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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诗人、学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寒冬，北京繁华地段街角的一家咖啡厅。我还未落座，余世存便问我生辰。他看出我的疑惑，说：“知道这个，我就知道你大体的性格和命运了。”我问：“你觉得那是一种客观，而非文化？”他说：“是一种客观，只是人的寿命太短，显现得不是那么明显罢了。”
韧劲犹如水磨枪
余世存出生在湖北随州一个普通村庄，他与这片土地与乡村社会相伴的时间并不很长，上完小学离开村子，余世存便到城里读书了。
直到考上北大，余世存仍然觉得自己反应迟钝。他一直活在书的世界里，最感兴趣的是语言，狂热地喜欢唯美的诗和思辨，喜欢非常严谨的哲学，比如何其芳的诗、穆旦的诗、艾略特的诗、罗素和萨特的哲学等。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同学诗人橡子对余世存说：你太书生气，太老实，走向社会肯定会饿死。另外一位同学也对他说：你这辈子还是待在校园得了，别到社会上去闯。
余世存不服气，他一定要到社会上去。果然，如他们所说，余世存到处碰壁。大学毕业后，他分到北京某中学教书，两年不到，因不满教育体制而辞职。
1994年，余世存开始打工。然而，那时整个服务业民营空间很小，好工作实在难找。出于自卑，余世存几乎不与同学联系。物质条件的压力和内心的痛苦深深地裹挟着他，自己有太多的东西想表达，但没有通道。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那几年的冬天很绝望，冰冷和忧郁差点将他吞蚀，他想要自杀。
但什么都不能妨碍一个人的成长。有人这样评价余世存：他的韧劲就像一个水磨枪，越战越勇，越到后来越明白自己的使命感和力度。
余世存很感谢舒芜老先生，在那个时候，他给余世存写了很多信，一再劝他踏踏实实做事。猛醒过来的余世存觉得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虽然自封为天之骄子，但在社会上就是一个穷吊丝，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穷吊丝却受到当代这么一位大学者的厚爱，而且还如此寄予他希望，生活中还是有一点亮色的。
同年年底，余世存报考《北京青年报》，好不容易考上了，他突然对自己个性有了另一种认知，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记者。几个朋友得知后，把余世存调到了《战略与管理》杂志。《战略与管理》对余世存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之前，中文系出身的他，受纯人文的影响，社科训练不够，对社会的实际观察不够，就像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不进《战略与管理》，你顶多是一个文史学者。《战略与管理》培养了你综合的思维的能力，实学而宏观。
那时，余世存就知道从一个战略的角度看中国。中国有很多缺失，虽然没有那种研究和能力，但是他知道哪些空白是可做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就跟身边的朋友说汉语的概念，但是他们不做。那个时候国家汉办还没成立，余世存觉得汉语肯定是未来社会一个大产业，它能承载社会产业化的能力。后来，他们在他长时间的游说下，终于成立了汉语研究所，国家汉办也随后成立。
《战略与管理》的地位很高，很多人都想在上面发表文章。中国那么多的学术专家和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杂志和自己的工作有敬佩之意，余世存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生活跟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精神契合起来。他发现，原来时代的发展脉搏清晰可知。那么，自己能不能做历史的推手？或者能做几分？他又一次面临选择。
看了那么多年专家学者的东西，余世存还是觉得不解气，包括他当年给很多学者写信也是如此，他想征询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总的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他答案。要是找到“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余世存一定拜他为师，向他讨教。结果，他发现中国没有这么一个人。
那么，不如继续去读书，自己去寻找。6年后，余世存离开《战略与管理》。
寻找一个终极解释
早先，提汉语概念的时候，余世存就知道语体的革命也是对社会文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就跟历史系的学生说，你们应该把近代史和当代史中有趣的人物原型作一个摘录。然而，那时，大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对中国的文体没有感知。
