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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层实事求是地选择，经济学家们则负责吸收、消化，演绎。日后小国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最终承认市场经济的理论脉络，就从这时开始了。
因为要去美国，周叔莲拿着上级批件去买了一套西服和衬衫。想起1979年的往事，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感慨不已。
周叔莲此行还要追溯到1977年。李先念在听取国家经委英法考察团汇报后认为，管理是发达国家企业发展的核心。后来又经邓小平等人反复强调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作用，中国陆续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企业管理协会等机构。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第一任会长是袁宝华。他立即开始筹备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对省级、大城市经委负责人和国企负责人进行轮训。
在这种背景下，由中国社科院和国家计委联合组成的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被派往美国，专门了解如何培养企业管理人才。
时年49岁的周叔莲，刚刚从国家建委调回中国社科院，在新成立的工业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此时，他与吴敬琏等一班人已经在国内经济界小有名气。1977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技术、生产力》，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国最早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那时候几乎没有经营、企业管理这些概念。”周叔莲在向本刊记者讲起这次考察时说，之前在中国也几乎没有人知道MBA这样的词汇。
如何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也是经济转变的核心问题。比如，要让企业管理者明白竞争的意义，并学会如何竞争。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大局已定。中国的领导人将他们最得力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派往各国，系统学习和借鉴世界发展的经验。
日本、西欧、东欧的经济学家也被邀请来到中国，连番讲座。
世界上不同的经济学派和发展经验在这个刚刚打开国门的国家汇集、碰撞，并在之后的30年间掀起阵阵波澜。
0.73元的MBA教材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只会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1979年夏天，中央开始布置全国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当时负责此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姚依林提出，每个题目的调研都要包括现状、历史和国外经验，国外的发展道路也是关注的重要方面。
随后，来自中央部委和高级学术机构的经济考察团开始走出国门。中国社科院和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出版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和《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两个内部刊物，刊登考察报告。
在1979年到1980年间，总数400期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中，刊有日本考察报告、资料以及日本专家建议的约40期，涉及美国情况的33期，有关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共80多期。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比较总结报告、综述性资料。
查阅这些资料可以发现，考察团来自农业、林业、金融等各个行业，有的外国企业甚至在一年中接待了几十个中国考察团。
周叔莲当时是经济结构组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有400多人，一半搞理论，一半做调查。
“很多现在很平常的事情，那个时候没听过、没见过。”周叔莲说，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只会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在美国，周叔莲发现企业管理人员几乎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从未接受过系统的管理教育。同行的鞍钢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处级以上干部中有近60％的人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还涉及企业的管理结构。当时国家经贸委日本考察团也反映，日本企业对中国厂长不负责全部管理深感惊讶。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回国后，编写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一书，详细介绍了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等5所顶级大学管理学专业的情况，详细到课程设置、考试题及勤工俭学等内容。周叔莲说，这本定价0.73元、不到300页的小册子，差不多是中国第一本MBA教材。
周叔莲还写了《政治经济学应该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一文：企业是否发挥积极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迅速发展，关系极大。而此前，企业、管理都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内。
这个世界熟悉而又陌生。周叔莲这一代经济学家大多在“文革”前接受高等教育，那时的图书馆里还可以找到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书籍。现在他们终于能走进发达国家的工厂，详细追究这些生产线源源不绝的动力。而这些观察，日后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经济决策。
社科院的“普及班”
捷克人奥塔·锡克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和计划的关系，他受邀在北京、上海连作了7次报告
与官员不同，对现实的关注只是经济学家们在开放之初的任务之一。他们还负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从理论层面上了解世界发展的情况，为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规划蓝图。
周叔莲说，弗·布鲁斯、奥塔·锡克等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请到中国来的。
波兰人布鲁斯曾在196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中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可能有不同类型的经济运行机制。
