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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我国青海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根据2011—2018年青海所在市（州）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论证，并得出结论：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抑制效果，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产业结构均对其产生促进效果，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政府干预则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负相关关系。文章提出要完善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提升青海省居民数字普惠金融认知和接受度，继而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相关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混合面板
【中图分类号】F124.7;F8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1）04-0143-03
1 文献综述
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其中也隐含了对消费的探讨，包括“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等[1]。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经济大环境的首要冲击就是供给，供给冲击给消费需要带来的影响十分巨大。在短期情况下，政府通过发放大量消费券刺激居民消费认知，同时加大投资力度，这些措施会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需要国家和政府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消费需求环境。
本文主要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展开，国内学者对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比较少，崔海燕（2017）利用2011—2015年全国26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得出结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缩小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成正比，并存在“棘轮效应”，从地区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依次递减[2]。易行健和周利（2018）利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3]。蒋竹媛（2020）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同样的结论，即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可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4]。
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
2.1 数字支付
数字支付具有高效、便捷、安全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居民消费方式。支付技术路径一般分为二维码和NFC两种，由于NFC模式协调困难，所以在中国主要采用二维码的形式，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消费，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出门在外身上没有携带足够多的现金而出现交易失败的结果，因此会促进消费，而且在现代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商品消费经济社会，数字支付摆脱了对实体现金的束缚，增加了随机消费的可能性。由于数字支付是无现金支付，所以增加时间与空间两者的相互联系。以支付宝和微信两大支付巨头作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消费，也催生出很多新的消费理念和渠道，比如淘宝、京东等线上购物平台，促进了居民的消费。
2.2 数字理财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金融理财服务开拓了新的渠道和想法，它打破了传统金融投资理财只服务于高收入人群的“贵族属性”，给金融投资理财贴上“平民化”的标签，具有低门槛、透明化、高效便捷等特点的理财产品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商业银行带来很大的存贷款冲击，同时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性收入[5]。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资产的收入效应，主要是指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做出的行为反应，如果居民投资于低风险的基金或有股利分红的理财产品，那么就可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根据消费收入决定理论得出，如果居民可预测未来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就会明显地提高其当期的消费支出[5]。二是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当金融资产的价格上升时，投资者的账面资产价值会随之增加，利用高卖低买的投资原则，低价位买入，高价位卖出则可以实现投资者的财富增加，同时促进居民消费。当然，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预期心理价格也会有所影响，当居民预判手中持有的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时，可能也会增加其当期的消费支出。
3 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城乡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本文选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套指数是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及其覆盖广度3个角度构建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代表性，是目前国内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最权威的机构。2011—2018年，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全国乃至西北五省中一直排名最低，在全省（两市六州）范围内看，2011年排名前5位的分别为西宁市（53.25）、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45.71）、海东市（28.98）、玉树藏族自治州（28.23）、海南藏族自治州（24.95）;2018年排名前5位的为西宁市（233.43）、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229.99）、海南藏族自治州（192.64）、果洛藏族自治州（190.36）、海北藏族自治州（189.57）（见表1）。西宁市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一直处于青海省前列（相对于2011年的全国倒数排名，2018年这一市一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西部地区排名已属于较前列），果洛藏族自治州和海北藏族自治州增速较大，其中果洛州金融机构存款总额达到1 343 012万元，同比增长13.24%，移动、联通和电信业务总量为21 312万元，同比增长18.31%，整个州使用固定电话的用户数是13 542户，比2017年增长了2.11%;使用移动电话的用户数是214 527户，同比增长15.23%。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州数字化交易普及程度和便利程度大大提升，而果洛州2018年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为195.57，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为184.03，均位于西部地区前列。 4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选择简约型消费模型，该模型独立于某一特定环境和某一特定理论，可以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本文将解释变量分为3组：基本变量、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由此建立模型1：
Cit=α1+β1DIFIit+β2Iit+β3ISit+β4GDPit+β5GOVit+μ （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为随机干扰项。
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Cit），利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得出。核心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it），本文引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青海省市（州）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指标解释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础变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it），根据前人的研究得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采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支出的比值得出。控制变量：本文引入控制变量解决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产业结构（ISit）采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发展状况（GDPit）采用区域GDP衡量，政府干预（GOVit）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测算。