2000～2005年，余世存在自己的阅读视野中搜集所有资料，创作了《非常道》一书。《非常道》不仅成为经典文本，而且还开创了“非常”产业。随后，引起社会跟风，比如当时的很多报纸开辟了“非常话语”的板块，包括电视节目“非常道”，电影《非常完美》，甚至出现了非常道的茶叶。
《非常道》一下把余世存推到了实体的位置，从原来的编辑、主编、诗人变成了学者，很多人认为他是对社会有观察有感知的人。然而，对此，余世存有点心虚，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涉及，没有根底。
2007年，他决定去大理读书。他感兴趣的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回到原典”。“我觉得社科的思维训练方法已经知道了，所谓的宪政自由主义的理论和理论重要性也都有所涉猎，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放一放。我觉得还是要看历史文明究竟是怎么来的，或者人活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个民族共同体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所以还是回到经典上来，回到源头去找。”余世存说。
余世存在大理读了两年书，他觉得至少从个人的角度上说，比较一般的知识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学者，他拥有的思想资源更多一点，但那时还没有找到一个终极的解释。
“无论上帝造人，还是盘古开天辟地，5000多年的文明史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的这些事我称它是‘元叙事’，元叙事对我们是有影响的，而且我们是逃不出它的手掌的。我们的源头大体来自祖先对时间和空间的设定，这个设定你可以说是规定的，比如祖先规定一小时有60分钟，一年365天。这个规定是怎么来的？你把这个过程搞清楚了，你会发现人的命运基本上是写好了……”余世存说。 对话余世存
记者：您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这个“批判”是怎么养成的？
余世存：受鲁迅、萨特，以及20世纪左翼思潮的影响比较大。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做社会的批判者，只有这样才能督促社会健康，这是天职。历来，知识分子都要做社会的守望者、旁观者、边缘者，即便有最多的红利，我们也不应该进去拿。我们要在旁边看，看这个红利分得是否公平、是否正义，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所以，我从2000年到现在14个年头不去找工作，也是甘于这样，这不仅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理性认知。
记者：您最近关注哪些领域？
余世存：这两年研究易经，关注人的命运，我想了解清楚在整个技术文明给人类提速的时代，人类的命运能不能提速？在提速的过程中，一方面，人有眩晕的感觉，他安顿不下来；另一方面就是，怎么寻找安宁？这个答案，中国古人已经提供了，就是用最笨的办法，跟目前西方的大数据结合，用大数据来研究人，研究人为什么可以提速，提速也是为了尽早地得到安宁。所谓安之若素，安之若命。
记者：您说您时常感到孤独，这个孤独是“学者”身份给的，还是生活经历给的？
余世存：我觉得大部分是生活经历给的。现在不存在孤独感了，把我放在任何地方都无所谓，就像我曾经在道观里待了3个月，蚂蚁爬行的声音、苍蝇和蚊子的声音清清楚楚，很充实。很多来看我的朋友待一天就不敢待了。
在大理就不一样，有的朋友还能待两三天，但是不能再待了，担心自己不在北京，怕漏掉什么事。他们要追求历史的在场感，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大理也是历史，让我真正地面对个人，真的能抓住时间，不仅觉得孤独感没了，而且确实很充实。我很喜欢那种生活，它让我重温了年少的乡村生活，对我这几年研究易经帮助很大。
记者：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人们似乎不太需要学者了？
余世存：有的，有的。有时候想想当我们在读书这个领域不断有突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时代不需要你了，所以这个时代不需要思想家，不需要新知识，只需要有限的东西。我去看《泰》或者看很多电视剧，我就会觉得这样的观众跟我们的生活无关。艾略特的诗句悠然浮向心头：哦，我的人民，我对你做了什么，你们怎么变成这种样子？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记者：目前，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余世存：我不知道我的思想成果出来后有多少人能接受，是什么效果，这是我目前比较困惑的。我期待它能够成为全球化社会伦理的一个共识。大家知道这是我们时代最新的一个思想资源，我们在立身处世的时候用这个作为参照来看其他人。