捷克人奥塔，锡克则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即所谓“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
以上两人的理论对六七十年代的东欧改革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所启发。
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薄一波亲自与弗，布鲁斯交流了经济改革的意见。因苏联入侵捷克而流亡瑞士的奥塔·锡克则在北京，上海连作了7次报告，他的核心著作《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也风靡一时。
锡克离开中国后，还专门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附寄了他的题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及其发展》的新作。其中总结了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表示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所帮助。
当各地的工厂、企业开办科普班的时候，中国社科院这个中国最权威的研究机构也走马灯一样迎来了一位又一位“洋老师”。
对于周叔莲这样的第二代经济学人来讲，70年代末的确充满转折意味。这不只是说国家的变化，更是指他们学问的新天地。
周叔莲以及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人，在学校中接受了正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到当时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工作。70年代末，在研究了十数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后，他们开始转向“中间地带”，后来又试着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的发展。
决策层实事求是地选择，经济学家们则负责吸收、消化、演繹。日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最终承认市场经济的理论脉络，就从这时开始了。
30年前的商品经济
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还举例说鞍钢的自主经营权不如日本公司的一个事业部
80年代初周叔莲去日本参加经济学术交流会时，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还举例说鞍钢的自主经营权不如日本公司的一个事业部。他告诉中国学者，企业就是“筹划新事业”。 这些在周叔莲等听来，都非常新鲜。
没想到此后的一二十年间，关于如何在中国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周叔莲一次次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争论。
1978年国家经委负责人袁宝华等访日归来，即提出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其核心是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生产。这一观点出现在他们给国务院的考察报告中，是为企业改革的先声，并最终写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后来袁宝华访美，再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计划性和商品性的统一。
周叔莲认为，改革初期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但它仍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
1984年，周叔莲曾受当时的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所托起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此时距中共十二大不过两年，那次大会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据马洪的女儿马雅回忆，虽然邓小平、陈云都对这篇文章作了批示，但“商品经济”仍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到9月中旬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上仍然没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最后一刻，马洪一派才在争论中占得上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之后改革的新方向。
争论还在继续
经济改革中多次发生的火爆争论，都涉及评价经济改革的标准问题，即把生产力还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
周叔莲后来曾这样评价1984年至1993年间的国企改革：指导思想是两权分离。广义上的产权改革，也从这一阶段开始。
然而两权分离只承认企业的经营权，并不承认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由此衍生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也导致滥发奖金等大量短期行为。
作为两权分离理论的提倡者，周叔莲于1988年就在《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一文中提出既要坚持这个理论，又要充实和发展它。
1993年周叔莲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几个问题》，因其中提出“所有制是经济手段”而引起巨大争论，并被公开指责为“私有化”。
此前，國内刚刚发生了“姓社”、“姓资”的大争论。而这场核心是“姓公”、“姓私”的争论，也是“姓社”、“姓资”在经济领域的反映。
次年，周叔莲在谈到这场争论时说，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因为“所有制是经济手段”是一个并不复杂的知识性命题，却被有些人视为“大是大非”。
他对这次争论的总结是，要把学术讨论和政治批判划清界限，“靠帽子和口号是解决不了科学问题的。”
《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几个问题》也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先声。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承认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国企改革由此进入新的战略阶段，并对日后中国的成长影响巨大。
似乎从这时起，有关国企改革的争论就一直纷纭不歇，针对“抓大放小”、股份制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国企产权以及所谓“公有制地位”一直是争论的核心，包括有人认为国企根本不存在清晰产权。
渐渐地，改革者也发现，不可能让每一个企业都成功。十五届四中全会即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这也正是周叔莲等人的新认识。争论当然仍不可避免。
在周叔莲看来，经济改革中多次发生的火爆争论，都涉及评价经济改革的标准问题，即把生产力还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
早在国企改革25年之际，周叔莲就曾形容：这样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改革进程是由改革的艰巨性决定的，又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但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条科学可行的改革思路。“改革的整个过程始终存在争论，现在的这些争论我看都是过去一些争论的继续。”
