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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姐弟们先后在首府安家以及父母的随迁，我回家乡的间隔越来越长，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老家的老屋也已多年无人居住，没了人气之后老旧得不成样子，园子里荒草更是深可藏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叫作天等的小小县城，却愈发教我眷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将生命的最初十数年交付予它并与它水乳交融的缘故。
那十数年的记忆，几乎是我有关家乡的回忆的全部，它们或远或近，仿佛云朵，一片片自天边飘来，从此盘桓不去。
指天椒
家乡最早为外人所知，并不是因为指天椒，而是因为“天等”这个霸气的县名，这个名称源自家乡土话的音译，乃是“乱石耸立”之意。我家乡的地理，的确是石山遍布，土地稀少而贫瘠。家乡人当年有句自我激励的口号“天等人民不等天”，意指天等人民不屈困于地理，与山斗与地斗与天斗自强不息，听起来豪气干云，其实透着深深的无奈。
贫困实在让人羞于提及，不过那已是陈年旧事。
天等如今的再度声名远播，指天椒居功至伟。
我家乡别号“辣都”，乃是指天椒之乡。以指天椒制成的辣椒酱，原汁原味辣而不燥，风味醇厚而回味绵长，因此名动一方。外乡人提及天等，第一反应基本都是：哦，我知道，那里的辣椒很有名。
这的确不是浪得虚名，在我家乡，绝少见有人家不自酿辣椒酱的，随便进谁家的门，少则一两罐，多则几大罐辣椒酱，蹲踞于厅堂一角或橱柜顶上，红通通赫然入目。
家乡人制作辣椒酱，皆用新鲜指天椒，以求存其鲜辣本味。将辣椒洗净，晾干，剁碎之后加辅料，撒盐调味，最后以好米酒封存，经月既成，历久尤佳。各家的配方不尽相同，有蒜香味、柠檬味、山黄皮味、豆豉味、混合味，或偏咸，或偏甜，或偏酸各有所长。无论何种口味，无一例外开胃爽口，单是启封瞬间夺瓶而出的浓烈辛香，就已令人口颊流涎。既可作佐餐的味碟，也可在炒蕨菜烧茄子焖鱼蒸排骨时，用于增味提鲜，或荤或素，无不相宜。
家乡的指天椒驰名于何时？年深月久，请恕我无从查考。
我关于辣椒的最早印象，是小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时候。
这段往事，我若不提，恐怕那些亲历者也不会有几个还能记得。
物资相对匮乏的20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孩子——胸前红领巾迎风飘扬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与大人们一样，是多么渴望共产主义尽快实现，因为伴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事关孩子们切身利益的家庭零花钱制度必会得到父亲母亲慷慨地贯彻落实，并使之稳定化常态化，遗憾的是，这个梦想最终随着童年的终结无疾而终。对大人的百般央求总是被他们以一分两分随便打发。一两分能干什么呢？当然，也不能小瞧这些最小面值的硬币，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总能无师自通将它们物尽其用，比如，去到学校大门外婆婆的小摊那里换两块萝卜酸，或者一坨跟硬币差不多大小的糖稀，再或者一小包炒葵花子南瓜子红瓜子，也可以去冰室换根雪条。如果能存到圩日，去草药街换桂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一指长的辛辣的树皮或树枝足够那张小馋嘴吧嗒吧嗒嚼上半天的。一分两分造就的幸福如此巨大，倘若没有它们，那个时代的孩子的童年会多么黯淡无光！
除此之外，还有件顶顶紧要的事，几乎所有男孩无论如何不会忽略。
无论哪个年代，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不乏一些不为大人所知的稀奇古怪的江湖传言，当年盛传一时的一条秘籍如是云云：多吃辣椒可使人力气成倍速增，即使个子瘦弱的孩子也能像李元霸一样力拔铜狮，变成一个打架的狠角色。于是乎，有段时间，经常见到一些半拉大的孩子出没于门市部。售货员胖大妈很不耐烦地把那枚小小的硬币扔在盒子里，转身掀开斗笠大盖，往酱味冲天的大缸里挖出半匙半黑不红的辣椒酱，吧嗒在裁成巴掌大的一方旧报纸上。孩子们伸长舌头，边走边舔，等到辣椒酱舔干净，那片小小的报纸也跟着被舔得血肉模糊。
要想成为一条好汉当然要付出代价，这么做的后果可想而知相当严重，嘴里胃里仿佛烧着了火，苦不堪言的熊孩子不得不弓腰张大了嘴，吐出舌头，像只狗，一边哈拉哈拉着气，一边涕泪交加，让黏稠的亮晶晶的涎水在舌尖上长长地吧嗒下来。
这么多年过去，昔日的毛孩子都已长大，力气的确增长不少，顺带着个头也攀高了，身体也壮实了，是否真的拜当年那些辣椒酱所赐？这些年一直忙于成长，忙于立业成家，实在无暇顾及！
广西以桂北人最能吃辣，桂北与湘地交界，山高水寒，饮食有大同焉。桂林辣椒酱作为桂林三宝之一，久已广为人知，但不少长居南宁的桂林人，现在更多地偏爱天等辣椒酱。
我多年以前去四川，曾特地贻友人以桂林辣椒酱，他尝了尝，撇嘴说：这哪是辣椒酱，咸而且甜，一点都不辣。他后来到南宁，我让他尝家乡指天椒，他大概为了炫耀武力，一筷子夹了几颗泡椒，然后瞪眼直灌凉水，半天说不出话。
