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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系，曾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等。他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提出“要让每个中国人都受到教育”。毛泽东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尊称他为“万世师表”。
留洋教授创办乡村师范学校
1914年，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随后留学美国。1917年秋，陶行知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在燕子矶畔老山下的小庄村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来，他把小庄改名为“晓庄”，把老山改名为“劳山”，也彰显他要为中国现代教育开出一片崭新天地的宏伟志向。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初期的经费多数来源于他写书挣来的稿费。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陶行知四处奔波，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曾说：“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陶行知对家庭子女的爱是深沉而厚重的，但因为“损己舍家为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并不能时刻相伴家人左右。长子陶宏曾说过：“如果说父亲对我们有什么教育的话，恐怕大部分都是从书信以及他的生活与他的事业的体验了解，较之一般教育更为深刻。陶行知一生育有4个孩子，在厚厚的陶行知全集8、9卷书信集中，共有227封家信，其中给他儿子们的信有64封，这些书信承载了浓浓的亲情、谆谆的教导。
尊重孩子，鼓励自主创造
陶行知非常尊重小孩子。他认为：“你要教育小孩子，自己就要变成小孩子。”他的这种亲近儿童、与儿童平等相处的态度，是教育好儿童的关键。1924年4月，陶行知给当年才6岁的二儿子陶晓光写回信，信中是这样说的：
你的信，我收到了，谢谢。这封信写得很好，可惜没有写日子，也没有写自己的名字。你如果写了日子，我就晓得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寄的；你如果写了名字，就用不着我费力猜谜了。
万孚叔叔送你的洋画，我要恭喜你。他一共送了你几张？有哪几张是你最喜欢的？请你告诉我。
……
老太太已经读到《除三害》，我听了很快乐。你还要用心教她才好。这封信你读过之后也教老太太读读，好不好？我很喜欢读你的信，你一礼拜写一封给我，可以吗？
……
这短短的信是写给小朋友的，语气是那么亲切，既指出陶晓光信中没写名字和日期的毛病，同时不忘鼓励他要教好奶奶写信。这正是陶行知尊重儿童、相信儿童创造力的地方。
為了回应父亲的鼓励，时年6岁的陶晓光开始教57岁的祖母学习《平民千字课》。这个“小先生”试验，给陶行知很大的启发：以传统的观念，教育只是成人对孩子之行动；它忽略了另一面的事实——小孩也能教大人。
陶行知还特别强调儿童的劳动习惯，一贯主张自力更生，不依赖别人，他在信中教育孩子说：“自己的事要自己干。衣服要学洗，破了要学缝；烧菜弄饭都要学，还要扫地抹桌，有益的事都要做。”陶行知的“自立歌”是这样说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教孩子“不做假秀才”
1940年底，陶晓光去成都一家无线电厂做技术员，厂方让他提供学历证明书，他只好写信向育才学校的副校长马侣贤求助。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一手创立的，而马侣贤作为陶行知一手提拔的副校长，对于陶晓光的求助岂能袖手旁观。于是，他避过陶行知，给陶晓光寄去了一张毕业证明书。换句话说，这是一张地道的假毕业证。这件事被陶行知获悉，他先是批评马侣贤不该弄虚作假，接着电告陶晓光将那张假毕业证明书寄回，又于1941年1月25日给陶晓光写了一封快信，并特意加了题目：《追求真理做真人》。晓光：
最近听说马肖生（即马侣贤）寄了一张证明书给你。他擅自做主，没有经我看过，我不放心，故即于当晚电你将该件寄回……现恐你急需文件证明，特由我亲自写了一张，附于信内寄你。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同时从尚达弟及各位学术专家学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决不向虚伪的社会学习或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陶行知的名言，也贯穿在整个陶家的教育中。
学好专业，为育才服务
陶行知的4个孩子彼此之间团结互助、相互尊重、患难与共。他们继承了陶行知“爱满天下”的传统，这种爱心的培养源于父亲。他们小的时候，逢年过节，陶行知总要买一些巧克力糖、玩具和书籍送给他们，这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不在身边时，到了圣诞节前夕，他一定有一大包糖果什么的从别处寄来，里面事先都分好了，写了名字。这不是怕孩子们抢，而是表示父亲对每个孩子都尽了心意。兄弟4人直到成年之后仍然感情深厚，互相尊重。
陶行知十分重视专业学习，支持、鼓励孩子们学好外国语。他在给晓光的信中写道：“无论是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是艺术、文学，都得要至少会一种外国语。晓光要精益求精地把俄文学到最高的境界。蜜桃（四子陶城）也要风雨无阻的把一种外国语学好，不可间断……只要于民族、人类有益，我总是支持的。”
陶行知晚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招收的学生全部是有才华的难童。政治上他与育才学校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经济上蒙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学校多次面临停办的危机，生活十分拮据。
陶行知去世之后，陶晓光深感责任重大，下决心继承祖父的事业。他辞去了中航待遇很高的工作，毅然决然出任育才学校代表兼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国内外联系及筹款、迁校工作。在海内外热心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将育才学校一直坚持办到上海解放，由人民政府接管。
弘扬家风精神是责任
陶晓光的孩子陶铮说：“祖父一生提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教育理念。‘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是祖父的名言。祖父很有名气，但父亲对此说得很少。父亲一直告诫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打着陶行知的名号，凡事都得靠自己。’”
