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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红军作为长征队伍中的重要群体，她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服生理极限，为争取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是英勇善战的巾帼英雄，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边走边战;她们是宣传鼓动工作的精兵强将，全力做好宣传鼓动、动员群众、反对分裂图谋;她们是吃苦耐劳的好后勤，积极参加救死扶伤、抬担架、搞运输、筹粮筹款、制造被服和修路架桥等工作。她们用自己的鲜血和行动谱写了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培育形成了光照千秋的长征精神。今天，学习她们的英雄事迹，继承和弘扬女红军们的革命精神，对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女红军;长征;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1-034-07
女红军作为长征队伍中的重要群体，在长征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服生理极限，为争取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中国革命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的光辉奇迹。
一、英勇善战的巾帼英雄
长征途中，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对红军一路穷追不舍、围追堵截，加之地方军阀和地方武装的突袭阻击，一边行军一边打仗成为女红军们的日常活动。邓颖超曾回忆：“在长征中，我们要同敌人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和九省地方军阀的军队多次作战，边走边打，既要冲破前边拦路的敌人，还要击退后面的追兵……”[1]47尽管条件艰苦，但女红军浴血奋战，奋勇抗敌，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成为长征队伍中的重要战斗力。
中央干部休养连（除年老、受伤的中高级干部外，主要以中央红军中的30名女红军为主，也包括个别年少的小红军，主要负责照顾老弱伤病的休养干部，并负责沿路筹粮筹款、雇请民夫、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等工作）虽属于非战斗部队，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1934年秋，干部休养连在湘赣交界处，在敌众我寡的劣势下，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危秀英，副部长吴富莲等人带领休养连同敌人英勇战斗，成功安全转移。1935年春，她们向赤水河前進时，途中突遇一路敌人，当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过去，后面的警卫营还未赶到，紧要关头，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邓颖超拖着病体指挥战士们顽强抗敌，直至大部队赶到。李坚真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带领警卫员护送连队女干部和老同志有序撤离，在她们的沉着应战和冷静指挥下，伤病员、老同志和女干部们成功转移。被称为“红军女司令”的康克清，更是亲自带兵打仗，屡建奇功。这些鲜活的史实将女红军不畏强敌、攻坚克难、沉着指挥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巾帼劲旅，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铮铮铁骨的巾帼英雄气概。1935年3月31日，在四川剑阁，妇女独立团密切配合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坚守剑阁城，击溃了军阀田颂尧部的一个旅，俘虏了敌军旅长，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战利品。同年5月，在四川绵竹，她们又痛歼了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斗中，她们配合主力部队在宝兴灵官镇、芦山县作战，连连取胜，为部队造成东下川西平原，直攻成都的有利态势。[2]3906月，红四方面军驻守镇江关、茂县、理县、威州一带时，妇女独立团主动请缨，消灭了当地一股为非作歹、祸害藏汉人民的匪徒，为当地人民除了害。并将缴获的粮食、盐巴等战利品分给当地穷苦百姓，赢得藏族同胞的拥护和爱戴，纷纷称她们为“女菩萨兵”，总部对她们也进行了嘉奖。[2]390后来，在百丈一战、岷洮西战役和抢占天险腊子口等战役中，也都有她们的身影。
二、政治工作中的精兵强将
政治工作是红军克敌制胜、完成战略转移任务的重要保证，更是“红军的生命线”。女红军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一支生力军，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方式，向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政治思想，传播革命正能量，以唤起他们的政治自觉，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振奋他们的革命精神。
（一）宣传鼓动工作
当时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刘坚认为，长征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一门“艺术”，从事这门“艺术”活动的大都是女同志。她们用唱山歌、打快板、讲故事、喊口号、画漫画、贴标语等形式鼓舞士气，活跃气氛，缓解频繁战斗和长途行军带来的疲惫和倦怠。
刘坚经常带领宣传队的女同志在部队途经地唱莲花落，说快板，组织啦啦队，为部队鼓劲打气。翻越党岭山时，为了鼓励战士们快速前进，她们在半山坡上唱道：“党岭山，三百三;路难走，山难翻，山高，高不过我们的脚背;路难走，难不倒我们两条腿……”[2]253在她们的鼓动下，战士们的情绪始终比较高涨，有时还跟着学唱，消除了行军疲劳。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用行军竞赛的形式鼓舞士气。宣传队员卢桂秀同战友们在行军途中现编了一首男女对唱的山歌，为大家带来不少欢乐。
