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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首先感谢您在建军节来临之际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谈谈，如何认识古田会议的历史功绩？
陈发来：古田会议是党和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坚实基础，也是我们党建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记者：请您谈谈，古田会议在政治建军方面作出了哪些开创性贡献？
陈发来：中国革命的胜利，说到底是武装斗争的胜利。因此，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是土地革命初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1927年9月，“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开启了人民军队政治建军之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军队的建设，注重政治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无产阶级领导，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建军的进程。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要不要政治建军、党在军队中起什么作用，争论很激烈。部分领导人比如刘安恭对政治建军并不认同，有的同志甚至提出“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将党的政治部门看作单纯的党务机构。
古田会议决议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理论和党的建军实践相结合，系统地回答了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而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首先，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使官兵认清了红军与国民党军及一切旧式武装的根本区别。
第二，古田会议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强调“党对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第三，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
第四，古田会议制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决议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保护人民群众利益；要严格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以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
总之，古田会议初步回答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中得到贯彻，而且在全国的红军中得到实行，并对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记者：党的优良作风、优良传统，在古田会议前后有怎样的体现和发展？
陈发来：在中央“九月来信”中，专门用“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在中共文献中第一次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根据“九月来信”指示精神召开的古田会议，始终把群众工作放在首位，要求红军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并且明确提出党的一切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这对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党的群众路线形成的重要标志。
为开好古田会议，毛泽东在连城新泉、上杭古田接连召开支队长、大队长调查会，战士座谈会，群众座谈会，党代表联席会，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联席会，详细调查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揭露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分析研究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和解决办法，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群众观点”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与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
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史上，古田会议同样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深刻分析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错误思想的表现与来源，并指出，给中国革命造成最大危害、阻碍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因素，最根本的当属主观主义。
怎样纠正主观主义错误思想？毛泽东提出了三个具体的办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这三个具体办法的提出，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
谈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田会议召开前，陈毅带头反对“陈毅主义”。当时，朱德和毛泽东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产生了分歧，争执不下，同为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陈毅“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毛泽东在写给红四军“八大”会议的信中，批评其为“陈毅主义”。在之后的战斗中，红军的接连失利让陈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看到毛泽东这封信后，他不仅没有丝毫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表示要第一个站出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随后，在接连几次前委会上，陈毅都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错误，并提出“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最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才有了古田会议的召开。
古田会议前的这些争论，虽然给红四军革命历程带来了一些挫折，但通过党内积极的思想交锋凝聚共识，让红四军领导人认识到：健全党内组织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思想武器，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一大法宝。古田会议后，党更加重视科学的舆论监督，积极出版各种对内刊物，并以此开展对党内错误的批评。
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就开辟了“突击队”“铁锤”“铁棍”等专门栏目，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1932年4月1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篇《好排威风的一位中央女同志》，点名批评中央政府里一个叫钱希均的女同志“包庇商人贩货”、货物被扣留后又“商量财政部的会计科长代造一封信，要乡政府立即发还”等错误做法，丝毫不留情面。
这个钱希均是谁呢？是毛泽民同志的妻子，后来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时任《红色中华》报发行科科长；而署名“江钧”的该文作者，其实就是时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可以说，如果古田会议没有明确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要求，之后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可能开展得这么好。
记者：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成为人民军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怎样认识“新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
陈发来：习主席在“新古田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对军队政治工作作出新部署，深刻阐明了政治工作的时代方位，明确了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指导原则、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把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提升到了新境界，推向了新舞台，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为强军兴军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
古田会议在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上矗立起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伟大丰碑，“新古田会议”则标志着我军政治工作站上了新的起点，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古田会议引领我军从苦难走向辉煌，“新古田会议”必将引领我们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走向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光辉未来！
陈发来：古田会议是党和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坚实基础，也是我们党建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记者：请您谈谈，古田会议在政治建军方面作出了哪些开创性贡献？
陈发来：中国革命的胜利，说到底是武装斗争的胜利。因此，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是土地革命初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1927年9月，“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开启了人民军队政治建军之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军队的建设，注重政治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无产阶级领导，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建军的进程。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要不要政治建军、党在军队中起什么作用，争论很激烈。部分领导人比如刘安恭对政治建军并不认同，有的同志甚至提出“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将党的政治部门看作单纯的党务机构。
古田会议决议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理论和党的建军实践相结合，系统地回答了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而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首先，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使官兵认清了红军与国民党军及一切旧式武装的根本区别。
第二，古田会议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强调“党对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第三，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
第四，古田会议制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决议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保护人民群众利益；要严格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以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
总之，古田会议初步回答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中得到贯彻，而且在全国的红军中得到实行，并对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记者：党的优良作风、优良传统，在古田会议前后有怎样的体现和发展？
陈发来：在中央“九月来信”中，专门用“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在中共文献中第一次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根据“九月来信”指示精神召开的古田会议，始终把群众工作放在首位，要求红军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并且明确提出党的一切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这对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党的群众路线形成的重要标志。
为开好古田会议，毛泽东在连城新泉、上杭古田接连召开支队长、大队长调查会，战士座谈会，群众座谈会，党代表联席会，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联席会，详细调查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揭露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分析研究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和解决办法，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群众观点”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与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
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史上，古田会议同样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深刻分析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错误思想的表现与来源，并指出，给中国革命造成最大危害、阻碍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因素，最根本的当属主观主义。
怎样纠正主观主义错误思想？毛泽东提出了三个具体的办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这三个具体办法的提出，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
谈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田会议召开前，陈毅带头反对“陈毅主义”。当时，朱德和毛泽东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产生了分歧，争执不下，同为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陈毅“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毛泽东在写给红四军“八大”会议的信中，批评其为“陈毅主义”。在之后的战斗中，红军的接连失利让陈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看到毛泽东这封信后，他不仅没有丝毫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表示要第一个站出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随后，在接连几次前委会上，陈毅都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错误，并提出“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最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才有了古田会议的召开。
古田会议前的这些争论，虽然给红四军革命历程带来了一些挫折，但通过党内积极的思想交锋凝聚共识，让红四军领导人认识到：健全党内组织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思想武器，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一大法宝。古田会议后，党更加重视科学的舆论监督，积极出版各种对内刊物，并以此开展对党内错误的批评。
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就开辟了“突击队”“铁锤”“铁棍”等专门栏目，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1932年4月1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篇《好排威风的一位中央女同志》，点名批评中央政府里一个叫钱希均的女同志“包庇商人贩货”、货物被扣留后又“商量财政部的会计科长代造一封信，要乡政府立即发还”等错误做法，丝毫不留情面。
这个钱希均是谁呢？是毛泽民同志的妻子，后来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时任《红色中华》报发行科科长；而署名“江钧”的该文作者，其实就是时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可以说，如果古田会议没有明确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要求，之后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可能开展得这么好。
记者：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成为人民军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怎样认识“新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
陈发来：习主席在“新古田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对军队政治工作作出新部署，深刻阐明了政治工作的时代方位，明确了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指导原则、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把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提升到了新境界，推向了新舞台，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为强军兴军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
古田会议在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上矗立起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伟大丰碑，“新古田会议”则标志着我军政治工作站上了新的起点，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古田会议引领我军从苦难走向辉煌，“新古田会议”必将引领我们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走向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光辉未来！