因为要去美国，周叔莲拿着上级批件去买了一套西服和衬衫。想起1979年的往事，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感慨不已。
周叔莲此行还要追溯到1977年。李先念在听取国家经委英法考察团汇报后认为，管理是发达国家企业发展的核心。后来又经邓小平等人反复强调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作用，中国陆续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企业管理协会等机构。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第一任会长是袁宝华。他立即开始筹备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对省级、大城市经委负责人和国企负责人进行轮训。
在这种背景下，由中国社科院和国家计委联合组成的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被派往美国，专门了解如何培养企业管理人才。
时年49岁的周叔莲，刚刚从国家建委调回中国社科院，在新成立的工业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此时，他与吴敬琏等一班人已经在国内经济界小有名气。1977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技术、生产力》，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国最早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那时候几乎没有经营、企业管理这些概念。”周叔莲在向本刊记者讲起这次考察时说，之前在中国也几乎没有人知道MBA这样的词汇。
如何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也是经济转变的核心问题。比如，要让企业管理者明白竞争的意义，并学会如何竞争。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大局已定。中国的领导人将他们最得力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派往各国，系统学习和借鉴世界发展的经验。
日本、西欧、东欧的经济学家也被邀请来到中国，连番讲座。
世界上不同的经济学派和发展经验在这个刚刚打开国门的国家汇集、碰撞，并在之后的30年间掀起阵阵波澜。
0.73元的MBA教材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只会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1979年夏天，中央开始布置全国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当时负责此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姚依林提出，每个题目的调研都要包括现状、历史和国外经验，国外的发展道路也是关注的重要方面。
随后，来自中央部委和高级学术机构的经济考察团开始走出国门。中国社科院和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出版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和《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两个内部刊物，刊登考察报告。
在1979年到1980年间，总数400期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中，刊有日本考察报告、资料以及日本专家建议的约40期，涉及美国情况的33期，有关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共80多期。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比较总结报告、综述性资料。
查阅这些资料可以发现，考察团来自农业、林业、金融等各个行业，有的外国企业甚至在一年中接待了几十个中国考察团。
周叔莲当时是经济结构组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有400多人，一半搞理论，一半做调查。
“很多现在很平常的事情，那个时候没听过、没见过。”周叔莲说，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只会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在美国，周叔莲发现企业管理人员几乎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从未接受过系统的管理教育。同行的鞍钢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处级以上干部中有近60％的人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还涉及企业的管理结构。当时国家经贸委日本考察团也反映，日本企业对中国厂长不负责全部管理深感惊讶。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回国后，编写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一书，详细介绍了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等5所顶级大学管理学专业的情况，详细到课程设置、考试题及勤工俭学等内容。周叔莲说，这本定价0.73元、不到300页的小册子，差不多是中国第一本MBA教材。
周叔莲还写了《政治经济学应该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一文：企业是否发挥积极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迅速发展，关系极大。而此前，企业、管理都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内。
这个世界熟悉而又陌生。周叔莲这一代经济学家大多在“文革”前接受高等教育，那时的图书馆里还可以找到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书籍。现在他们终于能走进发达国家的工厂，详细追究这些生产线源源不绝的动力。而这些观察，日后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经济决策。
社科院的“普及班”
捷克人奥塔·锡克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和计划的关系，他受邀在北京、上海连作了7次报告
与官员不同，对现实的关注只是经济学家们在开放之初的任务之一。他们还负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从理论层面上了解世界发展的情况，为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规划蓝图。
周叔莲说，弗·布鲁斯、奥塔·锡克等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请到中国来的。
波兰人布鲁斯曾在196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中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可能有不同类型的经济运行机制。
捷克人奥塔，锡克则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即所谓“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
以上两人的理论对六七十年代的东欧改革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所启发。
