是这三地裁缝开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裁缝铺子的数量越来越多，服装行业很是兴旺。据当时的统计，上海西服店有700多家，其中荣昌祥、培罗蒙、鸿翔等，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牌。
在此之前，中国平民百姓对服装的要求，仅限于功能性，只有到婚丧嫁娶时，才有特别的讲究。因此早期的好裁缝，主要是为宫廷服务。位于北方的朝廷，从江南一代招募了很多裁缝，专为朝廷以及京城达官贵人的家属制作衣服。皇朝结束后，大批皇家裁缝流散民间，自然就落脚到了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
早期上海滩上的裁缝，可以简单分成两类：一类制作洋服，一类制作传统中式服装。前一类裁缝，也被叫作“红帮裁缝”。为何叫作“红帮”？上海当时被西方列强分割，特别是早期的荷兰殖民者，顶着一头红发，中国人就以“红毛”来代指洋人，帮洋人做衣服的裁缝，或者做西式服装的裁缝，就被叫做“红帮裁缝”了。
红帮裁缝以宁波人为主，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十来岁就离开家乡到上海投奔亲友，跟着老师傅当学徒，直到自己成长为成熟的裁缝。可以说，红帮裁缝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时装的萌芽，后来出现的鸿翔时装公司等民族服装品牌，都与红帮裁缝有着深厚的渊源。
事实上，红帮裁缝真正为洋人做衣服的并不多，因为当时上海有身份的洋人，大多从国外带来自己的裁缝。不过，洋裁缝一般会雇用助手，慢慢地，西式裁剪得以流传。而红帮裁缝主要的顾客，是那些需要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比如外国公司的中国职员、生意人等等。
当然，穿西服的，还有抱着革命情怀的中国年轻人。早在19世纪末，维新派代表康有为就曾上书请求“断发易服”，出国留学的中国年轻人，到了国外就赶快穿上西服，以表明自己热心变革的决心。
到了20世纪初，正在为革命筹措的孙中山，也想用服装来伸张自己的革命思想，他创造了一种富含政治含义的服装——中山装。关于中山装如何诞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裁缝参与了其中的设计和制作，与孙中山一起完成了这件作品。
孙中山让他的这件衣服，承载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说，中山装远远超越了服装功能，简直就像一幅写满宣言的旗帜——中山装的立领，代表着民族特色，是它与西服最大的区别。后襟为一整片，中间不分剪，代表统一完整国家的建国理想。前襟的四个口袋，寓意士农工商职业平等、重视礼义廉耻思维文明。五粒纽扣，则是“五族共和”“五权宪法”思想。袖口的三粒纽扣，寓意三民主义。前襟两个口袋的笔架型袋盖，表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当然，中山装这六大辨识特征，掺杂了其他人的解读，不一定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设计，但无论是穿的人还是看的人，显然都不仅仅把中山装当作一件简单的衣服，而是一件“政治服装”。
不过，中山装最终没能成为普通人日常穿着的服装式样，这不仅因为它的款式比较严肃拘谨，还因为中山装对面料和工艺的要求很高，做一件中山装价格不菲，并不是多数人能够承受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裁缝参与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次变革，并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第一家时装公司，也是在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诞生。
今年83岁的金泰钧，是鸿翔时装公司创始人之一、金仪翔的儿子，也是老鸿翔最后的见证者。
1917年，金鸿翔、金仪翔两兄弟创办鸿翔，一开始规模很小，仅仅是两兄弟加几个徒弟。鸿翔是红帮裁缝店，专做西服，除了男士西服，也做女士西服。鸿翔非常注重工艺和品质，对服装制作的质量把控十分严格。
金泰钧先生回忆说，他很小就在店里帮忙，对父辈两位创始人的行事风格很了解。一般店家都害怕挑剔的顾客，鸿翔就有这样一位顾客，非常挑剔，每次做好衣服，起码要修改两三次。年少的金泰钧跟父亲说，这顾客老是要改，下次收他价格高一些。但金仪翔却说，有挑剔的顾客才有好裁缝，如果顾客个个都是好好先生，样样说“蛮好蛮好”，裁缝的技术就不可能进步。
