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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处罚和不公平的抱怨
2008年1月11日，美国纽约当地法院法官卡拉斯以著名短跑运动员琼斯在接受违禁药调查时撒谎以及卷入一起支票欺诈案为由，判处琼斯入狱6个月。卡拉斯对此判决的解释是，给予琼斯最高限度的判罚是向那些滥用兴奋剂和不重视“刻苦、奉献、团队和体育精神”的运动员的一个警告。而在此之前，2007年12月12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宣布，取消琼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取得的所有成绩，并收回她在悉尼奥运会上所获得的五枚奖牌，这五枚奖牌包括100米、200米、4X400米接力金牌，4×100米接力铜牌和跳远铜牌。
琼斯事件表明了国际体育界和世界各国打击服用兴奋剂的不公正丑行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依赖先进而可靠的科学技术是阻止兴奋剂滥用的最有力手段，从而能保证在体育竞赛中的公平和公正。
但是，从奥运史上最大最著名兴奋剂丑闻之一——“约翰逊事件”却可以看到，兴奋剂检测并非能使所有人心服口服，并且认为打击兴奋剂也存在不公平。牙买加出生的加拿大男子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在198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上获100米跑冠军，并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世界第一飞人。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100米赛中，他再次夺冠，又以9秒79的成绩再次破世界纪录，为世人瞩目。在人们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时，国际奥委会做出了约翰逊药检不合格，收回金牌，取消纪录的决定。
约翰逊悄然回国。随后加拿大开始一系列调查会、听证会，证实约翰逊不仅在汉城奥运会犯案，而且几年前就已服用了违禁药物。因此，他在1987年创造的世界纪录也被取消了，并被判处终身不得执教。
然而，细心的人也许会记得约翰逊在受罚后说过这样的话：还有许多运动员也在服用兴奋剂，只不过他们的运气好，没有被查出来而已。因此，对他的处罚是不公平的。
基因研究提出的挑战
也许当年本·约翰逊抱怨的不公平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而且谁也不会认为对他的处罚不公正。但是，当今天科学技术和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之时，科学研究越来越深入之时，本·约翰逊的抱怨就可能并非没有道理了。
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的珍妮·雅各布松·舒尔茨博士等人在2008年2月18日的《临床内分泌和代谢》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个体基因组的差异有可能造成兴奋剂检测结果的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基因不同，有的人服用兴奋剂后可能会被查出来，而另一些人则查不出来。这再次从科学角度挑战兴奋剂检测的公平性。
合成类固醇是常用的一种兴奋剂，睾丸酮(睾丸激素)就是一种类固醇激素，可以促进肌肉生长，提高无脂肪体重，增强人的爆发力。同时使用此类药物也可能危害健康甚至有生命危险。对类固醇的检测主要是靠检测尿液。通过比较尿液中两种化学成分的比例，即睾丸激素葡萄糖苷酸(TG)和表睾酮葡萄糖苷酸的比例，可以判断是否服用了类固醇。根据国际奥委会制定的标准，睾丸激素葡萄糖苷酸(TG)和表睾酮葡萄糖苷酸的比值超过4，就可认定受检者使用了违禁药。
不过，TG的生成受一种酶控制，而这种酶则由UGT2817基因编码。UGT2817基因有两个变体，其中一个不能正常工作。由于每个人从父体和母体各继承一个基因版本，所以可能继承的基因版本有三种。
第一种是继承了两个不能正常工作的UGT2817变异版本；第二种是继承了一个能正常工作但另一个不能正常工作的变异版本；第三种是继承了两个都能正常工作的版本。根据以前研究的结果，舒尔茨等人推测，UGT2817正常工作基因版本的数量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的检测结果。
在基因分类的基础上，舒尔茨把55名男性志愿者分成三组进行实验研究，为他们注射360毫克人工合成睾丸酮(标准合法药用剂量)。在接下来15天的测试中，携带两个不能正常工作的UGT2817基因版本的男子(第一组，即基因变异组)中，竟有41％的人尿液中的睾丸酮含量一直保持在标准水平下。6天后携带两个正常工作基因版本的人(第三组，无基因变异)尿液中的睾丸酮含量超标并达到最高值，而且他们中有14％的人在注射人工合成睾丸酮前就超过了检测标准。携带了一个能工作一个不能工作的基因的人(第二组，正常和变异基因各有一个)，在检测中也呈阳性。
引发公平和公正的争论
