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风格是文艺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性的总体特点，既由创作者的“才胆识力”影响具有多样性，同时因所处时代和民族而具有同一性。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艺术家成熟的标志，同时丰富了艺术文化市场，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成为反映社会时代的一面镜子。
　　一、观作品而识人
　　艺术风格呈现在艺术作品上成为整体的有代表性的面貌，其本质上是艺术家对审美独特鲜明的表现。因此作品中带有作者的个人风格烙印。布封的《风格论》认为“风格乃是人本身”，这种风格是稳定而无可复制的。
　　以“作者电影”来看，观众往往能“观作品而识人”。《电影手册》的“作者论”主张谈到：“明天的电影”应该“同一种信仰或一本日记那样，是属于个人的和自传性质的”。韦斯安德森在《布达佩斯大饭店》和《月升王国》里一以贯之的对称构图和色彩冲击，贾樟柯的《天注定》、《小武》中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和边缘化人群的特别关照，《伊凡的童年》、《乡愁》中是塔可夫斯基对生命的探索和诗意的解读。
　　同样，“其文如其为人”，创作者的秉性特点、人生态度都在无形中融入进创作中。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浸润着他对故乡之水的怀念和骨子里干净坚韧的底色，塑造出淳朴自然的翠翠和她对爱情的美好向往。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醉舟》具有纯粹的野性和天真，正如他反叛和漂泊中的一生。鲁迅的杂文小说一概针砭时弊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充满辛辣决绝而富有黑色幽默，正如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态度，为救国人，毅然弃医从文。
　　二、多样中有同一
　　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文学创作的风格划为“八体”之多。正由于每个创作者的生活阅历、文化素养、审美趣味不同，呈现出来的特色也不尽相同。《原诗》中将这些影响因素归结为“才胆识力”。
　　同为唐朝诗人，因身世际遇不同，性格也迥异，三位诗人代表了不同的艺术风格。杜甫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核心，写出《三吏三别》这样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作品。李白的诗歌则暗含道家思想，“林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自有一派清丽自然。王维接触禅宗后留下“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超脱悠远。
　　艺术风格的同一性则源于民族环境和和时代特征，渗透进艺术家的创作中表现出共同的艺术特质。“集体无意识”下中华传统文化含蓄而悠远的“留白”，西方模仿说追求的“再现”，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艺术作品中呈现特定的风貌，都是这种特质的体现。
　　一画题为《蛙声十里出山泉》，既无蜿蜒十里的山谷，也不见一只青蛙，有的是水墨绘成的一群蝌蚪顺流而下。中国美学中的“意蕴”可见一斑。《拾穗者》描绘了农村秋收后，人们拣拾剩余麦穗的情景，笔触生动真实，色调明快柔和，凝聚了米勒对农民现实生活的深刻感受，也是西方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二战结束后，日本文学出现以批判战争为主题的流派，深刻尖锐地描写了军国主义的残酷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精神创伤，此后“物哀”美学愈加深地影响日本艺术风格的呈现，例如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斜阳》。
　　三、促进革新的星河
　　对艺术家来说，风格化能够提高自身的辨识度，也是创新的过程;对整个文化历史而言，无数的艺术风格因其反映的时代民族特征而具有无尽的意味，形成灿烂绝美的星河。
　　成熟的艺术家需要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艺术实践中完成从“术”到“理”的融汇，完善自己的艺术语言，从而形成具有辨识度的独特的个人风格。王羲之精研书法各体，心摹手追，博采众长，又至“会通”，《兰亭集序》将“险绝”蕴于“平和”之中，照亮一个“清湍修竹”的世界，最终自成“一家气象”，后人评“飘若游浮云，矫如惊龙”。艺术家在内求和自洽的过程中，也推动了作者运用创造力进行艺术革新。李叔同先生引入西洋音乐，采用长短句作成《送别》，被称颂为最具古韵的离殇之曲流传至今;又师洋画，开拓中国西画的先河。
　　多样的艺术风格形成灿烂的文化星河，丰富了文化市场，满足了大众对艺术审美的需求。在这片文化瑰宝中，每一颗都是创作当下时代社会和民族生活的映射：汉魏时期的文学具有“建安风骨”式的慷慨意气，是乱世之下英杰豪情的展现;齐梁诗风绮靡，则是六朝乐舞发达，民歌传至上层的结果。这些丰富的艺术风格最终汇集成西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立体主义”等艺术流派，为后人留下《格尔尼卡》、《偷自行车的人》这样經典的作品;沉淀成中华民族“沉郁”、“飘逸”、“空灵”的审美范畴，蕴于大象无形的文化气质。
　　“盖文章，经国之大事。”艺术风格因作者主体性而不同，又在民族和时代的环境中呈现出一致性，这种稳定而多样的风格让艺术作品拥有无限的丰富性。从中我们得以窥见一定风格所映照的时代特征，反思社会现实。同时，时代风格的汇集、延续和变革有助于我们进行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批评理论研究，从而使艺术获得长足的发展和不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