（编辑·麻 雯）
寒冬，北京繁华地段街角的一家咖啡厅。我还未落座，余世存便问我生辰。他看出我的疑惑，说：“知道这个，我就知道你大体的性格和命运了。”我问：“你觉得那是一种客观，而非文化？”他说：“是一种客观，只是人的寿命太短，显现得不是那么明显罢了。”
韧劲犹如水磨枪
余世存出生在湖北随州一个普通村庄，他与这片土地与乡村社会相伴的时间并不很长，上完小学离开村子，余世存便到城里读书了。
直到考上北大，余世存仍然觉得自己反应迟钝。他一直活在书的世界里，最感兴趣的是语言，狂热地喜欢唯美的诗和思辨，喜欢非常严谨的哲学，比如何其芳的诗、穆旦的诗、艾略特的诗、罗素和萨特的哲学等。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同学诗人橡子对余世存说：你太书生气，太老实，走向社会肯定会饿死。另外一位同学也对他说：你这辈子还是待在校园得了，别到社会上去闯。
余世存不服气，他一定要到社会上去。果然，如他们所说，余世存到处碰壁。大学毕业后，他分到北京某中学教书，两年不到，因不满教育体制而辞职。
1994年，余世存开始打工。然而，那时整个服务业民营空间很小，好工作实在难找。出于自卑，余世存几乎不与同学联系。物质条件的压力和内心的痛苦深深地裹挟着他，自己有太多的东西想表达，但没有通道。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那几年的冬天很绝望，冰冷和忧郁差点将他吞蚀，他想要自杀。
但什么都不能妨碍一个人的成长。有人这样评价余世存：他的韧劲就像一个水磨枪，越战越勇，越到后来越明白自己的使命感和力度。
余世存很感谢舒芜老先生，在那个时候，他给余世存写了很多信，一再劝他踏踏实实做事。猛醒过来的余世存觉得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虽然自封为天之骄子，但在社会上就是一个穷吊丝，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穷吊丝却受到当代这么一位大学者的厚爱，而且还如此寄予他希望，生活中还是有一点亮色的。
同年年底，余世存报考《北京青年报》，好不容易考上了，他突然对自己个性有了另一种认知，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记者。几个朋友得知后，把余世存调到了《战略与管理》杂志。《战略与管理》对余世存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之前，中文系出身的他，受纯人文的影响，社科训练不够，对社会的实际观察不够，就像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不进《战略与管理》，你顶多是一个文史学者。《战略与管理》培养了你综合的思维的能力，实学而宏观。
那时，余世存就知道从一个战略的角度看中国。中国有很多缺失，虽然没有那种研究和能力，但是他知道哪些空白是可做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就跟身边的朋友说汉语的概念，但是他们不做。那个时候国家汉办还没成立，余世存觉得汉语肯定是未来社会一个大产业，它能承载社会产业化的能力。后来，他们在他长时间的游说下，终于成立了汉语研究所，国家汉办也随后成立。
《战略与管理》的地位很高，很多人都想在上面发表文章。中国那么多的学术专家和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杂志和自己的工作有敬佩之意，余世存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生活跟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精神契合起来。他发现，原来时代的发展脉搏清晰可知。那么，自己能不能做历史的推手？或者能做几分？他又一次面临选择。
看了那么多年专家学者的东西，余世存还是觉得不解气，包括他当年给很多学者写信也是如此，他想征询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总的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他答案。要是找到“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余世存一定拜他为师，向他讨教。结果，他发现中国没有这么一个人。
那么，不如继续去读书，自己去寻找。6年后，余世存离开《战略与管理》。
寻找一个终极解释
早先，提汉语概念的时候，余世存就知道语体的革命也是对社会文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就跟历史系的学生说，你们应该把近代史和当代史中有趣的人物原型作一个摘录。然而，那时，大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对中国的文体没有感知。
