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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举措，是国家发展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的需要。在实践“文化强国”战略中，当务之急是要提出一项适合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文化发展战略，切实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这个新文化战略的根本点，就在于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和谐；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根本点在于重塑以“仁”为道、以“义礼智信忠廉和敬”为常德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中华和文化；“文化强国”战略；“多元和谐”；“一道八德”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3-0009-07
一、“文化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题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项战略的提出并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外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的。
其一，在国际上，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已经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是何种文化形态，也无论你是欢迎还是抗拒，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这个全球化、现代化潮流的主要标志，就是经济贸易体制的市场化与自由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与多极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法治化与人文化，文化交流的网络化与价值观念的趋同化。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博爱、科学，等等，正在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全人类普遍接受的观念与理想。这个潮流汹涌澎湃，诚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正如中东国家某些极权腐败的统治者，在民主化的潮流面前陆续垮台、身败名裂，被民主化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那么，在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面前，我们中国何以自处，又拿什么去与世界现代文明进行对话？这是摆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面前极为严峻的机遇与挑战。
其二，自1978年以来，中国从以往的政治挂帅、不断革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到2010年的国家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占据了世界第2位，从而正式进入“和平崛起”新阶段。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物质富裕所带来的问题是贫富分化、吏治腐败、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的涌现和人民对政府信任度的递减。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提出正确的文化战略、迫切需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的时候了。
其三，从文化背景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政治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长期处在被批判否定的地位，人们往往将中国落后的原因都归咎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身上。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东亚现代化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证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没有阻碍中国以及东亚国家与地区（指日本、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反而在激励人心、稳定社会、导正社会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仁爱、礼义、诚信、和谐、中庸等核心价值观念也被证明是具有现代性与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在这一背景下，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个儒学与国学的复兴运动开始在中国悄然兴起。人们开始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审视与论述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资源特别受到人们的青睐，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党全民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号召。儒家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论述，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因为文化在未来世界变革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所以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就刻不容缓了。
二、中华和文化的思想资源
在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文化资源。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道家或佛教，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人与人的和以及全社会、全世界的和，从而形成了有别于法家专制主义、西方征服主义及斗争哲学传统的和文化传统。
儒家的和文化观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讲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整体之和。其典型的范畴与命题即张载所概括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以及程、朱强调的“万物一体”思想。第二层次是讲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群体之和。《尚书?尧典》所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思想，宣扬的是邦国之间、族群之间的群体和谐，而《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理想，实质上是提倡保持“多元和谐”的“大和”（即最高境界的和谐）社会理想。第三层次是讲个人身心的道德之和。儒家一向把“和”与“中”作为保持人际关系和谐相处的崇高道德观念。《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是将个人的喜怒哀乐自然情感升华到致中达和的道德理性。该篇又引孔子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言，把“中庸之德”作为判别君子、小人的道德标准。《论语》中记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记有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学而》），这都是强调个人道德和谐的明证。
概言之，儒家的和文化观，是整体和谐、群体和谐与道德和谐的辩证和谐观，是以承认“不同”为前提而以“太和”为最高境界的多元和谐观。而儒家多元和谐观的基本价值观，则是以仁、和为核心，以义、礼、智、信、忠、敬、廉、耻为主要范畴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体系。 古代墨家的基本主张也是追求社会和谐与人际关系和谐的。在墨家的“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思想主张里，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与和谐思想。墨家认为，天下之所以产生祸乱、篡夺与怨恨情仇，是由于“不相爱”的缘故，而救治乱世的根本办法，即在于“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上》中的“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是“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又说：“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家理想的天下大治标准是：人与人相亲相爱，国与国和平共处，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父子各守道德名分的社会理想，这是一幅和谐社会蓝图，与儒家“小康”社会理想殊途同归。因此，我们可以将墨家的和文化观概括为以“兼爱”为中心的“社会和谐”观。
