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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是什么?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和平即非战状态。但这样的界定只能算是否定性描述,就像说“雌性就是不同于雄性的另一种性别”,至于雌性究竟有什么特点,却没有涉及,因而也不能称其为定义。
2014年5月15日,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习近平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必须精心维护。”这句话道出了和平“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的本质,并指出人类“必须精心维护”和平果实;而把和平比喻成空气和阳光,则是对和平本质作了形象化的概括。
在研究中,作者曾遇到西方中心论的困扰,许多世界战争史方面的著作都将很大的篇幅用于描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争与和平,并进而延续到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欧洲的战争以及覆盖全球的殖民战争。而事实上,在古代,古希腊罗马只居于世界一隅,古代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主要方式是东方的“征服-同化”活动,其中,游牧民族的“征服-同化”活动则达到古代世界最大程度的全球化。在充分考虑东方因素的基础上,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作者按照时间线索,将人类和平的历程大致划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古代以“征服-同化”方式实现的和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游牧渔猎民族对文明程度相对更高的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并在征服后被更高的文明所同化。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阶段的和平往往有和平之实,而无和平之名。
第二阶段,近现代以缔结条约方式实现的“均势-霸权”和平。其主要活动发生于欧洲(也包括后起的美国、日本等列强),表现为均势与霸权的此消彼长,但结果均须有缔结和约的形式。英语中的“peace”一词,是“和平”与“和约”两种意思的统一。这一阶段的和平以1648年30年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性起点,在欧洲先后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在世界经历了“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但中国等后发国家在近代受到的殖民半殖民侵略不属此列,而仍应归于“征服-同化”的方式。这一阶段的和平往往有和平之名,而无和平之实,被人们称为“刺刀下的和平”。
第三阶段;当代以和平力量积极维护和努力缔造更为持久的和平。两次世界大战是和平力量兴起的契机。这就相当于反作用力。战争的破坏力越大,维护和平的力量也就越大,直到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和平潮流。正是在这股和平浪潮中,当代中国作为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当代中国追求和平、缔造和平、促进和平、维护和平的一系列活动,正与世界潮流相互响应、相互促进,共同促成了了人类向着持久和平迈进的历史性步伐。
那么,在这三个阶段之前呢?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既然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那么,阶级社会之前岂不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吗?张钊持这种观点,并对这种最原始、最古老、作为人类与生俱来文明因子的原始和平进行了分析。
本书很重要的创新点,就是上文所述对世界和平史的勾画。但吸引读者的地方不限于此。由于迄今为止,国内尚无系统研究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专著,所以本书的许多研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例如,书中对当代中国和平渊源的探究,既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和平理论与实践,其中涵盖了斯大林的和平理论,又分类讲了中国的和平传统的影响。再如,书中对有关和平论述的分析概括也有很强的资料价值。此外,书中对当代中国和平的本质特征、主体架构、行动规范等重要方面的系统化尝试,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平发展道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防御战略、和平统一的两岸政策等我们熟悉的内容熔于一炉,也算别开生面。
这本书最重要的成果,或者说最实用的理论价值,是对当代中国和平与世界和平相互关联的论述。由于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当代中国的和平都源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奠定的世界秩序(雅尔塔体系)。所以,当今世界,中国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处于总体的同构状态,世界的总体和平有利于中国维护自身的和平,同时中国维护自身和平的活动也将促进世界和平。但在总体同构的背景下,中国的和平观念与西方的和平观念还存在着一些差异。
其中,历史观的差异表现为,中国习惯于乐观地用动态的历史发展观看待和平问题,认为随着制约战争的力量不断增长,和平越来越有保障。而西方世界常常用静态的观点看待和平问题,重在分析各种危害和平的因素,并通过管控这些因素维护和平。历史传统的差异表现为,中国历来不好战,不称霸,不扩张,延续到当代中国依然如此;而西方世界在西方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下,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相信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有必要向全世界推广,而这种推广往往又倾向于战争的方式,即一手持剑,一手持十字架。再有就是文明方式的差异,西方人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民主=和平,而东方的集体主义=专制集权=好战或者有侵略倾向,而中国的集体主义源于农业文明的治理大河经验,恰恰是和平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战争观以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而西方的兵圣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作出的表述几乎完全相反:“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在这些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和平性质的差异。根据前文的论述,作者认为,人类和平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征服-同化”形成的和平;以“均势-霸权”为特征的和平;由和平力量推动的持久和平。其中,“征服-同化”形成的和平已经荡然无存,但以“均势-霸权”为特征的和平仍然与和平力量推动的持久和平并存。雅尔塔体系本身即是这两种和平的混合。虽然和平力量越壮大,世界的持久和平越有保证。但由于以“均势-霸权”为特征的和平依然存在,“均势-霸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依然拥有巨大的市场,掌握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拥有更强的国际行动能力。张钊认为,这种和平性质的差异才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在对和平追求方面的根本差异,即中国属于和平力量,而在当前世界上占据优势的则仍然是近代以来西方的霸权力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来,世界保持着总体的和平状态。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和平力量维护和平、发展和平的结果。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将何去何从,也许我们可以从本书中找到一点线索。