长征期间，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蔡畅、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英、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学校教员李伯钊等女干部都是做政治工作的模范。她们利用行军间隙，坚持做政治宣传工作，有效提升了红军士气。蔡畅在长征路上，经常唱一些革命歌曲，如《国际歌》《马赛曲》等，激励战友们的斗志。康克清用亲切风趣的话语鼓励小女战士们，为她们增添了克服千难万险的勇气和力量。能歌善舞的李伯钊，在长征中一面积极做群众工作，一面开展部队文艺活动，被誉为“赤色明星”。她和陆定一编写的《一、四方面军汇合歌》，深受广大战友们的欢迎，在红军中广为流传。此外，做好民夫的宣传鼓动工作也是女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贺子珍因经常主动看护、照顾民夫和伤病员，被誉为“民夫的贴心人”“不是政治战士的政治战士”[1]82。
（二）群众动员工作
“发动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帮助地方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成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是随着长征的开始就展开了。”[2]254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种“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3]139。长征中，女红军随部队走到哪里，就将群众工作开展到哪里，革命的火种也随之撒播到哪里。 然而，在长征中开展群众工作并非易事，由于部队所经之地大都是国统区，这些地方的群众对红军和共产党缺乏了解，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丑化”“恶化”共产党和红军，使得当地老百姓对党和红军产生疑虑和恐惧心理，加剧了群众工作的难度。为消除群众疑虑，女红军们每到一地，就用贴标语、布告、漫画，演唱歌谣等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宗旨和革命纪律，以此提高群众觉悟，扩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1]83
部队在遵义休整时，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领导工作组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土地，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刘群先等人在工人群众中反复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和革命思想，很受工人们欢迎。危秀英仅一人在遵义先后发动200多名青年加入红军队伍。李伯钊、李坚真、王泉媛、甘棠领导当地“红军之友社”有力配合了红军的地方工作，大批进步群众和知识青年踊跃参军，有的女学生将女红军视为榜样而投身革命。[1]84在红军离开遵义时，许多社员参加了战斗部队，李小侠等10多个女社员还参加了红军总政二支队。“红军之友社”从进入遵义时的100余人迅速发展至1 000余人。红二十五军的7名女护士，既当看护，又当宣传员。她们每到一地，就向群众深入宣传党的革命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号召群众加入革命队伍。她们虽不擅长歌舞，但她们临时编排的小节目深得群众喜爱，每次演出都是人山人海。
此外，女红军还是民族政策的忠实捍卫者和执行者。妇女独立团为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在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的镇江关、茂县、理县、威州一带，冒着生命危险访问贫苦群众，帮助群众劳动生产，做家务活，宣传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感动和教育少数民族群众，解除他们对红军的误解，使群众从内心接受红军，并主动帮助红军。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甚至加入红军队伍，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这些地区的群众基础。
（三）反对分裂图谋
反对部队中的各种错误思想，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决定北上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然而，张国焘却坚持右倾分裂思想，反对党中央北上策略，给党内、军内造成空前的政治危机。广大红军指战员及女红军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
李伯钊在张国焘的巨大压力下，曾在长征中写下几首歌颂南下的歌曲，但在认清张国焘的真实面目后，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决拥护北上方针。[4]143-144李伯钊、刘志坚等依据朱德“留在这里，多做工作……”的指示，[5]经常深入基层连队开展政治工作和文艺宣传活动，启发大家分清路线是非，获得广大红军战士的一致好评。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揭露张国焘的罪行，李伯钊遵照彭德怀的指示，经傅钟找到张国焘在松岗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转交给党中央，为党立了一大功。
1935年9月，林伯渠据情报得知，红四方面军中有一连队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做法，遂指示女战士危秀英设法把他们带出来。危秀英奉命前去，几个受蒙蔽的红四方面战士发现后，立即将其围起来并举起拳头威胁她。危秀英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完成了领出一个连队北上的任务。并向大家耐心解释道：“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要执行中央的决定，怎么能用枪打自己的同志呢？”[1]95她的出色表现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赞扬。在张国焘主持召开的“西进”思想动员大会上，妇女部长刘坚列举大量事实反驳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她的发言得到康克清的高度肯定，称她这个“小钢炮不简单”！[1]98正是由于在革命队伍中有千千万万这样政治上坚定的干部，才使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最终未能得逞，党中央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得到有效保障。
三、吃苦耐劳的好后勤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后勤保障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大事。长征中，红军流动作战，没有稳固可靠的根据地作依托，更没有安置伤病员和补给粮食弹药等物资的后方基地，后勤保障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但红军女战士发挥聪明才智，攻坚克难，为完成各项后勤保障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主力部队后勤保障的中坚力量。