如果说儒家与墨家的和文化观是一种积极有为的“道德和谐”观的话，那么道家的和文化观可以说是一种主张“和气生物”的“自然和谐”观。这个“自然和谐”观的典型话语，就是道家原始经典《老子》中的三句话。其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这是说人道的法则效法天地运行之道，天地之道的法则自然而然，所以人道也是自然而然的。其二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这是道家的宇宙生成论。“道”是世界本原。“一”指“宇宙”（天地），宇宙由道而生；“二”指阴、阳二气，二气生于天地；“三”指阴阴二气相互作用产生的“和气”，和气化生万物。其三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这是说，了解“和”的境界才算懂得根本之道，懂得根本之道才算得上聪明。这三句话，说明了道家的和文化观，是崇尚自然的“自然和谐”观。
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陶冶心性、倡导平等和谐的和平主义宗教，尤其是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儒家仁爱和谐与道家自然和谐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一套和平和谐理论。在传统佛教的规仪中有所谓“六和敬”，即教徒生活的六大准则，其内容为：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这个“六和敬”，既可以视为教内保持和谐境界的清规戒律，也可以视为佛教徒处世接物的人生态度，而其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和”。无独有偶，2006年4月，在南天佛国普陀山举行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普陀山宣言》，宣言提出了当代佛教界的“新六和”理念，即“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这个“新六和”理念，正是当代佛教价值观的生动表述，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同样是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宗教界的济世爱民情怀。
综上所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或佛教，都有丰富的和文化资源，都十分重视和的协调作用。
三、弘扬和文化的现实意义
中华和文化传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有利于统治阶级赢得民心、稳定社会、巩固政权，有利于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有利于促进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维系多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明初的“洪武之治”，都是天下大乱之后统治者采取“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的儒道兼有的民本思想和德治政策所收到的政治成效。
毋庸置疑，在建设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大力弘扬和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意义主要有三点：
第一，弘扬和文化，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中国人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型，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迈入了“和平崛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但在大好形势和光明前景面前，还存在祥和气象下的阴霾，和谐格局中的不和谐因素。例如，商业欺诈、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危害人民健康问题、过度开发资源造成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贻害子孙的问题，某些党政官员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所暴露的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和干部队伍的道德堕落问题，某些政府机构与企事业单位铺张浪费、奢华无度、挥霍国家财富、损害公民权益问题，如此等等，都隐藏着不和谐、不安定的因素，需要认真对待、妥善解决。老子曰：“六亲不和，焉有孝慈；邦家昏乱，焉有贞臣”（《老子》第18章），是颇有些辩证思维的。正是因为有许多不和谐因素存在，我们才更需要大力弘扬和谐文化，以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自觉与道德自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宏伟目标。
第二，弘扬和文化是台海两岸人民实现“和平统一、互利双赢”的需要。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海峡两岸的人民至今仍处于分治状态，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基本事实。近20多年来，台海两岸人民经济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同胞情谊日益加深，希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但少数“台独分子”挑拨族群关系和两岸关系、顽固坚持其分裂国家的台独立场，国际上也有一股反华势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推行其“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阴谋，因此，我们在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必须坚决揭露、打击台独分裂阴谋。但发展两岸关系的战略重点还是应当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坚持两岸人民“平等协商、互利双赢”的原则。而中华和文化是台海两岸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我们通过对和文化传统的弘扬与传承，能使两岸人民理性了解“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大道理，明白台海两岸“和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利害关系。我们相信，中华和文化传统将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日益显示其思想的威力。
第三，弘扬和文化、普及多元和谐价值观，是扩大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仅成了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持肯定、欢迎态度的，但也有些持偏见的国家表示忧虑，国际上的右翼反华势力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者趁机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与分裂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国粹主义”者被中国的发展冲昏头脑，在那里鼓吹“中国世纪论”或“中国文化世纪论”，认为21世纪将是西方文化全面衰落、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这种“中国世纪论”表面上似乎鼓舞人心，但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其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冷战时期一方压倒另一方、一方统治另一方的斗争哲学模式上，实质上是在文化理论上授人以柄，容易被人利用来作为“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理论素材，也是与中华和文化传统及“文化强国”战略思维格格不入的。这也更加凸现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弘扬和文化的重要意义。我们应当看到，西方文化在21世纪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尽管不可能再像20世纪那样强势，但并没有出现所谓“全面衰落”的迹象，且不说由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所带动的科技文明正在日新月异地造福于人类，单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观正日益显示其普世性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这一点而言，也可以证明西方文明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也不至于全面衰落，而东方文化尽管正伴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崛起而走向全面复兴，但以中华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就其本质特性而言是一种和谐、和平的文化，即便在21世纪取得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地位，也决不会去谋求压倒西方、统治世界的文化霸权。