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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曾史文首次面见习仲勋申诉古大存冤情，习仲勋拉开促使20世纪50年代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冤案彻底平反序幕30周年；是中共中央、中央纪委发文为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冤案彻底平反25周年。
1957年广东的反对“冯、古反党联盟”运动(即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迄今为止，不仅是广东最大、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全国党的各级机构中也是罕见的。此案从发生到平反，历时30年，全省受株连和处分的干部达2万多人。198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党中央废除了强加在广东人民头上的“地方主义”精神枷锁，从此，党员、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政治领域迈开了思想解放的第一步。
曾史文为争取纠正广东反“地方主义”制造的冤案，作出了艰辛努力和贡献。
一、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投身革命，并毅然与古大存结为生死之交的终身伴侣
1933年，曾史文在广东丰顺县汤西区河西村参加革命，随即投身发动群众运动的革命工作，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敌人重兵搜捕，情况危急，县委于1934年派曾史文参加中共丰(顺)、梅(县)县委领导的游击队，投入到武装斗争中去。在一次随县委书记在上山背白叶坪村进行革命活动时，因叛徒出卖，被敌人包围。经过殊死的战斗，县委书记壮烈牺牲。曾史文在群众的帮助下，绕山道找到自己的队伍。
1935年是中央苏区陷于绝境的一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这一年也是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最艰险的一年。中央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腾出了力量，将驻防闽粤的十八个师，全部转向东江地区红军根据地，目标集中于大南山。敌人到处张贴“生擒古大存，赏银两万两”以及“击毙古大存赏银一万两”的布告，重兵集结，企图一举铲除东江“红患”。由于东江特委书记的背叛，十多支红军和游击小分队先后被敌人打垮，最后仅剩下古大存和他率领的18名红军干部、战士(包括曾史文)突出重围，但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在丰顺桐梓洋孤军作战。敌人实行残酷的“移民”、“三光”政策，使这些残存的红军活动异常困难。他们只能住在山寮里，吃、住都很困难。在斗争如此残酷，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古大存颈背上长了个大毒瘤，情况十分严重。曾史文每天帮他挤脓，一挤就是半口盅。这是古大存革命生涯最艰难的时刻。曾史文毅然与他结为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伴侣。
1938年，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战斗，曾史文陪同古大存终于在香港找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恢复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随即又从香港到武汉，向党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领导汇报了被打散后这几年坚持革命斗争的情况。周恩来决定从长江局拨款，让古大存先回广州治病。这段时间，曾史文一直陪伴在古大存的身边，照顾他。
1939年底，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第五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推选和中央的决定，古大存为团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率广东、香港、广西、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省市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组成南方代表团，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代表团行程万里，历时一年，冲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抵达了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热烈欢迎。曾史文于1941年只身一人，带着不满三岁的儿子，从广东出发，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辗转广西、四川等地，走到延安与古大存汇合，开始了革命、生活的新征程。
二、不畏权势和艰辛，代表含冤逝去的古大存，向中央和省委力陈冤情。在争取为古大存彻底平反的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冤案，在党中央、毛主席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凭空捏造一个“支持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罪名扣在古大存头上。从而掀起以最终目的为了打倒古大存、冯白驹的反对“冯、古反党联盟”的运动(即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这个运动从根本上歪曲了党中央调广东籍干部回广东工作的干部路线本意。