云貴湘川无辣不成菜，号称“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连炒青菜都要放辣椒，很让外省人忍无可忍。其实彼地辣椒多以爆、 油、腌、麻为主，经熏晒、炙烤、油泡、腌渍以后，虽别具风味，却辣味大减，比如剁椒鱼头，比如麻辣火锅，于我而言，实在不算什么。若换作我家乡的指天椒让他们这么吃，恐怕就不敢这么张狂了。
很早就听说“辣椒拌饭”，始终不信，这也太夸张了吧！再怎么嗜辣，也不至于如此不要命吧？
去云南，终于亲眼得见。
在大理，一个白族小姑娘坐在门礅上吃饭，碗里并没有菜，拌了油辣椒，骇然红通通一片，几乎连米都见不着。往来的游人瞪大眼睛：有你这么吃饭的吗？
小姑娘笑嘻嘻地说：这辣子不辣嘎。
真的不辣？
真的不辣嘎，不信你尝嘛。小姑娘把碗一递。
游人把手直摇：得了吧，我死给你看！
纳闷之下，我尝了一小口，窃笑不言。过了油的辣椒，有其香而无其辣，难怪敢这么吃。
不过，像他们那样吃辣椒，家乡人也是不敢的，这么吃，非得吃出满头满脸的包不可。彼地湿寒而此地湿热，气候大不同，饮食亦然。 家乡人吃辣椒，多以调味或做味碟，最嗜辣者至多是三餐不可断辣，绝不会像西南诸省那样无辣不欢。
但是，若单就辣而论，我还是以为，不在一个档次。
天等辣椒酱能够声名在外，那些远赴他乡的开拓者们功不可没。
辣椒酱是米粉的标配，家乡的米粉里添加些许辣酱，会更加提味，因此，家乡人的米粉店都会给所有的外卖配送一小包辣椒酱。店食的顾客也可以随意取用餐桌上的酱料。表兄的米粉店在北京开张之初，将辣椒酱整瓶摆放在餐桌上，任顾客取食。他本以为这么辣的调料，就算浪费也不会消耗得了多少。不曾想，顾客吃完粉，竟然将味碟剩余的浇头连同辣椒酱打包，因为这可以让大馒头倍添滋味。后来，他们还嫌不足，开始从瓶里大勺大勺地挖，再后来，辣酱瓶开始三天两头莫名整瓶失踪。无可奈何之下，表兄只得贴出告示：亲爱的顾客，本店桌面的辣酱仅供吃米粉调味用，请勿带走。若您喜欢，本店有物美價廉的家乡风味辣酱可供出售，谢谢惠顾。
这样销售出去的辣椒酱竟然占了不小的营业额。
经由家乡人的米粉店消耗和销售的辣椒酱究竟有多少？大概没人做过统计，但是积土成山，这贡献不容小觑！
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这是中国传统的口味格局，以往，北京人是不大喜欢辣味的，但是，这传统的口味已悄然发生改变。
是否因为我家乡的辣酱？嘿嘿，这可不好说。
往年搭车回乡，每逢辣椒收获季，进入天等地界，便会见到沿途乡镇晾晒辣椒的盛况，田间地头、公路两旁、山边空地，红彤彤一大片连绵不绝，蔚为壮观。
这样的风景，久违多年矣！
桂林米粉
天等得以声名远播的第二大功劳，桂林米粉当之无愧。
家乡米粉工艺并不复杂，取陈米浸水，磨浆之后上屉蒸熟即成。主打菜基本就是两样，鸡肉和锅烧，也没有什么秘不示人的配方，只胜在一个“鲜”字，鲜，靠的是天等土鸡熬出的老汤。汤鲜肉美粉滑嫩，仅此便使它成为家乡人生命中的某种寄托，让远在异乡的游子思之念之。
天等与桂林，一个偏居桂西南，一个远在桂东北，相去上千里，气候风俗言语各异，虽同属喀斯特山地，却一个是大家闺秀，出落得神姿仙态风情万种；一个则出身寒门名不见经传，天生的穷山恶水愁眉苦脸。
没有谁会想得到，本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两个地方，有一天竟然牵扯在一起。这若非缘分，便只能归结于天意，正如董永与七仙女，只因在人群中彼此多看了一眼，便传唱出一段天仙配。
将天等鸡粉之美共享于世是家乡赤子的夙愿，但长久以来，家乡的米粉一直被重重山岭囚困于弹丸小城，毫无建树，直到那些有胆有识的家乡开拓者去到深圳。
贫困且资源有限，劳务输出是无奈，换个角度，又何尝不是机会。深圳速度催生的快餐产业，让家乡人捕捉到了一线商机，米粉店由此初显峥嵘。
常言道：酒香不怕巷子深，若是在一个小地方，这可以行得通，但在一个各路枭雄豪杰云集的大江湖，酒香恐怕还须招牌响。
招牌的创立无疑是门学问，倘若不是什么百年老店或者名震一方的字号，那就必须另辟蹊径，彰显一定的传奇或者神秘意味，否则很难吸引食客的注意，比如，当年的狗不理如果叫作“小二汤包”，恐怕这个招牌早就烟消云散了。可想而知，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乡人，假若他以“天等鸡粉”作开山立派的招牌，我想他的小店一定是门可罗雀，生意就此砸锅也说不定。
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米粉也早已广为人知，这是不争的事实，天等与桂林虽然非亲非故，终归也是同门，因此，借来虎皮做大旗，既是一时的灵光闪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话说回来，招牌只是吸引顾客的幌子，若没有两把刷子，想在江湖上立足，那只能是痴人说梦。家乡人结合本土经验，又借鉴桂林米粉工艺，推陈出新兼收两家之长的天等桂林米粉。凭借自己的刷子，以及吃苦耐劳的秉性，也得益于这个新兴城市对四海移民文化的包容，天等人的桂林米粉店得以在深圳开辟出一席之地。
如今，每当谈及往日的辉煌，依然会有人眉飞色舞：当年在深圳如何如何的二十四小时不歇业，如何如何日进斗金，如何如何捡钱如同捡树叶等等云云，直叫听众热血沸腾群情激昂。然而，这都已是江湖上久远的传说，这样的机会只是昙花一现，现在的家乡人更多靠的是踏实苦干敢拼敢闯，当他们事业小成，与旁人道来都是轻描淡写，个中艰辛曲折则暗藏于心，留与自己体味品咂。
深圳的成功案例激励了家乡人，在更多的家乡人进入深圳，米粉店遍地开花，市场渐趋饱和之后，一些高瞻远瞩者率先抽身挺进上海。小小的泥鳅们在龙蛇混杂的黄浦江见缝插针，没几年，偌大的上海滩便被“瓜分”殆尽。上海攻克，吞了熊心豹胆的家乡人开始虎视眈眈图谋“北犯”京城。