2000～2005年，余世存在自己的阅读视野中搜集所有资料，创作了《非常道》一书。《非常道》不仅成为经典文本，而且还开创了“非常”产业。随后，引起社会跟风，比如当时的很多报纸开辟了“非常话语”的板块，包括电视节目“非常道”，电影《非常完美》，甚至出现了非常道的茶叶。
《非常道》一下把余世存推到了实体的位置，从原来的编辑、主编、诗人变成了学者，很多人认为他是对社会有观察有感知的人。然而，对此，余世存有点心虚，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涉及，没有根底。
2007年，他决定去大理读书。他感兴趣的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回到原典”。“我觉得社科的思维训练方法已经知道了，所谓的宪政自由主义的理论和理论重要性也都有所涉猎，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放一放。我觉得还是要看历史文明究竟是怎么来的，或者人活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个民族共同体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所以还是回到经典上来，回到源头去找。”余世存说。
余世存在大理读了两年书，他觉得至少从个人的角度上说，比较一般的知识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学者，他拥有的思想资源更多一点，但那时还没有找到一个终极的解释。
“无论上帝造人，还是盘古开天辟地，5000多年的文明史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的这些事我称它是‘元叙事’，元叙事对我们是有影响的，而且我们是逃不出它的手掌的。我们的源头大体来自祖先对时间和空间的设定，这个设定你可以说是规定的，比如祖先规定一小时有60分钟，一年365天。这个规定是怎么来的？你把这个过程搞清楚了，你会发现人的命运基本上是写好了……”余世存说。 对话余世存
记者：您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这个“批判”是怎么养成的？
余世存：受鲁迅、萨特，以及20世纪左翼思潮的影响比较大。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做社会的批判者，只有这样才能督促社会健康，这是天职。历来，知识分子都要做社会的守望者、旁观者、边缘者，即便有最多的红利，我们也不应该进去拿。我们要在旁边看，看这个红利分得是否公平、是否正义，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所以，我从2000年到现在14个年头不去找工作，也是甘于这样，这不仅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理性认知。
记者：您最近关注哪些领域？
余世存：这两年研究易经，关注人的命运，我想了解清楚在整个技术文明给人类提速的时代，人类的命运能不能提速？在提速的过程中，一方面，人有眩晕的感觉，他安顿不下来；另一方面就是，怎么寻找安宁？这个答案，中国古人已经提供了，就是用最笨的办法，跟目前西方的大数据结合，用大数据来研究人，研究人为什么可以提速，提速也是为了尽早地得到安宁。所谓安之若素，安之若命。
记者：您说您时常感到孤独，这个孤独是“学者”身份给的，还是生活经历给的？
余世存：我觉得大部分是生活经历给的。现在不存在孤独感了，把我放在任何地方都无所谓，就像我曾经在道观里待了3个月，蚂蚁爬行的声音、苍蝇和蚊子的声音清清楚楚，很充实。很多来看我的朋友待一天就不敢待了。
在大理就不一样，有的朋友还能待两三天，但是不能再待了，担心自己不在北京，怕漏掉什么事。他们要追求历史的在场感，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大理也是历史，让我真正地面对个人，真的能抓住时间，不仅觉得孤独感没了，而且确实很充实。我很喜欢那种生活，它让我重温了年少的乡村生活，对我这几年研究易经帮助很大。
记者：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人们似乎不太需要学者了？
余世存：有的，有的。有时候想想当我们在读书这个领域不断有突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时代不需要你了，所以这个时代不需要思想家，不需要新知识，只需要有限的东西。我去看《泰》或者看很多电视剧，我就会觉得这样的观众跟我们的生活无关。艾略特的诗句悠然浮向心头：哦，我的人民，我对你做了什么，你们怎么变成这种样子？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记者：目前，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余世存：我不知道我的思想成果出来后有多少人能接受，是什么效果，这是我目前比较困惑的。我期待它能够成为全球化社会伦理的一个共识。大家知道这是我们时代最新的一个思想资源，我们在立身处世的时候用这个作为参照来看其他人。
（编辑·麻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