对服装制作的精益求精，让鸿翔做出了名气，回头顾客多，新顾客更多。到1930年代，鸿翔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民族服装企业，员工多达300多人。鸿翔不仅在南京西路上有了自己的店面，还培养了大批红帮裁缝，这些学徒后来又自立门户，开出关云、星霞、鸿霞、造寸、万国、志云、飞云等服装店，这七家店与鸿翔一起，被评为时装业的“甲级店”，时称“南京西路八大甲级店”。
当时上海西服制作，有中国裁缝和西洋裁缝两种人，西洋裁缝认为西服制作的技术是由他们带到上海，往往自视甚高，但其实聪明的中国裁缝，已经青出于蓝。上海各路名流，都是鸿翔的顾客，宋氏三姐妹常常在鸿翔做衣服，外国人也到鸿翔做衣服。慢慢地，中国裁缝挤占了洋裁缝的市场，再加上战争逐渐平息，很多洋裁缝回国，本土服装行业则越来越兴旺。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鸿翔送了6套旗袍参加，荣获银奖，载誉而归。
1944年，只有十多岁的金泰钧先生正式成为鸿翔的员工，先学习设计和技术，后来成为产品设计方面的负责人。在南京西路上，金泰钧先生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与一名犹太籍的服装设计师、一位外国试样模特一起工作。金先生自小喜欢画画，原本打算考上海美专，因当时美专正在闹丑闻而放弃。进入公司后，他跟着犹太设计师学习服装设计，跟着老裁缝们学习制作，加上自己的聪慧，很快掌握了服装设计和制作技艺。
身在时尚之都，鸿翔的服装必须跟上最新潮流，当时的说法是，巴黎的潮流与上海只有3个月的时差，因为从巴黎到上海的旅程就是3个月。为了获得最新的资讯，金泰钧订阅了许多像Vogue、Harper’s、Bazaar这样的时尚杂志，他中学就读的是育才公学，英文教学，在语言上完全没有障碍。除了看杂志，金泰钧还经常去看好莱坞电影，就是为了看电影中演员的服装。金先生记忆力超群，看完电影后，回到家就能把男女主角的服装画下来，如果没记全，就再去看一遍。
金泰钧先生向《新民周刊》记者展示了一本他多年前绘制的服装制版图稿，上面详细标注了一件服装各个部位的计算公式，绘图的工整精细，就好像是今天电脑绘制的一样。金先生说，如果他绘制的图样裁缝师傅看不懂，他不怪师傅，而是怪自己没画清楚，马上改进自己的图样。从这本珍贵的手绘资料，就能窥见当初鸿翔在工艺上的精益求精。
靠着款式新颖、质量上乘、工艺讲究，鸿翔发展很快，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于老上海人来说，鸿翔就代表着一身讲究时髦的衣服。解放后，社会变化让鸿翔的经营遇到了困难，但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精湛的技艺，救了鸿翔。
1950年代初，昔日的“南京西路八大甲级店”均已经营惨淡，其中三家倒闭，鸿翔虽然还做一些人民装、布衬衫，但也快要开不出员工工资，一些老员工，因为对鸿翔有感情而留了下来。这时，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这些苏联人很快发现，上海裁缝做的西服，质量好又便宜，于是大批大批地订购带回苏联。政府发现了这个现象，将业务交给一些服装店。金泰钧带着样衣给负责此事的人看，鸿翔的工艺远远好过其他小店，鸿翔因此得到了订单，支撑过了低谷。
如今，鸿翔、龙凤、第一西比利亚、亨生等诞生于上世纪初的上海服装品牌依旧存在，1950年代公私合营后，归属于开开集团。
让人感到可惜的是，这些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服装品牌，到今天却不复当年的风光，其中的原因有时代变化受到的冲击，也因为手工服装制作，不再是一个吸引年轻人的职业。
但在70年前，做一个好裁缝，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是不错的。据金泰钧老先生回忆，当时女装服装店分甲乙丙三个级别，不同级别服装店里的裁缝，拿不同级别的工资。同样做一件毛呢大衣，甲级店裁缝拿20元，乙级店裁缝拿16元，依次打八折。每天开店之前，鸿翔制作的每一件衣服，负责质量管理的金仪翔都要一一过目检查，做得好的，金老板当场发一张券，这张券到财务那里就能兑换奖金，最高的奖金，可能比做这件衣服的工资还要多。
一个裁缝如果一个月做10件衣服，收入约150元，而当时银行普通职员的工资，不过是100元出头。正因为有这样的收入，宁波、苏州乡下的家庭，才愿意让少年们到上海学徒，就算学徒几年既辛苦又没有收入，但只要出师，开始挣钱，回报就会相当丰厚。那时候的上海裁缝，往往是成家后将妻子孩子留在老家务农，自己在上海赚钱，一个人的工资就够一家大小的开销。
服装行业淡旺季非常明显，号称“三春靠一冬，冬季开夜工”，到了夏季，服装店就生意清淡。但好裁缝是服装店的根基，金泰钧先生说，为了留住裁缝，鸿翔保证裁缝们四季开工，夏季做出现货，慢慢卖。这样，裁缝师傅收入得到了保证，也就不会经常流动了。