犹记得，当年表兄起意北漂时，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为此特地征询京城的朋友，统一的结论是：京畿诸地自古是面食统领江山，要想在天子脚下开辟战场，怕是凶多吉少。
庆幸表兄毅然决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否则误人前程的罪过，我该如何承担？如今，天等人的桂林米粉店已名满京师，表兄的分店也已开到了第五家。
今天，走在深圳、上海、北京街头，不期然就会看见这样的招牌：赵记桂林米粉、冯记桂林米粉、李记桂林米粉、许记桂林米粉……你若是天等人，进到店里，一定会听得到那亲切的乡音。
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家乡人前行的脚步呢？他们的脚步越迈越大，越走越远。
两年前，看看京城的市场已近饱和，振华表弟和朋友相商，欲另辟蹊径，转战天津和内蒙古包头，问我有何高见，前车之鉴，我不再敢妄下断言，只把一则看过的故事转述给他：两位推销员受公司之命先后前往非洲部落考察，拟开拓运动鞋市场，先一位去到之后，止不住掩面涕泪，因为彼地人民世代赤足，无人知道世上竟还有鞋此等多余之物。后一位甫一落地便喜极而泣，电告老板速速备货，因为这是一方从未被开发的处女地，前景广阔。 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一切皆有可能！何况只是征服这小小的味蕾！
家乡人的脚步还能走多远？且拭目以待！
桂林与天等，谁更应该感谢谁？
多年来，受制于地理与名声的卑微，倘若没有桂林米粉这个旗号，天等人也许不会走得那么远，闯出这么大的名堂。而桂林坐拥地利，又得天时人和，一直以来偏安广西，假若不是天等人，桂林米粉这面大旗大约也不会这样遍插天下，桂林的米线笋干等原料也可能不会这样批量远销京沪深。
无论如何，这是双赢的结局。
天等人的桂林米粉就这样不经意成为一个传奇。
天等人就这样不经意成为传奇的缔造者。
生养这些传奇缔造者的，是天等，这块石山遍布的土地。
打 诗
母亲上下八个兄弟姐妹中，唯有二姨妈会打诗，这让我从小便觉得二姨妈与众不同。更让我刮目相看的是她的婚姻，她所有兄弟姐妹的婚姻，要么是父母之命，要么是媒妁之言，再不就是亲友牵线，唯独二姨妈是自由恋爱，并且是因打诗定情。要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恋爱”都还是一个让人羞于启齿的词，更何况加上一个“自由”的前缀，那简直可以说是惊世骇俗。
在我家乡，管斗山歌叫“打诗”。
打诗最早起源于何朝何代，又因何而生，怕是没人说得清了。在我看来，它大概就像一颗草籽一样，不知何时从何处被风吹来，之后就地生根发芽，之后又四处蔓延，无处不及。
在流行音乐流行之前，打诗曾经作为乡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盛行于家乡的各乡各镇。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逢大小圩日，十里八乡的群众汇集而来，便有男男女女自发拉帮结伙，随意择处地形，或公园开阔地， 或供销社门前，或药市一隅，捉对“开打”。于是，整个县城上空无处不回荡着夏天的蝉噪一样的唱腔，此起彼伏络绎不绝。
若逢重大节日，或红白喜丧，打诗更是少不得的重头戏。用罢早饭，便有歌者摆开阵仗两军对垒，你来我往数百上千回合，真个是难解难分。若是棋逢对手，那么挑灯夜战、通宵达旦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照例打诗双方都有各自的粉丝，加上助阵的、观战的、凑热闹的，围拢成一堆一堆拥挤的人群，那场面借用白云大妈的话，简直就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其时我还只是个半大的懵懂的孩子，以为那水泄不通的人圈里上演着什么有趣的把戏，于是从人缝里钻进去，傻愣愣地站着瞅了半晌依然莫名其妙。我既听不懂那些唱词，那些单调的翻来覆去的曲调对我而言也实在是呕哑嘲哳难为听，它们并不像《刘三姐》或者《阿诗玛》那样情意缠绵朗朗上口，于是索然无味之下打道回府。
回到家我问母亲：这些人到底在用什么话打诗，怎么我一句都听不懂？母亲说：土话怎么说，打诗就怎么打，有什么听不懂的？话虽如此，时至今日，我可以听得懂桂北山歌，乃至滇桂川陕诸地山歌，但是对于家乡的打诗，依然是云山雾罩。打诗其实与家乡土话日常的口语不一样，平日里可以运用自如的语素词汇被重新拆分组合，以及一些未经汉化的古老土话的应用，形成一套独特的打诗体裁，既非五言绝句，也不是七言律诗，其中语法语境的晦涩对我而言，比先秦古文有过之无不及。
自此之后，虽然还是会常常经过那些热情高昂的打诗的人群，那些山唱也还经常缭绕在耳边，但它们和我再也没有什么交集，它们只是不自觉地被记录为我生命旅程中经历的众多声响之一，听来熟悉其实如此陌生。
什么时候重新关注并喜欢上这种乡村音乐，我已经模糊了印象，但原因是确切的——那天，我突然没来由地感觉到这粗糙的唱腔里，暗藏着某种力量，并被这力量重重一击。
流行音乐之所以轻易将人俘获，是因为它们能够勾起情绪的强烈共鸣，可以在你失恋失意时为你舔舐伤口，或者让你深陷往事忧郁的回忆不能自拔，要么沉醉于生活的浪漫美好浮想联翩。轻音乐的强大效能则在于可以澄清雾霾，拨动心弦安抚茫然躁动的心灵使身心放松，引导听者物我两忘获得精神的升华。