陶铮是一位中学教师，她从未想过要用祖父的名气谋取任何东西，在中学教师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忙碌了三十多年。她说：“在传承陶行知的事业中，我们陶家全体亲人默默的奉献、牺牲精神，使我铭记在心，并永远激励着我。我要将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传给下一代，使儿孙们永远记住做陶家的好后代。”
留洋教授创办乡村师范学校
1914年，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随后留学美国。1917年秋，陶行知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在燕子矶畔老山下的小庄村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来，他把小庄改名为“晓庄”，把老山改名为“劳山”，也彰显他要为中国现代教育开出一片崭新天地的宏伟志向。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初期的经费多数来源于他写书挣来的稿费。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陶行知四处奔波，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曾说：“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陶行知对家庭子女的爱是深沉而厚重的，但因为“损己舍家为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并不能时刻相伴家人左右。长子陶宏曾说过：“如果说父亲对我们有什么教育的话，恐怕大部分都是从书信以及他的生活与他的事业的体验了解，较之一般教育更为深刻。陶行知一生育有4个孩子，在厚厚的陶行知全集8、9卷书信集中，共有227封家信，其中给他儿子们的信有64封，这些书信承载了浓浓的亲情、谆谆的教导。
尊重孩子，鼓励自主创造
陶行知非常尊重小孩子。他认为：“你要教育小孩子，自己就要变成小孩子。”他的这种亲近儿童、与儿童平等相处的态度，是教育好儿童的关键。1924年4月，陶行知给当年才6岁的二儿子陶晓光写回信，信中是这样说的：
你的信，我收到了，谢谢。这封信写得很好，可惜没有写日子，也没有写自己的名字。你如果写了日子，我就晓得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寄的；你如果写了名字，就用不着我费力猜谜了。
万孚叔叔送你的洋画，我要恭喜你。他一共送了你几张？有哪几张是你最喜欢的？请你告诉我。
……
老太太已经读到《除三害》，我听了很快乐。你还要用心教她才好。这封信你读过之后也教老太太读读，好不好？我很喜欢读你的信，你一礼拜写一封给我，可以吗？
……
这短短的信是写给小朋友的，语气是那么亲切，既指出陶晓光信中没写名字和日期的毛病，同时不忘鼓励他要教好奶奶写信。这正是陶行知尊重儿童、相信儿童创造力的地方。
為了回应父亲的鼓励，时年6岁的陶晓光开始教57岁的祖母学习《平民千字课》。这个“小先生”试验，给陶行知很大的启发：以传统的观念，教育只是成人对孩子之行动；它忽略了另一面的事实——小孩也能教大人。
陶行知还特别强调儿童的劳动习惯，一贯主张自力更生，不依赖别人，他在信中教育孩子说：“自己的事要自己干。衣服要学洗，破了要学缝；烧菜弄饭都要学，还要扫地抹桌，有益的事都要做。”陶行知的“自立歌”是这样说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教孩子“不做假秀才”
1940年底，陶晓光去成都一家无线电厂做技术员，厂方让他提供学历证明书，他只好写信向育才学校的副校长马侣贤求助。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一手创立的，而马侣贤作为陶行知一手提拔的副校长，对于陶晓光的求助岂能袖手旁观。于是，他避过陶行知，给陶晓光寄去了一张毕业证明书。换句话说，这是一张地道的假毕业证。这件事被陶行知获悉，他先是批评马侣贤不该弄虚作假，接着电告陶晓光将那张假毕业证明书寄回，又于1941年1月25日给陶晓光写了一封快信，并特意加了题目：《追求真理做真人》。晓光：
最近听说马肖生（即马侣贤）寄了一张证明书给你。他擅自做主，没有经我看过，我不放心，故即于当晚电你将该件寄回……现恐你急需文件证明，特由我亲自写了一张，附于信内寄你。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同时从尚达弟及各位学术专家学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决不向虚伪的社会学习或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陶行知的名言，也贯穿在整个陶家的教育中。
学好专业，为育才服务
陶行知的4个孩子彼此之间团结互助、相互尊重、患难与共。他们继承了陶行知“爱满天下”的传统，这种爱心的培养源于父亲。他们小的时候，逢年过节，陶行知总要买一些巧克力糖、玩具和书籍送给他们，这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不在身边时，到了圣诞节前夕，他一定有一大包糖果什么的从别处寄来，里面事先都分好了，写了名字。这不是怕孩子们抢，而是表示父亲对每个孩子都尽了心意。兄弟4人直到成年之后仍然感情深厚，互相尊重。
陶行知十分重视专业学习，支持、鼓励孩子们学好外国语。他在给晓光的信中写道：“无论是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是艺术、文学，都得要至少会一种外国语。晓光要精益求精地把俄文学到最高的境界。蜜桃（四子陶城）也要风雨无阻的把一种外国语学好，不可间断……只要于民族、人类有益，我总是支持的。”
陶行知晚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招收的学生全部是有才华的难童。政治上他与育才学校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经济上蒙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学校多次面临停办的危机，生活十分拮据。
陶行知去世之后，陶晓光深感责任重大，下决心继承祖父的事业。他辞去了中航待遇很高的工作，毅然决然出任育才学校代表兼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国内外联系及筹款、迁校工作。在海内外热心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将育才学校一直坚持办到上海解放，由人民政府接管。
弘扬家风精神是责任
陶晓光的孩子陶铮说：“祖父一生提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教育理念。‘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是祖父的名言。祖父很有名气，但父亲对此说得很少。父亲一直告诫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打着陶行知的名号，凡事都得靠自己。’”
陶铮是一位中学教师，她从未想过要用祖父的名气谋取任何东西，在中学教师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忙碌了三十多年。她说：“在传承陶行知的事业中，我们陶家全体亲人默默的奉献、牺牲精神，使我铭记在心，并永远激励着我。我要将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传给下一代，使儿孙们永远记住做陶家的好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