因此，我们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时，既要摈弃西方文明中心论，也要拒绝东方文明中心论，而应以坚持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交流互补、共存并进的文化和谐主义为旨归。 四、如何发挥和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弘扬中华和文化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么在当前，如何深入发掘、充实与弘扬和文化传统以服务于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呢？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提出一项与时俱进、适合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文化发展战略，大幅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我们应当承认，过去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战略方针在发展文艺事业方面曾经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由于极“左”思潮和斗争哲学的干扰，“双百”方针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在经历“文革”之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启蒙与30多年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后，中国的社会面貌与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因而，在阶级斗争年代里提出的“双百”方针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很有必要提出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文化战略。笔者认为，这个新文化战略的根本点，就在于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和谐；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所谓“一元主导，多元和谐”，就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同时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与包括现代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化的多元存在与竞争和谐、共存共荣的格局，吸取多元文化的精华，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大局服务；所谓“会通古今，兼融中西”，就是深入发掘、融会贯通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有益知识及其人文精神，达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与兼融互摄，以创建富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战略服务。当然，在弘扬中华和文化传统以服务于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中，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的理论局限，例如，竞争精神的不足、功利意识的淡薄、法治传统的缺乏、制度建设的忽略，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借鉴和融摄其他异质文化的积极因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
在笔者看来，要充分发挥和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作用，必须在“一元主导，多元和谐；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总体战略指导下，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努力，以求全面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第一，重塑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自觉。在实现“文化强国”战略中，中心的任务就是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点就在于深入发掘与重塑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因为核心价值观是最能集中反映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传统的根本精神和创造力的。
历经数千年文明发展的洗礼，中华文化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道德人文主义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套核心价值体系中包含着30多个价值范畴，如仁、义、礼、智、信，中、和、恭、敬、敏，孝、悌、忠、勇、爱，强、恕、敢、助、惠，温、良、谦、让、顺，节、俭、勤、坚、韧，清、正、廉、耻、洁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在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各个德目，并非都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而是有体用之分，有根本之德，有常用之德，也有关键之德。所谓体用之分，就是根本之德与常用之德的区分，根本之德是道之体，常用之德是道体之用。所谓关键之德，就是这个价值体系中起关键作用的价值范畴。
那么，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根本之德是什么，常用之德有哪些，关键之德又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根本之德是仁，常用之德是义、礼、智、信、忠、廉、和、敬，关键之德是和。
儒家创始人孔子虽然提出了20多个道德价值概念，但讲得最多的是仁。仁是孔子学说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是具有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的道德范畴。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的确立。孟子认为，“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道只有两类，一类是仁道，一类是不仁之道。这是对孔子核心理念的最精辟概括。
“仁”是什么？其基本涵义有三：一是人，即所谓“仁者人也”，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在；二是德，孔子所谓“仁者爱人”的基本涵义，就是有道者的根本之德在于爱一切人；三是根本之道，诚如孔子所云“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礼记》），意谓政治的要义在于以人为本，衡量人的标准看其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根本原则在于实践仁道。从其特质而言，仁是内在于人的心理自觉，即道德自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揭示了仁的这种特质。但这种道德自觉，并非先天具备，而是后天修养而成的。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指明了仁是通过自我修养回归礼义最终达到“仁道”境界的道路。
以仁为中华文化根本之德的理论主张，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特质。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承认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就必须承认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宰权，就必须承认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其逻辑的发展必然是从民本走向民主。中国思想史上，从孔子的“仁者人也”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再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的命题，正是体现了从人本、民本到民主的思想发展逻辑。
那么，仁与其他德目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先儒其实早已作出明确回答。例如，宋儒程颢曰：“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又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二程集》，第14、16页）可见，在先儒看来，仁与其他德目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是道之用；仁是道德的核心，其他德目是仁的表现形式。因此，将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理念，是符合中华文化基本特质的。