2014年5月15日,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习近平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必须精心维护。”这句话道出了和平“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的本质,并指出人类“必须精心维护”和平果实;而把和平比喻成空气和阳光,则是对和平本质作了形象化的概括。
在研究中,作者曾遇到西方中心论的困扰,许多世界战争史方面的著作都将很大的篇幅用于描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争与和平,并进而延续到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欧洲的战争以及覆盖全球的殖民战争。而事实上,在古代,古希腊罗马只居于世界一隅,古代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主要方式是东方的“征服-同化”活动,其中,游牧民族的“征服-同化”活动则达到古代世界最大程度的全球化。在充分考虑东方因素的基础上,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作者按照时间线索,将人类和平的历程大致划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古代以“征服-同化”方式实现的和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游牧渔猎民族对文明程度相对更高的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并在征服后被更高的文明所同化。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阶段的和平往往有和平之实,而无和平之名。
第二阶段,近现代以缔结条约方式实现的“均势-霸权”和平。其主要活动发生于欧洲(也包括后起的美国、日本等列强),表现为均势与霸权的此消彼长,但结果均须有缔结和约的形式。英语中的“peace”一词,是“和平”与“和约”两种意思的统一。这一阶段的和平以1648年30年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性起点,在欧洲先后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在世界经历了“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但中国等后发国家在近代受到的殖民半殖民侵略不属此列,而仍应归于“征服-同化”的方式。这一阶段的和平往往有和平之名,而无和平之实,被人们称为“刺刀下的和平”。
第三阶段;当代以和平力量积极维护和努力缔造更为持久的和平。两次世界大战是和平力量兴起的契机。这就相当于反作用力。战争的破坏力越大,维护和平的力量也就越大,直到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和平潮流。正是在这股和平浪潮中,当代中国作为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当代中国追求和平、缔造和平、促进和平、维护和平的一系列活动,正与世界潮流相互响应、相互促进,共同促成了了人类向着持久和平迈进的历史性步伐。
那么,在这三个阶段之前呢?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既然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那么,阶级社会之前岂不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吗?张钊持这种观点,并对这种最原始、最古老、作为人类与生俱来文明因子的原始和平进行了分析。
本书很重要的创新点,就是上文所述对世界和平史的勾画。但吸引读者的地方不限于此。由于迄今为止,国内尚无系统研究当代中国和平理论的专著,所以本书的许多研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例如,书中对当代中国和平渊源的探究,既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和平理论与实践,其中涵盖了斯大林的和平理论,又分类讲了中国的和平传统的影响。再如,书中对有关和平论述的分析概括也有很强的资料价值。此外,书中对当代中国和平的本质特征、主体架构、行动规范等重要方面的系统化尝试,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平发展道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防御战略、和平统一的两岸政策等我们熟悉的内容熔于一炉,也算别开生面。
这本书最重要的成果,或者说最实用的理论价值,是对当代中国和平与世界和平相互关联的论述。由于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当代中国的和平都源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奠定的世界秩序(雅尔塔体系)。所以,当今世界,中国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处于总体的同构状态,世界的总体和平有利于中国维护自身的和平,同时中国维护自身和平的活动也将促进世界和平。但在总体同构的背景下,中国的和平观念与西方的和平观念还存在着一些差异。
其中,历史观的差异表现为,中国习惯于乐观地用动态的历史发展观看待和平问题,认为随着制约战争的力量不断增长,和平越来越有保障。而西方世界常常用静态的观点看待和平问题,重在分析各种危害和平的因素,并通过管控这些因素维护和平。历史传统的差异表现为,中国历来不好战,不称霸,不扩张,延续到当代中国依然如此;而西方世界在西方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下,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相信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有必要向全世界推广,而这种推广往往又倾向于战争的方式,即一手持剑,一手持十字架。再有就是文明方式的差异,西方人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民主=和平,而东方的集体主义=专制集权=好战或者有侵略倾向,而中国的集体主义源于农业文明的治理大河经验,恰恰是和平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战争观以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而西方的兵圣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作出的表述几乎完全相反:“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在这些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和平性质的差异。根据前文的论述,作者认为,人类和平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征服-同化”形成的和平;以“均势-霸权”为特征的和平;由和平力量推动的持久和平。其中,“征服-同化”形成的和平已经荡然无存,但以“均势-霸权”为特征的和平仍然与和平力量推动的持久和平并存。雅尔塔体系本身即是这两种和平的混合。虽然和平力量越壮大,世界的持久和平越有保证。但由于以“均势-霸权”为特征的和平依然存在,“均势-霸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依然拥有巨大的市场,掌握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拥有更强的国际行动能力。张钊认为,这种和平性质的差异才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在对和平追求方面的根本差异,即中国属于和平力量,而在当前世界上占据优势的则仍然是近代以来西方的霸权力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来,世界保持着总体的和平状态。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和平力量维护和平、发展和平的结果。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将何去何从,也许我们可以从本书中找到一点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