对此结果，舒尔茨等人认为，UGT2817基因变异所分泌的酵素能使睾丸酮溶于水中，因此对尿液的检测才没有发现类固醇超标。如此看来，一些运动员如果拥有不正常工作的变异基因，即使他们使用了兴奋剂来提高成绩，但在赛后的尿液检测中也可能表现为达标和正常。因而能“瞒天过海”。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
然而，不公平还在于，那些拥有UGT2817正常工作基因的运动员即使没有使用类固醇，也有可能被检测出类固醇超标，这对他们也是一种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这可能成为一些人掩盖他们使用兴奋剂的借口。在环法自行车赛的兴奋剂丑闻中，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
2006年8月5日下午，国际自行车联盟宣布：瑞士峰力听力系统车队队员兰迪斯的B瓶尿样检测呈阳性。后来，兰迪斯被剥夺了2006年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头衔，这是百年环法自行车赛上第一位被剥夺冠军称号的人，并且兰迪斯被禁赛2年，同时兰迪斯还失去他所获得的45万欧元的冠军奖金。此外，兰迪斯所在的瑞士峰力听力系统车队宣布与兰迪斯解约。
然而，兰迪斯在这个事件首次曝光后一直矢口否认使用了兴奋剂，强调自己是清白的。他在B瓶尿样结果宣布后的第一时间辩白，“我从来没使用过任何违禁药物，包括睾丸激素在内。”兰迪斯的理由是，他的机体总能制造比别人更多的睾丸激素，还有他在比赛前酗酒而造成睾丸激素分泌增多。这意味着，如果现在兰迪斯提出申诉，也许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要重新检查他的UGT2817基因是否变异。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违禁。
但是，如果这么做，则意味着国际体育界和兴奋剂检测需要更改兴奋剂检测的规则。那么，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是否有这种可能?现在看来，很难做到。而且，如果能做到，也可能引起另一种不公平的争论。
新的种族歧视?
如果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做出新的决定，在检测运动员的尿液时，还需要检测他们的基因类型，这有可能做到公平和公正，不放过一个违禁使用兴奋剂者，也不冤枉一个没有违禁服用者。但是，新的问题也出来了。
舒尔茨等人的研究发现，UGT2817基因变异大量地出现在 亚洲人身上，65％的亚洲人拥有这种变异基因。因此，兰迪斯声称其机体能比其他人制造更多的类固醇恐怕有些站不住脚，因为他是欧洲人。于是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检测基因，或者降低类固醇在尿液中的检测标准，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公正。
65％的亚洲人拥有变异的UGT2817基因显然是针对大部分亚洲人。这65％的亚洲人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地，而欧美白人和非洲裔黑人拥有这种变异基因的只占10％。换句话说，东亚人与欧美人拥有这种变异基因的比例是7比1。现在的尿液检测睾丸酮的方法是以没有UGT2817基因变异的人为标准的。如果要按人种来调整检测标准，例如检测亚洲人时，把检验超标的水平调低，或是以抽血检验来代替，就可能检测出有基因变异的人是否使用了兴奋剂。
但是，如此一来，科学性的问题又变成了伦理和社会公正问题。因为，亚洲人的基因变异并非是人为的，而是长期进化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生命中先天存在的，对他们调低检测标准，则可能对他们是一种歧视。同样的道理可以用黑人运动员的先天生理优势来解释。
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成绩不同是因为他们的肌肉成分不同，即红肌、白肌的差异。人体骨骼肌分为红肌和白肌，红肌也称慢肌，其中毛细血管丰富，所以呈红色。这种肌细胞纤维中肌浆、肌红蛋白、糖元、线粒体和各种氧化酶较多，主要靠有氧代谢产生的ATP(三磷酸腺苷)供能，故氧化能力强，不易疲劳，但反应速度慢，收缩力较小。所以这类肌肉不适宜快速运动，而适合较慢的耐力运动。红肌肌肉成分居多的人是白人和黄种人。
而白肌则称为快肌，这种肌纤维中脂类、ATP和CP(磷酸肌酸)、厌氧酶含量较高，主要靠无氧酵解产生的ATP供能。而黑人的快肌(白肌)成分居多。据测定，加勒比黑人的小腿三头肌中快肌(白肌)高达65％－85％，所以黑人的奔跑速度特别快。另外，黑人髋部较窄，小腿较细，跑动中空气阻力小，股四头肌发达，肌腱结缔组织厚，肌肉黏滞性好，用力时不硬化，所有这些生理条件造成黑人称雄和基本垄断世界体坛的短跑项目。
亚洲人或黄种人无法在短跑项目上有所突破是因为慢肌(红肌)成分较多而快肌(白肌)成分较少。但是，红肌和白肌的成分也是在进化中由基因来决定的。如果因为亚洲人拥有不易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的基因来调整兴奋剂检测标准以示公平，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为缺少快肌(白肌)的黄种人调低短跑的速度标准，而为有较多快肌(白肌)的黑人运动员调高短跑速度标准呢?