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除了仁为根本之德外，常见常用的德目是义、礼、智、信、忠、廉、和、敬八大理念。“义者宜也”，“义”就是合理、适当、公平、公义。“礼者序也”，“礼”就是适度、有序、守礼、守法。“智”是指知识的积累、认知的能力与智慧的运用。“信”即诚信，其基本涵义是诚实、守信、践诺、守法，尊重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忠”在古代主要是指臣忠于君的为臣之道，也引申为忠于国家社稷、忠于人事。今天，“忠”的涵义更加广大，包含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等多重涵义，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理念。“廉”的基本涵义是廉洁奉公。《周礼?天官冢宰》就已提出从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个方面考核官吏的廉德，称为“六计”。《管子?牧民》篇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可见廉德的重要。“和”是中道，其基本涵义是执两用中，和而不同。“敬”有敬天、敬祖、敬父母、敬师长、敬朋友，敬业等多重涵义。《周易》讲“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论“孝”以“敬”为人兽之别。宋明儒家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都把“敬”列为常用大德。 那么，为什么又以和为关键之德呢？因为和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是起综合、协调作用的范畴，儒家所谓“和为贵”、“和而不同”，道家所谓“和生万物”，释家所谓“体道用和”，都表明了和范畴的综合性特色，说明和是综合诸德的关键性范畴。
总之，我们在讨论和文化在建设“文化强国”实践中的作用时，应当把提炼与重塑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放在首位，要使全体国民都认识到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其现代性与普世性，从而提高每个公民的文化自觉。
第二，深层次改革现行文化体制，使国家文化体制适应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的潮流发展的需要。应当承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天起，我国的文化体制是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相辅相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来自于两大传统，一是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强力主导、干预的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来自于“苏联老大哥”的列宁、斯大林式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计划经济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战略是由国家集权（实际上是一党集权）的、独尊斗争哲学的思想文化专制体制。这一文化体制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反胡风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运动和60-70年代的大批判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达到了思想文化专制的顶峰，从而造就了一个极其僵化的、扼杀文化创新的文化体制。这个文化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和生杀予夺大权都掌握在一党甚至是一人手中，批判与否定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所积淀、传承下来的思想精华与优秀文化传统，堵塞或封杀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存在与竞争共荣的道路。尤其是在反右派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出现了一家独鸣、一花独放、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样板戏和语录歌“唱红天下”的荒唐情景。这种僵化专制的文化体制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以后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后才有改观。此后开始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与文化上的反思创新，逐步清除了怀疑、打倒一切的极“左”政治思潮和全盘反传统思潮，逐渐恢复了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权威。然而正像“文革”中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所说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长期以来危害中国的极“左”政治路线虽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初步清算，但文化专制体制的运转惯性及与之相呼应的极“左”思潮的思想惯性并未能彻底清除，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例如，社会上流行的官本位、权本位的思维方式与择业取向、电视连续剧《河殇》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批判否定、互联网站“乌有之乡”所代表的极“左”派对极“左”政治的崇拜与神往、近年来在重庆等城市死灰复燃的“唱红”文化、史学界某些名家对儒学复兴与国学复兴趋势的怀疑与批判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旧体制、旧观念的习惯势力在作祟。这都说明了进行深层次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其实，现阶段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几十年来的文化官有制，改革由各级文化部门的主管领导垄断文化政策和文化事业的僵化体制，而鼓励文化走向民众、建设文化民有的新体制。
第三，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大必须有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正如温家宝总理2011年9月6日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只有当全世界都公认中华文化真正繁荣起来、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时候，才是我国真正强大的时候。”现阶段的中国已经处在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和平发展新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拿什么去与世界文明对话？又该如何融入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的世界大潮流？除了必须继续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走向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经济市场化、科技现代化之外，我们还必须有文化的繁荣发展与之呼应。而进一步繁荣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正是提升文化软实力、贯彻“文化强国”战略的两大支柱。然而，尽管我们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古老文明，拥有影响了世界上最大族群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历史的辉煌不等于现实的辉煌，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大批判”的折腾之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命悬一线，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被打乱打散，搞得七零八落，以至当代许多中国人都不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优在哪儿，秀在何处，不懂得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之所在，更不懂得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普世性与现代性。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抓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机遇，大力振兴中华文化事业，大力发展中国印记的文化产业。我们要保持传播中华文化的高度自觉，使我们的文化产品承载着中华和文化“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根本精神与仁爱、正义、诚信、和谐、恭敬、廉洁等普世性价值理念，使之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文明对话的友好使者，以促进和谐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倘能如此，则中华和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必将在建设文化强国和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其日益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中华和文化；“文化强国”战略；“多元和谐”；“一道八德”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3-0009-07