（一）救死扶伤
长征中，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伤病员与日俱增，后方保障、医疗器械及药品等极度紧缺，使得医护工作举步维艰。虽条件差、任务重，但作为医护人员中的骨干力量，女红军们毫无怨言，想方设法攻克难关，完成战场救护、卫生防病和救治伤病员的任务。
战场上，女红军们是与敌拼搏的战斗英雄，是火线上抢救伤员的勇士;在后方，她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是随时待命的“后补”担架员，更是卫生防病工作的主力军。她们为伤病员准备膳食，替他们洗衣、洗脚、擦身……把她们自己忍饥挨饿节省下来的干粮分给伤病员，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痛苦。为了保护伤病员的生命安全，她们更是舍生忘死，不顾一切，甚至牺牲生命。为了保护伤员，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体内留下了17块弹片。妇女独立团的苟贵英为了掩护伤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一幕幕感人事迹为长征这部英雄史诗增添了厚重色彩。时任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的姬鹏飞，称她们是“真正的长征英雄”。
尽管环境恶劣、物质匮乏，但女红军们“吃大苦，耐大劳”。一次，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刚为一个战士换完药，担架队又急忙抬进一位重伤员，由于这位伤员受伤严重，须尽快清洗伤口做截肢手术。可伤员太多，人手不够。王泉媛见状，立即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中，她一边安慰伤员，一边快速为伤员清洗伤口。王泉媛等女战士为护理伤病员，每天仅睡两三个钟头。由于战事频繁，药品紧缺，许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伤口发炎溃烂，气味难闻。有些伤病员疼痛难忍时，对她们大发脾气，甚至大打出手。但她们对此毫不介意，默默忍受，并耐心宽慰伤员。为了尽快解除伤病员的痛楚，王泉媛亲自上山采草药，研制医治疮毒的良药——拔毒王，没有碾药工具，她就用嘴将草药嚼烂给伤员们敷上，她说：“草药用嘴嚼着敷伤口特别好。”[6]202为保证伤员们的清洁卫生，工农医院四分院看护班的女战士经常给伤病员洗伤口、擦身子，在冰冷的河里洗衣服、纱布和绷带，刺骨的雪水将她们的手冻得发紫，肿得像饅头，裂开的一道道口子钻心的痛，可谁都不吭一声。[7]261 女红军们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任劳任怨，堪称现代女性中的楷模。朱德曾说：红军医疗队最为辛苦，医疗队的女同志们不停安慰和帮助病人，没有一点厌烦的样子。陆定一曾指出：医院中的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时时处处慰问和帮助伤病员，总是不知疲倦[8]113。他甚至认为：红星纵队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臂膀，“许多伤员就完了”[9]126。
（二）抬担架、运送物资
抬担架、运送物资是长征中一项极其艰苦繁重的任务，除民夫外，女红军们也担负了这项重任。她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坚定的革命信仰，跟随主力部队穿梭于崇山峻岭、雪山草地之间，圆满完成各项运输任务。
中央红军总卫生部担架连的指导员李桂英和战友们，每天起早贪黑，甚至连队最重的物件——X光机也是由她们抬。1935年，李桂英和战友们过泸定桥时，由于桥面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仅剩几根大铁链，战士们抬着担架和物资在上面难于行走，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物一同跌入波涛汹涌的急流之中。于是，她们用绑腿将担架、药箱绑在身上，抓住铁索匍匐前进，这才将担架、药箱等运过河。李富春称赞她们“不愧为革命劳动妇女的模范”[1]103。
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工兵营承担了重要的运输任务，是一支坚强的运输队，她们用扁担、肩膀进行了顽强拼搏。据统计，妇女工兵营的女战士每人要扛四五十斤的物资。[1]104炊事班长贾德福长征路上一直背着一口大铁锅。当敌机来袭时，她“顾锅不顾命”，无私无畏、一心为公的行为深受同志们的钦佩和赞叹。
1935年，妇女独立团行至川西北时，为了安全通过，她们抬担架时效仿四川抬滑杆报路的方法，上坡、下坎、拐弯或走平路时，喊着号子，前呼后应，硬是征服了一段段空手尚且难行的山路，两次跨过了夹金山。在空气稀薄的党岭山，尽管她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努力，甚至肩膀被压得渗起血肿，脚底打满了血泡，但她们仍坚持不丢下一个伤员。她们说：“你们为革命挂了花，我们怎能扔下你们不管呢？只要有我们在，就绝不丢下一个伤员。”[2]253在二过夹金山，重返懋功、丹巴这段路上，她们没让一个同志掉队，没有落下一位伤员。女红军们高度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使战友们深受感动。朱德夸赞她们“是一支坚强的队伍”[2]253。
（三）筹粮筹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的衣食供给始终是关系长征胜利的大问题，而漫漫征途中筹粮筹款的重担基本都落在了女红军的肩上。她们主要通过打土豪、和平谈判、耐心说服及向沿途群众购买等方式筹集物资。
干部休养连的李坚真是个打土豪的高手，她打土豪既快又准，并研究出了一套打土豪筹集粮款的好方法，即“一眺、二听、三看”。通过此方法不仅能够准确判断情况，而且打得准、打得稳。李坚真等每次打完土豪，都将得来的粮食、现金、肉类、盐巴等悉数交给总后勤供给部，衣物、农具、家具等当场分给群众，并开具清单，注明“红军某部工作队调查组”[1]106，以免事后土豪迫害群众。她们处处为群众着想，替群众解忧的作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许多青壮年都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和挑夫，并踊跃参军。
在行军中途驻扎的短暂间隙外出筹粮筹款，是件困难且危险的任务。长征刚开始不久，刘坚带着妇女团、儿童团和少先队70余名女同志，跟随前方省委领导从杂谷脑前往黑水、芦花为三军团筹粮。可等她们筹粮回来时，部队已开拔，省委领导也走了，只留下张纸条，要求她们跟随一支队前往毛儿盖汇合。可这一带受国民党谣言蛊惑的藏民，常常埋伏在山上向红军打冷枪，人少时，还会冲出来乱砍乱杀，已有不少同志受到迫害。她们遵照命令，集体行动，70余人顺利通过危险区。