更何况，使用兴奋剂是间接帮助提高成绩，而体内的肌肉类型不同是直接提高成绩，后者从基因和遗传上的受益显然要大于使用兴奋剂。
兴奋剂检测的其他不公平
反兴奋剂效果好坏不仅在于科技能否提供公平的手段，以及人们的衡量标准是否公正，还在于国际体坛的相关执法机构是否执法公正和公平。
相当多的人认为目前的反兴奋剂只是抓住了那些相对“诚实”的人和比较倒霉的人，例如琼斯，但对另一些更为狡猾的服用者却难以抓获和惩处。英国奥林匹克协会主席阿瑟·戈尔德此前早就表示，“只有那些粗心大意或没有头脑的运动员才会在兴奋剂检测时被抓住。”而在不公正竞赛中逃脱的大有人在。最典型和最让人怀疑的例子是昔日的环法自行车大赛七冠王阿姆斯特朗。
法国国家反兴奋剂实验室在对阿姆斯特朗1999年环法赛事中的冷藏尿样进行检测时发现，三种EPO(红细胞生成素，能使红细胞携氧能力提高约30％，有助于提高成绩)检测法的结果都呈阳性。不仅如此，检测结果还显示阿姆斯特朗在6个赛段中都使用了违禁药物EPO，他正是在那年首次登上环法赛总冠军的领奖台(从1999年起连续7年在环法自行车赛上捧杯)。加上其他旁证，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主席庞德也表示，“对于所有证据进行了研究之后，我的看法是，确实有阿姆斯特朗使用禁药的证据。”
但是，阿姆斯特朗一直否认自己服药，并声称自己受到了政治迫害。但阿姆斯特朗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在2001年才开始在尿检中加入EPO的检测，而环法自行车大赛是从2004年才正式进行EPO的检测，因此阿姆斯特朗没有因此受到制裁，并保留了所有冠军头衔。显然，阿姆斯特朗与琼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的两重待遇还会刺激更多的人跃跃欲试。
另一方面，成也科技，败也科技。人们一方面在利用高尖端科技手段查证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同时，一些研究人员又在研究更有科技含量并且不容易检测出来的兴奋剂，例如转基因兴奋剂。类胰岛素生长因子1(IGF－1)就是其中之一。这使得今天国际奥委会的反兴奋剂委员会对转基因兴奋剂更为担心。即使最先进的兴奋剂，用血样和尿样检查也能查出绝大部分服用者。但是，对于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是否能够检查出结果就很难说了。同时，即使可以检测转基因产品，但检测技术也难以推广，因为对转基因产品只能用生物活检的方法，这必须从肌肉或组织取样，有很大的伤害性，不容易推广和使用。所以，对那些较好掌握服用高级兴奋剂方法和技能的人，也可能不会被查获。
尽管舒尔茨等人的基因研究结果对今天的反兴奋剂的公平性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最终解决反兴奋剂公正和公平还需要科技的力量和人的智慧。因此，人们期待着有更好、更先进和更公平的检测兴奋剂的方法。
当然，即使目前的反兴奋检查有不公平的地方，而且未来也无法做到完全公正，但那些侥幸逃脱兴奋剂检测的人也不要认为自己幸运，因为按世间和自然的公平原则，“上帝”也是不会饶过他们的，最后的恶果还是要让他们自己来承担。例如，目前难以检测出的IGF－1对使用者可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一项对152名40至80岁的男性的研究结果表明。IGF－1的浓度与前列腺癌有关系。血液中IGF－1浓度最高的1／4的男性患前列腺癌是IGF－1浓度最低的男性患癌的2.4倍。而且，也有人怀疑阿姆斯特朗患睾丸癌是长期服用兴奋剂的结果。当然，这只有当事者才心知肚明。
所以，真正能让人们与兴奋剂说再见的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责任编辑 张田勘
2008年1月11日，美国纽约当地法院法官卡拉斯以著名短跑运动员琼斯在接受违禁药调查时撒谎以及卷入一起支票欺诈案为由，判处琼斯入狱6个月。卡拉斯对此判决的解释是，给予琼斯最高限度的判罚是向那些滥用兴奋剂和不重视“刻苦、奉献、团队和体育精神”的运动员的一个警告。而在此之前，2007年12月12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宣布，取消琼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取得的所有成绩，并收回她在悉尼奥运会上所获得的五枚奖牌，这五枚奖牌包括100米、200米、4X400米接力金牌，4×100米接力铜牌和跳远铜牌。
琼斯事件表明了国际体育界和世界各国打击服用兴奋剂的不公正丑行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依赖先进而可靠的科学技术是阻止兴奋剂滥用的最有力手段，从而能保证在体育竞赛中的公平和公正。
