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是1582年8月7日到澳门，并于1583年9月赴肇庆。他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在长达20多年的中国传教生涯中，他写了不少著作，也往欧洲写了不少信。他的信件与著作，对增进当时的欧洲乃至后来的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对耶稣会的态度
　　明代中国对耶稣会的态度在并不开放。自利玛窦初到中国时起，他便感受到中国对耶稣会传教的抵触。利玛窦在1584年9月13日自肇庆写给澳门的詹巴蒂斯塔·罗曼（Giambattista Roman）的信中写道：“这个强国（中国）却十分封闭，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直到五六年前，视察员神父从印度派罗明坚（Michele Ruggeri）神父到澳门。”2
　　利玛窦的一些经历使他意识到，在中国传教，获得官方的认可或至少与官员成为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在1595年11月4日自南昌寄给在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的信中，利玛窦讲述了自己在南昌的一次经历。当时他由于身体不适，住在一个好友家中，无法去拜见巡抚大人。于是，传闻四起。可是，在巡抚大人表示要召见他后，当地许多官员立刻改变了态度，纷纷前来拜访他。当他去拜见巡抚大人并得到赞扬后，他的处境就进一步好转了。巡抚大人批准他留在当地，并请他制作了两个日晷，一个是为南昌使用制造的，一个是为了巡抚大人家乡制造的。巡抚大人作为回报，送给利玛窦一大堆银子。3
　　在经过了长期的努力后，利玛窦和他的同事们为耶稣会在中国赢得了不少的认可。在赢得大量的文人和官员朋友后，他们甚至赢得了万历皇帝对他们的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和支持。（关于利玛窦和他的同事们是如何在中国赢得耶稣会传教事业的进展的故事，邓恩在《从利玛窦到汤若望》4 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叙述。）利玛窦对皇帝在中国的最高裁决权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有清晰的认识的。利玛窦在1605年5月10日自北京寄给在罗马的耶稣会士吉罗拉莫·科斯塔（Girolamo Costa）神父的信中写道：
　　……这磨难是永受赞美的天主给我安排的，要让我在中国这片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上耕耘。
　　尽管目前尚未到收获的时节，但是，随着工人的增加，一切都更加游刃有余，丰收在即了。尊敬的神父，您在信中多次让我向您叙述中国发生的一切。可您肯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这里的事业的不断开拓，我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每天，我只能勉强完成必要的工作。特别是在京城，每天不用干别的，只要迎来送往那些客人，时间就被占得满满的。
　　……
　　天主清晰地展示给我们，使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信仰并不难。主要的困难是，由于没有得到皇帝的正式承认，所以如果让大批中国人皈依基督信仰，那么，我们的神父在中国就无法立足了。
　　现在，尽管我们尚未得到正式承认，可皇帝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的四座会院以天主的名义宣讲天主的圣言，我们已经皈依了一千多名基督信徒。5
　　利玛窦在多封信件中讲述了在中国传教遇到的巨大困难（如被诬为间谍、绑架幼儿者等）和逐步获得的成功，例如：1592年11月12日自韶州写给罗马的耶稣会士法比奥·德法比（Fabio de Fabij）神父的信（讲述了被诬告绑架幼儿和被怀疑为间谍的故事）6、1605年2月自北京寄给罗马的耶稣会士卢多维科·马塞利（Ludovico Maselli）神父的信（纠正关于皇帝入教的谣言，讲述了皇帝对他们的保护及对自鸣钟、三棱镜等贡品的欣赏）7、1605年5月10日自北京寄给马切拉塔的乔万尼·巴蒂斯塔·里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的信（感叹传教历尽艰辛）8、1606年8月15日自北京寄给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神父的信（汇报他和同事们在中国基本安全了）9等。
　　着装
　　在一副被反复复制的著名肖像画中，利玛窦——这位最被中国人所熟悉的耶稣会士——穿着明代儒士的宽大衣袍，带着儒士常带的帽子，打扮的像个中国高级文人。
　　在1595年11月4日的信中，他写道：
　　（……）我做了一件专为重要场合准备的丝绸衣服，还有其他一些普通服装。那件重要场合的衣服，就是那种儒士和重要人物的官袍，绛紫色的丝绸面料，袖口十分宽大，底边上镶嵌着一掌宽的浅松石绿色的丝绸，袖口和领口，甚至腰带也同样。腰带的面料与衣物是一样的，从两侧垂到地面，就像我们的寡妇的服饰。
　　鞋也是丝绸的，做工精致；帽子则有些像我们主教所戴的那种。当会友，出席重大的节庆，或者同那些有官职的人交往时，中国人都穿这种服饰，受访者也要着同样的官袍，或者与其身份相符的服饰来迎接。这对我非常有帮助。10