而打诗，这些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唱词，和这不加修饰信马由缰的唱腔，既不同于轻音乐，也大别于流行歌曲，它们并不好听，也并不让人感动，但里面潜藏着某种强大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撕碎所有坚硬的茧壳，所有虚假面具和所有浮华，直击生命内核并将之洞穿，使生命如同刚刚出生，甚至脐带都未剪断的婴儿一般，赤裸裸呈现出原本的模样。
这样的感觉从何而来，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一位朋友后来为我解读：随着年龄的渐长阅历的渐增，人是会自然而然理解并领悟生命的一些深层内在的东西的。这么说来，那些散落在山林乡村阡陌间，与土地朝夕相处，与庄稼作物称兄道弟，安守本分的卑微的尘土一样的人们，岂不是真正的觉悟者？他们或许早已将生命看透，他们若不是不自知，便是大智若愚深藏不露。
大鱼大肉会让人肠胃吃不消，需要时不时来点玉米红薯芋头消积解腻，精神和灵魂其实也一样，这些粗糙的乡土音乐，满是粗壮的纤维，我觉得，这样的精神食粮甚至可以抗击灵魂的癌症。
之后一段时间，我痴迷于在网上搜罗类似于打诗的原汁原味的土著音乐，从国内的壮族、侗族、藏族、蒙古族、纳西族，到印度、阿拉伯、土耳其，再到非洲、美洲、欧洲，那些下载的音乐占据了电脑硬盘近百G的空间。自然，所有这些原生态音乐，我悉数不能听懂，但我越来越能听得见，那些经由或粗粝或沙哑或苍老或苍凉的嗓门输送出来的，或高亢或清越或低回或深沉或声嘶力竭的歌声里，火星在炭堆上明灭，阳光穿透瓦楞，风吹过麦田，稻浪起伏，鹰在云底盘旋；我越来越听得见，雷雨风暴奔袭千里，坚冰破碎种子破土，种群迁徙鱼群洄游……
其间邂逅马修·连恩，虽然他是全球知名的音乐家，但我并不觉得他早期的作品有多么出众，除了将采录的自然之声融进自己的创作之外，与其他音乐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直到他去到台湾。他这段时期的作品大量融入台湾少数民族山歌、部落民谣、客家戏曲、八音等土著音乐元素，让人耳目为之一新。到后期，他甚至觉得自己的添加是多此一举，以至于他的某些作品，通篇只有市井的叫卖喧哗、码头工人的吆喝、打铁作坊的锻击、拖拉机的突突、某个少数民族老者以无人知晓的土著语喃喃自唱、旷野里鸟的夢呓虫唱、乡村牛羊的对话…… 这算不算独出心裁？或许，“另类”更為贴切！
我竟然喜欢莫名。
打诗的热闹红火在我的记忆里只有短短四五年，当港台流行音乐势如破竹，打诗便不知不觉在我的生活里隐退了。
姨妈之后，到我这一辈，所有的堂兄弟表姐妹，再没谁还去关注这些土不啦叽的乡俚文化，更不用说今天的年轻一代。我曾担心它们有一天会消失，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每逢节日，依然会有这些乡野之声在乡村市集上迎风飞扬，引吭高歌者都是一些也曾有过青春岁月的中年以上的人们。
由此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等到孩子们年龄渐长，他们终有一天会理解，并自觉承担起传承的使命，毕竟，这不仅是文化的内核，更是生命的本初。
打诗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赋比兴的程序，但具体如何操作，惭愧，我一直未能深入。
我的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赵一高，这几年致力于深入乡集搜集素材，并撰写了不少关于打诗的文章。但愿他能早日集结成书，填补这方空白。
恕我直言，以我理解，调情，应该是催生山歌与对歌的原动力，源远流长的壮族的重大节日三月三歌圩，美其名曰以歌会友，可谁又敢说那不是一场相亲大会呢？因此，调情应该是所有山歌的基本功能，打诗也不例外。这应该才是打诗吸引那些嗜打诗成癖的老歌手每圩必来、每来必求尽兴的症结所在。可据我所知，大庭广众之下，男男女女公然眉来眼去打情骂俏在那个时代是件极其有伤风化的事，是会招来大众谴责的，我的二姨妈竟然这么胆大妄为么？
母亲说：哪有什么打情骂俏，主要是歌颂形势。我对母亲这话持保留意见，只是歌颂形势就能让那些老歌手如痴如醉废寝忘食，就可以让我姨妈心扉锁就芳心暗许？这可讲不通！
为了积累素材，我那天特地让母亲追忆，当年姨妈究竟是如何学会打诗，如何与姨丈情定歌圩，又究竟是如何自由恋爱的。我准备了纸和笔，准备记录一段缠绵悱恻，甚至也许是凄美的爱情故事，谁料我母亲言简意赅：谁知道她是跟谁学的，当年去赶圩卖菜，旁边有人在打诗，她自己喜欢，听来听去就会了。与姨丈的缘分也就那样，一边卖米一边打诗，一来二去就好上了，然后就嫁了。
这实在大出我的意料：难道不用征求外公外婆的意见？不用提亲？不用彩礼？母亲说：姨丈人也老实，又是贫农出身，斗地主的时候，分得地主家的青砖大瓦房，也不差，那嫁就嫁咯，兄弟姐妹那么多张嘴吃饭，彩礼不彩礼的，也没那么讲究，嫁出去一个是一个。
嘿，这算怎么一回事？这跟《刘三姐》和《阿诗玛》里面的情节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对母亲的采访就此不了了之。
二姨妈是我母亲众兄弟姐妹当中最亲近的一个，每年大年初三，我家雷打不动要去姨妈家拜年，但我从没在那座两层高的地主家的青砖大瓦房里听见过她倾情高歌。二姨妈因病故去已二十余年，当年她究竟是如何学会打诗，又如何与姨丈隔空传情，究竟如何情愫暗生，所有这些遗案，我再也无法一一探究。