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薄一波亲自与弗，布鲁斯交流了经济改革的意见。因苏联入侵捷克而流亡瑞士的奥塔·锡克则在北京，上海连作了7次报告，他的核心著作《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也风靡一时。
锡克离开中国后，还专门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附寄了他的题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及其发展》的新作。其中总结了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表示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所帮助。
当各地的工厂、企业开办科普班的时候，中国社科院这个中国最权威的研究机构也走马灯一样迎来了一位又一位“洋老师”。
对于周叔莲这样的第二代经济学人来讲，70年代末的确充满转折意味。这不只是说国家的变化，更是指他们学问的新天地。
周叔莲以及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人，在学校中接受了正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到当时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工作。70年代末，在研究了十数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后，他们开始转向“中间地带”，后来又试着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的发展。
决策层实事求是地选择，经济学家们则负责吸收、消化、演繹。日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最终承认市场经济的理论脉络，就从这时开始了。
30年前的商品经济
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还举例说鞍钢的自主经营权不如日本公司的一个事业部
80年代初周叔莲去日本参加经济学术交流会时，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还举例说鞍钢的自主经营权不如日本公司的一个事业部。他告诉中国学者，企业就是“筹划新事业”。 这些在周叔莲等听来，都非常新鲜。
没想到此后的一二十年间，关于如何在中国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周叔莲一次次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争论。
1978年国家经委负责人袁宝华等访日归来，即提出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其核心是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生产。这一观点出现在他们给国务院的考察报告中，是为企业改革的先声，并最终写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后来袁宝华访美，再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计划性和商品性的统一。
周叔莲认为，改革初期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但它仍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
1984年，周叔莲曾受当时的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所托起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此时距中共十二大不过两年，那次大会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据马洪的女儿马雅回忆，虽然邓小平、陈云都对这篇文章作了批示，但“商品经济”仍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到9月中旬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上仍然没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最后一刻，马洪一派才在争论中占得上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之后改革的新方向。
争论还在继续
经济改革中多次发生的火爆争论，都涉及评价经济改革的标准问题，即把生产力还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
周叔莲后来曾这样评价1984年至1993年间的国企改革：指导思想是两权分离。广义上的产权改革，也从这一阶段开始。
然而两权分离只承认企业的经营权，并不承认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由此衍生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也导致滥发奖金等大量短期行为。
作为两权分离理论的提倡者，周叔莲于1988年就在《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一文中提出既要坚持这个理论，又要充实和发展它。
1993年周叔莲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几个问题》，因其中提出“所有制是经济手段”而引起巨大争论，并被公开指责为“私有化”。
此前，國内刚刚发生了“姓社”、“姓资”的大争论。而这场核心是“姓公”、“姓私”的争论，也是“姓社”、“姓资”在经济领域的反映。
次年，周叔莲在谈到这场争论时说，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因为“所有制是经济手段”是一个并不复杂的知识性命题，却被有些人视为“大是大非”。
他对这次争论的总结是，要把学术讨论和政治批判划清界限，“靠帽子和口号是解决不了科学问题的。”
《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几个问题》也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先声。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承认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国企改革由此进入新的战略阶段，并对日后中国的成长影响巨大。
似乎从这时起，有关国企改革的争论就一直纷纭不歇，针对“抓大放小”、股份制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国企产权以及所谓“公有制地位”一直是争论的核心，包括有人认为国企根本不存在清晰产权。
渐渐地，改革者也发现，不可能让每一个企业都成功。十五届四中全会即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这也正是周叔莲等人的新认识。争论当然仍不可避免。
在周叔莲看来，经济改革中多次发生的火爆争论，都涉及评价经济改革的标准问题，即把生产力还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
早在国企改革25年之际，周叔莲就曾形容：这样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改革进程是由改革的艰巨性决定的，又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但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条科学可行的改革思路。“改革的整个过程始终存在争论，现在的这些争论我看都是过去一些争论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