红一方面军的女同志将筹粮筹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她们每到一地，便兵分两路去筹粮，一路打土豪，一路发动群众。到达云贵川等地时，由于反动派的造谣、蛊惑，红军到达前，土豪早已不见踪影，群众也躲进深山老林，筹粮异常困难。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筹粮越发困难。女战士李兰香曾回忆道：“我们挺到毛儿盖后，粮食却十分困难，有时买到一头牛，把肉分给伤病员吃，工作人员烧吃牛皮和牛蹄子，就是搞到一些野山葱和草根也难充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只好脱下自己脚上穿的牛皮鞋烧吃……”[4]106饥饿时刻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
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来到藏族同胞聚居区——四川马尔康，总供给部命令妇女独立团筹集粮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与当地反动土司头目勾结，煽动藏民与红军作对，红军到达前，牧民早已赶走了牛羊，藏起了粮食，逃离寨子。为了保障红军的生存和战斗力，当时负责筹粮的两个连队规定：每个女战士每天需收割45斤到50斤青稞。由于粮食就是红军的生命，筹粮就是战斗。为了完成任务，女红军每天天刚亮就出发到地里找青稞，用仅有的工具——剪刀割青稞，大多数人甚至连剪刀都没有，只能徒手拔。晚上回到营地，她们还要用手将青稞粒搓下来，烘干脱皮装袋。有时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她们不停地拔呀、搓呀，没几天功夫，干部、战士们的双手都打满了血泡，针尖似的稞芒扎在血肉模糊的手上，十指连心，疼痛难忍”[1]109-110，但她們总是满腔热情地去完成任务。手不能搓了，就用自己的夹被或衣服把青稞麦穗包起来揉搓。刘坚表示：“大家心里想的是，只要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吃点苦，受点累算得了什么。”[2]254在她们的无私付出和辛苦努力下，红军在长征中的衣食物资得到了有效保障。
（四）制造被服
解决部队的穿戴问题，在战时是个既重要又迫切的任务。频繁的行军作战，红军战士们的衣物早已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衣不蔽体。为了保障部队被服供应，女红军们毅然加入制造被服、解决军需供应的后勤队伍。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队来到中窝坝小喇嘛寺，这里盛产羊毛。总后勤部部长郑义斋立即动员女战士们纺毛线、织毛衣。他说，前线的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同敌人浴血奋战，不久又要北上过雪山草地，我们要充分利用这里的羊毛，尽快缝织羊毛衣，让战士们穿得暖暖和和，好打胜仗。[1]111起初，没有搓羊毛工具，她们就用粘土揉成鸡蛋大小的泥球，插上树枝，作为搓线工具。可是这种工具搓线速度慢，还费人工。后来，一个木工师傅制造了手摇纺车，极大地提高了纺线速度。经过两月有余的不懈努力，她们终于将所有的羊毛都织成了毛衣。织成的毛衣虽不美观，但穿起来却很暖和，不少红军战士就是靠着这些毛衣熬过了雪山草地的风雪严寒。 同年秋，部队过草地时，为了赶制前方战士抵御风寒的冬衣，在军服、棉花和布料奇缺的情况下，保卫局的女战士深入荒山深沟“割棕代布”，制成棕衣为战士们御寒。割棕，首先要砍荆棘开路，棕树又高又大，她们就搭起人梯，从高处往下割，一不小心就会从树上摔下来，划破皮肤，摔坏腿脚。有的同志被毒蛇咬伤，不治身亡。为了战士们早日穿上棕衣，她们割棕回来后，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分工合作制棕衣，即使熬红了双眼也无半句怨言。她们没有麻绳穿棕衣，就用棕绳代替;没有钢针就用竹针。总之，千方百计为解决部队所急需的物资而努力。
（五）修路架桥
长征路上，红军始终处于敌人的追击、堵截、合围之下，为了迅速摆脱敌人，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部署，各路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只能选择人迹罕至、艰险难行的荒径野路、原始森林、雪山草地作为行军路线。她们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凭借超人的意志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经受住了风雪严寒、高山缺氧等恶劣环境的严峻考验和磨砺，硬是从一些前人从未走过，也不曾有路的地方踩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保障了部队的顺利前进。
有一次，红军到达大小金川，马尔康到大藏寺的交通要道——梭磨河被截成数段。妇女独立团肩负起跨河架桥的任务，经过几昼夜的连续奋战，她们终于架起了几座桥梁，把大路连接起来。当大部队过河前夕，桥已被土匪破坏。为了使部队和担架迅速通过，连长王学农带领一排女战士扛着木板，架起了一座人桥，尽管河水冰冷刺骨，汹涌奔腾，但她们却像铁柱般挺立在河中一动不动，直到部队和伤员全部安全通过[1]109-110。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山时，妇女独立团随前卫部队清除冰雪，疏通道路，尽管雪山如钢铁般坚硬，但她们依然凿出了一条“天梯”，按時完成了开路任务，许多女红军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血泪史，同时也是一部英雄史。“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3]149-150在这部英雄史诗中，女红军们矢志不渝、追求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钢铁般的超人意志和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拼搏精神，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人间奇迹，铸就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时代楷模，谱写了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长征精神。经过长征锤炼的女红军们也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虽身处和平年代，但是，我们走得再远，走向再光辉的未来，都不能忘记过去，更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女红军们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范，学习她们的英雄事迹，将她们的高风亮节和革命精神作为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助力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参考文献：
[1] 李安葆，刘录开.女红军长征记[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马宏伟，张铁志.长征中的女红军[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5] 刘志坚.安息吧，共过患难的伯钊同志[N].人民日报，1985-05-12.