一、“文化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题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项战略的提出并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外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的。
其一，在国际上，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已经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是何种文化形态，也无论你是欢迎还是抗拒，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这个全球化、现代化潮流的主要标志，就是经济贸易体制的市场化与自由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与多极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法治化与人文化，文化交流的网络化与价值观念的趋同化。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博爱、科学，等等，正在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全人类普遍接受的观念与理想。这个潮流汹涌澎湃，诚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正如中东国家某些极权腐败的统治者，在民主化的潮流面前陆续垮台、身败名裂，被民主化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那么，在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面前，我们中国何以自处，又拿什么去与世界现代文明进行对话？这是摆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面前极为严峻的机遇与挑战。
其二，自1978年以来，中国从以往的政治挂帅、不断革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到2010年的国家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占据了世界第2位，从而正式进入“和平崛起”新阶段。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物质富裕所带来的问题是贫富分化、吏治腐败、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的涌现和人民对政府信任度的递减。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提出正确的文化战略、迫切需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的时候了。
其三，从文化背景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政治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长期处在被批判否定的地位，人们往往将中国落后的原因都归咎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身上。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东亚现代化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证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没有阻碍中国以及东亚国家与地区（指日本、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反而在激励人心、稳定社会、导正社会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仁爱、礼义、诚信、和谐、中庸等核心价值观念也被证明是具有现代性与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在这一背景下，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个儒学与国学的复兴运动开始在中国悄然兴起。人们开始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审视与论述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资源特别受到人们的青睐，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党全民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号召。儒家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论述，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因为文化在未来世界变革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所以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就刻不容缓了。
二、中华和文化的思想资源
在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文化资源。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道家或佛教，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人与人的和以及全社会、全世界的和，从而形成了有别于法家专制主义、西方征服主义及斗争哲学传统的和文化传统。
儒家的和文化观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讲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整体之和。其典型的范畴与命题即张载所概括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以及程、朱强调的“万物一体”思想。第二层次是讲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群体之和。《尚书?尧典》所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思想，宣扬的是邦国之间、族群之间的群体和谐，而《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理想，实质上是提倡保持“多元和谐”的“大和”（即最高境界的和谐）社会理想。第三层次是讲个人身心的道德之和。儒家一向把“和”与“中”作为保持人际关系和谐相处的崇高道德观念。《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是将个人的喜怒哀乐自然情感升华到致中达和的道德理性。该篇又引孔子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言，把“中庸之德”作为判别君子、小人的道德标准。《论语》中记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记有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学而》），这都是强调个人道德和谐的明证。
概言之，儒家的和文化观，是整体和谐、群体和谐与道德和谐的辩证和谐观，是以承认“不同”为前提而以“太和”为最高境界的多元和谐观。而儒家多元和谐观的基本价值观，则是以仁、和为核心，以义、礼、智、信、忠、敬、廉、耻为主要范畴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体系。 古代墨家的基本主张也是追求社会和谐与人际关系和谐的。在墨家的“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思想主张里，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与和谐思想。墨家认为，天下之所以产生祸乱、篡夺与怨恨情仇，是由于“不相爱”的缘故，而救治乱世的根本办法，即在于“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上》中的“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是“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又说：“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家理想的天下大治标准是：人与人相亲相爱，国与国和平共处，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父子各守道德名分的社会理想，这是一幅和谐社会蓝图，与儒家“小康”社会理想殊途同归。因此，我们可以将墨家的和文化观概括为以“兼爱”为中心的“社会和谐”观。