对模型（1）进行两遍对数化处理，确保各个变量之间相互的平稳性，由此得到模型（2）：
LnCit=α1+β1LnDIFIit+β2LnIit+β3LnISit+β4LnGDPit+β5Ln-GOVit+μ （2）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面板回归结果（见表2）可知，核心变量DIFI的回归系数是-0.115，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存在负相关关系，会进一步缩小青海省居民消费差距。青海省作为全国首个普惠金融综合示范点，以“金惠工程”“绿色普惠”“信用普惠”“扶贫普惠”“网络普惠”“保险普惠”等金融精准扶贫机制为提升农牧区基础金融服务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的总目标，省政府会同“一行三局”起到监督引导作用，确保政策有利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的回归系数为1.32，表明两个变量间是同方向递增或递减，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那么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随之缩小。产业结构（IS）的回归系数为0.088，说明产业结构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会增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区域经济发展状况（GDP）的回归系数是-0.186，说明区域经济发展会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政府干预（GOV）即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313，说明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具有负相关关系，政府加大支出可以很好地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研究得出，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根据结果现提出如下建议。
（1）提升青海省居民数字普惠金融认知和接受度。青海省作为全国普惠金融综合示范点省份得到了国家大量的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而数字普惠金融具有低成本、广覆盖、深服务等优势，对比传统普惠金融，它更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所以我们要深化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在客户群体中，要多关注经济弱势群体和民营小微企业，提升对偏远地区农牧民服务，普及农牧区中老年人群对数字支付知识的认知，进而提升使用频率。
（2）完善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缩小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所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以适应低消费人群的需求是很有必要的。青海省应加强征信系统建设，完善经济弱势群体信用体系，运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青海省人群的信用采集，着重建立匹配性高的游牧民信用采集和迁移范围获取方法。
（3）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相关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6]。利用青海省双基联动的普惠金融政策，进一步带动弱势群体经济发展。不断加强技术上的创新，完善产业结构。增大对财政支出的比率，加强网络基站硬件设施建设。完善少数民族技能培訓（例如放牧业和拉面业），以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上政策联合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共同推动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吕雁琴，赵斌.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J].金融与经济，2019（12）：76-81.
[2]崔海燕，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7（64）：54-60.
[3]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
（11）：47-52.
[4]蒋竹媛.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商业时代，2020（10）：56-59.
[5]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7（6）：14-20.
[6]周冰，索志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2（21）：204-206.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混合面板
【中图分类号】F124.7;F8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1）04-0143-03
1 文献综述
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其中也隐含了对消费的探讨，包括“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等[1]。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经济大环境的首要冲击就是供给，供给冲击给消费需要带来的影响十分巨大。在短期情况下，政府通过发放大量消费券刺激居民消费认知，同时加大投资力度，这些措施会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需要国家和政府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消费需求环境。
本文主要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展开，国内学者对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比较少，崔海燕（2017）利用2011—2015年全国26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得出结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缩小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成正比，并存在“棘轮效应”，从地区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依次递减[2]。易行健和周利（2018）利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3]。蒋竹媛（2020）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同样的结论，即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可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4]。
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
2.1 数字支付
数字支付具有高效、便捷、安全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居民消费方式。支付技术路径一般分为二维码和NFC两种，由于NFC模式协调困难，所以在中国主要采用二维码的形式，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消费，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出门在外身上没有携带足够多的现金而出现交易失败的结果，因此会促进消费，而且在现代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商品消费经济社会，数字支付摆脱了对实体现金的束缚，增加了随机消费的可能性。由于数字支付是无现金支付，所以增加时间与空间两者的相互联系。以支付宝和微信两大支付巨头作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消费，也催生出很多新的消费理念和渠道，比如淘宝、京东等线上购物平台，促进了居民的消费。
2.2 数字理财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金融理财服务开拓了新的渠道和想法，它打破了传统金融投资理财只服务于高收入人群的“贵族属性”，给金融投资理财贴上“平民化”的标签，具有低门槛、透明化、高效便捷等特点的理财产品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商业银行带来很大的存贷款冲击，同时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性收入[5]。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资产的收入效应，主要是指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做出的行为反应，如果居民投资于低风险的基金或有股利分红的理财产品，那么就可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根据消费收入决定理论得出，如果居民可预测未来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就会明显地提高其当期的消费支出[5]。二是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当金融资产的价格上升时，投资者的账面资产价值会随之增加，利用高卖低买的投资原则，低价位买入，高价位卖出则可以实现投资者的财富增加，同时促进居民消费。当然，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预期心理价格也会有所影响，当居民预判手中持有的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时，可能也会增加其当期的消费支出。