所有关于她的诗文、爱情，都随她掩埋在黄土之下，拔节成蓊郁的青草，在风里摇曳浅唱。
作者简介：向红星， 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有散文随笔发表在《红豆》《广西文学》《民族文学》《散文百家》《作品》《钟山》《中国国家地理》等国内多家报刊。
责任编辑 韦 露
那十数年的记忆，几乎是我有关家乡的回忆的全部，它们或远或近，仿佛云朵，一片片自天边飘来，从此盘桓不去。
指天椒
家乡最早为外人所知，并不是因为指天椒，而是因为“天等”这个霸气的县名，这个名称源自家乡土话的音译，乃是“乱石耸立”之意。我家乡的地理，的确是石山遍布，土地稀少而贫瘠。家乡人当年有句自我激励的口号“天等人民不等天”，意指天等人民不屈困于地理，与山斗与地斗与天斗自强不息，听起来豪气干云，其实透着深深的无奈。
贫困实在让人羞于提及，不过那已是陈年旧事。
天等如今的再度声名远播，指天椒居功至伟。
我家乡别号“辣都”，乃是指天椒之乡。以指天椒制成的辣椒酱，原汁原味辣而不燥，风味醇厚而回味绵长，因此名动一方。外乡人提及天等，第一反应基本都是：哦，我知道，那里的辣椒很有名。
这的确不是浪得虚名，在我家乡，绝少见有人家不自酿辣椒酱的，随便进谁家的门，少则一两罐，多则几大罐辣椒酱，蹲踞于厅堂一角或橱柜顶上，红通通赫然入目。
家乡人制作辣椒酱，皆用新鲜指天椒，以求存其鲜辣本味。将辣椒洗净，晾干，剁碎之后加辅料，撒盐调味，最后以好米酒封存，经月既成，历久尤佳。各家的配方不尽相同，有蒜香味、柠檬味、山黄皮味、豆豉味、混合味，或偏咸，或偏甜，或偏酸各有所长。无论何种口味，无一例外开胃爽口，单是启封瞬间夺瓶而出的浓烈辛香，就已令人口颊流涎。既可作佐餐的味碟，也可在炒蕨菜烧茄子焖鱼蒸排骨时，用于增味提鲜，或荤或素，无不相宜。
家乡的指天椒驰名于何时？年深月久，请恕我无从查考。
我关于辣椒的最早印象，是小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时候。
这段往事，我若不提，恐怕那些亲历者也不会有几个还能记得。
物资相对匮乏的20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孩子——胸前红领巾迎风飘扬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与大人们一样，是多么渴望共产主义尽快实现，因为伴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事关孩子们切身利益的家庭零花钱制度必会得到父亲母亲慷慨地贯彻落实，并使之稳定化常态化，遗憾的是，这个梦想最终随着童年的终结无疾而终。对大人的百般央求总是被他们以一分两分随便打发。一两分能干什么呢？当然，也不能小瞧这些最小面值的硬币，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总能无师自通将它们物尽其用，比如，去到学校大门外婆婆的小摊那里换两块萝卜酸，或者一坨跟硬币差不多大小的糖稀，再或者一小包炒葵花子南瓜子红瓜子，也可以去冰室换根雪条。如果能存到圩日，去草药街换桂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一指长的辛辣的树皮或树枝足够那张小馋嘴吧嗒吧嗒嚼上半天的。一分两分造就的幸福如此巨大，倘若没有它们，那个时代的孩子的童年会多么黯淡无光！
除此之外，还有件顶顶紧要的事，几乎所有男孩无论如何不会忽略。
无论哪个年代，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不乏一些不为大人所知的稀奇古怪的江湖传言，当年盛传一时的一条秘籍如是云云：多吃辣椒可使人力气成倍速增，即使个子瘦弱的孩子也能像李元霸一样力拔铜狮，变成一个打架的狠角色。于是乎，有段时间，经常见到一些半拉大的孩子出没于门市部。售货员胖大妈很不耐烦地把那枚小小的硬币扔在盒子里，转身掀开斗笠大盖，往酱味冲天的大缸里挖出半匙半黑不红的辣椒酱，吧嗒在裁成巴掌大的一方旧报纸上。孩子们伸长舌头，边走边舔，等到辣椒酱舔干净，那片小小的报纸也跟着被舔得血肉模糊。
要想成为一条好汉当然要付出代价，这么做的后果可想而知相当严重，嘴里胃里仿佛烧着了火，苦不堪言的熊孩子不得不弓腰张大了嘴，吐出舌头，像只狗，一边哈拉哈拉着气，一边涕泪交加，让黏稠的亮晶晶的涎水在舌尖上长长地吧嗒下来。
这么多年过去，昔日的毛孩子都已长大，力气的确增长不少，顺带着个头也攀高了，身体也壮实了，是否真的拜当年那些辣椒酱所赐？这些年一直忙于成长，忙于立业成家，实在无暇顾及！
广西以桂北人最能吃辣，桂北与湘地交界，山高水寒，饮食有大同焉。桂林辣椒酱作为桂林三宝之一，久已广为人知，但不少长居南宁的桂林人，现在更多地偏爱天等辣椒酱。
我多年以前去四川，曾特地贻友人以桂林辣椒酱，他尝了尝，撇嘴说：这哪是辣椒酱，咸而且甜，一点都不辣。他后来到南宁，我让他尝家乡指天椒，他大概为了炫耀武力，一筷子夹了几颗泡椒，然后瞪眼直灌凉水，半天说不出话。
云貴湘川无辣不成菜，号称“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连炒青菜都要放辣椒，很让外省人忍无可忍。其实彼地辣椒多以爆、 油、腌、麻为主，经熏晒、炙烤、油泡、腌渍以后，虽别具风味，却辣味大减，比如剁椒鱼头，比如麻辣火锅，于我而言，实在不算什么。若换作我家乡的指天椒让他们这么吃，恐怕就不敢这么张狂了。
很早就听说“辣椒拌饭”，始终不信，这也太夸张了吧！再怎么嗜辣，也不至于如此不要命吧？
去云南，终于亲眼得见。