如果说儒家与墨家的和文化观是一种积极有为的“道德和谐”观的话，那么道家的和文化观可以说是一种主张“和气生物”的“自然和谐”观。这个“自然和谐”观的典型话语，就是道家原始经典《老子》中的三句话。其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这是说人道的法则效法天地运行之道，天地之道的法则自然而然，所以人道也是自然而然的。其二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这是道家的宇宙生成论。“道”是世界本原。“一”指“宇宙”（天地），宇宙由道而生；“二”指阴、阳二气，二气生于天地；“三”指阴阴二气相互作用产生的“和气”，和气化生万物。其三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这是说，了解“和”的境界才算懂得根本之道，懂得根本之道才算得上聪明。这三句话，说明了道家的和文化观，是崇尚自然的“自然和谐”观。
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陶冶心性、倡导平等和谐的和平主义宗教，尤其是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儒家仁爱和谐与道家自然和谐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一套和平和谐理论。在传统佛教的规仪中有所谓“六和敬”，即教徒生活的六大准则，其内容为：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这个“六和敬”，既可以视为教内保持和谐境界的清规戒律，也可以视为佛教徒处世接物的人生态度，而其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和”。无独有偶，2006年4月，在南天佛国普陀山举行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普陀山宣言》，宣言提出了当代佛教界的“新六和”理念，即“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这个“新六和”理念，正是当代佛教价值观的生动表述，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同样是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宗教界的济世爱民情怀。
综上所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或佛教，都有丰富的和文化资源，都十分重视和的协调作用。
三、弘扬和文化的现实意义
中华和文化传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有利于统治阶级赢得民心、稳定社会、巩固政权，有利于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有利于促进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维系多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明初的“洪武之治”，都是天下大乱之后统治者采取“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的儒道兼有的民本思想和德治政策所收到的政治成效。
毋庸置疑，在建设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大力弘扬和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意义主要有三点：
第一，弘扬和文化，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中国人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型，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迈入了“和平崛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但在大好形势和光明前景面前，还存在祥和气象下的阴霾，和谐格局中的不和谐因素。例如，商业欺诈、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危害人民健康问题、过度开发资源造成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贻害子孙的问题，某些党政官员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所暴露的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和干部队伍的道德堕落问题，某些政府机构与企事业单位铺张浪费、奢华无度、挥霍国家财富、损害公民权益问题，如此等等，都隐藏着不和谐、不安定的因素，需要认真对待、妥善解决。老子曰：“六亲不和，焉有孝慈；邦家昏乱，焉有贞臣”（《老子》第18章），是颇有些辩证思维的。正是因为有许多不和谐因素存在，我们才更需要大力弘扬和谐文化，以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自觉与道德自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宏伟目标。
第二，弘扬和文化是台海两岸人民实现“和平统一、互利双赢”的需要。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海峡两岸的人民至今仍处于分治状态，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基本事实。近20多年来，台海两岸人民经济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同胞情谊日益加深，希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但少数“台独分子”挑拨族群关系和两岸关系、顽固坚持其分裂国家的台独立场，国际上也有一股反华势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推行其“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阴谋，因此，我们在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必须坚决揭露、打击台独分裂阴谋。但发展两岸关系的战略重点还是应当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坚持两岸人民“平等协商、互利双赢”的原则。而中华和文化是台海两岸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我们通过对和文化传统的弘扬与传承，能使两岸人民理性了解“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大道理，明白台海两岸“和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利害关系。我们相信，中华和文化传统将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日益显示其思想的威力。
第三，弘扬和文化、普及多元和谐价值观，是扩大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仅成了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持肯定、欢迎态度的，但也有些持偏见的国家表示忧虑，国际上的右翼反华势力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者趁机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与分裂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国粹主义”者被中国的发展冲昏头脑，在那里鼓吹“中国世纪论”或“中国文化世纪论”，认为21世纪将是西方文化全面衰落、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这种“中国世纪论”表面上似乎鼓舞人心，但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其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冷战时期一方压倒另一方、一方统治另一方的斗争哲学模式上，实质上是在文化理论上授人以柄，容易被人利用来作为“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理论素材，也是与中华和文化传统及“文化强国”战略思维格格不入的。这也更加凸现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弘扬和文化的重要意义。我们应当看到，西方文化在21世纪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尽管不可能再像20世纪那样强势，但并没有出现所谓“全面衰落”的迹象，且不说由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所带动的科技文明正在日新月异地造福于人类，单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观正日益显示其普世性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这一点而言，也可以证明西方文明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也不至于全面衰落，而东方文化尽管正伴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崛起而走向全面复兴，但以中华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就其本质特性而言是一种和谐、和平的文化，即便在21世纪取得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地位，也决不会去谋求压倒西方、统治世界的文化霸权。因此，我们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时，既要摈弃西方文明中心论，也要拒绝东方文明中心论，而应以坚持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交流互补、共存并进的文化和谐主义为旨归。 