　　在同一天的信和1595年8月29日的信中，利玛窦谈到了自己穿儒士服装和蓄发蓄须的原因。他没有隐藏自己这样做的动机，明确说明自己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并取得当地文人、官员的好感，以便更好地传播天主教。在这之前，利玛窦曾经剪短了自己头发，穿上僧人的服装，以为这样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当他发现僧人在明代中国的社会中地位低下时，他调整了自己的策略。
　　汉语
　　1583年2月，利玛窦在写给他以前的修辞学老师马蒂诺·德福尔纳里（Martino de Fornari）的信中谈到了他对汉语的认识：
　　我最近完全投入到汉语的学习之中，我可以向你保证，汉语与希腊语或德语都有很大的不同。在讲汉语时，语义是如此含糊，许多单词可以表示一千种以上的事物。许多时候，两个单词之间惟一的区别就是在四种不同的音调中你发音的高低。因此（中国人）相互交谈时，他们将要说的话写出来，这样他们的理解就不会出错——因为所有的书面文字相互都是不同的。至于那些书面文字，正如我亲身经历过的那样，假如你既没有看过它们，又未使用过他们，你肯定不会相信有这样的文字。单词及与之对应的事物以及组成单词的字母是相同的，有多少单词，就有多少字母，因此汉语有七万多单词，每一个都不相同，而且挺复杂。11 　　利玛窦是在刚进入中国时便写了上面这封信的，从中可见他对汉语表现出来的极大的好奇。他对汉语的介绍，显然有夸大之处，比如说许多单词可以表示一千种以上的事物。至于说汉语有七万多单词，则比较符合实际情况。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收字为四万七千零四十二个。因此，如果把单字通过组合形成的单词数量算进去，利玛窦所估计的汉语的单词数量可以说并不算多。
　　利玛窦还研究了汉语的结构形式以及语法。他注意到汉语与希腊语之间的差别。他在信中写道：
　　在所有这些方面对我们有助益的是他们的单词没有特定冠词、没有格、没有单数或复数、没有阴性或阳性、没有时态和情态要求，他们仅仅使用某些可以很容易解释的副词形式来解决他们在语言使用中遇到的问题。12
　　利玛窦利用他的记忆术在中国文人面前表演了他记汉字的能力。许多中国文人被他的神奇的记忆术激发了热情。利玛窦知道，因为他们希望借助这种神奇的记忆术来获得科举考试的成功。
　　书在中国的影响力
　　在中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利玛窦清楚地认识到，书在中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利玛窦花费了巨大精力来写作。他的一些著作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利玛窦将出版书籍看作是赢得认可、理解乃至尊敬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是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必经道路。他的著作当中，有的在印刷前得到耶稣会印度审查长的批准，但不少是没有经过耶稣会批准、也未经他本人许可而在中国被印刷的。
　　利玛窦在1606年8月15日自北京写给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神父的信中写道：
　　我所完成的书籍，也保障了我们在此立足。（……）
　　我觉得，尊敬的神父您可以把印刷的权利下放给省会长，可以自由地印刷经过审议的书籍。像日本那样，获得印度审查长神父的批准后可以随时印刷。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所有邪教都是通过书籍，而不是口传，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些达官显贵也是通过写书，而不是口才获得显赫地位的。13
　　在1605年5月12日和1609年2月17日自北京寄给在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助理若昂·阿尔瓦雷斯（Joao Alvares）神父的信里（前一封信也许没有被收信人收到），利玛窦讲述了皇家圣经从欧洲送往北京的传奇命运，这部装潢精美的圣经在遭遇长途磨难后到了中国，在快到北京时由于翻船落入水中，幸好被水手捞起。这部皇家圣经是由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和加尔丁文（又译迦勒底文）四种文字印刷的，由克里斯托弗·普朗坦（Christopher Plantin）应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要求并获其出资，于1569年和1672年分别印刷的，所以被叫做皇家圣经或普朗坦圣经。皇室定制了十三套，用来自八千头羊的皮张的羊皮纸印刷。其余一千二百套动用了一百九十万张上等纸。14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用了三文钱将这部圣经从水手那里赎回，它尽管有浸湿，但仍然十分精美，保存完好。利玛窦写道：
　　这部精美的圣经不仅是我们的工具书，又再次令中国人惊叹不已。尽管他们不懂，可看到如此精致的杰作，他们认为，想必其中一定是高深的道理。15
　　一天，我将这部圣经展示给中国人看，他们对其装潢之精美赞叹不已。通过这部圣经，他们开始重视我们的基督信仰了。16
　　（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关舆情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