但是，从奥运史上最大最著名兴奋剂丑闻之一——“约翰逊事件”却可以看到，兴奋剂检测并非能使所有人心服口服，并且认为打击兴奋剂也存在不公平。牙买加出生的加拿大男子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在198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上获100米跑冠军，并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世界第一飞人。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100米赛中，他再次夺冠，又以9秒79的成绩再次破世界纪录，为世人瞩目。在人们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时，国际奥委会做出了约翰逊药检不合格，收回金牌，取消纪录的决定。
约翰逊悄然回国。随后加拿大开始一系列调查会、听证会，证实约翰逊不仅在汉城奥运会犯案，而且几年前就已服用了违禁药物。因此，他在1987年创造的世界纪录也被取消了，并被判处终身不得执教。
然而，细心的人也许会记得约翰逊在受罚后说过这样的话：还有许多运动员也在服用兴奋剂，只不过他们的运气好，没有被查出来而已。因此，对他的处罚是不公平的。
基因研究提出的挑战
也许当年本·约翰逊抱怨的不公平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而且谁也不会认为对他的处罚不公正。但是，当今天科学技术和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之时，科学研究越来越深入之时，本·约翰逊的抱怨就可能并非没有道理了。
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的珍妮·雅各布松·舒尔茨博士等人在2008年2月18日的《临床内分泌和代谢》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个体基因组的差异有可能造成兴奋剂检测结果的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基因不同，有的人服用兴奋剂后可能会被查出来，而另一些人则查不出来。这再次从科学角度挑战兴奋剂检测的公平性。
合成类固醇是常用的一种兴奋剂，睾丸酮(睾丸激素)就是一种类固醇激素，可以促进肌肉生长，提高无脂肪体重，增强人的爆发力。同时使用此类药物也可能危害健康甚至有生命危险。对类固醇的检测主要是靠检测尿液。通过比较尿液中两种化学成分的比例，即睾丸激素葡萄糖苷酸(TG)和表睾酮葡萄糖苷酸的比例，可以判断是否服用了类固醇。根据国际奥委会制定的标准，睾丸激素葡萄糖苷酸(TG)和表睾酮葡萄糖苷酸的比值超过4，就可认定受检者使用了违禁药。
不过，TG的生成受一种酶控制，而这种酶则由UGT2817基因编码。UGT2817基因有两个变体，其中一个不能正常工作。由于每个人从父体和母体各继承一个基因版本，所以可能继承的基因版本有三种。
第一种是继承了两个不能正常工作的UGT2817变异版本；第二种是继承了一个能正常工作但另一个不能正常工作的变异版本；第三种是继承了两个都能正常工作的版本。根据以前研究的结果，舒尔茨等人推测，UGT2817正常工作基因版本的数量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的检测结果。
在基因分类的基础上，舒尔茨把55名男性志愿者分成三组进行实验研究，为他们注射360毫克人工合成睾丸酮(标准合法药用剂量)。在接下来15天的测试中，携带两个不能正常工作的UGT2817基因版本的男子(第一组，即基因变异组)中，竟有41％的人尿液中的睾丸酮含量一直保持在标准水平下。6天后携带两个正常工作基因版本的人(第三组，无基因变异)尿液中的睾丸酮含量超标并达到最高值，而且他们中有14％的人在注射人工合成睾丸酮前就超过了检测标准。携带了一个能工作一个不能工作的基因的人(第二组，正常和变异基因各有一个)，在检测中也呈阳性。
引发公平和公正的争论
对此结果，舒尔茨等人认为，UGT2817基因变异所分泌的酵素能使睾丸酮溶于水中，因此对尿液的检测才没有发现类固醇超标。如此看来，一些运动员如果拥有不正常工作的变异基因，即使他们使用了兴奋剂来提高成绩，但在赛后的尿液检测中也可能表现为达标和正常。因而能“瞒天过海”。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
然而，不公平还在于，那些拥有UGT2817正常工作基因的运动员即使没有使用类固醇，也有可能被检测出类固醇超标，这对他们也是一种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这可能成为一些人掩盖他们使用兴奋剂的借口。在环法自行车赛的兴奋剂丑闻中，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