尽管属于服务性行业，但那个时候的裁缝，特别是为上流人士定制服装的裁缝，都得到了客户和社会的普遍尊重，讲究的人家，甚至离不开这些裁缝。
1949年前夕，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部分上海裁缝也陆续跟着客人到香港继续经营。电影《花样年华》的故事，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张曼玉身上20多件精致的旗袍，才有了现实的基础。被称为“上海最后一位老裁缝”的褚宏生老先生，今年已经98岁，提起他当年短暂的香港生活，却仿佛近在眼前。褚宏生老家在苏州吴江，16岁时到上海朱顺兴裁缝店当学徒，朱顺兴裁缝店后来经历公私合营，改组为现在的龙凤旗袍。“太辛苦太辛苦，我不愿意，就回来了。”褚宏生老先生摆着手说。
幼年时家里有一本时装杂志，母亲照着上面的样子，自己测量剪裁，在缝纫机上制作服装。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内地小镇上，穿这样的一身衣裳，简直是时尚得不得了。杂志的全称如今我已经忘记了，但一定有“上海”两个字样，而且，家里来自上海的服装杂志不止一本，每本都翻得发皱，纸张像被煮熟了一样，吸满了小家庭的烟火气。
这样的情景，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改革开放后，单调的蓝灰，再也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上海引领了最早的服装时尚，内地爱美的人，趋之若鹜，纷纷效仿。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上海第一次走在服装时尚的最前沿，摩登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初——191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皇朝被推翻，西方思潮涌入，而服饰，是最容易体现人们观念变革的物品。革命人士和拥抱新社会的年轻人们，需要用穿着打扮来体现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再加上上海华洋杂居，让这里自然成为了中国服装变革的温床。
裁缝哪里都有，但上海裁缝，不能再墨守成规，老样子的衣服客人已经不要了，上海裁缝必须要创新，做出客人要的新样子，而且还要做得好。
孙中山先生的中山装，就是在上海裁缝的手中逐渐演变形成的。关于中山装设计细节的记载有多个版本，但基本的过程已经得到公认：当年孙中山在日本与上海之间往返，他带着日本学生制服、铁路工人工装，或者英国猎装之类的服装，要上海的裁缝以这些制服为基础，加上他自己的设计，最终完善成为了后来我们看到的中山装。
女性服装的变革，更加离不开上海裁缝，如今中国女装的代表——旗袍，就是在上海滩上各家裁缝店里，一步一步演变而来。
上海裁缝，是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师，在他们的手中，服饰有了时代的特征，承载着当时人们的情感与追求。上海裁缝，不仅要手巧，还要心巧，懂得时代的潮流，懂得各色人等的心思，懂得衣服不仅仅是衣服，还是一种文化。
现在，上海仍然是中国时装行业最重要的据点，每年的上海时装周上，本土设计师都会拿出自己的作品，上海设计师延续了上海裁缝兼容并包、大胆创新的传统，保持了中西合璧的上海特色。
只有手艺没有心思的，一定不是上海裁缝。
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师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不同地方来的人带着自己的看家本事闯世界，而江南人，双手灵活、心思细密，他们擅长的是手工活计。宁波、扬州、苏州一带来的裁缝师傅，特别受到上海人的欢迎，老上海的裁缝铺子，几乎都是这三地裁缝开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裁缝铺子的数量越来越多，服装行业很是兴旺。据当时的统计，上海西服店有700多家，其中荣昌祥、培罗蒙、鸿翔等，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牌。
在此之前，中国平民百姓对服装的要求，仅限于功能性，只有到婚丧嫁娶时，才有特别的讲究。因此早期的好裁缝，主要是为宫廷服务。位于北方的朝廷，从江南一代招募了很多裁缝，专为朝廷以及京城达官贵人的家属制作衣服。皇朝结束后，大批皇家裁缝流散民间，自然就落脚到了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
早期上海滩上的裁缝，可以简单分成两类：一类制作洋服，一类制作传统中式服装。前一类裁缝，也被叫作“红帮裁缝”。为何叫作“红帮”？上海当时被西方列强分割，特别是早期的荷兰殖民者，顶着一头红发，中国人就以“红毛”来代指洋人，帮洋人做衣服的裁缝，或者做西式服装的裁缝，就被叫做“红帮裁缝”了。
