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牛年未必很“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有望保持在7%以上的较高水平，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依然很大，我们可以谨慎而理性，充分估计到风险与不确定性，但绝不能丧失信心和希望。
　　
　　每逢岁末年初，少不了要对过去进行一番盘点和回顾，同时也对新的一年做一番预测或展望。我们已经告别鼠年，迎来牛年，回看2008，更觉得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它恰好是诸多变革和重大事件发生若干周年的纪念之年，也不在于这一年里中国人经历了许多使人记忆深刻的历史事件。在我看来，最重大的意义莫过于2008年将注定成为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或经济增长拐点，许多未来发生的事情都将能够追溯到这一年，如同我们今天纪念30年前的那场社会变革一般。
　　
　　形势将更为严峻
　　
　　2008年，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性约束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交替发生作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和全球性经济衰退正在冲击着本来就已开始显现颓势的中国经济。
　　就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变化而言，可用最简略的语言大致作一番概括：第一季度主要是防止经济过热过快地增长；第二季度主要是防止通货膨胀的恶化；第三季度是既要保证特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要控制通货膨胀势头；第四季度则是全力抵御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2008年GDP增长的目标由3月份两会期间的主动“回八”，演变到第三季度的“保十”，再演变为第四季度的“保九”。
　　在2008年GDP增长“保九”成功（国家统计局已公布的增长率为9%，GDP总量已突破30万亿元，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基础上，2009年GDP增长的目标已经确定为“保八”。然而，2009年的经济形势将更加严峻，是否能够最终实现“保八”的增长目标还有待于各方面的持续努力以及各种有利外部条件的达成。
　　总体来看，2009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一是由次贷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还在继续蔓延，目前还未看到明显向好的迹象，甚至可能进一步向信用卡消费、汽车贷款、旅游业等方面扩散；二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震荡仍在持续，形成二战以来最大的经济萧条；三是已经历两年调整的美国房地产业仍然难以判断何时见底，而欧洲国家房地产市场正在步美国之后尘，世界经济进入房地产业深化调整的衰退停滞期；四是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和支撑点。
　　即将于今年4月份在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会议的主旨是帮助各成员国恢复重振经济的信心，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中国在金融救援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则表示将力所能及地参与国际金融危机的救援，希望美欧放松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
　　
　　牛年未必“牛”起来
　　
　　最近一段时期，大家都注意到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试图减轻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和压力，积极应对正在形成之中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这种积极的态度和及时的政策措施当然是值得欣赏和鼓励的，尤其是政策措施如此集中和多样化，是过去多年较为罕见的。
　　然而，经济学家往往更为关注的是这些政策措施是否会产生相互冲突或者相互抵消的政策效果，某些力度很强的政策措施是否如同一剂猛药那样会产生些破坏经济机体的副作用，甚至那些效果良好的政策措施是否在多项政策组合中能够被清楚地辨析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清楚，究竟是哪些政策措施真正发生了有效作用。
　　因此，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政策措施能够较为有序地陆续出台，并且彼此之间容留一定的时间差距，因为即使是那些有效的政策从其出台到它实际发生作用，也有一定的“时滞效应”（time-lag effect）。应对这样一次较为罕见的经济衰退（至少是50年不遇的大衰退），不仅需要出手快，力度大，更需要审慎、理性和有的放矢。
　　从目前的数据情况来看，2009年第一季度，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无法使人真正乐观，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大约要到第一季度结束时才能看出端倪。因此，我总结的一句话是：鼠年现“拐点”，牛年无“牛市”。看起来多少有些悲观，但尽管有中央政府多项政策扶持和激励，恰逢牛年的2009，股市和房市也不会有太大的起色，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阶段性的回暖和反弹有可能时而出现，但大局依然无法逆转。
　　我更担忧的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极为严峻的就业状况，200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中国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具体说来，它们大都承受着世界领先的企业税收负担（平均税收负担在40%—60%之间），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刚性提高进一步缩小了企业高税负下的有限利润空间，新的《劳动合同法》有过度保护劳方权利而忽略或歧视资方的立法偏颇之嫌疑。
　　随着世界经济衰退而引发的外贸出口明显下滑使得大多数外向型中小加工企业颇有雪上加霜的感觉，由于利润空间狭小，绝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事实上无力扩大研究与开发的投资经费，更谈不上加大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原先主要依赖于劳动力低成本战略的企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丧失。
　　考虑到中小企业所承载的就业人数，可以想见的是，随着经济衰退的程度日益加重，在经济繁荣期吸纳了大量相对低素质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将不得不进行大批裁员，甚至在宣告破产后，造成大面积的集中失业状况。这些失业者在短时期内可能无法寻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且没有充分的能力和时间接受未来新行业或新岗位的技术培训（简单体力型工作除外）。
　　此外近期就业方面的一个突出现象和问题是，一直在城镇添遗补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俗称“农民工”）出现了大量返乡态势，春节后重返城镇能够获得的就业机会也远低于往年。
　　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应当制定具有激励性的就业政策，营造有利的就业氛围，鼓励各行各业积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并且在税收等方面对容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企业和行业进行适度的鼓励和倾斜；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当尽早投入相当数额的培训费用，对暂时处于失业状态的青壮劳动力进行与就业密切相关之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和引导，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进行集中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为接受培训者节约培训期内的机会成本，而且还将在经济回暖和复苏时期产生巨大的收益回报。
　　对于以大学生为代表的较高文化程度的就业者来说，在经济衰退时期，进一步追加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因为，在衰退时期，他们接受高学历教育或专门培训的机会成本明显降低。同时，耗费若干年时光的深造或“充电”，有可能在经济衰退结束时，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高的市场薪酬。
　　针对目前的实际状况，我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比如说对企业和个人税收制度进行全面设计和改革，大幅度降低企业与个人的税收负担，要求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石油、中石化、歌华有线电视等）实施较大幅度的降价措施，以刺激居民消费；在3年内逐步取消90%以上的高速公路收费，大幅度降低企业和个人的交通运输成本，从而提高高速公路的运行效率和利用价值。
　　此外，我建议由国务院牵头协调相关各部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其所属机构体系负责具体实施，在全国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培训与就业信息共享与发布网络系统，着手编制大量的劳动力市场微观数据库及其反馈处理系统，一方面有利于跟踪、统计和监督全国各地的就业态势，另一方面为劳资双方提供成本低廉、传播迅捷、实时更新的劳动力供需信息。
　　虽然牛年未必很“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有望保持在7%以上的较高水平，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依然很大，我们可以谨慎而理性，充分估计到风险与不确定性，但绝不能丧失信心和希望。只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尊重市场经济法则和法治理念，积极地相机抉择，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使中国经济较为平稳地度过最严重的衰退时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