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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到1948年,我在北京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读书时,导师之一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贺登崧(willem Grootaers)教授。语言学是人类学中重要的一门课,我跟他学了不到一年,还跟他两次赴万全、宣化去做田野调查(利用暑假,共四个月)。当我掌握了他的全部方法论之后,我造反了,我认为他那套办法只能是一个外国人研究另一种外国方言的办法,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方言用不上,我们为此而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