2006年8月5日下午，国际自行车联盟宣布：瑞士峰力听力系统车队队员兰迪斯的B瓶尿样检测呈阳性。后来，兰迪斯被剥夺了2006年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头衔，这是百年环法自行车赛上第一位被剥夺冠军称号的人，并且兰迪斯被禁赛2年，同时兰迪斯还失去他所获得的45万欧元的冠军奖金。此外，兰迪斯所在的瑞士峰力听力系统车队宣布与兰迪斯解约。
然而，兰迪斯在这个事件首次曝光后一直矢口否认使用了兴奋剂，强调自己是清白的。他在B瓶尿样结果宣布后的第一时间辩白，“我从来没使用过任何违禁药物，包括睾丸激素在内。”兰迪斯的理由是，他的机体总能制造比别人更多的睾丸激素，还有他在比赛前酗酒而造成睾丸激素分泌增多。这意味着，如果现在兰迪斯提出申诉，也许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要重新检查他的UGT2817基因是否变异。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违禁。
但是，如果这么做，则意味着国际体育界和兴奋剂检测需要更改兴奋剂检测的规则。那么，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是否有这种可能?现在看来，很难做到。而且，如果能做到，也可能引起另一种不公平的争论。
新的种族歧视?
如果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做出新的决定，在检测运动员的尿液时，还需要检测他们的基因类型，这有可能做到公平和公正，不放过一个违禁使用兴奋剂者，也不冤枉一个没有违禁服用者。但是，新的问题也出来了。
舒尔茨等人的研究发现，UGT2817基因变异大量地出现在 亚洲人身上，65％的亚洲人拥有这种变异基因。因此，兰迪斯声称其机体能比其他人制造更多的类固醇恐怕有些站不住脚，因为他是欧洲人。于是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检测基因，或者降低类固醇在尿液中的检测标准，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公正。
65％的亚洲人拥有变异的UGT2817基因显然是针对大部分亚洲人。这65％的亚洲人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地，而欧美白人和非洲裔黑人拥有这种变异基因的只占10％。换句话说，东亚人与欧美人拥有这种变异基因的比例是7比1。现在的尿液检测睾丸酮的方法是以没有UGT2817基因变异的人为标准的。如果要按人种来调整检测标准，例如检测亚洲人时，把检验超标的水平调低，或是以抽血检验来代替，就可能检测出有基因变异的人是否使用了兴奋剂。
但是，如此一来，科学性的问题又变成了伦理和社会公正问题。因为，亚洲人的基因变异并非是人为的，而是长期进化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生命中先天存在的，对他们调低检测标准，则可能对他们是一种歧视。同样的道理可以用黑人运动员的先天生理优势来解释。
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成绩不同是因为他们的肌肉成分不同，即红肌、白肌的差异。人体骨骼肌分为红肌和白肌，红肌也称慢肌，其中毛细血管丰富，所以呈红色。这种肌细胞纤维中肌浆、肌红蛋白、糖元、线粒体和各种氧化酶较多，主要靠有氧代谢产生的ATP(三磷酸腺苷)供能，故氧化能力强，不易疲劳，但反应速度慢，收缩力较小。所以这类肌肉不适宜快速运动，而适合较慢的耐力运动。红肌肌肉成分居多的人是白人和黄种人。
而白肌则称为快肌，这种肌纤维中脂类、ATP和CP(磷酸肌酸)、厌氧酶含量较高，主要靠无氧酵解产生的ATP供能。而黑人的快肌(白肌)成分居多。据测定，加勒比黑人的小腿三头肌中快肌(白肌)高达65％－85％，所以黑人的奔跑速度特别快。另外，黑人髋部较窄，小腿较细，跑动中空气阻力小，股四头肌发达，肌腱结缔组织厚，肌肉黏滞性好，用力时不硬化，所有这些生理条件造成黑人称雄和基本垄断世界体坛的短跑项目。
亚洲人或黄种人无法在短跑项目上有所突破是因为慢肌(红肌)成分较多而快肌(白肌)成分较少。但是，红肌和白肌的成分也是在进化中由基因来决定的。如果因为亚洲人拥有不易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的基因来调整兴奋剂检测标准以示公平，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为缺少快肌(白肌)的黄种人调低短跑的速度标准，而为有较多快肌(白肌)的黑人运动员调高短跑速度标准呢?