1956年，当时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去海南视察工作回来后，找当时省政府秘书长林克泽(海南籍)谈话，让他去海南当区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并让他起草一个新班子的人选名单。林克泽起初不同意去，这位领导又找冯白驹去做林的思想工作，这样，林终于同意去了。后来，按这位领导的指示，草拟了一份新班子人选名单。林将名单送给冯看，并附信简介，信末写了一句“古老(指古大存)向来对海南比较关心，此信是否让他也看一看”。这封信被冯的秘书截住，直接送给那位省委主要领导。当时广东省委正在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信立即被转交会议付印，分发给正在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们传阅，称这封信是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的大暴露。会议主题突然转为揭露批判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而此时，古大存既不知道这份名单所为何事，更没有见过这份名单，就这样一头雾水地被扣上一顶“支持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罪名。于1957年12月被撤销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
反“地方主义”运动为了从精神上、身体上和社会思想领域里彻底摧毁古大存和他在党内外的影响，随即连续三次对古大存进行迫害。即使他已无职无权，也要置他于死地不罢休，是反“地方主义”运动的既定目标。
1958年2月，古大存给李富春写了一封信，谈及自己不知道毛主席来广州，不能请见，只能遥祝主席及中央各负责同志健康并谈及相信自己被批评的“错误”不合事实，情节出入颇大，总可以取得谅解等等。这些内容被诬指为“古大存不服处分”，进而加重对他的处分，当年4月就撤销他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的职务。从而给他第二次打击。
因为遵从党中央的号召，执行省委的安排，在1962年5月省委召开的谈心会议上，古大存表示自己不知道怎么会成为“反党集团头子”，而向中央负责同志反映看法，又被以不服处分而受到加重处分，希望组织上能弄清真相，今后不要再发生此类做法。这个发言在古大存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整理变成“要求平反”的“书面意见”上报中央。并且在这个报告里，给他又加了二大罪名：乘着当前党和国家出现某些困难，省委在总结工作经验教训的机会，要求复查；把对他的处分比喻为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党内斗争。这份“报告”用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报请中央：对古大存“要求平反”的“书面意见”不予平反。这位领导，在10月6日召开省直机关科(含行政17级)的干部千人大会，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当众责问古大存：“你还翻不翻案?”“如果要翻案，就给你设专案组。如果不翻案，你写个保证书，保证永不翻案。”这是用公开羞辱人的方式进行的第三次打击。
这三次打击，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摧残着古大存的身心健康，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已发展到高危阶段。
1962年，古大存在陪同田汉一起看广东汉剧“齐王求将”后，曾同时各作一首诗。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一刮起，紧随着“怀疑一切、打倒一 切”动员令，这首诗就被那位发令者的追随者拿出来，并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中南局的刊物《中南通讯》上进行批判。古大存十年来备受凌辱、诬陷、打击，身体所受的摧残已超越极限，在高血压眼底出血住进医院的情况下，再对他这样进行精神迫害，无疑是极具杀伤力的。古大存在遭受第四次打击后，终于在1966年11月4日，含冤逝世了。
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支持，胡耀邦、陈云等中央领导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正气凛然的坚定决心，特别是他们亲自过问、领导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案，是支撑曾史文向制造“地方主义”冤案权势，做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精神鼓舞下，曾史文多次面见来广东工作的习仲勋，详陈古大存冤情，希望他能伸张正义，领导省委为反“地方主义”冤案平反。
由于那些1957年以来，曾参与反“地方主义”的人的阻挠，党中央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广东遇到阻力。但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潮流汹涌澎湃：习仲勋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曾态度鲜明的对曾史文说：“这个‘地方主义’问题一定要复查，大不了再把我这顶乌纱帽摘去。”在习仲勋坚定的领导下，反“地方主义”冤案在广大党员、干部以及有正义感的省领导、老干部中引起了公愤，他们支持并促进复查反“地方主义”问题的工作，中央最终同意开展。
曾史文完全不顾自己当时已经年近七旬、体弱多病，为反“地方主义”冤案的平反而坚持长达五年的斗争，通过薄一波和后来调到中央工作的习仲勋的热情帮助，直接向党中央、中央纪委申诉。胡耀邦亲自复信表达对此事的重视，并鼓励和安慰曾史文。
习仲勋冲破阻力，使为“地方主义”冤案平反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报请中央同意复查所谓的反“地方主义”问题；任仲夷顶住了层层压力，主持公道、申张正义，割掉“尾巴”。他们在贯彻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方针，争取为“地方主义”冤案彻底平反过程各个阶段的成功，起到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曾史文深知“树欲静而风不止”。果然，省委那份4月7日报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过了8个月，中央都批复不下来。曾史文写信给中纪委，陈述了她对广东省委[1980]102号“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议意见的《请示报告》(1980，10，20)和1982年4月7日《关于古大存同志的问题的复议报告》两份文件的看法和家属的意见。信中表示：“我没有要求组织对过去的错误东西去追究个人和组织的责任。我认为只要把过去的问题讲清楚，所做的错误决定撤消，恢复政治名誉，受牵连的同志得以解脱就可以了。如果在这当中，还要把过去错误的东西肯定下来，那是不能接受的。”