[6] 解放日报.长征亲历者实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7] 星火燎原（五）[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
[8] 邓中夏.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9]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过家鼎，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刘中雁】
关键字：女红军;长征;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1-034-07
女红军作为长征队伍中的重要群体，在长征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服生理极限，为争取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中国革命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的光辉奇迹。
一、英勇善战的巾帼英雄
长征途中，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对红军一路穷追不舍、围追堵截，加之地方军阀和地方武装的突袭阻击，一边行军一边打仗成为女红军们的日常活动。邓颖超曾回忆：“在长征中，我们要同敌人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和九省地方军阀的军队多次作战，边走边打，既要冲破前边拦路的敌人，还要击退后面的追兵……”[1]47尽管条件艰苦，但女红军浴血奋战，奋勇抗敌，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成为长征队伍中的重要战斗力。
中央干部休养连（除年老、受伤的中高级干部外，主要以中央红军中的30名女红军为主，也包括个别年少的小红军，主要负责照顾老弱伤病的休养干部，并负责沿路筹粮筹款、雇请民夫、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等工作）虽属于非战斗部队，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1934年秋，干部休养连在湘赣交界处，在敌众我寡的劣势下，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危秀英，副部长吴富莲等人带领休养连同敌人英勇战斗，成功安全转移。1935年春，她们向赤水河前進时，途中突遇一路敌人，当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过去，后面的警卫营还未赶到，紧要关头，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邓颖超拖着病体指挥战士们顽强抗敌，直至大部队赶到。李坚真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带领警卫员护送连队女干部和老同志有序撤离，在她们的沉着应战和冷静指挥下，伤病员、老同志和女干部们成功转移。被称为“红军女司令”的康克清，更是亲自带兵打仗，屡建奇功。这些鲜活的史实将女红军不畏强敌、攻坚克难、沉着指挥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巾帼劲旅，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铮铮铁骨的巾帼英雄气概。1935年3月31日，在四川剑阁，妇女独立团密切配合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坚守剑阁城，击溃了军阀田颂尧部的一个旅，俘虏了敌军旅长，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战利品。同年5月，在四川绵竹，她们又痛歼了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斗中，她们配合主力部队在宝兴灵官镇、芦山县作战，连连取胜，为部队造成东下川西平原，直攻成都的有利态势。[2]3906月，红四方面军驻守镇江关、茂县、理县、威州一带时，妇女独立团主动请缨，消灭了当地一股为非作歹、祸害藏汉人民的匪徒，为当地人民除了害。并将缴获的粮食、盐巴等战利品分给当地穷苦百姓，赢得藏族同胞的拥护和爱戴，纷纷称她们为“女菩萨兵”，总部对她们也进行了嘉奖。[2]390后来，在百丈一战、岷洮西战役和抢占天险腊子口等战役中，也都有她们的身影。
二、政治工作中的精兵强将
政治工作是红军克敌制胜、完成战略转移任务的重要保证，更是“红军的生命线”。女红军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一支生力军，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方式，向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政治思想，传播革命正能量，以唤起他们的政治自觉，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振奋他们的革命精神。
（一）宣传鼓动工作
当时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刘坚认为，长征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一门“艺术”，从事这门“艺术”活动的大都是女同志。她们用唱山歌、打快板、讲故事、喊口号、画漫画、贴标语等形式鼓舞士气，活跃气氛，缓解频繁战斗和长途行军带来的疲惫和倦怠。
刘坚经常带领宣传队的女同志在部队途经地唱莲花落，说快板，组织啦啦队，为部队鼓劲打气。翻越党岭山时，为了鼓励战士们快速前进，她们在半山坡上唱道：“党岭山，三百三;路难走，山难翻，山高，高不过我们的脚背;路难走，难不倒我们两条腿……”[2]253在她们的鼓动下，战士们的情绪始终比较高涨，有时还跟着学唱，消除了行军疲劳。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用行军竞赛的形式鼓舞士气。宣传队员卢桂秀同战友们在行军途中现编了一首男女对唱的山歌，为大家带来不少欢乐。
长征期间，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蔡畅、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英、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学校教员李伯钊等女干部都是做政治工作的模范。她们利用行军间隙，坚持做政治宣传工作，有效提升了红军士气。蔡畅在长征路上，经常唱一些革命歌曲，如《国际歌》《马赛曲》等，激励战友们的斗志。康克清用亲切风趣的话语鼓励小女战士们，为她们增添了克服千难万险的勇气和力量。能歌善舞的李伯钊，在长征中一面积极做群众工作，一面开展部队文艺活动，被誉为“赤色明星”。她和陆定一编写的《一、四方面军汇合歌》，深受广大战友们的欢迎，在红军中广为流传。此外，做好民夫的宣传鼓动工作也是女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贺子珍因经常主动看护、照顾民夫和伤病员，被誉为“民夫的贴心人”“不是政治战士的政治战士”[1]82。