在大理，一个白族小姑娘坐在门礅上吃饭，碗里并没有菜，拌了油辣椒，骇然红通通一片，几乎连米都见不着。往来的游人瞪大眼睛：有你这么吃饭的吗？
小姑娘笑嘻嘻地说：这辣子不辣嘎。
真的不辣？
真的不辣嘎，不信你尝嘛。小姑娘把碗一递。
游人把手直摇：得了吧，我死给你看！
纳闷之下，我尝了一小口，窃笑不言。过了油的辣椒，有其香而无其辣，难怪敢这么吃。
不过，像他们那样吃辣椒，家乡人也是不敢的，这么吃，非得吃出满头满脸的包不可。彼地湿寒而此地湿热，气候大不同，饮食亦然。 家乡人吃辣椒，多以调味或做味碟，最嗜辣者至多是三餐不可断辣，绝不会像西南诸省那样无辣不欢。
但是，若单就辣而论，我还是以为，不在一个档次。
天等辣椒酱能够声名在外，那些远赴他乡的开拓者们功不可没。
辣椒酱是米粉的标配，家乡的米粉里添加些许辣酱，会更加提味，因此，家乡人的米粉店都会给所有的外卖配送一小包辣椒酱。店食的顾客也可以随意取用餐桌上的酱料。表兄的米粉店在北京开张之初，将辣椒酱整瓶摆放在餐桌上，任顾客取食。他本以为这么辣的调料，就算浪费也不会消耗得了多少。不曾想，顾客吃完粉，竟然将味碟剩余的浇头连同辣椒酱打包，因为这可以让大馒头倍添滋味。后来，他们还嫌不足，开始从瓶里大勺大勺地挖，再后来，辣酱瓶开始三天两头莫名整瓶失踪。无可奈何之下，表兄只得贴出告示：亲爱的顾客，本店桌面的辣酱仅供吃米粉调味用，请勿带走。若您喜欢，本店有物美價廉的家乡风味辣酱可供出售，谢谢惠顾。
这样销售出去的辣椒酱竟然占了不小的营业额。
经由家乡人的米粉店消耗和销售的辣椒酱究竟有多少？大概没人做过统计，但是积土成山，这贡献不容小觑！
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这是中国传统的口味格局，以往，北京人是不大喜欢辣味的，但是，这传统的口味已悄然发生改变。
是否因为我家乡的辣酱？嘿嘿，这可不好说。
往年搭车回乡，每逢辣椒收获季，进入天等地界，便会见到沿途乡镇晾晒辣椒的盛况，田间地头、公路两旁、山边空地，红彤彤一大片连绵不绝，蔚为壮观。
这样的风景，久违多年矣！
桂林米粉
天等得以声名远播的第二大功劳，桂林米粉当之无愧。
家乡米粉工艺并不复杂，取陈米浸水，磨浆之后上屉蒸熟即成。主打菜基本就是两样，鸡肉和锅烧，也没有什么秘不示人的配方，只胜在一个“鲜”字，鲜，靠的是天等土鸡熬出的老汤。汤鲜肉美粉滑嫩，仅此便使它成为家乡人生命中的某种寄托，让远在异乡的游子思之念之。
天等与桂林，一个偏居桂西南，一个远在桂东北，相去上千里，气候风俗言语各异，虽同属喀斯特山地，却一个是大家闺秀，出落得神姿仙态风情万种；一个则出身寒门名不见经传，天生的穷山恶水愁眉苦脸。
没有谁会想得到，本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两个地方，有一天竟然牵扯在一起。这若非缘分，便只能归结于天意，正如董永与七仙女，只因在人群中彼此多看了一眼，便传唱出一段天仙配。
将天等鸡粉之美共享于世是家乡赤子的夙愿，但长久以来，家乡的米粉一直被重重山岭囚困于弹丸小城，毫无建树，直到那些有胆有识的家乡开拓者去到深圳。
贫困且资源有限，劳务输出是无奈，换个角度，又何尝不是机会。深圳速度催生的快餐产业，让家乡人捕捉到了一线商机，米粉店由此初显峥嵘。
常言道：酒香不怕巷子深，若是在一个小地方，这可以行得通，但在一个各路枭雄豪杰云集的大江湖，酒香恐怕还须招牌响。
招牌的创立无疑是门学问，倘若不是什么百年老店或者名震一方的字号，那就必须另辟蹊径，彰显一定的传奇或者神秘意味，否则很难吸引食客的注意，比如，当年的狗不理如果叫作“小二汤包”，恐怕这个招牌早就烟消云散了。可想而知，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乡人，假若他以“天等鸡粉”作开山立派的招牌，我想他的小店一定是门可罗雀，生意就此砸锅也说不定。
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米粉也早已广为人知，这是不争的事实，天等与桂林虽然非亲非故，终归也是同门，因此，借来虎皮做大旗，既是一时的灵光闪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话说回来，招牌只是吸引顾客的幌子，若没有两把刷子，想在江湖上立足，那只能是痴人说梦。家乡人结合本土经验，又借鉴桂林米粉工艺，推陈出新兼收两家之长的天等桂林米粉。凭借自己的刷子，以及吃苦耐劳的秉性，也得益于这个新兴城市对四海移民文化的包容，天等人的桂林米粉店得以在深圳开辟出一席之地。
如今，每当谈及往日的辉煌，依然会有人眉飞色舞：当年在深圳如何如何的二十四小时不歇业，如何如何日进斗金，如何如何捡钱如同捡树叶等等云云，直叫听众热血沸腾群情激昂。然而，这都已是江湖上久远的传说，这样的机会只是昙花一现，现在的家乡人更多靠的是踏实苦干敢拼敢闯，当他们事业小成，与旁人道来都是轻描淡写，个中艰辛曲折则暗藏于心，留与自己体味品咂。
深圳的成功案例激励了家乡人，在更多的家乡人进入深圳，米粉店遍地开花，市场渐趋饱和之后，一些高瞻远瞩者率先抽身挺进上海。小小的泥鳅们在龙蛇混杂的黄浦江见缝插针，没几年，偌大的上海滩便被“瓜分”殆尽。上海攻克，吞了熊心豹胆的家乡人开始虎视眈眈图谋“北犯”京城。
犹记得，当年表兄起意北漂时，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为此特地征询京城的朋友，统一的结论是：京畿诸地自古是面食统领江山，要想在天子脚下开辟战场，怕是凶多吉少。