曾史文强烈表示“为使这个案件能顺利进行，望应执行中央提出的，与处理此案有关的当事人应当逥避的原则去办”。在递交了此信后，曾史文又立即于12月31日分别致信给陈云和黄克诚，并附上前面提到给中纪委的信函抄件，再次请求他们对于“过去办理此案有关人员应当迪避”的原则执行情况给予过问。双目早己失明的黄克诚收到曾史文的信后，于1月6日约见了曾史文。黄老亲切询问了曾史文的家庭、生活和身体情况，然后谈了曾史文信中所谈的问题的情况。黄老最后表示，对古大存的复查意见仍应当以修改后的文稿为准。否决了留尾巴的意见。
中纪委对广东省委1982年4月7日《关于古大存同志的问题的复议报告》作了批复，并于1983年1月27日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中纪委的报告指出：“我们在审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听取了现在广东省委工作的一些负责同志的意见，也听取了古大存同志的夫人曾史文同志的申诉。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做出的《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以及对他们的处分决定是错误的，应予撤消，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2月9日即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党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发文：
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消195 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消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
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中共中央
1983年2月9日
就这样，一切企图给反“地方主义”所制造的冤案“留尾巴”的论点，都被中央否定了，一个字也不采纳。古大存的遗愿——“党终有一天会了解我的”，终于实现了!
曾史文在反”地方主义“中也受到株连。她几十年不被重用、不提职、不提级。自五十年代初，实行行政级别待遇制度始，曾史文就是行政十三级正处级，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她办离休手续时才给这个1933年就参加革命、1934年入党的老同志，评了个副厅级待遇离休。然而，曾史文直到死也没有向任何领导、任何机构，提过一次有关个人级别待遇的要求。曾史文坚持真理、不畏强权、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正是古大存无私无畏革命精神的再现!
对于古大存、曾史文这样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了终生，对党无限忠诚，无论在革命的道路上遇到什么艰难险阻，胜利或挫折，荣耀或屈辱，都不骄不馁的共产主义老战士来说，没有什么比党中央的信任，更让他们感到欣慰、荣耀和自豪!而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奋斗终生的光辉历程，赢得了党和广大人民的敬仰与爱戴。
1957年广东的反对“冯、古反党联盟”运动(即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迄今为止，不仅是广东最大、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全国党的各级机构中也是罕见的。此案从发生到平反，历时30年，全省受株连和处分的干部达2万多人。198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党中央废除了强加在广东人民头上的“地方主义”精神枷锁，从此，党员、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政治领域迈开了思想解放的第一步。
曾史文为争取纠正广东反“地方主义”制造的冤案，作出了艰辛努力和贡献。
一、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投身革命，并毅然与古大存结为生死之交的终身伴侣
1933年，曾史文在广东丰顺县汤西区河西村参加革命，随即投身发动群众运动的革命工作，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敌人重兵搜捕，情况危急，县委于1934年派曾史文参加中共丰(顺)、梅(县)县委领导的游击队，投入到武装斗争中去。在一次随县委书记在上山背白叶坪村进行革命活动时，因叛徒出卖，被敌人包围。经过殊死的战斗，县委书记壮烈牺牲。曾史文在群众的帮助下，绕山道找到自己的队伍。
1935年是中央苏区陷于绝境的一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这一年也是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最艰险的一年。中央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腾出了力量，将驻防闽粤的十八个师，全部转向东江地区红军根据地，目标集中于大南山。敌人到处张贴“生擒古大存，赏银两万两”以及“击毙古大存赏银一万两”的布告，重兵集结，企图一举铲除东江“红患”。由于东江特委书记的背叛，十多支红军和游击小分队先后被敌人打垮，最后仅剩下古大存和他率领的18名红军干部、战士(包括曾史文)突出重围，但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在丰顺桐梓洋孤军作战。敌人实行残酷的“移民”、“三光”政策，使这些残存的红军活动异常困难。他们只能住在山寮里，吃、住都很困难。在斗争如此残酷，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古大存颈背上长了个大毒瘤，情况十分严重。曾史文每天帮他挤脓，一挤就是半口盅。这是古大存革命生涯最艰难的时刻。曾史文毅然与他结为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伴侣。