（二）群众动员工作
“发动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帮助地方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成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是随着长征的开始就展开了。”[2]254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种“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3]139。长征中，女红军随部队走到哪里，就将群众工作开展到哪里，革命的火种也随之撒播到哪里。 然而，在长征中开展群众工作并非易事，由于部队所经之地大都是国统区，这些地方的群众对红军和共产党缺乏了解，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丑化”“恶化”共产党和红军，使得当地老百姓对党和红军产生疑虑和恐惧心理，加剧了群众工作的难度。为消除群众疑虑，女红军们每到一地，就用贴标语、布告、漫画，演唱歌谣等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宗旨和革命纪律，以此提高群众觉悟，扩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1]83
部队在遵义休整时，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领导工作组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土地，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刘群先等人在工人群众中反复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和革命思想，很受工人们欢迎。危秀英仅一人在遵义先后发动200多名青年加入红军队伍。李伯钊、李坚真、王泉媛、甘棠领导当地“红军之友社”有力配合了红军的地方工作，大批进步群众和知识青年踊跃参军，有的女学生将女红军视为榜样而投身革命。[1]84在红军离开遵义时，许多社员参加了战斗部队，李小侠等10多个女社员还参加了红军总政二支队。“红军之友社”从进入遵义时的100余人迅速发展至1 000余人。红二十五军的7名女护士，既当看护，又当宣传员。她们每到一地，就向群众深入宣传党的革命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号召群众加入革命队伍。她们虽不擅长歌舞，但她们临时编排的小节目深得群众喜爱，每次演出都是人山人海。
此外，女红军还是民族政策的忠实捍卫者和执行者。妇女独立团为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在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的镇江关、茂县、理县、威州一带，冒着生命危险访问贫苦群众，帮助群众劳动生产，做家务活，宣传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感动和教育少数民族群众，解除他们对红军的误解，使群众从内心接受红军，并主动帮助红军。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甚至加入红军队伍，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这些地区的群众基础。
（三）反对分裂图谋
反对部队中的各种错误思想，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决定北上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然而，张国焘却坚持右倾分裂思想，反对党中央北上策略，给党内、军内造成空前的政治危机。广大红军指战员及女红军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
李伯钊在张国焘的巨大压力下，曾在长征中写下几首歌颂南下的歌曲，但在认清张国焘的真实面目后，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决拥护北上方针。[4]143-144李伯钊、刘志坚等依据朱德“留在这里，多做工作……”的指示，[5]经常深入基层连队开展政治工作和文艺宣传活动，启发大家分清路线是非，获得广大红军战士的一致好评。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揭露张国焘的罪行，李伯钊遵照彭德怀的指示，经傅钟找到张国焘在松岗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转交给党中央，为党立了一大功。
1935年9月，林伯渠据情报得知，红四方面军中有一连队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做法，遂指示女战士危秀英设法把他们带出来。危秀英奉命前去，几个受蒙蔽的红四方面战士发现后，立即将其围起来并举起拳头威胁她。危秀英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完成了领出一个连队北上的任务。并向大家耐心解释道：“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要执行中央的决定，怎么能用枪打自己的同志呢？”[1]95她的出色表现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赞扬。在张国焘主持召开的“西进”思想动员大会上，妇女部长刘坚列举大量事实反驳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她的发言得到康克清的高度肯定，称她这个“小钢炮不简单”！[1]98正是由于在革命队伍中有千千万万这样政治上坚定的干部，才使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最终未能得逞，党中央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得到有效保障。
三、吃苦耐劳的好后勤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后勤保障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大事。长征中，红军流动作战，没有稳固可靠的根据地作依托，更没有安置伤病员和补给粮食弹药等物资的后方基地，后勤保障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但红军女战士发挥聪明才智，攻坚克难，为完成各项后勤保障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主力部队后勤保障的中坚力量。