更何况，使用兴奋剂是间接帮助提高成绩，而体内的肌肉类型不同是直接提高成绩，后者从基因和遗传上的受益显然要大于使用兴奋剂。
兴奋剂检测的其他不公平
反兴奋剂效果好坏不仅在于科技能否提供公平的手段，以及人们的衡量标准是否公正，还在于国际体坛的相关执法机构是否执法公正和公平。
相当多的人认为目前的反兴奋剂只是抓住了那些相对“诚实”的人和比较倒霉的人，例如琼斯，但对另一些更为狡猾的服用者却难以抓获和惩处。英国奥林匹克协会主席阿瑟·戈尔德此前早就表示，“只有那些粗心大意或没有头脑的运动员才会在兴奋剂检测时被抓住。”而在不公正竞赛中逃脱的大有人在。最典型和最让人怀疑的例子是昔日的环法自行车大赛七冠王阿姆斯特朗。
法国国家反兴奋剂实验室在对阿姆斯特朗1999年环法赛事中的冷藏尿样进行检测时发现，三种EPO(红细胞生成素，能使红细胞携氧能力提高约30％，有助于提高成绩)检测法的结果都呈阳性。不仅如此，检测结果还显示阿姆斯特朗在6个赛段中都使用了违禁药物EPO，他正是在那年首次登上环法赛总冠军的领奖台(从1999年起连续7年在环法自行车赛上捧杯)。加上其他旁证，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主席庞德也表示，“对于所有证据进行了研究之后，我的看法是，确实有阿姆斯特朗使用禁药的证据。”
但是，阿姆斯特朗一直否认自己服药，并声称自己受到了政治迫害。但阿姆斯特朗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在2001年才开始在尿检中加入EPO的检测，而环法自行车大赛是从2004年才正式进行EPO的检测，因此阿姆斯特朗没有因此受到制裁，并保留了所有冠军头衔。显然，阿姆斯特朗与琼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的两重待遇还会刺激更多的人跃跃欲试。
另一方面，成也科技，败也科技。人们一方面在利用高尖端科技手段查证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同时，一些研究人员又在研究更有科技含量并且不容易检测出来的兴奋剂，例如转基因兴奋剂。类胰岛素生长因子1(IGF－1)就是其中之一。这使得今天国际奥委会的反兴奋剂委员会对转基因兴奋剂更为担心。即使最先进的兴奋剂，用血样和尿样检查也能查出绝大部分服用者。但是，对于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是否能够检查出结果就很难说了。同时，即使可以检测转基因产品，但检测技术也难以推广，因为对转基因产品只能用生物活检的方法，这必须从肌肉或组织取样，有很大的伤害性，不容易推广和使用。所以，对那些较好掌握服用高级兴奋剂方法和技能的人，也可能不会被查获。
尽管舒尔茨等人的基因研究结果对今天的反兴奋剂的公平性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最终解决反兴奋剂公正和公平还需要科技的力量和人的智慧。因此，人们期待着有更好、更先进和更公平的检测兴奋剂的方法。
当然，即使目前的反兴奋检查有不公平的地方，而且未来也无法做到完全公正，但那些侥幸逃脱兴奋剂检测的人也不要认为自己幸运，因为按世间和自然的公平原则，“上帝”也是不会饶过他们的，最后的恶果还是要让他们自己来承担。例如，目前难以检测出的IGF－1对使用者可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一项对152名40至80岁的男性的研究结果表明。IGF－1的浓度与前列腺癌有关系。血液中IGF－1浓度最高的1／4的男性患前列腺癌是IGF－1浓度最低的男性患癌的2.4倍。而且，也有人怀疑阿姆斯特朗患睾丸癌是长期服用兴奋剂的结果。当然，这只有当事者才心知肚明。
所以，真正能让人们与兴奋剂说再见的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责任编辑 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