庆幸表兄毅然决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否则误人前程的罪过，我该如何承担？如今，天等人的桂林米粉店已名满京师，表兄的分店也已开到了第五家。
今天，走在深圳、上海、北京街头，不期然就会看见这样的招牌：赵记桂林米粉、冯记桂林米粉、李记桂林米粉、许记桂林米粉……你若是天等人，进到店里，一定会听得到那亲切的乡音。
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家乡人前行的脚步呢？他们的脚步越迈越大，越走越远。
两年前，看看京城的市场已近饱和，振华表弟和朋友相商，欲另辟蹊径，转战天津和内蒙古包头，问我有何高见，前车之鉴，我不再敢妄下断言，只把一则看过的故事转述给他：两位推销员受公司之命先后前往非洲部落考察，拟开拓运动鞋市场，先一位去到之后，止不住掩面涕泪，因为彼地人民世代赤足，无人知道世上竟还有鞋此等多余之物。后一位甫一落地便喜极而泣，电告老板速速备货，因为这是一方从未被开发的处女地，前景广阔。 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一切皆有可能！何况只是征服这小小的味蕾！
家乡人的脚步还能走多远？且拭目以待！
桂林与天等，谁更应该感谢谁？
多年来，受制于地理与名声的卑微，倘若没有桂林米粉这个旗号，天等人也许不会走得那么远，闯出这么大的名堂。而桂林坐拥地利，又得天时人和，一直以来偏安广西，假若不是天等人，桂林米粉这面大旗大约也不会这样遍插天下，桂林的米线笋干等原料也可能不会这样批量远销京沪深。
无论如何，这是双赢的结局。
天等人的桂林米粉就这样不经意成为一个传奇。
天等人就这样不经意成为传奇的缔造者。
生养这些传奇缔造者的，是天等，这块石山遍布的土地。
打 诗
母亲上下八个兄弟姐妹中，唯有二姨妈会打诗，这让我从小便觉得二姨妈与众不同。更让我刮目相看的是她的婚姻，她所有兄弟姐妹的婚姻，要么是父母之命，要么是媒妁之言，再不就是亲友牵线，唯独二姨妈是自由恋爱，并且是因打诗定情。要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恋爱”都还是一个让人羞于启齿的词，更何况加上一个“自由”的前缀，那简直可以说是惊世骇俗。
在我家乡，管斗山歌叫“打诗”。
打诗最早起源于何朝何代，又因何而生，怕是没人说得清了。在我看来，它大概就像一颗草籽一样，不知何时从何处被风吹来，之后就地生根发芽，之后又四处蔓延，无处不及。
在流行音乐流行之前，打诗曾经作为乡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盛行于家乡的各乡各镇。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逢大小圩日，十里八乡的群众汇集而来，便有男男女女自发拉帮结伙，随意择处地形，或公园开阔地， 或供销社门前，或药市一隅，捉对“开打”。于是，整个县城上空无处不回荡着夏天的蝉噪一样的唱腔，此起彼伏络绎不绝。
若逢重大节日，或红白喜丧，打诗更是少不得的重头戏。用罢早饭，便有歌者摆开阵仗两军对垒，你来我往数百上千回合，真个是难解难分。若是棋逢对手，那么挑灯夜战、通宵达旦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照例打诗双方都有各自的粉丝，加上助阵的、观战的、凑热闹的，围拢成一堆一堆拥挤的人群，那场面借用白云大妈的话，简直就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其时我还只是个半大的懵懂的孩子，以为那水泄不通的人圈里上演着什么有趣的把戏，于是从人缝里钻进去，傻愣愣地站着瞅了半晌依然莫名其妙。我既听不懂那些唱词，那些单调的翻来覆去的曲调对我而言也实在是呕哑嘲哳难为听，它们并不像《刘三姐》或者《阿诗玛》那样情意缠绵朗朗上口，于是索然无味之下打道回府。
回到家我问母亲：这些人到底在用什么话打诗，怎么我一句都听不懂？母亲说：土话怎么说，打诗就怎么打，有什么听不懂的？话虽如此，时至今日，我可以听得懂桂北山歌，乃至滇桂川陕诸地山歌，但是对于家乡的打诗，依然是云山雾罩。打诗其实与家乡土话日常的口语不一样，平日里可以运用自如的语素词汇被重新拆分组合，以及一些未经汉化的古老土话的应用，形成一套独特的打诗体裁，既非五言绝句，也不是七言律诗，其中语法语境的晦涩对我而言，比先秦古文有过之无不及。
自此之后，虽然还是会常常经过那些热情高昂的打诗的人群，那些山唱也还经常缭绕在耳边，但它们和我再也没有什么交集，它们只是不自觉地被记录为我生命旅程中经历的众多声响之一，听来熟悉其实如此陌生。
什么时候重新关注并喜欢上这种乡村音乐，我已经模糊了印象，但原因是确切的——那天，我突然没来由地感觉到这粗糙的唱腔里，暗藏着某种力量，并被这力量重重一击。
流行音乐之所以轻易将人俘获，是因为它们能够勾起情绪的强烈共鸣，可以在你失恋失意时为你舔舐伤口，或者让你深陷往事忧郁的回忆不能自拔，要么沉醉于生活的浪漫美好浮想联翩。轻音乐的强大效能则在于可以澄清雾霾，拨动心弦安抚茫然躁动的心灵使身心放松，引导听者物我两忘获得精神的升华。
而打诗，这些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唱词，和这不加修饰信马由缰的唱腔，既不同于轻音乐，也大别于流行歌曲，它们并不好听，也并不让人感动，但里面潜藏着某种强大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撕碎所有坚硬的茧壳，所有虚假面具和所有浮华，直击生命内核并将之洞穿，使生命如同刚刚出生，甚至脐带都未剪断的婴儿一般，赤裸裸呈现出原本的模样。