红帮裁缝以宁波人为主，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十来岁就离开家乡到上海投奔亲友，跟着老师傅当学徒，直到自己成长为成熟的裁缝。可以说，红帮裁缝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时装的萌芽，后来出现的鸿翔时装公司等民族服装品牌，都与红帮裁缝有着深厚的渊源。
事实上，红帮裁缝真正为洋人做衣服的并不多，因为当时上海有身份的洋人，大多从国外带来自己的裁缝。不过，洋裁缝一般会雇用助手，慢慢地，西式裁剪得以流传。而红帮裁缝主要的顾客，是那些需要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比如外国公司的中国职员、生意人等等。
当然，穿西服的，还有抱着革命情怀的中国年轻人。早在19世纪末，维新派代表康有为就曾上书请求“断发易服”，出国留学的中国年轻人，到了国外就赶快穿上西服，以表明自己热心变革的决心。
到了20世纪初，正在为革命筹措的孙中山，也想用服装来伸张自己的革命思想，他创造了一种富含政治含义的服装——中山装。关于中山装如何诞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裁缝参与了其中的设计和制作，与孙中山一起完成了这件作品。
孙中山让他的这件衣服，承载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说，中山装远远超越了服装功能，简直就像一幅写满宣言的旗帜——中山装的立领，代表着民族特色，是它与西服最大的区别。后襟为一整片，中间不分剪，代表统一完整国家的建国理想。前襟的四个口袋，寓意士农工商职业平等、重视礼义廉耻思维文明。五粒纽扣，则是“五族共和”“五权宪法”思想。袖口的三粒纽扣，寓意三民主义。前襟两个口袋的笔架型袋盖，表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当然，中山装这六大辨识特征，掺杂了其他人的解读，不一定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设计，但无论是穿的人还是看的人，显然都不仅仅把中山装当作一件简单的衣服，而是一件“政治服装”。
不过，中山装最终没能成为普通人日常穿着的服装式样，这不仅因为它的款式比较严肃拘谨，还因为中山装对面料和工艺的要求很高，做一件中山装价格不菲，并不是多数人能够承受的。
靠品质做赢洋裁缝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裁缝参与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次变革，并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第一家时装公司，也是在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诞生。
今年83岁的金泰钧，是鸿翔时装公司创始人之一、金仪翔的儿子，也是老鸿翔最后的见证者。
1917年，金鸿翔、金仪翔两兄弟创办鸿翔，一开始规模很小，仅仅是两兄弟加几个徒弟。鸿翔是红帮裁缝店，专做西服，除了男士西服，也做女士西服。鸿翔非常注重工艺和品质，对服装制作的质量把控十分严格。
金泰钧先生回忆说，他很小就在店里帮忙，对父辈两位创始人的行事风格很了解。一般店家都害怕挑剔的顾客，鸿翔就有这样一位顾客，非常挑剔，每次做好衣服，起码要修改两三次。年少的金泰钧跟父亲说，这顾客老是要改，下次收他价格高一些。但金仪翔却说，有挑剔的顾客才有好裁缝，如果顾客个个都是好好先生，样样说“蛮好蛮好”，裁缝的技术就不可能进步。
对服装制作的精益求精，让鸿翔做出了名气，回头顾客多，新顾客更多。到1930年代，鸿翔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民族服装企业，员工多达300多人。鸿翔不仅在南京西路上有了自己的店面，还培养了大批红帮裁缝，这些学徒后来又自立门户，开出关云、星霞、鸿霞、造寸、万国、志云、飞云等服装店，这七家店与鸿翔一起，被评为时装业的“甲级店”，时称“南京西路八大甲级店”。
当时上海西服制作，有中国裁缝和西洋裁缝两种人，西洋裁缝认为西服制作的技术是由他们带到上海，往往自视甚高，但其实聪明的中国裁缝，已经青出于蓝。上海各路名流，都是鸿翔的顾客，宋氏三姐妹常常在鸿翔做衣服，外国人也到鸿翔做衣服。慢慢地，中国裁缝挤占了洋裁缝的市场，再加上战争逐渐平息，很多洋裁缝回国，本土服装行业则越来越兴旺。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鸿翔送了6套旗袍参加，荣获银奖，载誉而归。