（一）救死扶伤
长征中，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伤病员与日俱增，后方保障、医疗器械及药品等极度紧缺，使得医护工作举步维艰。虽条件差、任务重，但作为医护人员中的骨干力量，女红军们毫无怨言，想方设法攻克难关，完成战场救护、卫生防病和救治伤病员的任务。
战场上，女红军们是与敌拼搏的战斗英雄，是火线上抢救伤员的勇士;在后方，她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是随时待命的“后补”担架员，更是卫生防病工作的主力军。她们为伤病员准备膳食，替他们洗衣、洗脚、擦身……把她们自己忍饥挨饿节省下来的干粮分给伤病员，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痛苦。为了保护伤病员的生命安全，她们更是舍生忘死，不顾一切，甚至牺牲生命。为了保护伤员，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体内留下了17块弹片。妇女独立团的苟贵英为了掩护伤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一幕幕感人事迹为长征这部英雄史诗增添了厚重色彩。时任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的姬鹏飞，称她们是“真正的长征英雄”。
尽管环境恶劣、物质匮乏，但女红军们“吃大苦，耐大劳”。一次，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刚为一个战士换完药，担架队又急忙抬进一位重伤员，由于这位伤员受伤严重，须尽快清洗伤口做截肢手术。可伤员太多，人手不够。王泉媛见状，立即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中，她一边安慰伤员，一边快速为伤员清洗伤口。王泉媛等女战士为护理伤病员，每天仅睡两三个钟头。由于战事频繁，药品紧缺，许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伤口发炎溃烂，气味难闻。有些伤病员疼痛难忍时，对她们大发脾气，甚至大打出手。但她们对此毫不介意，默默忍受，并耐心宽慰伤员。为了尽快解除伤病员的痛楚，王泉媛亲自上山采草药，研制医治疮毒的良药——拔毒王，没有碾药工具，她就用嘴将草药嚼烂给伤员们敷上，她说：“草药用嘴嚼着敷伤口特别好。”[6]202为保证伤员们的清洁卫生，工农医院四分院看护班的女战士经常给伤病员洗伤口、擦身子，在冰冷的河里洗衣服、纱布和绷带，刺骨的雪水将她们的手冻得发紫，肿得像饅头，裂开的一道道口子钻心的痛，可谁都不吭一声。[7]261 女红军们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任劳任怨，堪称现代女性中的楷模。朱德曾说：红军医疗队最为辛苦，医疗队的女同志们不停安慰和帮助病人，没有一点厌烦的样子。陆定一曾指出：医院中的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时时处处慰问和帮助伤病员，总是不知疲倦[8]113。他甚至认为：红星纵队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臂膀，“许多伤员就完了”[9]126。
（二）抬担架、运送物资
抬担架、运送物资是长征中一项极其艰苦繁重的任务，除民夫外，女红军们也担负了这项重任。她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坚定的革命信仰，跟随主力部队穿梭于崇山峻岭、雪山草地之间，圆满完成各项运输任务。
中央红军总卫生部担架连的指导员李桂英和战友们，每天起早贪黑，甚至连队最重的物件——X光机也是由她们抬。1935年，李桂英和战友们过泸定桥时，由于桥面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仅剩几根大铁链，战士们抬着担架和物资在上面难于行走，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物一同跌入波涛汹涌的急流之中。于是，她们用绑腿将担架、药箱绑在身上，抓住铁索匍匐前进，这才将担架、药箱等运过河。李富春称赞她们“不愧为革命劳动妇女的模范”[1]103。
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工兵营承担了重要的运输任务，是一支坚强的运输队，她们用扁担、肩膀进行了顽强拼搏。据统计，妇女工兵营的女战士每人要扛四五十斤的物资。[1]104炊事班长贾德福长征路上一直背着一口大铁锅。当敌机来袭时，她“顾锅不顾命”，无私无畏、一心为公的行为深受同志们的钦佩和赞叹。
1935年，妇女独立团行至川西北时，为了安全通过，她们抬担架时效仿四川抬滑杆报路的方法，上坡、下坎、拐弯或走平路时，喊着号子，前呼后应，硬是征服了一段段空手尚且难行的山路，两次跨过了夹金山。在空气稀薄的党岭山，尽管她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努力，甚至肩膀被压得渗起血肿，脚底打满了血泡，但她们仍坚持不丢下一个伤员。她们说：“你们为革命挂了花，我们怎能扔下你们不管呢？只要有我们在，就绝不丢下一个伤员。”[2]253在二过夹金山，重返懋功、丹巴这段路上，她们没让一个同志掉队，没有落下一位伤员。女红军们高度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使战友们深受感动。朱德夸赞她们“是一支坚强的队伍”[2]253。
（三）筹粮筹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的衣食供给始终是关系长征胜利的大问题，而漫漫征途中筹粮筹款的重担基本都落在了女红军的肩上。她们主要通过打土豪、和平谈判、耐心说服及向沿途群众购买等方式筹集物资。
干部休养连的李坚真是个打土豪的高手，她打土豪既快又准，并研究出了一套打土豪筹集粮款的好方法，即“一眺、二听、三看”。通过此方法不仅能够准确判断情况，而且打得准、打得稳。李坚真等每次打完土豪，都将得来的粮食、现金、肉类、盐巴等悉数交给总后勤供给部，衣物、农具、家具等当场分给群众，并开具清单，注明“红军某部工作队调查组”[1]106，以免事后土豪迫害群众。她们处处为群众着想，替群众解忧的作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许多青壮年都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和挑夫，并踊跃参军。
在行军中途驻扎的短暂间隙外出筹粮筹款，是件困难且危险的任务。长征刚开始不久，刘坚带着妇女团、儿童团和少先队70余名女同志，跟随前方省委领导从杂谷脑前往黑水、芦花为三军团筹粮。可等她们筹粮回来时，部队已开拔，省委领导也走了，只留下张纸条，要求她们跟随一支队前往毛儿盖汇合。可这一带受国民党谣言蛊惑的藏民，常常埋伏在山上向红军打冷枪，人少时，还会冲出来乱砍乱杀，已有不少同志受到迫害。她们遵照命令，集体行动，70余人顺利通过危险区。