四、如何发挥和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弘扬中华和文化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么在当前，如何深入发掘、充实与弘扬和文化传统以服务于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呢？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提出一项与时俱进、适合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文化发展战略，大幅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我们应当承认，过去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战略方针在发展文艺事业方面曾经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由于极“左”思潮和斗争哲学的干扰，“双百”方针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在经历“文革”之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启蒙与30多年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后，中国的社会面貌与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因而，在阶级斗争年代里提出的“双百”方针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很有必要提出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文化战略。笔者认为，这个新文化战略的根本点，就在于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和谐；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所谓“一元主导，多元和谐”，就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同时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与包括现代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化的多元存在与竞争和谐、共存共荣的格局，吸取多元文化的精华，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大局服务；所谓“会通古今，兼融中西”，就是深入发掘、融会贯通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有益知识及其人文精神，达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与兼融互摄，以创建富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战略服务。当然，在弘扬中华和文化传统以服务于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中，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的理论局限，例如，竞争精神的不足、功利意识的淡薄、法治传统的缺乏、制度建设的忽略，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借鉴和融摄其他异质文化的积极因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
在笔者看来，要充分发挥和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作用，必须在“一元主导，多元和谐；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总体战略指导下，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努力，以求全面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第一，重塑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自觉。在实现“文化强国”战略中，中心的任务就是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点就在于深入发掘与重塑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因为核心价值观是最能集中反映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传统的根本精神和创造力的。
历经数千年文明发展的洗礼，中华文化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道德人文主义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套核心价值体系中包含着30多个价值范畴，如仁、义、礼、智、信，中、和、恭、敬、敏，孝、悌、忠、勇、爱，强、恕、敢、助、惠，温、良、谦、让、顺，节、俭、勤、坚、韧，清、正、廉、耻、洁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在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各个德目，并非都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而是有体用之分，有根本之德，有常用之德，也有关键之德。所谓体用之分，就是根本之德与常用之德的区分，根本之德是道之体，常用之德是道体之用。所谓关键之德，就是这个价值体系中起关键作用的价值范畴。
那么，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根本之德是什么，常用之德有哪些，关键之德又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根本之德是仁，常用之德是义、礼、智、信、忠、廉、和、敬，关键之德是和。
儒家创始人孔子虽然提出了20多个道德价值概念，但讲得最多的是仁。仁是孔子学说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是具有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的道德范畴。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的确立。孟子认为，“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道只有两类，一类是仁道，一类是不仁之道。这是对孔子核心理念的最精辟概括。
“仁”是什么？其基本涵义有三：一是人，即所谓“仁者人也”，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在；二是德，孔子所谓“仁者爱人”的基本涵义，就是有道者的根本之德在于爱一切人；三是根本之道，诚如孔子所云“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礼记》），意谓政治的要义在于以人为本，衡量人的标准看其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根本原则在于实践仁道。从其特质而言，仁是内在于人的心理自觉，即道德自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揭示了仁的这种特质。但这种道德自觉，并非先天具备，而是后天修养而成的。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指明了仁是通过自我修养回归礼义最终达到“仁道”境界的道路。
以仁为中华文化根本之德的理论主张，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特质。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承认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就必须承认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宰权，就必须承认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其逻辑的发展必然是从民本走向民主。中国思想史上，从孔子的“仁者人也”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再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的命题，正是体现了从人本、民本到民主的思想发展逻辑。
那么，仁与其他德目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先儒其实早已作出明确回答。例如，宋儒程颢曰：“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又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二程集》，第14、16页）可见，在先儒看来，仁与其他德目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是道之用；仁是道德的核心，其他德目是仁的表现形式。因此，将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理念，是符合中华文化基本特质的。