1938年，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战斗，曾史文陪同古大存终于在香港找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恢复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随即又从香港到武汉，向党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领导汇报了被打散后这几年坚持革命斗争的情况。周恩来决定从长江局拨款，让古大存先回广州治病。这段时间，曾史文一直陪伴在古大存的身边，照顾他。
1939年底，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第五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推选和中央的决定，古大存为团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率广东、香港、广西、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省市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组成南方代表团，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代表团行程万里，历时一年，冲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抵达了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热烈欢迎。曾史文于1941年只身一人，带着不满三岁的儿子，从广东出发，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辗转广西、四川等地，走到延安与古大存汇合，开始了革命、生活的新征程。
二、不畏权势和艰辛，代表含冤逝去的古大存，向中央和省委力陈冤情。在争取为古大存彻底平反的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冤案，在党中央、毛主席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凭空捏造一个“支持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罪名扣在古大存头上。从而掀起以最终目的为了打倒古大存、冯白驹的反对“冯、古反党联盟”的运动(即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这个运动从根本上歪曲了党中央调广东籍干部回广东工作的干部路线本意。
1956年，当时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去海南视察工作回来后，找当时省政府秘书长林克泽(海南籍)谈话，让他去海南当区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并让他起草一个新班子的人选名单。林克泽起初不同意去，这位领导又找冯白驹去做林的思想工作，这样，林终于同意去了。后来，按这位领导的指示，草拟了一份新班子人选名单。林将名单送给冯看，并附信简介，信末写了一句“古老(指古大存)向来对海南比较关心，此信是否让他也看一看”。这封信被冯的秘书截住，直接送给那位省委主要领导。当时广东省委正在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信立即被转交会议付印，分发给正在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们传阅，称这封信是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的大暴露。会议主题突然转为揭露批判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而此时，古大存既不知道这份名单所为何事，更没有见过这份名单，就这样一头雾水地被扣上一顶“支持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罪名。于1957年12月被撤销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
反“地方主义”运动为了从精神上、身体上和社会思想领域里彻底摧毁古大存和他在党内外的影响，随即连续三次对古大存进行迫害。即使他已无职无权，也要置他于死地不罢休，是反“地方主义”运动的既定目标。
1958年2月，古大存给李富春写了一封信，谈及自己不知道毛主席来广州，不能请见，只能遥祝主席及中央各负责同志健康并谈及相信自己被批评的“错误”不合事实，情节出入颇大，总可以取得谅解等等。这些内容被诬指为“古大存不服处分”，进而加重对他的处分，当年4月就撤销他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的职务。从而给他第二次打击。
因为遵从党中央的号召，执行省委的安排，在1962年5月省委召开的谈心会议上，古大存表示自己不知道怎么会成为“反党集团头子”，而向中央负责同志反映看法，又被以不服处分而受到加重处分，希望组织上能弄清真相，今后不要再发生此类做法。这个发言在古大存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整理变成“要求平反”的“书面意见”上报中央。并且在这个报告里，给他又加了二大罪名：乘着当前党和国家出现某些困难，省委在总结工作经验教训的机会，要求复查；把对他的处分比喻为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党内斗争。这份“报告”用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报请中央：对古大存“要求平反”的“书面意见”不予平反。这位领导，在10月6日召开省直机关科(含行政17级)的干部千人大会，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当众责问古大存：“你还翻不翻案?”“如果要翻案，就给你设专案组。如果不翻案，你写个保证书，保证永不翻案。”这是用公开羞辱人的方式进行的第三次打击。
这三次打击，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摧残着古大存的身心健康，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已发展到高危阶段。
1962年，古大存在陪同田汉一起看广东汉剧“齐王求将”后，曾同时各作一首诗。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一刮起，紧随着“怀疑一切、打倒一 切”动员令，这首诗就被那位发令者的追随者拿出来，并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中南局的刊物《中南通讯》上进行批判。古大存十年来备受凌辱、诬陷、打击，身体所受的摧残已超越极限，在高血压眼底出血住进医院的情况下，再对他这样进行精神迫害，无疑是极具杀伤力的。古大存在遭受第四次打击后，终于在1966年11月4日，含冤逝世了。