1944年，只有十多岁的金泰钧先生正式成为鸿翔的员工，先学习设计和技术，后来成为产品设计方面的负责人。在南京西路上，金泰钧先生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与一名犹太籍的服装设计师、一位外国试样模特一起工作。金先生自小喜欢画画，原本打算考上海美专，因当时美专正在闹丑闻而放弃。进入公司后，他跟着犹太设计师学习服装设计，跟着老裁缝们学习制作，加上自己的聪慧，很快掌握了服装设计和制作技艺。
身在时尚之都，鸿翔的服装必须跟上最新潮流，当时的说法是，巴黎的潮流与上海只有3个月的时差，因为从巴黎到上海的旅程就是3个月。为了获得最新的资讯，金泰钧订阅了许多像Vogue、Harper’s、Bazaar这样的时尚杂志，他中学就读的是育才公学，英文教学，在语言上完全没有障碍。除了看杂志，金泰钧还经常去看好莱坞电影，就是为了看电影中演员的服装。金先生记忆力超群，看完电影后，回到家就能把男女主角的服装画下来，如果没记全，就再去看一遍。
金泰钧先生向《新民周刊》记者展示了一本他多年前绘制的服装制版图稿，上面详细标注了一件服装各个部位的计算公式，绘图的工整精细，就好像是今天电脑绘制的一样。金先生说，如果他绘制的图样裁缝师傅看不懂，他不怪师傅，而是怪自己没画清楚，马上改进自己的图样。从这本珍贵的手绘资料，就能窥见当初鸿翔在工艺上的精益求精。
靠着款式新颖、质量上乘、工艺讲究，鸿翔发展很快，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于老上海人来说，鸿翔就代表着一身讲究时髦的衣服。解放后，社会变化让鸿翔的经营遇到了困难，但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精湛的技艺，救了鸿翔。
1950年代初，昔日的“南京西路八大甲级店”均已经营惨淡，其中三家倒闭，鸿翔虽然还做一些人民装、布衬衫，但也快要开不出员工工资，一些老员工，因为对鸿翔有感情而留了下来。这时，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这些苏联人很快发现，上海裁缝做的西服，质量好又便宜，于是大批大批地订购带回苏联。政府发现了这个现象，将业务交给一些服装店。金泰钧带着样衣给负责此事的人看，鸿翔的工艺远远好过其他小店，鸿翔因此得到了订单，支撑过了低谷。
手艺人的体面
如今，鸿翔、龙凤、第一西比利亚、亨生等诞生于上世纪初的上海服装品牌依旧存在，1950年代公私合营后，归属于开开集团。
让人感到可惜的是，这些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服装品牌，到今天却不复当年的风光，其中的原因有时代变化受到的冲击，也因为手工服装制作，不再是一个吸引年轻人的职业。
但在70年前，做一个好裁缝，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是不错的。据金泰钧老先生回忆，当时女装服装店分甲乙丙三个级别，不同级别服装店里的裁缝，拿不同级别的工资。同样做一件毛呢大衣，甲级店裁缝拿20元，乙级店裁缝拿16元，依次打八折。每天开店之前，鸿翔制作的每一件衣服，负责质量管理的金仪翔都要一一过目检查，做得好的，金老板当场发一张券，这张券到财务那里就能兑换奖金，最高的奖金，可能比做这件衣服的工资还要多。
一个裁缝如果一个月做10件衣服，收入约150元，而当时银行普通职员的工资，不过是100元出头。正因为有这样的收入，宁波、苏州乡下的家庭，才愿意让少年们到上海学徒，就算学徒几年既辛苦又没有收入，但只要出师，开始挣钱，回报就会相当丰厚。那时候的上海裁缝，往往是成家后将妻子孩子留在老家务农，自己在上海赚钱，一个人的工资就够一家大小的开销。
服装行业淡旺季非常明显，号称“三春靠一冬，冬季开夜工”，到了夏季，服装店就生意清淡。但好裁缝是服装店的根基，金泰钧先生说，为了留住裁缝，鸿翔保证裁缝们四季开工，夏季做出现货，慢慢卖。这样，裁缝师傅收入得到了保证，也就不会经常流动了。
尽管属于服务性行业，但那个时候的裁缝，特别是为上流人士定制服装的裁缝，都得到了客户和社会的普遍尊重，讲究的人家，甚至离不开这些裁缝。
1949年前夕，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部分上海裁缝也陆续跟着客人到香港继续经营。电影《花样年华》的故事，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张曼玉身上20多件精致的旗袍，才有了现实的基础。被称为“上海最后一位老裁缝”的褚宏生老先生，今年已经98岁，提起他当年短暂的香港生活，却仿佛近在眼前。褚宏生老家在苏州吴江，16岁时到上海朱顺兴裁缝店当学徒，朱顺兴裁缝店后来经历公私合营，改组为现在的龙凤旗袍。“太辛苦太辛苦，我不愿意，就回来了。”褚宏生老先生摆着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