这样的感觉从何而来，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一位朋友后来为我解读：随着年龄的渐长阅历的渐增，人是会自然而然理解并领悟生命的一些深层内在的东西的。这么说来，那些散落在山林乡村阡陌间，与土地朝夕相处，与庄稼作物称兄道弟，安守本分的卑微的尘土一样的人们，岂不是真正的觉悟者？他们或许早已将生命看透，他们若不是不自知，便是大智若愚深藏不露。
大鱼大肉会让人肠胃吃不消，需要时不时来点玉米红薯芋头消积解腻，精神和灵魂其实也一样，这些粗糙的乡土音乐，满是粗壮的纤维，我觉得，这样的精神食粮甚至可以抗击灵魂的癌症。
之后一段时间，我痴迷于在网上搜罗类似于打诗的原汁原味的土著音乐，从国内的壮族、侗族、藏族、蒙古族、纳西族，到印度、阿拉伯、土耳其，再到非洲、美洲、欧洲，那些下载的音乐占据了电脑硬盘近百G的空间。自然，所有这些原生态音乐，我悉数不能听懂，但我越来越能听得见，那些经由或粗粝或沙哑或苍老或苍凉的嗓门输送出来的，或高亢或清越或低回或深沉或声嘶力竭的歌声里，火星在炭堆上明灭，阳光穿透瓦楞，风吹过麦田，稻浪起伏，鹰在云底盘旋；我越来越听得见，雷雨风暴奔袭千里，坚冰破碎种子破土，种群迁徙鱼群洄游……
其间邂逅马修·连恩，虽然他是全球知名的音乐家，但我并不觉得他早期的作品有多么出众，除了将采录的自然之声融进自己的创作之外，与其他音乐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直到他去到台湾。他这段时期的作品大量融入台湾少数民族山歌、部落民谣、客家戏曲、八音等土著音乐元素，让人耳目为之一新。到后期，他甚至觉得自己的添加是多此一举，以至于他的某些作品，通篇只有市井的叫卖喧哗、码头工人的吆喝、打铁作坊的锻击、拖拉机的突突、某个少数民族老者以无人知晓的土著语喃喃自唱、旷野里鸟的夢呓虫唱、乡村牛羊的对话…… 这算不算独出心裁？或许，“另类”更為贴切！
我竟然喜欢莫名。
打诗的热闹红火在我的记忆里只有短短四五年，当港台流行音乐势如破竹，打诗便不知不觉在我的生活里隐退了。
姨妈之后，到我这一辈，所有的堂兄弟表姐妹，再没谁还去关注这些土不啦叽的乡俚文化，更不用说今天的年轻一代。我曾担心它们有一天会消失，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每逢节日，依然会有这些乡野之声在乡村市集上迎风飞扬，引吭高歌者都是一些也曾有过青春岁月的中年以上的人们。
由此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等到孩子们年龄渐长，他们终有一天会理解，并自觉承担起传承的使命，毕竟，这不仅是文化的内核，更是生命的本初。
打诗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赋比兴的程序，但具体如何操作，惭愧，我一直未能深入。
我的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赵一高，这几年致力于深入乡集搜集素材，并撰写了不少关于打诗的文章。但愿他能早日集结成书，填补这方空白。
恕我直言，以我理解，调情，应该是催生山歌与对歌的原动力，源远流长的壮族的重大节日三月三歌圩，美其名曰以歌会友，可谁又敢说那不是一场相亲大会呢？因此，调情应该是所有山歌的基本功能，打诗也不例外。这应该才是打诗吸引那些嗜打诗成癖的老歌手每圩必来、每来必求尽兴的症结所在。可据我所知，大庭广众之下，男男女女公然眉来眼去打情骂俏在那个时代是件极其有伤风化的事，是会招来大众谴责的，我的二姨妈竟然这么胆大妄为么？
母亲说：哪有什么打情骂俏，主要是歌颂形势。我对母亲这话持保留意见，只是歌颂形势就能让那些老歌手如痴如醉废寝忘食，就可以让我姨妈心扉锁就芳心暗许？这可讲不通！
为了积累素材，我那天特地让母亲追忆，当年姨妈究竟是如何学会打诗，如何与姨丈情定歌圩，又究竟是如何自由恋爱的。我准备了纸和笔，准备记录一段缠绵悱恻，甚至也许是凄美的爱情故事，谁料我母亲言简意赅：谁知道她是跟谁学的，当年去赶圩卖菜，旁边有人在打诗，她自己喜欢，听来听去就会了。与姨丈的缘分也就那样，一边卖米一边打诗，一来二去就好上了，然后就嫁了。
这实在大出我的意料：难道不用征求外公外婆的意见？不用提亲？不用彩礼？母亲说：姨丈人也老实，又是贫农出身，斗地主的时候，分得地主家的青砖大瓦房，也不差，那嫁就嫁咯，兄弟姐妹那么多张嘴吃饭，彩礼不彩礼的，也没那么讲究，嫁出去一个是一个。
嘿，这算怎么一回事？这跟《刘三姐》和《阿诗玛》里面的情节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对母亲的采访就此不了了之。
二姨妈是我母亲众兄弟姐妹当中最亲近的一个，每年大年初三，我家雷打不动要去姨妈家拜年，但我从没在那座两层高的地主家的青砖大瓦房里听见过她倾情高歌。二姨妈因病故去已二十余年，当年她究竟是如何学会打诗，又如何与姨丈隔空传情，究竟如何情愫暗生，所有这些遗案，我再也无法一一探究。
所有关于她的诗文、爱情，都随她掩埋在黄土之下，拔节成蓊郁的青草，在风里摇曳浅唱。
作者简介：向红星， 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有散文随笔发表在《红豆》《广西文学》《民族文学》《散文百家》《作品》《钟山》《中国国家地理》等国内多家报刊。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