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支持，胡耀邦、陈云等中央领导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正气凛然的坚定决心，特别是他们亲自过问、领导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案，是支撑曾史文向制造“地方主义”冤案权势，做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精神鼓舞下，曾史文多次面见来广东工作的习仲勋，详陈古大存冤情，希望他能伸张正义，领导省委为反“地方主义”冤案平反。
由于那些1957年以来，曾参与反“地方主义”的人的阻挠，党中央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广东遇到阻力。但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潮流汹涌澎湃：习仲勋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曾态度鲜明的对曾史文说：“这个‘地方主义’问题一定要复查，大不了再把我这顶乌纱帽摘去。”在习仲勋坚定的领导下，反“地方主义”冤案在广大党员、干部以及有正义感的省领导、老干部中引起了公愤，他们支持并促进复查反“地方主义”问题的工作，中央最终同意开展。
曾史文完全不顾自己当时已经年近七旬、体弱多病，为反“地方主义”冤案的平反而坚持长达五年的斗争，通过薄一波和后来调到中央工作的习仲勋的热情帮助，直接向党中央、中央纪委申诉。胡耀邦亲自复信表达对此事的重视，并鼓励和安慰曾史文。
习仲勋冲破阻力，使为“地方主义”冤案平反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报请中央同意复查所谓的反“地方主义”问题；任仲夷顶住了层层压力，主持公道、申张正义，割掉“尾巴”。他们在贯彻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方针，争取为“地方主义”冤案彻底平反过程各个阶段的成功，起到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曾史文深知“树欲静而风不止”。果然，省委那份4月7日报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过了8个月，中央都批复不下来。曾史文写信给中纪委，陈述了她对广东省委[1980]102号“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议意见的《请示报告》(1980，10，20)和1982年4月7日《关于古大存同志的问题的复议报告》两份文件的看法和家属的意见。信中表示：“我没有要求组织对过去的错误东西去追究个人和组织的责任。我认为只要把过去的问题讲清楚，所做的错误决定撤消，恢复政治名誉，受牵连的同志得以解脱就可以了。如果在这当中，还要把过去错误的东西肯定下来，那是不能接受的。”
曾史文强烈表示“为使这个案件能顺利进行，望应执行中央提出的，与处理此案有关的当事人应当逥避的原则去办”。在递交了此信后，曾史文又立即于12月31日分别致信给陈云和黄克诚，并附上前面提到给中纪委的信函抄件，再次请求他们对于“过去办理此案有关人员应当迪避”的原则执行情况给予过问。双目早己失明的黄克诚收到曾史文的信后，于1月6日约见了曾史文。黄老亲切询问了曾史文的家庭、生活和身体情况，然后谈了曾史文信中所谈的问题的情况。黄老最后表示，对古大存的复查意见仍应当以修改后的文稿为准。否决了留尾巴的意见。
中纪委对广东省委1982年4月7日《关于古大存同志的问题的复议报告》作了批复，并于1983年1月27日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中纪委的报告指出：“我们在审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听取了现在广东省委工作的一些负责同志的意见，也听取了古大存同志的夫人曾史文同志的申诉。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做出的《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以及对他们的处分决定是错误的，应予撤消，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2月9日即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党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发文：
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消195 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消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
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中共中央
1983年2月9日
就这样，一切企图给反“地方主义”所制造的冤案“留尾巴”的论点，都被中央否定了，一个字也不采纳。古大存的遗愿——“党终有一天会了解我的”，终于实现了!
曾史文在反”地方主义“中也受到株连。她几十年不被重用、不提职、不提级。自五十年代初，实行行政级别待遇制度始，曾史文就是行政十三级正处级，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她办离休手续时才给这个1933年就参加革命、1934年入党的老同志，评了个副厅级待遇离休。然而，曾史文直到死也没有向任何领导、任何机构，提过一次有关个人级别待遇的要求。曾史文坚持真理、不畏强权、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正是古大存无私无畏革命精神的再现!
对于古大存、曾史文这样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了终生，对党无限忠诚，无论在革命的道路上遇到什么艰难险阻，胜利或挫折，荣耀或屈辱，都不骄不馁的共产主义老战士来说，没有什么比党中央的信任，更让他们感到欣慰、荣耀和自豪!而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奋斗终生的光辉历程，赢得了党和广大人民的敬仰与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