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除了仁为根本之德外，常见常用的德目是义、礼、智、信、忠、廉、和、敬八大理念。“义者宜也”，“义”就是合理、适当、公平、公义。“礼者序也”，“礼”就是适度、有序、守礼、守法。“智”是指知识的积累、认知的能力与智慧的运用。“信”即诚信，其基本涵义是诚实、守信、践诺、守法，尊重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忠”在古代主要是指臣忠于君的为臣之道，也引申为忠于国家社稷、忠于人事。今天，“忠”的涵义更加广大，包含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等多重涵义，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理念。“廉”的基本涵义是廉洁奉公。《周礼?天官冢宰》就已提出从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个方面考核官吏的廉德，称为“六计”。《管子?牧民》篇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可见廉德的重要。“和”是中道，其基本涵义是执两用中，和而不同。“敬”有敬天、敬祖、敬父母、敬师长、敬朋友，敬业等多重涵义。《周易》讲“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论“孝”以“敬”为人兽之别。宋明儒家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都把“敬”列为常用大德。 那么，为什么又以和为关键之德呢？因为和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是起综合、协调作用的范畴，儒家所谓“和为贵”、“和而不同”，道家所谓“和生万物”，释家所谓“体道用和”，都表明了和范畴的综合性特色，说明和是综合诸德的关键性范畴。
总之，我们在讨论和文化在建设“文化强国”实践中的作用时，应当把提炼与重塑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放在首位，要使全体国民都认识到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其现代性与普世性，从而提高每个公民的文化自觉。
第二，深层次改革现行文化体制，使国家文化体制适应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的潮流发展的需要。应当承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天起，我国的文化体制是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相辅相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来自于两大传统，一是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强力主导、干预的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来自于“苏联老大哥”的列宁、斯大林式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计划经济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战略是由国家集权（实际上是一党集权）的、独尊斗争哲学的思想文化专制体制。这一文化体制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反胡风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运动和60-70年代的大批判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达到了思想文化专制的顶峰，从而造就了一个极其僵化的、扼杀文化创新的文化体制。这个文化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和生杀予夺大权都掌握在一党甚至是一人手中，批判与否定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所积淀、传承下来的思想精华与优秀文化传统，堵塞或封杀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存在与竞争共荣的道路。尤其是在反右派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出现了一家独鸣、一花独放、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样板戏和语录歌“唱红天下”的荒唐情景。这种僵化专制的文化体制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以后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后才有改观。此后开始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与文化上的反思创新，逐步清除了怀疑、打倒一切的极“左”政治思潮和全盘反传统思潮，逐渐恢复了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权威。然而正像“文革”中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所说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长期以来危害中国的极“左”政治路线虽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初步清算，但文化专制体制的运转惯性及与之相呼应的极“左”思潮的思想惯性并未能彻底清除，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例如，社会上流行的官本位、权本位的思维方式与择业取向、电视连续剧《河殇》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批判否定、互联网站“乌有之乡”所代表的极“左”派对极“左”政治的崇拜与神往、近年来在重庆等城市死灰复燃的“唱红”文化、史学界某些名家对儒学复兴与国学复兴趋势的怀疑与批判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旧体制、旧观念的习惯势力在作祟。这都说明了进行深层次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其实，现阶段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几十年来的文化官有制，改革由各级文化部门的主管领导垄断文化政策和文化事业的僵化体制，而鼓励文化走向民众、建设文化民有的新体制。
第三，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大必须有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正如温家宝总理2011年9月6日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只有当全世界都公认中华文化真正繁荣起来、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时候，才是我国真正强大的时候。”现阶段的中国已经处在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和平发展新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拿什么去与世界文明对话？又该如何融入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的世界大潮流？除了必须继续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走向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经济市场化、科技现代化之外，我们还必须有文化的繁荣发展与之呼应。而进一步繁荣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正是提升文化软实力、贯彻“文化强国”战略的两大支柱。然而，尽管我们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古老文明，拥有影响了世界上最大族群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历史的辉煌不等于现实的辉煌，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大批判”的折腾之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命悬一线，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被打乱打散，搞得七零八落，以至当代许多中国人都不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优在哪儿，秀在何处，不懂得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之所在，更不懂得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普世性与现代性。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抓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机遇，大力振兴中华文化事业，大力发展中国印记的文化产业。我们要保持传播中华文化的高度自觉，使我们的文化产品承载着中华和文化“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根本精神与仁爱、正义、诚信、和谐、恭敬、廉洁等普世性价值理念，使之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文明对话的友好使者，以促进和谐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倘能如此，则中华和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必将在建设文化强国和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其日益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