红一方面军的女同志将筹粮筹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她们每到一地，便兵分两路去筹粮，一路打土豪，一路发动群众。到达云贵川等地时，由于反动派的造谣、蛊惑，红军到达前，土豪早已不见踪影，群众也躲进深山老林，筹粮异常困难。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筹粮越发困难。女战士李兰香曾回忆道：“我们挺到毛儿盖后，粮食却十分困难，有时买到一头牛，把肉分给伤病员吃，工作人员烧吃牛皮和牛蹄子，就是搞到一些野山葱和草根也难充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只好脱下自己脚上穿的牛皮鞋烧吃……”[4]106饥饿时刻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
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来到藏族同胞聚居区——四川马尔康，总供给部命令妇女独立团筹集粮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与当地反动土司头目勾结，煽动藏民与红军作对，红军到达前，牧民早已赶走了牛羊，藏起了粮食，逃离寨子。为了保障红军的生存和战斗力，当时负责筹粮的两个连队规定：每个女战士每天需收割45斤到50斤青稞。由于粮食就是红军的生命，筹粮就是战斗。为了完成任务，女红军每天天刚亮就出发到地里找青稞，用仅有的工具——剪刀割青稞，大多数人甚至连剪刀都没有，只能徒手拔。晚上回到营地，她们还要用手将青稞粒搓下来，烘干脱皮装袋。有时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她们不停地拔呀、搓呀，没几天功夫，干部、战士们的双手都打满了血泡，针尖似的稞芒扎在血肉模糊的手上，十指连心，疼痛难忍”[1]109-110，但她們总是满腔热情地去完成任务。手不能搓了，就用自己的夹被或衣服把青稞麦穗包起来揉搓。刘坚表示：“大家心里想的是，只要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吃点苦，受点累算得了什么。”[2]254在她们的无私付出和辛苦努力下，红军在长征中的衣食物资得到了有效保障。
（四）制造被服
解决部队的穿戴问题，在战时是个既重要又迫切的任务。频繁的行军作战，红军战士们的衣物早已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衣不蔽体。为了保障部队被服供应，女红军们毅然加入制造被服、解决军需供应的后勤队伍。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队来到中窝坝小喇嘛寺，这里盛产羊毛。总后勤部部长郑义斋立即动员女战士们纺毛线、织毛衣。他说，前线的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同敌人浴血奋战，不久又要北上过雪山草地，我们要充分利用这里的羊毛，尽快缝织羊毛衣，让战士们穿得暖暖和和，好打胜仗。[1]111起初，没有搓羊毛工具，她们就用粘土揉成鸡蛋大小的泥球，插上树枝，作为搓线工具。可是这种工具搓线速度慢，还费人工。后来，一个木工师傅制造了手摇纺车，极大地提高了纺线速度。经过两月有余的不懈努力，她们终于将所有的羊毛都织成了毛衣。织成的毛衣虽不美观，但穿起来却很暖和，不少红军战士就是靠着这些毛衣熬过了雪山草地的风雪严寒。 同年秋，部队过草地时，为了赶制前方战士抵御风寒的冬衣，在军服、棉花和布料奇缺的情况下，保卫局的女战士深入荒山深沟“割棕代布”，制成棕衣为战士们御寒。割棕，首先要砍荆棘开路，棕树又高又大，她们就搭起人梯，从高处往下割，一不小心就会从树上摔下来，划破皮肤，摔坏腿脚。有的同志被毒蛇咬伤，不治身亡。为了战士们早日穿上棕衣，她们割棕回来后，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分工合作制棕衣，即使熬红了双眼也无半句怨言。她们没有麻绳穿棕衣，就用棕绳代替;没有钢针就用竹针。总之，千方百计为解决部队所急需的物资而努力。
（五）修路架桥
长征路上，红军始终处于敌人的追击、堵截、合围之下，为了迅速摆脱敌人，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部署，各路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只能选择人迹罕至、艰险难行的荒径野路、原始森林、雪山草地作为行军路线。她们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凭借超人的意志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经受住了风雪严寒、高山缺氧等恶劣环境的严峻考验和磨砺，硬是从一些前人从未走过，也不曾有路的地方踩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保障了部队的顺利前进。
有一次，红军到达大小金川，马尔康到大藏寺的交通要道——梭磨河被截成数段。妇女独立团肩负起跨河架桥的任务，经过几昼夜的连续奋战，她们终于架起了几座桥梁，把大路连接起来。当大部队过河前夕，桥已被土匪破坏。为了使部队和担架迅速通过，连长王学农带领一排女战士扛着木板，架起了一座人桥，尽管河水冰冷刺骨，汹涌奔腾，但她们却像铁柱般挺立在河中一动不动，直到部队和伤员全部安全通过[1]109-110。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山时，妇女独立团随前卫部队清除冰雪，疏通道路，尽管雪山如钢铁般坚硬，但她们依然凿出了一条“天梯”，按時完成了开路任务，许多女红军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血泪史，同时也是一部英雄史。“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3]149-150在这部英雄史诗中，女红军们矢志不渝、追求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钢铁般的超人意志和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拼搏精神，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人间奇迹，铸就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时代楷模，谱写了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长征精神。经过长征锤炼的女红军们也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虽身处和平年代，但是，我们走得再远，走向再光辉的未来，都不能忘记过去，更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女红军们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范，学习她们的英雄事迹，将她们的高风亮节和革命精神作为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助力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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