3 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城乡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本文选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套指数是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及其覆盖广度3个角度构建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代表性，是目前国内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最权威的机构。2011—2018年，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全国乃至西北五省中一直排名最低，在全省（两市六州）范围内看，2011年排名前5位的分别为西宁市（53.25）、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45.71）、海东市（28.98）、玉树藏族自治州（28.23）、海南藏族自治州（24.95）;2018年排名前5位的为西宁市（233.43）、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229.99）、海南藏族自治州（192.64）、果洛藏族自治州（190.36）、海北藏族自治州（189.57）（见表1）。西宁市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一直处于青海省前列（相对于2011年的全国倒数排名，2018年这一市一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西部地区排名已属于较前列），果洛藏族自治州和海北藏族自治州增速较大，其中果洛州金融机构存款总额达到1 343 012万元，同比增长13.24%，移动、联通和电信业务总量为21 312万元，同比增长18.31%，整个州使用固定电话的用户数是13 542户，比2017年增长了2.11%;使用移动电话的用户数是214 527户，同比增长15.23%。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州数字化交易普及程度和便利程度大大提升，而果洛州2018年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为195.57，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为184.03，均位于西部地区前列。 4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选择简约型消费模型，该模型独立于某一特定环境和某一特定理论，可以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本文将解释变量分为3组：基本变量、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由此建立模型1：
Cit=α1+β1DIFIit+β2Iit+β3ISit+β4GDPit+β5GOVit+μ （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为随机干扰项。
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Cit），利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得出。核心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it），本文引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青海省市（州）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指标解释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础变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it），根据前人的研究得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采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支出的比值得出。控制变量：本文引入控制变量解决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产业结构（ISit）采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发展状况（GDPit）采用区域GDP衡量，政府干预（GOVit）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测算。
对模型（1）进行两遍对数化处理，确保各个变量之间相互的平稳性，由此得到模型（2）：
LnCit=α1+β1LnDIFIit+β2LnIit+β3LnISit+β4LnGDPit+β5Ln-GOVit+μ （2）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面板回归结果（见表2）可知，核心变量DIFI的回归系数是-0.115，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存在负相关关系，会进一步缩小青海省居民消费差距。青海省作为全国首个普惠金融综合示范点，以“金惠工程”“绿色普惠”“信用普惠”“扶贫普惠”“网络普惠”“保险普惠”等金融精准扶贫机制为提升农牧区基础金融服务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的总目标，省政府会同“一行三局”起到监督引导作用，确保政策有利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的回归系数为1.32，表明两个变量间是同方向递增或递减，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那么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随之缩小。产业结构（IS）的回归系数为0.088，说明产业结构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会增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区域经济发展状况（GDP）的回归系数是-0.186，说明区域经济发展会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政府干预（GOV）即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313，说明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具有负相关关系，政府加大支出可以很好地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研究得出，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根据结果现提出如下建议。
（1）提升青海省居民数字普惠金融认知和接受度。青海省作为全国普惠金融综合示范点省份得到了国家大量的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而数字普惠金融具有低成本、广覆盖、深服务等优势，对比传统普惠金融，它更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所以我们要深化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在客户群体中，要多关注经济弱势群体和民营小微企业，提升对偏远地区农牧民服务，普及农牧区中老年人群对数字支付知识的认知，进而提升使用频率。
（2）完善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缩小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所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以适应低消费人群的需求是很有必要的。青海省应加强征信系统建设，完善经济弱势群体信用体系，运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青海省人群的信用采集，着重建立匹配性高的游牧民信用采集和迁移范围获取方法。
（3）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相关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6]。利用青海省双基联动的普惠金融政策，进一步带动弱势群体经济发展。不断加强技术上的创新，完善产业结构。增大对财政支出的比率，加强网络基站硬件设施建设。完善少数民族技能培訓（例如放牧业和拉面业），以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上政策联合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共同推动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吕雁琴，赵斌.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J].金融与经济，2019（12）：76-81.
[2]崔海燕，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7（64）：54-60.
[3]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
（11）：47-52.
[4]蒋竹媛.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商业时代，2020（10）：56-59.
[5]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7（6）：14-20.
[6]周冰，索志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2（21）：2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